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前几天，张玖逛了很多地方。路过红砖外墙的洋楼，夜里外白渡桥亮起灯光，东方明珠的倒影隐隐约约留在黄浦江面。
她有些伤感。从2013年读研到现在，她在上海待了快7年，“这是个很好的城市”。
张玖拍的外滩景色。
张玖今年30岁，年前辞了职，一直到6月，她还没有得到新的offer，这意味着只出不进的银行账户只能维持她生活半年左右。
6月底，张玖在上海租的房子到期，她没有再续租，决定回家。
栖身之所，往往是人们私人的选择。城市里来去流动不停，疫情成为一线城市新移民们迁移的“催化剂”。
冲击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张玖从医院的急诊出来，看到人们都戴着口罩。
年前，张玖向公司的HR提了辞职。从医院得到诊断的第二天，她带着哑掉的喉咙，坐上了回江西老家的火车。按照原本的计划，张玖会在家过完春节，2月再回到上海找一份新工作。
然而实际情况和计划有些出入。她投出的几百封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在家待了两个月，3月初，张玖从老家回到上海。
她对现实状况感到不解，不懂为什么一个岗位招聘挂了好几个月没有招到人，也怀着迷惑，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选择。她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生子，过所谓稳定的生活？
吴谊的计划也没有赶上局势的变化。
从事旅游行业的吴谊在春节前回到河南的家中，他忙着处理客户退单，15个人去韩国的旅行团在出行前一天提出退款。那时候他还很乐观——新冠肺炎病例在国内只确诊了几百例，其中大多在武汉，国家间没有限制出入境，似乎还是可以流通的状态。
抵不过客户要求，吴谊试图和航空公司和旅游平台协商联系，但免费退改的政策一直没有消息。
1月下旬，他所在的旅游公司不断接到客户退订旅行行程的诉求。这家中型旅游公司主要经营私人出境游订制，对接旅行平台，去年的营销额达到1个多亿。在吴谊的记忆里，出境游的市场一直处于扩张的趋势，没有特别低迷的时期，他因此乐观地预测暑假能够恢复经营。对旅游行业和公司，他都抱有期望。
无论如何，吴谊没想过会走到失业这一步。公司原本有一百多人，从2月开始，逐渐有员工离职。首先是公司开除了一批接不到业务“懒散出格”的十来个员工，到5月，又有二十多人和公司协商离职，其中包括吴谊。
到7月公司只剩下二十多人。公司引导员工签自愿离职，答应赔偿一个月工资，但在他离职当天晚上，公司在工作群里发了个文件给员工们，说暂时发不出工资，先欠着。
吴谊的薪资一般包括五六千底薪与提成。疫情后，公司强制先发半薪（底薪一半），拖了几个月，才全部补上。离职时，公司还欠着吴谊一万多元提成。
旅游短期内没法做了，吴谊大多数离职的同事转成了电话销售，比如线上教育的推广。吴谊也找过新工作，过了销售岗位的面试，但他不喜欢。他试图换到外贸行业，行业内的人却告诉他，外贸今年“也不太行”。
契机
对林雅田来说，疫情也许是生活的转机。
她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大三那年，参加了传播学研究生考试，结果距离理想学校差那么一点。
没考上，她也不甘心被调剂。同学们都在忙春招的时候，林雅田跑到苏州的民宿里，和来往的人聊天，遛民宿里的两只狗，偶尔投投简历。远离学校和上海，那段时间是迷茫的，林雅田逃避，下不了决心要“二战”还是找工作。后来刚好拿到广告公司的offer，就选择了工作。
那时候，她怀抱着好好拼搏和学习的想法，并不畏惧工作的困难。但不到三个月，带她入职的师傅离职，公司团队半年里换了五六拨人，各个项目压在她头上。除了客户的压力，林雅田还面临着内部的压力，她得带着入职的新人做项目，但那时她也刚刚开始熟悉行业。
2019年初，她换到图书行业，做营销岗位。加班少了，重复性的工作变多。但她依然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好像要一直这样不是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工作快两年，每半年左右，林雅田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离开上海。今年，和她一起合租的闺蜜也计划回成都。
现在，疫情让考研的愿望再次浮现，催促着她。林雅田在心里盘算，自己早一点离开可能会比较好。
林雅田家中傍晚的阳光。
如果没有疫情，黎米会听父母的建议，在北京办居住证，考教师资格证，运气好也许能留在北京，成为一名中小学老师。
她刚从北京一所语言大学毕业半年，在一家大健康医疗公司做着人力资源的工作。疫情中，公司老板发现了做防疫物资买卖的商机，带着副总和司机南下谈成了卖消毒片的生意，要求公司其他员工远程提供帮助。
那段时间公司上下全力配合老板卖消毒片，无论是否在上班时限内，随时都可能有工作找上黎米。她感到焦虑，害怕收到老板的信息。她想起平日里工作也常常如此，夜里10点，老板催促材料的消息发来，她可能刚刚踏进家门，晚饭还没想好吃什么。
毕业前，室友有的去了上海实习，有的选择回老家二战考研，只有她没有什么规划。到最后必须得搬出学校时，黎米的爸爸来帮她搬家，商量着让她先找工作试试。压抑从投简历开始，到一面、复试、等待结果。下次再循环时，她会更紧张。
黎米一边转发求签微博，一边在心里问自己“这次到底能不能成呢？”她觉得自己在被一步步拖着走。
毕业一个月后，黎米找到这份还算满意的工作。前三个月试用期工资打八折，一个月4800元，扣完社保公积金，到手剩下4000块出头。那时，黎米住在门头沟1900元一个月的房子里，攒不下钱。
工作之余，她听从父母的建议，准备着教师资格证考试。然而由于疫情，原定今年3月的考试被取消。
困在家里不能出门，黎米开了网络直播，隔着屏幕和各地网友聊天。一开始，黎米只是玩玩，没想到直播带来了收益，最多的一个月，她挣了四万块。黎米逐渐喜欢上这种方式，并且在直播中，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离开
有些选择是偶然发生的。
2月初复工后，黎米直播常常被老板的催促打断，手机一提醒，她的状态就没了。黎米不知道如何协调，男朋友则鼓励她做喜欢的事。3月初，黎米提了离职，准备和男朋友一起到他的湖南老家玩一玩，散散心。
生活的舒适从实现榴莲自由开始。在北京时，黎米基本没有主动买过榴莲，舍不得买，也担心放在冰箱里影响合租的室友。
湖南的小县城里，气候湿润，物价低，熟悉的人在身边。黎米发现，除了在北京生活，她也有别的选择。她不准备回北京了。
有时，她也怀念北京。学生时代，和朋友一起在期末跑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票价很便宜，10块20块，偶尔还能碰上导演映后交流会。
吴谊也决定回河南老家。对他来说，做出离开的决定并不难。
从长春某所大学翻译专业毕业后，吴谊从东北转到长江中下游。先是在苏州，2017年10月到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再进入旅游行业。吴谊原本计划在上海待两年，再到二线城市定居，离开上海是能预想的安排，只不过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
5月10日吴谊离职。离开上海前，他和朋友们约着吃饭道别，把两袋子生活用品送给了朋友。他路过田子坊，临街的店铺都纷纷关门，贴着清仓的通告。吴谊有些惊讶，又有些安慰：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如此。
他释然，“以后有人问起怎么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就说是疫情影响，大家还会理解。”
黄浦江另一侧，张玖有更多拉扯。毕业快7年，张玖做过两份工作，上一份是在一家经营农业产品的公司做市场沟通。2018年，她被调到北京工作了一年。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这几年，她心里总是有这样一个矛盾：漂着还是回家？
今年的疫情让张玖意识到，“可能在逼我做选择了。”
她说不清这种念头产生的具体原因。刚工作那会儿，张玖觉得“很梦幻”，虽然工资不高，但遇到的人都很有意思，领导和同事都思维灵活，能有许多创想。那时，她百分之八九十的高中同学们都回家做了公务员或者老师。
张玖在浦东张江上班，下班路上的夕阳。
那种安安稳稳的生活，放在以前，张玖瞧不上，现在想想，也挺好的。在外滩走着走着，城市这么繁华，她发现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
跟朋友们吃饭告别时，遗憾堵在张玖心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她可能会在上海待更久，能够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但她转念，把所有原因归结给疫情，其实也不太公平。
这次求职，张玖也接到过面试通知，但有两个心仪的岗位都“挂”在了第三轮，她有些“崩了”，挫败和焦虑缠绕住她，为什么明明工作经验多了，求职好像更难了？她曾把疑问抛给面试官，面试官回答，“没有化学反应。”思量再三，张玖得出结论，“我的简历太boring（无聊）了，引不起招聘官的兴趣。”
月末的一个周日，张玖坐高铁回到了江西。回家后，她每天看书，上三小时的培训课。她报了事业单位考试的培训班，准备考试。那些未完成的遗憾，随着距离的拉开，好像也逐渐模糊了。
刚从上海回家第二周，她曾收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又跑了一趟上海，但结果依然不尽人意。
2月底，林雅田提出辞职，图书公司的女领导说她太冲动，劝她别走，“上海机会更多”。一来一回之间，林雅田也动摇过。但她终于下定决心，在4月正式离职，“有些事犹豫太久的话，就不会去做了。”
林雅田在上海家中收拾行李，傍晚的阳光洒在猫咪身上。
离开没有明显的节点和情绪，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晴天。
为了带上一年前某天下班在地铁站捡到的小猫，林雅田叫了顺风车回郑州。巧合的是，司机正好走了她平时上班的那条路。林雅田注意到路边的小公园，记忆中公园的银杏树会在秋天变成金色。她一直都想去那逛一逛，但从没有在上下班的半途下车逛过。
到郑州两三天后，北方干燥的气候让林雅田脸上开始掉皮。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上海了。
她想，疫情是导火索，现在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她列好了要看的书目，搭一搭考研基础的理论框架。“我现在做了新的决定，虽然可能会很辛苦，但实实在在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