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与敦煌地图 塞切尼东亚考察队
收藏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历史照片、文献等，再现了百年前的敦煌景象，通过匈牙利考察队在中国的考察记述和活动，从而使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匈牙利科学探险队
1879年的敦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到亚洲腹地探险的热潮，各种名号的探险队、考察队开始在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古丝绸之路沿线肆意地探险和寻宝。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德国的格伦威德尔、日本的大谷光瑞、美国的华尔纳，等等，先后以考察探险为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肆意发掘，将大量文献和文物掠夺到世界各地。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震惊世界。
1、斯文·赫定
地处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很早就参与到中亚探险活动中，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文物，其中以瑞典的收获最为丰富，今瑞典人种学博物馆就收藏着斯文·赫定四次中亚考察收集的大量文献与文物。从1893年至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其活动范围之广，大概是同时代其他探险家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走遍了甘、新、蒙、藏数省。斯文·赫定是第一个走访丹丹乌里克、楼兰的西方探险家，他的考察成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当属地理勘查，考古非其所长，但他捷足先登，也获得了不少文献和文物。
斯文·赫定
1896年1月，第一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斯文·赫定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和田东北于田县与策勒县交界处，找到了一座名为“塔克拉玛干古城”的遗址，收集并匆匆掘得一些文书、佛雕像和其他物品。这座“塔克拉玛干古城”就是后来被斯坦因称为丹丹乌里克并取得重大收获的地方。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主要是漂流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00年3月，在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程中，斯文·赫定考察队偶然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城，但未及发掘就离开了。在完成藏北考察后，斯文·赫定于1901年3月，又来到楼兰古城遗址，作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他们在那里停留了7天，发掘到许多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木简，确证了此地即为古楼兰遗址。1905至1908年，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探险的目的地主要是西藏。1927至1935年，斯文·赫定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在额济那河沿线发掘到1万余只汉简，就是震惊学术界的“居延汉简”，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居延汉简”逃脱了被掠走的命运，但“居延汉简”之外的考古发现，全部被斯文·赫定带走了。
居延汉简
2.斯坦因 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流散英国的关键人物是斯坦因（1862-1943），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他在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等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下，自1900至1931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范围广阔的亚洲腹地考察，其考察的重点就是我国的敦煌、吐鲁番地区。1900年5月至1901年7月，斯坦因从印度经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考察，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鲁迅在《不懂的音译》中曾说过：“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
王道士、斯坦因、蒋师爷
1904年9月，斯坦因正式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申请，计划开始第二次中亚考察，斯坦因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英国驻北京公使萨道义代表斯坦因向清朝外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发给斯坦因用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护照。然而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官衔确定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并且外务部给斯坦因发放护照后，还给陕甘总督升允、新疆巡抚吴引孙下达咨文，请求保护斯坦因，升允、吴引孙接到咨文后，照例逐级下达，故甘肃、新疆的相关道府州县也接到了保护斯坦因的通知。由于斯坦因的官职是“总理教育大臣”，甘肃、新疆的中国官员和普通百姓都被其唬住，故各地府道州县也就不敢阻止斯坦因从事任何活动。1906年4月至1908年8月，斯坦因开始了第二次中亚考察，除了重访和田与尼雅外，斯坦因还沿塔里木盆地的南沿，发掘了楼兰和米兰遗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
楼兰遗址西北的塔址
安西以东长城烽燧
1930年8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自“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觉悟日益提高，所以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坚决反对，也受到中华民国政府和新疆各级政府的多方阻拦。但是，斯坦因还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抵制情绪，千方百计地闯入中国，在新疆进行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1930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斯坦因最后一次绕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看到无法按原计划实施他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考察计划，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新疆，结束了第四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所获得的庞大收集品陆续运到英国，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文献部分：凡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写者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其他文物材料如绢画、刺绣、木版画、陶器、木雕、钱币等等，在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
3.伯希和
在藏经洞翻检经卷的伯希和
《语对》
伯希和考察队收集的文献材料，基本上全部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集美博物馆1879年建于里昂，1888年迁至巴黎，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古物收藏单位，1909年11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美术品，入藏于卢浮宫博物馆。1947年，集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于卢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获美术品也就转归集美博物馆收藏。
4.奥登堡
俄国与新疆毗邻，在中亚考察方面，走在了列强的前面。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自1870至1885年曾四次考察中亚，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1879年至1880年西藏之行中，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路过敦煌，走访了千佛洞，在其考察报告中有关于敦煌的详细记录。
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也很早就开始收集新疆文物和文献。彼得罗夫斯基将他从喀什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1863-1934）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中亚古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1892年至1893年的秋冬，彼得罗夫斯基又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的写本残片。1905年，他又寄给“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俄国委员会一大批写本收集品。
1909至1910年，奥登堡亲自率领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到达新疆，他的主要目的地也是吐鲁番盆地。他走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纳、伯孜克里克、胜金口等遗址，做了部分发掘。此外，奥登堡还到过焉耆的七格星和库车的苏巴什、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克孜尔等遗址。1914至1915年，奥登堡率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前往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敦煌。奥登堡是大宗攫取敦煌写本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但却不是收获最少的一个人，据说他们发掘了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的堆积物，因而获得10000余件文献资料和许多脱落的壁画，又从当地居民手中收集了大约200件较为完整的写卷。总之，奥登堡带走了18000件汉文残卷、200余件藏文写本、少量梵文或其他文字写本，以及100余件绢纸绘画、雕塑等。
奥登堡
俄国的外交人员和探险家多从事古文献和文物的收集工作，考察队更是一批接一批的探险和发掘，所以俄国的收集品来路多，内容广泛，也比较混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其前身是1818年建立的亚洲博物馆，1930年改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50年该所迁往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分所，一度称亚洲民族研究所，现在一般称为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从我国西北地区收集的文献材料，都收藏在该所的图书馆中，总数达几万件之多。俄国外交官和考察队历年收藏的西域、敦煌文物，则收藏于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艺术品总数在2200件以上。
5.格伦威德尔
1902年汉堡东方学大会上，由于受到英国和俄国的影响，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著名画家、印度艺术史专家格伦威德尔（1856-1935）决心前往中亚考察，目标就选在了吐鲁番。1902年8月，格伦威德尔率领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从1902年12月初至1903年4月初，考察队在哈拉和卓、高昌古城、胜金口、木头沟等地区进行发掘，获得古物46箱，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并且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等文献。
被德国探险队剥离的壁画
被德国探险队剥离的壁画的残痕
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与勒考克汇合，开始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考察队在图木舒克做了短暂的停留，即往库车西面的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考察，肆意剥取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材料。1906年5月，考察队继续东行到焉耆附近，同样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画和雕像。勒考克由于身体原因先期回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继续东行吐鲁番，在高昌古城和哈密一带，一直发掘到1907年4月。此次考察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也超出了吐鲁番，扩大到几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全线。
1913年5月末，勒考克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告，离开柏林奔赴喀什，开始第四次吐鲁番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库车，他们除考察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访问过的石窟外，还考察了苏巴什、森姆塞姆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然后，东行发掘库木吐拉，11月，西返图木舒克，直到1914年2月才结束发掘。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的情况比较复杂，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最初入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二战期间，这些收集品被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所有。东德所藏以文献为主，后入藏于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西德所藏的一批文献，于1947年转移到美因兹收藏，约有数百件，主要是回鹘文残卷。现在，这些文献资料都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资料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
6.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1900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宗教，受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亚考察的刺激，1902年8月，前往西域考察。他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越帕米尔，到达喀什。大谷光瑞率本多、井上二氏南下印度，得到其父大谷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渡边、堀二氏则前往叶城、和田，1903年北上阿克苏，东行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等古遗址，做了约四个月的考古调查，然后到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1904年5月，携带大批收集品回国。
大谷光瑞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中亚考察。11月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如交河故城、木头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等，都进行了调查发掘。1909年2月，二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察楼兰古城，然后沿丝路南道西行，野村氏则沿丝路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7月到达喀什，与橘瑞超会合，然后携带收集品回日本。
1914年5月，大谷光瑞因财政问题被迫辞去宗主职位，飘荡在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学与著述。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也陆续流散到中、日、韩三国公私收藏家手中。大谷探险队第一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被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但到二战末的1944年，这批收集品归东京的木村真造所有。战后，由国家收购，交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收藏。第二、三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1916年1月，随着二乐庄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一部分文物也归久原房之助所有，久原随即将这批收集品赠予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这些文物就移存到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在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
吉川小一郎及护照
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特别是文献部分，因大谷本人长期居住大连而运到了旅顺。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接管之前，有一部分文献被运回日本。1948年大谷去世，翌年，在西本愿寺发现两个大木箱，上有“大连关东别院光寿会”字样，其中装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西域古文书、木简、绢画等，这批材料由西本愿寺交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博物馆的收集品带在身边，后来也交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留在旅顺的部分，经过苏联一段时间的管理，1951年2月交中国政府接管。1954年1月，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将敦煌汉藏文写经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部分西域文献和文物，留在了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
日本私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是中村不折（1868-1943），自1895年中日战争中任从军画家，获得一册《淳化法帖》起，中村不折就开始收集中国书画文物。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古代书法遗品，也是中村大力收集的对象，经过多年努力，他陆续获得晚清新疆、甘肃两地官员王树枏、梁玉书等人所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获得部分日本收藏者的藏品，成为日本私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多者。1936年11月，中村不折以自宅创为书道博物馆，展出其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其他中国文物。
7. 华尔纳
华尔纳盗掠壁画痕迹 莫高窟第320窟
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是美国有名的中国善本书图书馆，也是除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之外，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地方。1985年，一个普林斯顿人将其所藏的一批文献资料长期存放在葛斯德图书馆。这批文献共83件，分汉文佛典，汉文古籍，汉文世俗文书，回鹘、西夏、粟特文残卷，绢纸绘画残片五部分。除这批文书外，葛斯德图书馆还藏有一些其他来历的敦煌写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也出于各种原因收藏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文物。
万佛峡（榆林窟）河岸左侧的石窟寺 1907年斯坦因拍摄
月牙泉 1907年斯坦因拍摄
莫高窟中寺门前的马车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
莫高窟中寺门前的信徒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
莫高窟农历四月八中寺门前的摊贩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
莫高窟农历四月八的信众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
满载盗窃文物出发的奥登堡考察队
满载盗窃文物出发的奥登堡考察队
莫高窟下寺门前整装待发的考察队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
百姓在莫高窟上寺前合影留念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
莫高窟大泉河东岸佛塔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
莫高窟第427-414窟（上）、第307-318窟（中）、第30窟（下）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
从莫高窟中寺院内望九层塔 1943年李约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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