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界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有两个徐静波，都是中日问题专家，都住上海，祖籍都是浙江，一个是复旦大学教授，主编有知名的「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全十卷）。
部分内容，就来自这位徐静波所著《日本人的活法》，从一个侧面为你探究日本盛产诺奖得主的原因。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由日本化学家吉野彰及另两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
▲从左往右依次为：John B. Goodenough（约翰·B·古迪纳夫），M. Stanley Whittingham（M·斯坦利·威廷汉）与 Akira Yoshino（吉野彰），图片来自CBC。
吉野彰是日本第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日本迈入21世纪的最初20年里，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
将过去的诺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诺奖井喷？！
我们先来看看两位科学家的轶事——
おおすみよしのり(大隅良典)
2016年诺贝尔获得者，第25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与宫崎骏“撞脸”？喜欢研究“自己吃自己”？“军功章”有夫人的一半？
大隅良典先生今年七十一岁，毕业于东京大学，并在母校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研究细胞中蛋白质分解的“自噬”机能。通俗说，就是“自己吃自己”。
TIP：
自噬作用可以降解潜在的毒性蛋白来阻止细胞损伤，或是阻止细胞的凋亡进程。通俗的理解，就是能使人延缓衰老，健康长寿。
大隅先生从五十岁开始蓄落腮胡子，所以他在获奖后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许多人都以为是把动漫大师宫崎骏的照片搞错了，两个人长得确实有点像双胞胎。
▲大隅先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图片来自中时电子报。
浙江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刘伟教授，曾在2010年邀请大隅先生到浙江大学做学术交流。
刘伟教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隅先生的科学家素养。
“他那次给了浙江大学好多他做好的PPT，其中有很多重要资料甚至都还没有发表过，” 刘伟教授说，“没有发表的资料，很容易被别人复制，但他根本不在乎，对我们就像对待他在日本的那些弟子一样，毫无保留。他就像父亲那样的存在，希望我们的研究都能有发展，希望细胞自噬领域有更大的进展，所以把他的研究成果没有保留地给了我们。”
▲大隅先生与夫人，图片来自朝日新闻网。
大隅先生在获奖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把自己的太太也带了出来，说这一份诺贝尔奖中，有他夫人的功劳。因为他从来不过问家务事，一心搞研究，太太给了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据说，大隅先生对于自己获奖是有预感的，因为他在去年一年获得过五项国际大奖，这些大奖都被称为诺贝尔奖的“预备奖”。
田中耕一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原来“一夜成名”是这个滋味！
曾因德语成绩不及格而留级，一直不敢相信居然是自己得了诺贝尔，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废柴”小职员。
在更早些时候的2002年，一位无名的日本工程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一年，七十六岁的小柴昌俊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小柴教授的高兴只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就被人遗忘了。因为第二天诺贝尔化学奖给了一位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
从日本文部省到各大传媒都在拼命寻找这个从没有听到过，所有数据库里都没有的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谁都没想到，他仅仅是日本的一家企业“岛津制作所”的一位普通工程师，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开发出了一种鉴定生物巨量分子质量的方法。
▲田中耕一先生自己也很意外能获奖，图片来自谷歌。
一个学历只有大学本科，上学时还因为德语成绩不及格而留级的四十三岁的无名工程师居然拿下了诺贝尔奖。
如果没有这个诺贝尔奖，田中先生还会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退休，但一个诺贝尔奖把他和他的雇主岛津制作所全搞晕了。
从岛津制作所来说，员工拿了诺贝尔奖当然是天大的好事，立即就准备给田中耕一“役员”（董事）的待遇，但是田中耕一受不了这个，他拒绝了。
于是，岛津制作所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以田中命名的研究所，由他任所长。
从以上事例中不难看出，在日本搞科研，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种愉快，来自方方面面。
首先，快乐学习的理念氛围贯穿始终。
绝大部分日本科学家的童年时期都十分美好，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
正如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所说：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一代科学巨匠的路。
例如上文提到的大隅良典先生，他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
他热爱自然，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他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
在他看来，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爱上科学，对世界抱着宝贵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快乐学习”的理念贯穿了日本整个教育。
在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本科是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毕业者最多。
▲名古屋大学，图片来自谷歌。
名古屋大学并没有进入一流大学的队列，但是名古屋大学毕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
原因在于该校教授和副教授大多比较年轻，学术风气也更为开明、自由与民主。
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在二OO九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
此外，有统计表明，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获奖研究成果大多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比他们的获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那么，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日本究竟还做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极高
1960年至1970年期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大学生数量大幅增加，1970年的在校生数量（168.5万）是1960年（70万）的2.4倍。日本的大学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为大幅度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奠定了基础。
而且，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世界最高。并且，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但是，德国、法国尤其是韩国近年来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相当高，但却没有像日本一样培育出众多诺贝尔奖得主。
由此看来，加大研发费的投入只是取得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因素。
一流实验条件、优渥经济报酬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一流的实验条件也为日本科学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特别是对像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非常强调实验的学科来说，一流的实验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获奖后，日本政府拨专款七千万美元为他建立实验设备先进的研究中心。
日本正是凭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艺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为科学家进行创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条件。
换句话说，独立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而且，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此外，日本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本的一项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178项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得分为83，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分，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高级公务员。
在经济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中国教育专家熊丙奇指出，中国的学术环境最缺的不是经费，而是批评与质疑的精神。
只有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建立学者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国的一流成果才会呈井喷之势。
把诺贝尔奖作为硬性科学发展指标
2001年，日本推出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在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里获得三十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当时，不少学者都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表示了担忧。
然而在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再去怀疑这一点。
我们期待中国在未来也能涌现出更多的诺贝尔获奖者，让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的一种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