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尼 江苏常州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政治部速记员，苏浙军区滨湖区区委副书记等职。1958年调外交部，是我国驻外首批女参赞之一。曾任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及中国驻智利与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政务参赞。1984年离休，2008年5月去世。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此而奋斗，并做出贡献的老一辈外交工作者。五十年前，远渡重洋，为开辟南美洲这一新的外交领域，在当时比较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辱使命，增强了中智的友好往来，并正式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
我的父母曾接受使命，去完成中智建交的工作任务。在这里向读者推荐我母亲季尼同志生前所写的回忆，来了解那一段经历。通过这些经历，为老一辈的外交官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而感动。借此向老一辈的外交官致敬！
55年以前，我还是新四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可谁能想到，1958年我来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
任重而道远
智利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同新中国来往最早与较多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0年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建交前，早在1965年我国就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建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智利商务代表处”。我的丈夫林平同志被任命为商务代表。这是我国在拉美地区21个独立国家中，唯一的民间驻外机构。
1966年3月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司长符浩同志约我在外交部会议室谈话。他很严肃地向我传达了外交部党委的决定。他说：“为了加强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工作，部党委决定让你担任商代处的‘对内参赞’、党委委员。”
在新的任务面前我既高兴又觉得担子重。感谢党交给了我光荣艰巨的任务，给了我与林平同志并肩战斗的机会。我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拉美是美国的后院，被控制得很严。智利政权掌握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在对华关系上，既有受美国影响的一面，又有与我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商代处的成立，成为我国在南美开展工作的一个据点，任务相当艰难与繁重。一份经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批示的文件，要求代表处创造一种特殊类型外交机构的工作经验。
临行前，许多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为我们践行。敬爱的粟裕司令员和夫人楚青同志特设家宴欢送我和林平。这位老将军还像在战争年代那样关心和爱护我们，嘱咐我们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要加倍小心：“你们俩是任重道远啊！”
接受新的使命，从公从私不能说没有困难。今后两个女儿由谁来照应？小女儿10岁，还在上小学。已经上高中的大女儿也只有18岁。这两个掌上明珠可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呀，更何况当时的国际环境很紧张，拉美政局很不稳定，我们在异国他乡，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此时此刻，我不免想起了这样一段经历：
九名遭非法政治绑架的中国人在巴西狱中
1964年1月，我国与巴西商定，在巴西设立商务代表处。林平同志任商务代表，王耀廷同志为副代表，我担任商代处对内参赞。从1961年起，先后派出九位同志分三批前往工作。
1964年3月下旬，林平带领五位同志赴任，我因动手术，拟随后前往。他们一行到达我驻瑞士使馆，决定4月1日搭机飞向巴西。谁知31日深夜，巴西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古拉特政府被推翻。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林平同志一行停止前进，否则他们一走下飞机就会遭逮捕入狱。
当时已在巴西的王耀廷同志等九名贸促会和新华社工作人员都遭到非法逮捕，长达一年之久才被释放。因此，当我们被中央再次派往拉美地区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时，思想上就做了发生上述情况的准备。
离开北京前夜，当我们把女儿托付给我的老战友李进和罗伊夫妇时，那母女间依依惜别的深情，那战友间情同手足的情谊，都让我热泪盈眶。
驻智三位女同志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季尼、张萍、刘静言）。
初建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朱埃尔格拉洛大街上。那是一座古老、低矮的西班牙式建筑。院里虽然有柠檬树和玫瑰花，可总也驱散不掉常年积累的、阴森森的潮气。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夏天见不到充足的阳光，下水道又经常堵塞。最令人讨厌的是商代处马路对面那个智利有关方面设置的监视点，日夜观察我们的行动，只要商代处的人一出门，监视点的人马上就会跟在后面。
面对如此环境，商代处的同志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使中智贸易日益发展，每年我国从智利进口四万吨精炼铜锭、一万吨硝，还有碘等。
商代处的那道不起眼的小铁门，走进过许多智利议会的会员，走进过社会党的领袖阿连德夫妇，走进过社会名流，走进过华人朋友……
商代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朋友越交越多。显然，这座古老的小院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我作为参赞带领商代处的张萍、刘静言两位女同志开始寻找新的住所。
在驻智住址留影
我们租房的条件是租金不能太高，周围环境对商代处开展工作有利，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客厅，以便举行大型外事活动，其次才是办公室、小餐厅和卧室。
一连察看了几处地方，都不理想。有些房子我们虽然看上了，但租金又太高，谈不成。正当我们发愁时，一天早晨，一位叫圣地亚哥的先生打来了电话，表示愿意租给我们房子。
我们找到了列赫陀尔路66号。这里环境幽雅、草地碧绿、鲜花盛开、房间宽敞、设备齐全。庭院、客厅、卧室、走廊、餐厅处处都打扫得一干二净。
女主人同我们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说着对中国人的好感，还指着自己细而长的眼睛说：“你们看，我的眼睛多像中国人的眼睛。上中学时表演节目，常常让我扮演中国姑娘。”女主人很愿意把一些家具包括钢琴在内留给我们使用。
我们三个女同志认为这座法国式的住宅作为商代处的驻地是很合适的。临别时，我送给女主人一把中国的檀香扇，她高兴地打开欣赏着。事后我们又对房东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解，经商代处研究，很顺利地把这座大家都满意的住宅租下来。
从此，列赫陀尔路66号门前郑重地挂上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智利共和国商务代表处”的标牌。
外交官与“八大员”
我和林平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战士，一直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但在国外商代处工作，我们既是外交官又是普通的一名工作员。
季尼和林平出使智利
商代处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可智方限制商代处人员的名额，所以人手不多。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尽量不雇外籍员工，我和林平两个年近半百的人也和商代处其他同志一样，什么活都干，像安全员、服务员、炊事员、采购员、清洁工、司机等等都干过。
根据圣地亚哥市环保规定，住宅周围要由各住户保持绿色与清洁，我和林平每天早晨和大家一样，打扫住房周围的人行道。我们俩分工，一个从前门扫起，一个从后门扫起，然后两个人到拐角处汇合。秋季，叶落满地。我俩边哼着歌，边扫地，一会儿工夫就把落叶堆成小山，然后再一簸箕一簸箕送进垃圾桶。
中智两国建交之后，林平和我虽被任命为大使和参赞，但只要时间允许，我们俩依然早早地就把院子与人行道打扫干净。这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商代处的活动大部分安排在晚上。我们雇佣的智利司机卡尔洛斯先生每天按时上下班，如果晚上请他加班便要付加班费，于是大伙就自己学开车。
首先是林平带头学。开始，我真为老伴捏把汗。可一想，他在淮海战役、解放上海以后，也曾摆弄过缴获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因此我要鼓励他、支持他。最后他终于拿到了驾驶执照。在他的带动下，商代处除女同志外，翻译、厨师等同志都学会了开车。这在当时我驻外机构来说是少有的。
汽车会开了，但遇到晚上参加宴请不认识路怎么办？于是白天我便请外籍司机开车去晚上赴约的地点认路，我坐在车里一路上记住沿途显着的标志，如加油站的大牌子、经过的桥，以及其他突出的大建筑物等。晚上林平开车时，我便在旁边指路。
提起汽车，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到智利一家友好人士家做客。席间谈到美国对拉美人民的剥削与掠夺。主人的一个10岁的儿子也在场。
晚宴结束，主人带着儿子送我们到大门口。正当我们要坐上汽车的时候，这个小孩突然跑过来看看车的牌子。当他看到是美国产的汽车时，一副天真的样子十分逗人喜爱。他小大人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不是主张反对美帝国主义吗？怎么还坐美国产的汽车？”我们连忙解释说，我们虽然持有外交护照，可智利政府不让我们享受外交豁免权，不准进口其他国家的汽车，所以只能就地购买美国汽车了。
季尼在商代处国庆招待会上迎接宾客。
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是商代处最忙的日子，也是大家各显其能、团结协作的机会。为了给国家节约外汇，1966年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主张不租用旅馆，而安排在商代处举行。招待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准备工作很繁琐。光是700位客人的名单，700份请柬就够我们忙活了。刘静言同志打字，会开车的林平、黄志良、张听富亲自出去送请帖。
饭菜、点心尽量保持中国食品的特色。客厅、办公室、后花园，尽量多腾出一些地方，供客人活动、交谈。招待会又是宣传我国建设成就的机会，我们特意布置了图片展览。招待会前，我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包括安全、保卫、交通、存衣架、帮助厨师拔鸡毛和剥蒜皮，还准备了汽灯、蜡烛、手电筒，以防突然停电。
1966年新中国在南美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林平代表与智利前副总统佩特雷加尔及几位智利参议员交谈。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正式举行招待会的那天晚上，我和林平穿戴整齐站在门口，迎接四面八方来的客人。招待会上我们频频举杯与客人交谈。招待会结束时，我俩又站在大门口送别客人，整个招待会差不多要站近三个小时。
招待会结束，送走客人后我们又是一番忙碌。大家即刻进卧室换上工作服，同志们戏说这是“卸装”。有的下厨房洗刷餐具，有的打扫客厅，擦洗地毯上的酒渍、油渍，有的检查室内外有无未灭的烟头，把客人送来的花篮放到花园去……一直忙到次日凌晨，我们一个个又累又困，可没有一个人叫苦的。大家在这个小集体中团结协作，既是外交官，又是“八大员”，非常愉快。
商代处举办活动，有时忙不过来，连在智利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经常来帮忙。他们同样是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没有一个提出要报酬的。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亲人一样看待，从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报效祖国。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学习成绩优良，校长与教授经常夸奖他们。
在法国，林平、季尼夫妇（右）与驻法使馆工作的宋之光、张如合影。
真是万事起头难啊！当时智利商代处的工作条件很差，因为是民间机构，智利政府规定我们不得享受外交特权，不能自设电台，不能由信使传递信件。即使没有和国内直接联络的条件，我们也不能与国内失去联系啊！
于是，按照外交部规定每隔三个月我便随林平到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去一趟，通过他们向国内汇报工作、接受国内指示、阅读国内有关文件。有些需要向商代处同志传达的保密文件，我们就反复阅读，认真用脑子记，实在记不下来的就用新四军时学的速记符号等记录下来。
商代处不得享受外交特权，国内无法给我们输送各种物品，我们到了巴黎，只好从使馆转购一些，同时带回国内寄来的一些影片。同志们笑称我俩是“夫妻跑单帮”。
出任政务参赞
1970年9月，社会党领导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后对外执行了反帝、反殖、扞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
同年12月，智利与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南美第一个与我建交的国家。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在拉美的影响。
不久，我被任命为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在外交部同时被任命为参赞的女同志还有五位。这对外交战线上的女同志来说是一大喜讯。同志们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并称外交部的第一批女外交官为“六朵金花”。
邓颖超到夫人培训班做思想工作
说起女同志当外交官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外交部初建时期，从不同工作岗位上调来一批女同志。当时由于受前苏联外交工作体制影响，规定女同志一律以夫人身份随同丈夫驻在国外，不分配具体工作。
这些女同志，大多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干部和教师、医生等职业妇女，一下子变成无职业的“家庭主妇”，都有些想不通。
后来周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邓颖超大姐也做了许多工作，才决定女同志与男同志一样可以担任使馆工作，但只是身份对内不对外，叫做“对内一秘” “对内参赞”，仍以夫人身份对外。
70年代，季尼（3排右6）以参赞身份与丈夫林平（2排左3）大使一同出席外交部驻外人员工作会议。
到了70年代，外国驻北京的使馆里，出现了一批女外交官，从参赞到随员都有，有的是单身，有的还带了丈夫。而我国驻外使馆的一些女同志，虽然外交官身份对内不对外，但干得很出色，展示了女外交官的才干。为什么她们的身份不能对外呢？于是外交部改变了过去的规定，正式任命了一批身份对外的女外交官，我很有幸，被列入第一批女外交官之内。
丁雪松（左一）出席外事活动
几年以后，外交战线又向前迈了一步，丁雪松同志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女大使，大家为这个突破而欣喜。接着是龚普生同志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现在女大使的人数更多了起来，她们都像男大使一样，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外交才干，为发展中国同驻在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我敬佩邓大姐。一直按照邓大姐的要求，努力做好外交工作。
1971年，林平出任中国首任驻智大使，向智利总统递交国书。
那天中午，智利外交部礼宾司通知林平大使向阿连德总统递交国书。我作为参赞，陪同大使前去，除我外还有参赞丁浩、郑佩堂和翻译黄士康。我们乘坐的礼宾车由摩托车开道。进了总统府以后，乐队奏中智两国国歌。林平大使检阅了仪仗队。
早在商代处工作时，我们就与阿连德是老朋友了。这次，阿连德总统站在总统府红厅迎候。在与林平大使握手后，看到我是一位女外交官，接着就与我热情握手，以示尊重。阿连德总统对林平大使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坦率地向外交部长阿尔梅达提出，希望今后智中两国的关系，包括政治、贸易、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关系日益紧密加深。”
第二天，圣地亚哥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并配发了中智建交和大使递交国书的照片。
我觉得，周总理想要了解的情况，应该由中国驻智利使馆来提供。作为政务参赞，义不容辞地应做这项工作。于是，我和刘培根、邢绛两位同志，在智利农业部长的安排下，到智利的农村搞调查研究，沿途访问了山区、海滨、平原、湖区，受到6个省的省长、郡长、土改中心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季尼参赞（右一）在智利农村调研
企扬省的一个农村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他们挥舞手帕，跳起奎尔卡舞欢迎我们。主人请我们品尝智利民间小吃玉米面皮大饺子。这些农村虽然为分到了土地而喜悦，但还没有摆脱贫困。住房是木板钉的，用具也极简单。家家都是子女成群。他们说：“子女是上帝给的，不能拒绝。”
在特木科省山区，我们访问了土着人居住区。为了安全，当地还为我们派了警车护送。警察还佩戴手枪。我们觉得这样做太招摇过市了，第二天就换成了一辆轿车。车里坐的是带武器的便衣警察。这里的人们还是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种地，生活艰苦。
骑马的智利农民
离开特木科向瓦尔迪维亚前进，一路上湖泊山峦相连，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瓦尔迪维亚市是围绕着一个湖建立的，我们到达时正是万家灯火，灯光照着湖面闪闪发光，非常美丽，好像又回到了祖国的江南水乡。这一次我们重点调查了畜牧业发展情况和牧民们的生活。
有一次，在瓦尔迪维亚旅馆，清晨，我洗漱完毕，走出房门去餐厅时，只见有一个青年坐在我的房门口。我愣了一下，这位年轻人很有礼貌地说：“季尼参赞，我奉命为您服务，24小时守卫在这里。”我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主人想得太周到了，他们对一个女外交官负责，也是对中国的友好表示。
瓦尔迪维亚河
这次外出调查长途跋涉，经常出现险情。
从特木科前往瓦尔迪维亚虽一路都是山区，但公路平坦，加上司机卡尔洛斯的技术高超，我是放心的。谁知在暮色中翻越一山坡时，汽车的一只轮胎盖飞了出去，司机毫无察觉。坐在后面的那辆车上陪同我们的农业部长的保镖发现了，立即按喇叭示意我们停车。保镖用最快的速度跑向山腰，捡回了轮胎盖。幸好是一只盖子，没有出大事故。
从蒙特港返回瓦尔迪维亚的这一天，大雨滂沱，山路难行。正行进中，一粒小石子把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打碎了。雨水哗哗地流进车里，路上又找不到配玻璃的服务公司，好容易找到一家汽车修理站，玻璃型号又不对，司机随便找了一块有机玻璃钉上，可能见度很差。雨越下越大，我们真担心再出事故。
智利圣地亚哥中央广场
第二天，车行到离圣地亚哥5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汽车排列有一公里多长，一座公路桥被冲垮了。军队工兵正在抢修，而一时半会儿又不能修好。
怎么办？使馆已为我们安排了活动。我们找军官商量，说明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有急事返回首都，请他们想办法提前放行。军官听罢表示理解，立刻命令工兵在断桥上铺了三块大木板，让我们的汽车小心翼翼地从木板上开过去……
这次调查在驻圣地亚哥的使团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多使馆纷纷要求智利政府给予同样的机会和安排。不少大使夫人也为此羡慕不已，我们把调查研究所见所闻写了一份“关于智利农业和土改调查的综合情况”送外交部。部领导很重视这份报告，并印发给有关单位参考。
经受地震考验
智利地处地震多发性地区，平时小震不断。由于经常地震，大使馆的同志有了经验，每当地震发生时，凭感觉测出的震级，与事后公布的震级往往差不多。
1960年5月，智利中南部的海底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导致数万人死亡和失踪。
那天晚上，我和林平刚躺下翻阅从国内寄来的人民日报。突然感到床铺抖动得非常厉害，与平时地震不一样。我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大地震，赶快起床准备跑到院子里去，刚走出房门，房屋晃得更厉害了。我头晕眼花，无法举步，只能靠着房门墙壁坐下。这时就像在簸箕上一样，一颠一颠的。又见灯光慢慢地暗下来，最后熄灭，整个屋子一片漆黑。待晃动稍缓和些，我俩赶快下楼。
一面招呼各房间的同志们，询问安好，要大家拿出手电、蜡烛，查问有无外出活动未归的同志；一面准备起草电报，向北京外交部报告智利发生地震和使馆情况等。
智利地震后的情景
检查后发现，部分居住在馆外宿舍的同志们安然无恙，只是少了记者童勤利与司机张志伦同志。于是急忙派人去记者开会的地点寻找，童勤利同志找到了，而未寻找到张志伦同志。
电报稿已起草完毕，可缺少了张志伦同志，大使不能签发，不能告诉国内使馆人员是否都安全。于是又派人出去寻找，最后总算找到了，原来他没有把车停在开会地点的马路上，而停在另一条马路上——发现他时，他正在车内呼呼大睡，根本没有感觉到发生了地震。
人员齐全，电报发出，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7月的南半球，正是初冬季节，夜晚是很寒冷的。这次地震震中在瓦尔帕莱索海域，里氏9级，圣地亚哥是里氏7.8级，受灾面积波及中南部四省，而这些地区上月刚遭受过严重暴风雪袭击，上台执政不久的阿连德政府遇到了困难，这对使馆人员来说也是一场考验。
1973年1月，周恩来（前排左七）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智利外长阿尔梅达（前排左六）一行。
使馆党委根据智利所遭受的灾情，从中智两国关系出发，决定向国内建议给予智利一定数量的援助，并请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一封慰问电。北京很快发来周总理慰问电，中国红十字会向智利捐赠了300万美元的物品。
所赠物品为：大米1万吨、奶粉20吨、食品罐头270吨、毛毯2万条、药品50吨。为此大使约见阿连德总统、内政部长何塞·托亚，向他们递交了周总理的慰问电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慰问电与捐赠实物清单。
叩开三军友谊大门
商务代表处是民间机构，所以我们交友范围与政府官员接触很少，和军队更是没有交往。
两国建交后，我以大使夫人身份拜访了陆军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将军的夫人，她以浓厚的兴趣欣赏我送给她的檀香扇和其他工艺品。她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看到中国人来做客也很高兴，特地从楼上下来与我们交谈。
过些时候，我又拜访海军司令劳尔·蒙特罗将军的夫人。夫人很是热情，带我们参观他们的住宅，告诉我蒙特罗将军曾担任过智利驻美国的武官，因而夫人与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接着，我又拜访了空军司令塞萨尔·鲁伊斯丹将军的夫人，与她也成了好朋友。
林平与季尼在智利的工作照
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之间的友谊在逐步增加。这期间，我们曾邀请海军司令夫人与孩子来馆看中国电影。得知她每天睡前要喝一杯葡萄酒，我便亲自为她送去了中国产的红、白葡萄酒。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邀请陆军司令夫人携全家来使馆做客，她欣然接受。这“全家”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了。席间普拉茨将军与林平大使友好交谈。夫人、孩子、还有夫人的母亲，对丰盛的中国菜肴赞不绝口。其后，我们又邀请了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的全家。
“埃斯梅拉达号”练习舰
4月24日张才千副参谋长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该舰来访。舰长劳尔·罗贝斯·库尔瓦海军上校和由他率领的部分官兵，又应邀访问了杭州、北京。
该舰返智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邀请全体官兵参加。招待会气氛友好，他们纷纷表示访华满意，对中国留下了良好印象。这是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第一次举行有那么多军人参加的招待会。
总统夫妇、三军司令夫妇、政府部长夫妇、驻智利使节夫妇以及其他军政高级官员均被邀出席。席间气氛异常热烈，总统与外长夫妇带头跳起了流行智利民间的奎尔卡舞。这是我们在智利工作数年来，第一次被邀请参加智利军方举办的活动。
普拉茨将军
1973年2月，我和林平同志奉命调回北京，陆军司令普拉茨将军举行丰盛的家宴为我们饯行。海军司令全家也以隆重的烛光晚宴为我们送行。
蒙特罗将军表露他对中国有好感，喜欢中国的麻将牌，并拿出一副刻着英文字母的麻将牌和英文说明书给我们看。他的夫人特别热情友好，在得知我们将离任后，亲自编织了两条毛线披肩送给我。
最感人的是，她手捧鲜花亲自去机场为我们送行，可惜迟到了几分钟，她到达时正好我们登上了飞机，她伤心地落下了眼泪，恳求机场人员迅速将鲜花送上飞机。待鲜花送到我手中时，飞机已发动，正要向跑道滑行，我只能隔着舷窗举起鲜花，向她以及地面送行的朋友们致谢。
智利外交史上的第一个
林平同志在智利工作了8年，我在智利工作了4年。智利方面给我们的评价、荣誉和友情，令我们难以忘怀。而更使我们难忘的是总统在夏宫对我们的欢送。
一国之主欢送一个国家的离任大使，这在外交史上是不多的。
这是一次隆重的欢送宴会，智利政府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三军司令等20多人围坐在一长形的餐桌前，在我的面前，特意摆上了一束香气袭人的玫瑰花。这是对一个女外交官的特殊礼遇与尊重。
阿连德总统
席间，双方都很激动。阿连德总统用汤匙敲敲酒杯，站起身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欢送林平大使和夫人。他俩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俩在很长时间里，为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国家关系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令我们难忘的，智利人民将感谢与记着他们。愿他们今后继续为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国家关系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祝他俩身体健康，一路平安！”
宴会结束了，我们与阿连德总统握手告别，并相约在北京相见。谁知，这竟成了我们与总统的诀别。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在同政变部队战斗中以身殉职。出席宴会作陪的普拉茨将军夫妇，在这次政变中，被迫逃到阿根廷，最后被安放在车里的定时炸弹炸死。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为中国人民的智利老朋友而难过。但中智友好会持续下去，中智友好会后继有人。
季尼在商代处国庆招待会上与来宾握手
为了表彰我俩对中智友好做出的贡献，智利总统阿连德授予林平大使大十字荣誉勋章一枚。智利外交部授予我功勋章一枚。
我是智利外交史上的第一个被授勋的女外交官。因此，授勋仪式相当隆重、热烈。
宴会开始以后，阿尔梅达外长起身热情讲话，代表阿连德总统把大十字荣誉勋章亲自挂在林平大使的肩上。接着，阿尔梅达外长的目光投向了我，说了一番赞扬的话并亲手把一枚功勋章挂在我的胸前。
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终生难忘。我觉得这荣誉不仅是给我们两人的，也是给我们国家的，是智利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表示。
我们将愉快地迎接新的外交使命。
生于日本横滨进步侨领家庭的冯乃超，在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左翼团体，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他闻大革命失败，毅然归国投身革命。冯乃超1930年初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起草理论纲领，先后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
在马来西亚书法界努力下，马来西亚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华文书法。马来西亚教育部将书法列入中小学华文课程，在每年的全国华文嘉年华里，把中小学书法列为主要的中华文化项目之一。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