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欧盟议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庇护改革，采取了更严格的移民规定。这项改革将加强边境程序，并迫使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承担责任。据法兰西24报道，这项改革是在极左和极右的同时反对中通过的，这是一个几乎历经十年的全面改革。
德国总理朔尔茨称这些新规定是欧盟的“历史性、不可或缺的一步”。希腊（受到不断增加的无证移民抵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移民部长也附和了这一评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是朝着共同、因此更有效地管理我们这个时代移民挑战的重要一步”，他在推特上写道。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这项改革的通过是欧洲的“巨大成就”。欧盟内政事务专员伊尔瓦·约翰松（Ylva Johansson）表示，欧盟“将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外部边界、弱势群体和难民，迅速遣返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并引入成员国之间的“强制性团结”。
在布鲁塞尔议会大厦外，数十名示威者抗议投票，呼应了来自160多个移民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对欧盟价值观的背叛。在激烈反对的迹象下，投票开始时，公众观众席上的抗议者大喊“这个协议杀人——投反对票！”直到议会恢复秩序为止。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经支持了由欧洲委员会制定的这项改革。
对于极左来说，这些改革（包括建立边境中心来收容寻求庇护者，并将一些人送往境外“安全”国家）与欧洲维护人权的承诺不相容，是向极右翼的投降，也是对人权的重大打击。来自绿党的议员达米安·卡雷姆（Damien Careme）称这是“与魔鬼的协议”。
极右议员则认为这还不够强硬，抱怨改革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他们指责这些移民传播不安全感，带来“淹没”欧洲身份的威胁。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勒庞的代表乔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投票前辩论中说：“我们不会允许自己被取代或被淹没”。
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在议会中呼吁通过这项协议，将其视为对目前状况的改进。他们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改革，极右势力将会壮大，在6月选举后，预计将成为欧洲议会中更大的力量。推动该协议通过的重要人物索菲·因特维尔（Sophie In 'T Veld）承认存在“有问题的因素、风险和弱点”，但她表示总体上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该协议的措施将于2026年生效，届时欧洲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阐明如何实施这些措施。新的边境中心将在寻求庇护者的申请得到审查期间容纳非法移民，并加快那些被认定为不合格的人的遣返。
它还要求欧盟国家接纳来自“前线”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的数千名寻求庇护者。或者，他们可以向承受压力的国家提供资金或其他资源。德国总理在推特上评论道，该协议代表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将“最终减轻那些受到特别严重打击的国家的负担”。
一个有争议的措施是，如果移民与某个被认定为“安全”的非欧盟国家有足够的联系，将寻求庇护者送往该国。
自2015年欧盟面临大量来自战乱国的非法移民以来，这项协议经过了多年的棘手谈判和妥协。仅今年到目前为止，就有超过46000人通过非正规移民路线进入欧盟，估计有400人在此过程中死亡，因此迫切需要某种新的集体计划来取代十年来单打独斗的应对措施。但协议是否有效是另一回事。匈牙利和波兰迅速表示，他们不会接受新团结规则下的难民分配，而极右翼、极左翼和绿党以及非政府组织则出于不同原因承诺继续战斗。
对此，《远方的光：欧洲边境的流亡与避难》和《血腥肮脏的人：英国极右翼的崛起》的作者丹尼尔·特里林（Daniel Trilling）在《卫报》发表了评论，认为新协议旨在压制极右翼势力，但有可能增强极右翼势力。
特里林从奥斯卡提名影片《我是船长》写起。如今这个影片正在上映，它敏感而动人地描绘了两名青少年在试图通过非正式的移民路线从塞内加尔家乡抵达欧洲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考验。影片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他们途中面临的暴力和危险，但它没有展示出这两个男孩的旅程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欧洲边境政策的影响。
他们的第一站是尼日尔的人口走私中心阿加德兹，这个城市是该国第五大城市，欧盟近年来向该国注入了数百万欧元以打击走私活动。虽然这并没有完全制止这种贸易，但它已将其逼入了地下。在利比亚，男孩们遭到武装团伙的拷打和贩卖，而欧洲各国政府却努力让移民留在原地。正如最近莎莉·海登（Sally Hayden）在她的新书《我的第四次，我们沉没了》中详细记录的那样，这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当男孩们最终登上一艘生锈的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意大利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欧盟已经削减了搜救行动的空间，志愿搜救者面临着来自欧洲当局的持续骚扰。正如意大利的移民权利活动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乘客们活着到达意大利海岸，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塞伊杜（Seydou）——最终成为这艘船的船长——很可能会被贴上走私者的标签，并面临监禁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庇护和移民的新协议延续了朝向遏制的趋势。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欧洲选举之前，预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会取得重大进展，该协议的中间派支持者将协议视为传统欧盟妥协和中庸价值观的胜利。然而，由于重点放在安全筛查和移除被视为不符合条件的移民上，该协议突显了欧洲已经在移民问题上向右转移了多远，并且存在进一步增强其旨在中和的极右势力的风险。
欧盟的问题从来不是庇护方面缺乏共同标准，而是缺乏执行这些标准的意愿。例如，去年希腊海岸警卫队遗弃难民的事实曝光后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制裁。如果不尊重人权标准，那么看似在纸面上很好的措施（比如快速的庇护程序）就可能变成对待难民时不公正的方案。英国在2015年被裁定违法的“快速审理”移民拘留案就是一个警示性案例。
该协议得到了大多数中右、中左和自由派的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尽管绿党和左派基于人权原因反对它，它代表的政治妥协有可能加强极右势力对移民问题的认知。极右欧洲议会议员非常乐意支持该协议的威慑措施，同时坚决反对像建议的欧盟范围内的“重新安置”计划这样更人道的措施，他们认为这种措施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无法接受的限制。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表示，该协议“强制向欧盟成员国分配移民”，并呼吁在六月的选举中“击败”该项目。
试图在这方面取得折中是很危险的。极右反对移民并不是因为其管理不高效，他们反对移民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对欧洲身份的威胁。对这些政党的支持源于一些选民中对传统政治失败的普遍感受，而不仅仅是对最近移民潮的一种膝跳反射。如果不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更全面的挑战，那么遏制移民的压力只会增加。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权组织称有“一丝希望”。该协议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实施，欧洲委员会预计最早要到2026年才能启动，并且仍然需要获得各国政府的批准。它包含一些渐进措施，例如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下扩大安全、合法的庇护途径的提案。现在还不算晚，可以提出扩大这类措施，并对该协议中更加专制的元素进行约束。但要做到这一点，欧洲需要愿意进行斗争的政治家。
肯·洛奇谈最后的作品《老橡树酒馆》
近日，现年87岁的英国著名左翼导演肯·洛奇（Ken Loach）接受《雅各宾》杂志专访，谈论其最近也是最后的故事片《老橡树酒馆》（The Old Oak，2023），采访者是电影史学者、评论家Ed Rampell。肯·洛奇是一名电工的儿子，1966年为BBC编剧、执导的电视剧《凯西回家》（Cathy Come Home）触发了英国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法律的变化，此后他导演的电影讲述的多是善良的普通人与不公正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系统搏斗的故事。他获得的众多奖项包括两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三次凯撒电影奖，三次英国电影学院奖，并在1977年拒绝了大英帝国勋章。
《老橡树酒馆》讲述的是英格兰东北部工业区一座凋敝的小村庄的村民与坐着大巴车来到这里安家的叙利亚难民之间的故事。肯·洛奇在访谈中谈到该影片的创作意图时首先回顾了他此前拍过的两部以英格兰东北部为背景的电影。一部是2016年的《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讲述的是在一个将贫穷视为规训工人阶级的方式的国家里，弱势群体如何被剥夺了他们原本应得的经济支持。另一部是2019年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是关于工作的不稳定性，也就是“零工经济”。事实上是雇员，但没有工作保障，被视为独立承包商，在工作中没有任何权利，影片探讨了这种状况对家庭的影响。
肯·洛奇指出，这个地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非常明确，具有非常强烈的特点，一种非常浓厚的工人阶级文化。它建立在造船、钢铁、采煤的旧工业的基础之上，但这些工业全都消失和被关闭了。这些村庄是新自由主义清晰可见的后果。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私营公司赚取最大利润。因此强大的工会、组织、工人的反抗和提高工资的要求都是无法被容忍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利润和竞争。英国从1980年代开始由新自由主义政府施政，现在的保守党和所谓的工党都是新自由主义政党，两党轮流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带来同样的后果。矿坑、周围的房屋、教堂、矿工福利院、酒吧、学校、医生，然后是乡村——矿坑关闭时，一切都随之落幕，除了那些留下的人，他们被遗弃了。肯·洛奇想要讲述这个故事，但需要一种催化剂来揭示它，他的编剧保罗·拉弗蒂听说了叙利亚战争下的叙利亚难民到来的故事。他们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是因为那里不受关注。因为处在视线之外，没有人会去那里，右翼媒体不会一直抱怨。难民们来了，他们遭受了战争创伤，除了一个手提箱和身上的衣服之外别无长物。当地居民也几乎一无所有。两个群体能一起生活吗？很多当地人对自己村庄的遭遇感到痛苦和愤怒，这里曾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社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与此同时，矿工们有着团结和国际主义的悠久传统。1984年大罢工时，他们去往其他国家，来到这里的外国人受到了热情款待。面对语言不通、一无所有的叙利亚难民，这种传统还存在吗？还是人们被痛苦、愤怒和怨恨所支配？这两种倾向哪一种会获胜？
对于影片聚焦的难民问题，肯·洛奇谈到，难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是被告知将住在这里，他们被分配到那个地区的房子，是因为那里的房子很便宜，人们都离开了。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没有工作、基础设施很薄弱的地方。学校和医疗在他们到来前就已经面临压力，一些学校和诊所被关闭了，不会说英语的难民的到来又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却几乎得不到支持。地方当局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因为没有进行什么商讨。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像那里的村民一样一无所有时，会感到愤怒，觉得自己被疏远了，出于这种愤怒人们会寻找替罪羊，种族主义由此滋生。它始于合理的抱怨，而后演变成种族主义。他们的情况本就很糟糕，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在没有额外帮助的情况下，把难民放在这里是不对的。
《老橡树酒馆》剧照
电影的尾声是一场矿工游行，肯·洛奇说这是一场发生在达拉谟的真实游行，二十万人从全国不同的工会赶来，是一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大型展示，尽管被主流媒体所无视，但却是一场重大的事件。电影真正的结局是男主角意识到虽然失去了酒吧的后屋，但他们为了让人们团结起来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并没有白费，那种联结并非徒劳。
《老橡树酒馆》中的叙利亚难民全部由非专业演员出演，一些英格兰本地人也是如此。当被问及这种方法的灵感来自何处时，肯·洛奇表示主要来自和人们在一起：观察人们，参加同样的组织、会议和运动，关心相同的事情，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纠察线上，以及最重要的——倾听他们的声音。你必须觉得自己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或者非常接近这种文化。肯·洛奇说他的父亲来自一个矿业大家庭，虽然他自己在工厂工作，但他的家人都是矿工，他觉得自己离它很近。“拍电影可以引领你进入另一个社会领域。我们不是研究另一个人种的人类学家。我们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事实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电影方面的影响，肯·洛奇谈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主张工人阶级的故事是电影的合法题材，这很重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米洛什·福曼、伊日-门泽尔等导演代表的捷克新浪潮电影。他们乐于表现人类的喜剧、联系、关系、互动和彼此陪伴，为电影注入了巨大的欢乐。他们将摄影机作为观察者，他们的拍摄方式，使用灯光的方式以及展现的人性的温暖都很特别。而好莱坞是一种如此不同的文化，一种如此不同的看待电影的方式。好莱坞旨在在电影中制造名人，它的明星制度关乎创造名望，供人们仰望和崇拜。这与可信度背道而驰，因为当你观看精彩表演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明星之前的角色。好莱坞拍出了表面上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伟大电影，但好莱坞电影制作本质上与真实的工人阶级经历是对立的。
肯·洛奇认为，工人阶级是很强大的，这很重要，尽管人们经常忽视这一点。能够扳下开关让一切停止的是工人，交通、生产、交易、分配，工人阶级掌握着让整个经济停摆的力量。剥削者没有这样的力量，他们只是依靠从他人那里榨取的利润生活。人们必须具有政治性才能看清这一点。如果要发生变化，只能来自工人阶级。肯·洛奇说他的政治信仰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960年代，那时他开始思考电影和拍摄社会议题电影。他们一群人开始思考所有状况的共同点是什么？无家可归，贫穷，没有选择？为什么在财富如此充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却如此匮乏？整个新左派运动由此开始。如果说有一条指导原则，那就是处在社会核心的本质阶级冲突，即出卖劳动力者和从他人的劳动中谋利的人之间的斗争，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撒切尔夫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为了让资本主义成功，工人阶级必须付出代价。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措施是，削弱工会，削减工资，关闭工厂，大规模失业，让人们为工作竞争，通过反工会法，打击罢工者。工党和工会领导人也与政府串通，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相信资本主义。肯洛奇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是替代方案，但人们必须首先组织起来，有一个有原则、并且懂得策略的高明的领导者，引领人们穿越左翼派别纷争的泥淖，将工人阶级组织团结起来。这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任务，人们希望当下环境中的目标会让这样的领导者站出来，但目前这还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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