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川仪九厂是由南京内迁来渝的。到今年（2009）6月30日,已经度过了整整四十个春秋。作为一个参与三线建设和扎根三线企业的内迁职工,半世纪的风风雨雨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回忆与感慨。时值建厂四十周年,谨撰此文聊以纪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周边局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以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步实现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遵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的最高指示,沿海许多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企业乃至科研单位纷纷向被称为祖国大三线的云贵川、陕甘宁青等省区迁移。这次的“内迁大移民”并不亚于当时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比现今的三峡移民工程更加壮观,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速度还要快。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自然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中央决策:“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200多个三线项目。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等城市迁入20余个……。在这种“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怀着一腔热血,满腹豪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落户到重庆这座陌生的城市,用血肉之躯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鼓励这些内迁的三线建设者们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传承这一重大使命。今天,回顾内迁的四十年岁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做到了。
当时,仅重庆北碚地区就从江苏和上海迁来一二十家工厂，比较大的工厂有浦陵机器厂(上海)、宁川机器厂(南京)、红岩机器厂(无锡)、曙光仪表厂(川仪四厂.上海)、花石仪表材料厂(川仪一厂.上海)、四川分析仪器厂(川仪九厂.南京)、水文仪器厂（南京）等等,估计当时迁入重庆北碚地区的内迁职工和家属就有上万人。经历了四十年的变迁,工厂企业在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垮掉的有之,迁走的有之,倔强生存下来的也有之。值得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重庆川仪九厂历经千难万险,于内迁四十年后,仍然屹立在山城。
选址
五十多年前,中央为大三线的建设制定了“靠山、近水、分散、隐蔽”的八字战略方针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
当时号称中国分析仪器发源地的南京分析仪器厂(下称南分厂)为部属企业,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南分厂整厂搬迁。遵照这一指示,厂领导开始选择内迁地点。
一机部规划,在湖南建湘西仪表总厂和在当时的四川重庆北碚建四川仪表总厂。因此,南分厂的迁建只能从湖南的湘西和重庆的北碚两个地方选一。
据派往湖南湘西考察的人汇报,湘西那边迁建的地方有一小镇,一条小河,有山有景,环境不错,只可惜那里不通铁路。且不说搬迁难度大,制约今后企业的发展是关键所在。因为,这对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乃至对外联络影响极大。
厂里又派人到重庆考察选址。在北碚,先考察了三花石地区,即当时的外语学院(今川仪四厂)。因觉得这里紧靠公路灰尘较大,环境不宜于精密仪器生产,且总面积也不敷应用。
后经川仪总厂建议,把四川分析仪器厂(下称川仪九厂)厂址选在北碚澄江镇运河边的重庆23中学高中部,抗战时期名闻遐迩的美龄堂亦在厂区范围内。南分厂领导来渝实地考察后认为,地处缙云山下,林繁木盛,环境优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隐蔽性极强,即便是从高空也很难观察到厂区的面貌,符合中央“靠山、近水、分散、隐蔽”的战略方针,也符合内建的“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厂区面积也大,距澄江镇较近,方便今后职工生活。最后决定迁渝。
在得到部里批准后,于一九六六年三月成立了以付厂长为内建筹备处主任的“四川分析仪器厂内建筹备处”,选派精干力量,组建10余人的内建小分队进入川渝。
内建开始
一九六六年四月,内建小分队从祖国东海之滨的石城南京,来到了祖国大西南的山城重庆,开始了艰难的内建筹备工作。
那时建房可不像现在甲方发包,乙方承建,而是事无巨细,都得亲力亲为。
基建开始首先要搞好三通一平,为此就要招募临工(现在称为民工),如石匠、木匠、泥瓦匠和大量的抬工、普工。招工也不像现在由甲方说了算,而是先要到省城成都申请用工指标,再到江津专区的机关所在地永川,审批具体的招工地域,然后再由内建筹备处的人员拿着用工介绍信前往批准的合川铜溪、渭沱、九岭等人民公社招人。这几个公社距合川既远且又不通公路,只有一条水路相通,往返于公社与公社之间全靠步行。
招工指标到了公社还要由公社研究后分配名额到大队,再到小队,最后落实到个人。公社社员被选做民工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那里的社员很少有机会外出务工,而且,每个大队都有较多的人掌握石工、木工、泥瓦匠手艺,导致有的大队不得不采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谁胜出。奔波近一个月,人员才逐步凑齐。
当时渭沱到合川还不通公路,为运送临时工,由筹建处包了三条小木船,沿涪江顺流而下到合川。这些淳朴可爱的社员们上了小木船后人人兴高采烈,会唱山歌和号子的还放声高唱帮着船工划桨。到了合川找到旅店集中住下,每人发了一天的误餐补贴,这相当于社员近10天的劳动工分。众人按捺不住,纷纷逛街去了。
交通与采购
澄江镇距重庆市区55公里,离北碚10公里,从川仪九厂到澄江镇步行需15分钟。起初,厂区到澄江镇没有直通汽车的路,人们只有步行经过运河河坝才能到达对岸。由于河坝的一边是水,一边是近二十多米深的河谷,河坝上又没栏杆,人在只有一米多点宽的坝上行走,真是提心吊胆。上游涨水时河水漫上河坝,行走更是困难。
民工到达工地后首先要修筑一条厂区与外面公路连接的盘山公路（有两公里长）,以便通汽车运输建筑材料。川仪九厂的厂房和宿舍虽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203部队施工承建,但建房所用水泥、砖瓦、钢材、木材、沙石、钢窗等等,必须靠内建筹备处材料供应组人员外出采购供应到位,部队方可施工。
在计划经济时代,采购是一项处处需要低头求人的苦差事。首先得削尖脑袋去拿指标跑批文,有了它才能到指定的地点去采购、运输,其中的困难艰辛只有靠采购员自行克服解决。例如当年采购木材,有了指标、批文,然后到指定的四川凉山州雷波县那边的一个小镇——新市镇提货。几百立方米的木材,根根都是长2米以上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原木,看着都吓人,怎么运?后经人指点,先将原木改小,请人捆绑成木排状,然后通过水路从长江运回重庆。这一折腾至少也得花费两三个月时间。
当时的木材采购人员到新市镇出趟差,得先由重庆坐火车到内江,再转车到宜宾,由宜宾坐一天小火轮,才能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交通的不便,给工作带来多大的困难。在这种困难的工作环境下,原先配备的10多个内建筹备处人员显然不够用了,只得请南分厂增援,陆续从南京厂里调来政工干部、医生、汽车驾驶员、采购人员等五六十人充实内建队伍。
艰难岁月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期间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交通不畅,停运罢运是经常的事,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对内建工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日,筹建处某中层干部从重庆菜元坝火车站坐缆车上到两路口时,突遇武斗,枪声大作,吓得他趴在地上,好容易熬到枪声平息才敢起身离开这是非之地,匆匆赶到牛角坨准备乘汽车到北碚,可车站所有车辆停运,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徒步走到北碚。从早上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到达北碚总厂时已快夜间12点了。
在那个年代,北碚至澄江镇的公交车时断时续也是家常便饭的事,人们经常从北碚走回厂区,单边走一趟,一般得花三、四个小时,最快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到。
辛苦倒也罢了,甚至有人牺牲在这块热土上。筹备处就有一位中层领导,为了三线的建设,不幸遇难在澄江镇上,同时还有一个中层负责人也在那天负了伤。
总之经过三年多的风雨历程,在全体内建筹备处人员和203部队施工军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九六九年五月,机械加工车间、工具车间、试制车间、装配车间、中心试验室等主要厂房落成,七幢家属楼和二幢单身职工楼和其它一些辅助设施也同时完工。
搬迁
六月里好阳光,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搬迁忙,从东北搬到甘肃,从东海迁到川江,好人好马好设备,支援三线保家乡!
本来一机部是安排南分厂全迁的,大概考虑到搬迁不停产等战略因素,部里决定改为半迁。这样,哪些人迁,哪些人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了。其时,文革中南分厂领导被造反派罢免,尚未恢复工作,故只有在军管会(南京炮司)的领导下,成立内迁办公室,全权处理内迁事宜。
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六月初,二百多名第一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名单张榜公布了。领导动员大家“留者安心去者愉快”。留者当然是安心了,去者有多少人能“愉快”呢?天晓得!
随后,一道硬命令下达:凡内迁人员必须在六月二十日前将家具行李整理好,由南分厂负责统一打包随船托运。
第一批内迁人员包括家属大约有六、七百人,由南分厂包了一条东方红63号轮,在军管会的一位副职干部带领下,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往二千多公里外的祖国大西南山城重庆。
出发的那天,码头上一片繁忙。握手、叮咛、祝福、拥抱孩子,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当沉闷的开船汽笛拉响时,许多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心中反复呼唤着:再见吧我的金陵古城!再见吧长虹般的南京长江大桥!再见吧巍峨的紫金山!再见吧美丽的玄武湖、莫愁湖!再见吧中山陵、雨花台!再见吧夫子庙、秦淮河畔!再见吧我可爱的南京……
轮船逆江而上,来到了壮丽的长江三峡。可是人们还没有从离别的伤感中缓过气来,对于名闻遐迩的张飞庙、仙女峰、白帝城等三峡景色,根本没什么心情去欣赏,怅然若失的眼中看到的只是高山峻岭、峡江险滩,真正体会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急水向东流。”
两年后的1971年,第二批内迁人员100多人也抵达山城。前后两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共有300多人,加上职工子女一共有近千人来重庆安家落户。
内迁后的第一个10年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是川仪九厂内迁后的第一个10年。
内迁初期,工厂由四川省军区派出的军管会实行军管。在军管会的直接指导安排下,川仪九厂落实了领导班子,成立了厂革委会。主任是退役空军校官,也是川仪九厂第一任厂长。当时的九厂由四部分人员组成,300多人的内迁职工和近百名分配来的大学生、近百人的**军人以及总厂从各分厂调来的一部分职工,总人数近600人,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40后和50后。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学历和阅历,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第一个10年里,文革还未全部结束,一部分干部的极左思潮还未退去,职工上班仍不正常,只能是勉强维持,惨淡经营。
四人帮倒台后,“拨开乌云见太阳。”这时,内迁的第一个10年也接近尾声了。拨乱反正开始后,工厂慢慢恢复了元气,逐步走上正轨。
在这第一个10年里,工厂排除干扰,陆续建设了一些辅助设施和8、9、10三幢家属楼。内建时盖的家属楼,按当时的要求,只能参照干打垒和石打垒的模式建设,居住面积小不说,连厕所都没有,厨房也是两家或三家合用一个。那个年代,燃气尚未普及,因烧煤球捅炉子而常常引发矛盾。生活极为不便。
在内迁10周年的纪念日,每位职工中午或晚餐时凭票可到厂食堂免费领取两个荤菜,炒肉丝、肉片、回锅肉、粉蒸肉、烧白(南京人称扣肉)任选;免收粮票供应每位职工4两米饭或领取馒头两只。
内迁后的第二个10年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川仪九厂内迁后的第二个10年。
这10年是川仪九厂辉煌发展的时期。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各项工作都步入正常轨道。九厂产品销售额逐渐从几十万发展到两三千万。
工厂投产时只有从南分厂转接过来的微量氧、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分析仪器等老产品,后来自主开发研制了酶标、721分光光度计等医用光学系列产品,同时还生产气相色谱仪,在化工、石油、水泥、教学、医疗、科研和军工等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地处西南的云贵川和中南、西北的省份,大多使用川仪九厂生产的分析仪器。从此,九厂的产品占了分析仪器生产销售的半壁江山。
八十年代中后期,工厂又从德国引进了红外、紫外、磁氧等领先世界潮流的分析仪器新技术,并逐步国产化,为后来发展分析仪器成套装置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还研制和生产了水质分析仪器,弥补了我国分析仪器这一块的空白。
在这10年里,由于工厂的经济效益较好转,有能力逐渐恢复奖金制度。别小看那区区5~10元的奖金额,在那个时代它对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还是具有一定推动作用的。与此同时又新盖了一幢6层装配大楼,生产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另外,新建了11、12、13、14幢家属楼和两幢单身楼,改造了当初内建时没有厕所的家属楼,提高了职工的居住质量。
职工的生活福利也在进步。中午厂里免费为职工蒸午饭,每个职工每月都发洗澡票、开水票、厂露天电影票,也就是说职工洗澡、打开水、看电影基本都是免费。有职工得了癌症等重病,基本都是全额报销。
在这10年里,职工加了两三次工资。虽然加一个序号才5-10元左右,但使职工看到了希望,激发了工作热情。
在这十年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九八四年夏天,由于嘉陵江上游山洪暴发,造成嘉陵江水猛涨倒灌,使工厂的汽车库、锅炉房、食堂、医务室及5、6、7号家属楼、子弟小学等全部被淹。所幸生产车间都建在地势较高的山岗上,不然损失就大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是工厂内迁后20周年纪念日,厂里开了纪念大会,还发了一些纪念品,当月的奖金也比平时增加了。
内迁后的第三个10年
内迁后的前20年里,对内迁人员的人事政策是“只进不出”。凡是内迁和随迁人员没有特殊的情况是绝对不可以回迁南京的,一是领导怕动摇军心影响生产,二是怕戴上“破坏三线建设”的帽子。所以内迁后的前20年尽管经历了四任厂长,但没有哪一位厂长敢拍板放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川仪九厂的职工人数已经发展到800-900人,可谓鼎盛时期。九十年代后,由于总厂的人事政策有所松动,内迁人员凡是南京有单位接收的,厂里根据生产需要可以逐步放人。因此有几十个年轻一点的,则纷纷联系调动单位,回迁南京。
九十年代中后期,川仪总厂在重庆南坪开发区买了一两幢新建厂房,总厂为了九厂的发展和产品销售的方便,将所购部分厂房拨给九厂使用。于是九厂的一些重要生产部门和科室从澄江迁到了南坪,同时九厂在南坪紧靠厂区附近盖起了3幢职工家属楼。从此,川仪九厂便一分为二,在澄江和南坪都有了厂区。
两地运转给九厂生产带来很多的不便,一时难以适应,加上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三角债问题,致使生产效益滑坡,经济陷入困境。
在这个时期,出生于三十年代的部分内迁职工也都年届退休,南京有房子和子女的都落叶归根返回故乡南京。这时九厂的内迁职工逐年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不少职工子女通过读技校和招工等方式顶班进厂,给工厂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
一九九九年的六月三十日是川仪九厂内迁30周年,因生产效益不佳,厂里既没有开纪念大会,也没发什么奖金,只发了些纪念品。
内迁后的第四个10年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川仪九厂迎来了内迁的第四个10年。
在这个10年里,所有在三线建设时期奋斗过的内迁职工、六十年代分配的大学生以及复转退军人都已逐年退休完毕,不少空缺岗位由70后、80后的年轻一代取而代之。另外,个别内迁的职工子女也被提升到厂领导工作岗位,加上重庆南坪开发区的便利交通条件,川仪九厂不仅顺利地度过了企业关停并转的困难时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目前,在职工人数只有90年代初一半人的情况下,产值比以前翻了几番。这个成绩既是当今在岗的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得来的,同时也是老一辈内迁职工扎实基础,完善制度,新老相传的结果。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职工素质的提高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新产品的研发是企业生存的方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四十年来,经历了一分为二和新老职工更替,川仪九厂仍然健康地屹立在山城重庆。愿川仪九厂不吃老本,续立新功,昂首阔步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今年的六月三十日是川仪九厂建厂四十周年纪念日,希望当今的九厂人能够永远铭记这一天。
尾声
那时的三线建设,主要是为战略性的防御做准备。然而,这毕竟是在国家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匆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一味追求速度而难以顾及职工生活配套条件、交通建设和今后企业的产品销售等,但这些困难或问题并没有吓到内迁职工,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地逐一完善和解决。
试想,当初的“内迁大移民”如果改为3-5年的技术支援,或许同样能取得较理想的三线建设成果。因为四川不缺人,重庆也不缺人才,只要沿海工厂企业派出一些技术骨干进行传帮带,完成任务后即可撤回原单位,这样既免去了国家不少财力物力的投资,同时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
如今,有些内迁单位垮掉了,有些为了企业的生存搬出了深山峡谷夹皮沟,遗留的厂房设备不能不算是一种浪费。
当初人们来到三线时,都还是二、三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熬到今天都已两鬓染霜。正是他们,为三线建设贡献了全部青春和毕生精力。
川仪九厂内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调走了一部分,退休回南京一部分,因病作古的也有数十人,现在还剩下100人左右的内迁和随迁退休职工在渝生活。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已成为地道的山城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有近20户左右的内迁退休职工和一些曾经为川仪九厂、为三线建设作出贡献的复员**军人、大学生,仍租住在澄江厂区那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职工宿舍里,厕所不足1平方米,厨房不足1。5平米,结构简陋。在此,特呼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川仪九厂的当家人,能设法尽快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在重庆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初步改变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布局的努力中,他们曾经为此而流过汗,流过泪,甚至流过血!
（图来自向伟 曾经的辉煌 文来自凤凰网 作者：计燕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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