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甄贤学校旧址前，望向门口的容闳雕像，我难免心生感慨。这种感慨不是那种抒情式赞美的矫情，而是悲凉。
书写容闳是一件难事，相比与他一起在少年时代赴美的黄宽和黄胜，容闳无论生前身后，都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越是大人物，越让人难下笔。写生平？写事迹？各路学者、作家早已研究透彻并写了个遍。
真正让我感怀的，是容闳的一些人生断章。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七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当时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甄贤学校校门▲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选择洋学堂，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或是参与传教工作，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从商。
内部回廊▲
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实际上，对于容闳的父母来说，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因素。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到了美国后，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1850年时，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在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考入耶鲁大学，但他根本无法负担学费。孟松学校虽有资助名额，但前提是毕业后要担任传教士，容闳表示拒绝，他虽是基督徒，却不愿被限定择业自由，他也认为，贫穷不是丧失自由的理由。他的这一决定，也使得原先澳门的资助方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好在布朗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找到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说服对方为容闳提供资助，此外，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也负担了容闳的一部分学费。
当时的耶鲁仅有学生五百人，容闳是唯一的华人。
此时的容闳其实已融入了美国社会。早在孟松学校期间，他便习惯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式生活。当时，他自个儿承担劈柴烧炭生火之类的事情，也帮人劳作换取生活费，大学时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承担学生宿舍的食品采买。他还酷爱锻炼身体，据说，这个在中学时代一直穿着中式农民衣服、盘着辫子的少年，曾是足球场上的骁将。这个景象在大学时代成了“绝响”，因为入学才一年，容闳就丢弃了中式长袍和辫子。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我曾读过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比如他是划船队的成员，在球场上也流传着如“我们一定WIN，因为我们有WING（容闳之名）”之类的话语；还有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得到著名学者关注……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一百多年后，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这让我很难全部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作为一个独在异乡的东方人，容闳所遭遇的困难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以及好奇心带来的种种“围观”，恐怕都是容闳无法绕过的挑战。他可以依仗的，唯有自己的适应力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度所特有的包容性。
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注定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1854年，从美国耶鲁毕业回国的容闳曾说，希望“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抱着这种态度，容闳曾与各方势力合作，寻求救国之道。他曾赴南京，向天王洪秀全和洪仁玕献言献策；他也曾受曾国藩委派参与洋务运动，上书清廷促成幼童留美；他还曾与维新派来往密切，参与戊戌变法；晚年的他，曾支持革命党，遭清政府通缉。
如此看来，晚清数十年间粉墨登场的各种势力都与容闳有过交集，这位“海归”的政治立场似乎很难界定。
我一向不喜欢投机的人，倒不是逼人站队，只是觉得一个人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应有一个基本立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也该有个底线。不过对于容闳乃至那个时代的一些人而言，我倒很难生出“他们在投机”的感受。
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无论是容闳，还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这些岭南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都一次次审视自己，寻找那条救国之道。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投机。
他参与洋务运动，同样是源于实用主义。其实，洋务运动与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并无直接关系，但经过了与太平天国的那次接触，容闳显然明白了“曲线救国”的道理。当年，他向洪仁玕提出七条意见，其中四条关乎教育，却无功而返，这让他深知掌握话语权是何等重要，有了话语权，才有机会实现理想。如果他能在洋务运动中为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出力，得到足够信任，便有望实现他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教育救国的梦想。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步子迈得颇大，他们还提出，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就可被赐予“生员”（即秀才）身份，回国后也可“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对于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他自然会想起自己当年入读马礼逊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境况，那时，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了科考之路，与官场无缘，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考体系。
后来的留美幼童，迅速适应了新世界，开始拒绝中式长袍，甚至剪掉辫子。他们在西方教材里也学到了大量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四书五经自然也失去了兴趣，更反感那些繁琐的礼节。他们中的一些还无视清廷的规定，开始信奉基督教。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亦情窦初开，与美国女孩秘密约会，自由恋爱，并有情书至今留存。詹天佑等人组成的棒球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赛艇队也多次击败哈佛大学队。
在容闳看来，这实属正常，“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但孩子们适应了美国社会，大人们却并不适应，容闳只是唯一例外。对于清廷负责监督留美幼童的官员们来说，孩子们的转变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所致。清政府有一个美好愿望：幼童们必须“政治正确”，成长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相符的好青年，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来好好报效朝廷。但即使带队官员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让孩子成长为一个“政治正确”同时有知识有文化的“分裂青年”。
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监督官员的守旧和孩子们自身的成长，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幼童留学一事的叫停。容闳寄望实施百年的留美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此时，詹天佑等人已考上了大学，学业却遭强行停止。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工程师詹天佑、外交家梁诚、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大批官员、买办、海军将领、工程师、教育家。
留美幼童的旧照▲
容闳则心灰意冷，他回到美国，一住就是十三年。后来，他曾回国支持维新派，之后又走向革命。武昌起义后，久病卧床的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表示喜悦之情，并提出建议，警惕内战，并希望病好后重返中国。1912年1月，他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他因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这位一生信奉实用主义的“海归”，具备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省。他始终在寻找那条救国之路，正如他在美国时所说的：“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他未能叶落归根的故居，位于如今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据说，当年这条西大街三巷叫“辅仁巷”，这是容闳起的名字。容闳后人曾回忆，容闳故居占地大概二百平方米，有天井、大厅、东西两侧长屋，是典型的农家宅院。
十八岁那年赴美之后，容闳大半生中仅仅返乡三次。故乡对其而言，也许已经成了一个虚无的名词。不过，他仍在故乡留下了痕迹。1871年，他与选拔首批赴美幼童的间隙返乡，倡议并捐资五百两白银，在家乡办甄贤社学，留美幼童容星桥为第一任校长，容闳为名誉校长。1902年，他最后一次返乡，将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这间学堂后来陆续更名为甄贤学校、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如今名为甄贤小学。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出身这所学校。
陈列馆内展示的图片▲
容闳这位“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美籍华人，并没有多少“衣锦还乡”的欲望。从地域而言，他是香山人，但从胸怀而言，他是世界人。
他并未叶落归根，一生爱国亦为此奔波的他，去世后葬于哈特福德的雪松山公墓，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以及其他家人葬在一起。据说，墓碑朝着东方。
突然想起另一段记载，1902年，遭清廷通缉的容闳决定返美。那年，他已74岁，已有一去不还的预感。于是，他返回南屏，为列祖列宗上香，在父母坟前跪别，黯然离去。
如今的甄贤学校，原址的青砖瓦舍学堂古风犹存，已经被辟为容闳纪念馆，当年的教室成了陈列馆。行走其间，三百多张图片和数十件文物展示着容闳的一生，其中最珍贵的，当属《西学东渐记》的首版书。1909年，这本容闳自传在美国纽约首次出版。书中有容闳写给两个儿子的亲笔题字：“送给我亲爱的孩子们，无论你身在何方，这本书如我陪伴在你们身边，直到永远！”
容闳的两个混血儿子都非常帅气▲
1875年，容闳与玛丽·凯劳格结婚，育有二子，两个儿子后来都回到中国定居。照片里的他们，带着混血的帅气。
资料显示，旧时校舍占地1117.6平方米。学校分三个部分：右前为礼堂，二进夹一天井，面阔三间，硬山顶，穿斗抬梁混合结构；右后为教室，砖木结构，一座隔作五间；左为图书室和教务室。左右两面相隔一条长巷。在礼堂的东壁嵌有一方“容氏甄贤学校碑铭”，阐述建校宗旨及经过。
学校内部大堂，原为礼堂▲
所谓“甄贤”，即甄拔贤能，哺育人才之意，容闳的愿望，在甄贤学校后来的办学中已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