混合外交：数字科技在日常外交实践中的纠葛与争议
作者：Rebecca Adler-Nissen, 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数字科技与社交媒体；Kristin Anabel Eggeling，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外交、数字化以及全球科技政策。
导读
本文探讨了外交行为体如何利用数字科技（例如社交媒体、文件共享、电子邮件与移动电话）开展工作。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阐释外交官们应该如何应对与数字化相关的经历、焦虑与分歧，并说明技术变革的意义所在。本文认为，数字化涉及了关于职业等级、身份、界限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斗争，甚至关乎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意义。学术界常常区分“传统”外交和“数字”外交：“传统”外交是在没有数字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面对面会议、午餐或鸡尾酒会）。相反，“数字外交”指的是需使用数字科技（例如数字屏幕、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外交活动，通常与互联网相关，无需面对面交流。
数字时代外交理论化的主要挑战在于，人们的理解尚未摆脱限制性的“传统-数字”二分法。本文通过长期民族志研究获得的原始资料，对数字化如何融入日常外交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混合外交（blended diplomacy）反映出数字时代下外交实践的两个并行过程：首先是技术与社会行为的纠葛，其次是这种纠葛所引发的争论。在日常使用数字科技时，外交官从事着两种类型的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第一，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外交工作与其他活动之间的横向边界（horizontal boundary）；第二，根据职业地位给自己和他人排序的纵向边界（vertical boundary）。
为什么是“混合外交”，而非“数字外交”
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但在外交生活中往往并不引人注目。关于外交数字化的现有研究表明，形式明确的数字外交在欧盟的多边环境中毫无疑问地发挥着作用。但是这种关注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今天的外交官很少主动选择数字工具或网络途径。实际上，数字媒体和技术已经深入地融进了日常外交生活。
本文还发现人们需要重新审视关于数字科技如何改变外交的一系列观点。传统主义者宣称，数字科技意味着“外交的终结”，因为职业外交官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然而对于欧盟的大多数外交从业者来说，这样的言论并不能引起充分的共鸣。例如，外交官们会战略性地利用推文来组织会议，其中一些成功的推文还得到了推荐。这似乎与“推特不符合外交模式（undiplomatic）”的观点并不相符，反而表明外交术语在社交媒体中发挥了作用。外交官们充分了解加快技术参与、尊重现有制度的需求。
混合外交的理论化：纠葛（entanglement）与争议（contestation）
数字科技在外交中的应用可以被概念化为混合外交，涉及纠葛与专业性争议两个过程。纠葛是混合外交的第一个维度，体现了当今的外交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数字化。数字化设备和流程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外交官的日常工作，以至于常常被视作理所当然。因此，从纠葛的角度来理解外交与数字化的交汇可以使人关注技术是如何微妙地改变日常习惯、工作流程和实践的。
混合外交的第二个维度与外交官群体内部如何理解并抵制数字科技有关。除了纠葛以外，数字科技的使用也在外交身份与外交关系中造成了新的矛盾。例如，外交官们会担忧自己的数字手表被监视，智能手机会破坏会议的保密性，或是在线交流的持续噪音会干扰作为发言人的任务。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既需要拒绝，又需要创造性的探索。
混合外交的边界工作：“真正的”外交与“重要的”外交官
在社会学的背景下，边界工作这一术语被广泛用于分析护士或律师等专业群体如何划分自己的专业领域，以与其他行业、消费者、市场力量和国家机构区分开来。在概念化混合外交时，本文采用边界工作的概念来指代有关外交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之间象征性且物质性的划界的持续斗争，以及对所谓“真实”外交工作的专业想象。
横向边界：“真正的工作” vs 干扰
随着数字科技融入日常外交，它扰乱了外交职业中“真正工作”和干扰项的区别。本文从实地考察中了解到，纠葛还挑战了外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外交官并不会完全无视数字科技，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何适当使用数字科技才是关键问题。一位大使曾经抱怨他的社交媒体群组中的专业内容与私人内容混淆在一起，例如一场大使间的严肃对话被“不重要的”足球赛话题所破坏。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区别且平行于专业外交渠道的第二个私人渠道。一位外交官对自己的手机感到不满，因为手机侵犯了他宝贵的“休息时间”，使他的思想远离了“真正的工作”。还有外交官认为，数字科技带来的干扰不仅涉及时间管理，还涉及外交这一制度的道德基础和基本含义。
在观察和采访中，本文发现应用数字科技以后，外交官会对失去安全保密的空间感到焦虑。他们意识到，虽然有时候官方会指导如何使用数字工具或者社交媒体，但是他们通常不太了解这些方针。如何理解数字科技的未成文使用方法主要取决于外交官自己。数字科技的阴暗面在于它扰乱了私人以及公众之间的分界线，违反了外交信息控制与保密要求。对许多外交官来说，泄密不仅影响实时谈判以及政治进程的结果，还有破坏外交群体之间长期建立的信任的风险。
纵向边界：必要人员 vs 非必要人员
边界工作的第二个维度涉及数字科技如何塑造外交行为体之间的等级关系。先前的学术研究发现影响外交等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用的知识。虽然大使仍旧占据金字塔的顶端，行政秘书、助理秘书、官僚人员、笔译员与口译员等在外交场合占据较低的职位，但是发推文或者组织线上会议的做法动摇了长期建立的权威以及正式外交地位中根深蒂固的一些影响。一位外交人员反映，仅仅是因为擅长组织线上会议，他成为了事实上的工作小组组长。因此，一些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或者不重要的技能成为了能影响外交领域的手段，新冠疫情的到来则加快了这种趋势。
数字科技本身并不会影响地位的高低，但它卷入了争夺外交等级的斗争之中。例如，一个没有数字信号的会议室意味着会议及与会者处于外交阶梯的上端，而具有电子设备的会议室及其与会者则被降为次等。与此同时，大使们会将自己与“媒体人”（media person）分开，从而维护了外交职业的界限：即媒体人只是捕捉和分享外交成果的人，而他们则是交付这一成果的人。这种态度在欧盟更为普遍。许多高级外交官报告称，社交媒体工作只是实习生的任务。
然而，这种看似牢固的等级制度也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逆转。正如前文所说，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是更加灵活的会议组织方式。在反思线上会议与线下会议之间的区别时，欧盟的一位长期外交官指出事情已经变得“有点随机”。在疫情时期的会议条件下，召开会议的时间与地点更多取决于谁有某种软件的许可而非在外交等级中的地位。
结论
外交研究的重点一向是“传统外交”和“数字外交”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通常表现为线上线下二分法。但是，将对“数字外交”的看法局限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导致对当代外交混合特征的忽视。数字技术和平台的快速发展对外交领域现有的界限提出了质疑。一方面，当外交官努力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工作”时，横向边界效应就会。这种效应根植于外交人员对于分离工作与私人生活，以及失去专属的时间与空间的实际担忧之中。另一方面，本文发现数字工具的使用与社交媒体的创建有关，这导致了纵向界限的发生，即外交官群体内部就最有价值的技能开始进行等级排序。
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代外交有至少两方面影响。首先，本文论证了混合外交的模糊性，特别是欢迎数字科技但同时疏远数字科技这两种共存却又互相矛盾的做法。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影响是数字科技成为了外交官群体内部的象征性资源，是外交领域大变革的一部分，涉及有关职业等级、身份和界限的斗争。纵观横向和纵向边界工作表明，不同的外交官个体对数字科技有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体验。他们对于何为理想的“职业外交官”以及如何面对新的科技发展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