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书院，应当如何开办？
1、书院的来历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
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玄宗选拔饱学之士二十名，于东都洛阳设乾元修书院，用以编校书籍；次年，将乾元修书院改名为丽正书院，增设检校官，并改封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这是书院之名，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
自此之后，民间的一些藏书机构，也开始称书院，例如邺侯书院
邺侯是唐代名相李泌的封号。安史之乱平息后，立了大功的李泌向朝廷请求退隐衡山，唐肃宗答应，赐给他隐士的衣服，派人在衡山烟霞峰下给他修了座宅院。
李泌好读书，有大量的藏书，他来到衡山后，专门修数间石室做自己的书房，取名端居室。李泌去世后，他的儿子李繁在衡山建一个藏书的场所纪念他，取名南岳书院，又称邺侯书院。韩愈后来写诗赞其藏书之盛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
这类最初的书院，不过徒具其名，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我们后世所说的书院，藏书只是其附助功能，讲学与研学才是它的主业。
从讲学与研学的角度看，书院的真身，其实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或汉代，它有官方与民间两条线。
从官方这条线上看，书院的前身是学宫，其源可以追溯到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机构，它虽在体制内，却不同于体制内的一般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同于一般的体制内学校。
学宫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讲习与研讨学术为业；二是对外保持开放性；三是教与学相对比较自由。
书院另一前身，可以追溯到汉代，称精舍或精庐。
在汉代，学者私人读书的地方，是书房；书房若对外开放，招收门徒，讲授学术，那就是精舍。《后汉书·刘淑传》载：“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精舍虽是民间学堂性质，却不同于私塾。私塾走的是基础教育的路子，有大致统一的教程与方法；而精舍不是，精舍以研学为主，教与学的方式、方法都比较自由，相当于私人大学。它类似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只是柏拉图学院以几何学为特色，而中国的精舍主要以研习“经学”为主旨。
宋代时朱子热衷书院教育，他创建的书院初时便多称为精舍，如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
总结一下：书院表面上起源于唐朝，完善兴盛于宋朝，但实际上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甚至可以把孔子在洙泗之间讲学的场所，视为中国最早的书院。
2、古代的书院，是学校教育的补充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正式的教育一般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即蒙学、小学与大学阶段。这套教育体系，到唐宋时期，便与科举慢慢结合了起来。
那时，学童一般五六岁启蒙，学习一些蒙学教材，如我们后来所熟悉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到七八岁时入小学，学习《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等。小学的性质五花八门，这其中有官府开办的社学乡校、有官私合营的义塾，有塾师开办的私塾、有富家大户延师开办的学馆。
学生到十五六岁的光景时，理论上可以升入大学堂了，但那时的大学堂尚无大学之名，概念相当模糊。
进入大学阶段，学生们首先要参加朝廷组织的统一高考，高考过了，便能取得功名，称秀才，可以入官府开办的县学或府学继续深造，如果成绩优异，甚至可以被推荐到京城的国子监上学。那时的国子监，大致就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
基层的县学与府学，限于地方的财政状况，许多时候有名无实，常让学生挂名在家自学。例如吴晗先生回忆他父亲说：“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
因此，那时的秀才读大学相当自由，如果条件合适，自己也愿意，可以选择在县学或府学按部就班学习；如果条件不合适或者自己不喜欢，也可以选择其他学习方式，例如家庭条件富有者，可以延请名师在家学习；家庭条件困难者，可以在家晴耕雨读，也可以找个蒙馆半工半读。
奸臣秦桧做秀才时，因家境贫寒，就曾选择做兼职塾师，因工作不顺心，写诗句发牢骚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猴孙王。”
不过，古人讲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还有许多人不会选择闭门读书，而是选择游学。游学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游于某位名师硕儒的门下，二是到书院中学习。
那时的书院，是另类的大学，它包容、中正、开放、自由、纯粹。
说它包容，是因为它是个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场所。
说它中正，是因为它以“经学”为根本。以“经学”为本，看似与学术争鸣的原则相悖，实则相辅相成。
说它开放，是因为它不问身份地位，对所有笃志于学者敞开着大门。实际上书院的学生并不都是秀才，这其中还有些童生，甚至举人、进士等。而且书院没有具体的年龄限制，其中的学员既有青春小伙，还有须发皆白的老者。
说它自由，是因为书院虽有学规与管理制度，但平日以会讲、问学与自修为主，没有什么学分之类，一般也不组织考试；而且学生还相对可以来去自主。
说它纯粹，从两个方面讲。一是书院尽管有私人兴办、有官府出资兴办、有私人与官府合资兴办等多种形式，但一般都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以宿儒学者治校。二是书院重思想学术的研习及修身成人，刻意淡化世俗的功利，尤其是南宋之后，它连科举补习功能都被有意回避——不教人写时文（应试的文章），也不教人科考的技巧。
例如，朱子给江西白鹿书院订立的办学原则中，就有这样的训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然而，对于大多数学习者而言，学习虽是为了修身成德，虽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但毕竟也还要实干外用——天下的官需要有人做，天下的事业需要有人去担当；因此，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最终还是要去参加科考。
秋闱乡试相当于秀才的大学毕业统考，过了这一关的秀才，称为举人。举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有了被选为官吏的资格，二是有了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
因此，书院在古代相当于半独立于教育体制之外的大学，它补益体制教育，但不是体制教育的附庸。体制教育张扬学以致用的一面，而书院张扬的是素心问学及学以成人的一面。
3、现代书院复兴面临的新问题
我们现代复兴书院，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新学兴起，旧学与科举制度已废，书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该如何重新定位？
现代的中国新社会，与清、明、元、宋时期的传统社会，已经截然不同。
首先，在传统社会，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竞争，科技知识可以被忽略。而在新社会，中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丛林中，列国之间剧烈竞争，你衰我兴，你死我活，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这反应在国民教育领域，那就是西式义务教育的兴起。
西式义务教育是工业文明条件下各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手段，它崇尚工具知识与工具理性，与传统的教育相比，有三大重要特点：
其一：以教人成才为主旨，有把人工具化的倾向。
其二：极为重视效率。知识的传授以标准化、专业化、定量化为特点，基本实现了“流水线”化作业。
其三：为了批量“生产”合格的公民，假设处在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智力发育水平、学习能力等基本一致。既然不承认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及不平等，那么因材施教几乎也就没有了空间。
义务教育注重科技与实用，而且效率高，便于普及，与现代社会的情势相适应，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没法匹及的。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各国的义务教育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新时代的书院，如何与现行的义务教育相适应、相融合？这是一个没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社会，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而在新社会，科举制度已废，选拔官员已不用传统的科举方式。
科举制度与传统的教育体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科举制度废了，传统的教育体系自然也就废了。
旧时代的书院，是造士与养士的重要场所，它的建立与发展，基本赖于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支持与帮助；而反过来，它又给官僚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有情怀、有担当的官员。但科举制度废除后，这个循环被打破，士这个群体因此零落，乃至慢慢走向了消亡。
新时代的书院，是否还要定位为造士与养士？如果仍旧定位为造士与养士，那么它如何适应这个没有科举制度的新时代？
再者，在传统社会，中国处在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位置上，自视为诗礼隆盛之邦，文明独秀之地；并且认为中国之外没有值得学习的知识，“四书五经”代表真理，真理就在“四书五经”之中。
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学已处在优势地位，传统思想学术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沦为了附庸。即便未来传统文化获得了复兴，恐怕也不能再无视西学的客观存在。
在这样的情势下，新时代的书院，该如何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潮下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处理与西学的关系？也就成了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而新时代的书院，其运营资金如何解决？那些来自社会上的赞助，还会有纯正的弘扬传统儒学的目的吗？如果书院不再以“经学”为本，不再以造士养士为目标，或者带着很多商业目的，那它还算的上书院吗？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回答。
在我们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挂一个书院的牌子，构建一个书院的外壳，并不是特别难；而难的是给书院重新注入灵魂，让书院再活起来。
4、新时代书院的定位
新时代要复兴书院，有三个定位必须明晰。
第一，书院应当以传统的“经学”为根本，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以“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情怀追求。
书院之“书”字，其本意主要指儒家“经书”。换句话说，它是以儒学为底色的讲学与研学机构，如果以佛教为基色，没必要叫书院，可称精舍或佛学院；如果以基督教为基色，也没有必要叫书院，可直接称为神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大堆书院，其中除了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名副其实外，其他实际多是硬贴斯文，与传统的书院几乎没有血脉上的联系。
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但佛家有道场，道家有道场，唯独儒家没有道场；当代的书院，应当承担起儒家道场的使命。
它应当是我们中国为人类社会贡献出的一片新精神花园，它应当能重新表刻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诚如剑桥大学校训所云：“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第三、书院应当是体制内教育的补充，但它不是应试用的补习班。体制内教育重视知识的工具性，以教人成才为主；书院教育正相反，它长于德性教育，以教人成人为主，两者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现在国家倡导传统文化复兴，重视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工作，明确把传统文化进校园称为“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打底色工程”，用教育部长陈宝生的话说：传统文化不进校园，中国人的重心就会漂移！
但实际上，传统文化很难真正进校园；当今勉强塞进校园去的，多是传统文化的皮毛部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由知识与精神两部分构成，它是一个自洽的知识思想体系，有其鲜活的生命。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学塾，还是书院，都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学习方式——讲究读经、背经；讲究因材施教；讲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究师友切磋互砺。
也就是说，我们古代的那套教育体系，是根据我们传统的知识思想体系设计出来的；其宗旨是下学而上达，把知识德性化，以教人完善人生。
现在的体制内教育，移植的是西方的流水线式教育。这种西式的教育，讲求效率与功用，其宗旨与传统的中式教育正相反，讲究下学而下达，要把知识工具化，以教人获取对付同类及自然界的力量。
因此，我们如果要把传统文化塞进当今的校园，就需要使传统的那套知识思想体系，适应现行的流水线化教育模式，即要把传统的经典分解开来，打造成标准化的知识片段，以适应其课堂需要。
例如，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学习《中庸》，需要先整篇熟读，然后再分章分节讲求字义，然后再研其义理。
但在现行的体制内教育模式下，它则需要先被分解成标准化的若干个知识片段，每一个知识片段都需要正好适合教师完成45分钟的课程，而且这其中还要提炼出知识点、提问点、重点、难点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与学校的整个教学秩序相冲突，教师的课就没法教，更没法组织考核、考试。
可在实际操作中，《中庸》是一个整体，很难被标准化分解；即便勉强分解了，也很容易被当成一般的古代思想知识灌输给学生，成为一堆应试的材料，难以与学生的生命真正发生融通。
这个问题，当前困扰着中国的整个教育界。
书院能够很好地弥补现行体制内教育的不足，它是传统文化的研学机构，可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脉与道统；同时，它还是个传统文化的教学机构，可以延续古代塾馆的教学宗旨、及方式、方法等。
事实上，即便体制内的学校有效解决了传统文化的教学问题，它也需要书院教育的补充；毕竟书院在传统文化领域，代表着专业与高度。
5、书院的开办形式
新时代的书院，可以粗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专业性书院，一类附属性书院，还一类是融合性书院。
专业性书院，属于独立的非盈利性法人单位。
其主要职能是：以儒学为本，开展研修、讲学、教学及学术交流等活动。
其出资主体：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私人，设立有院董会，以决策书院的重大事项，但其无权干涉书院的学术宗旨与学术自由。
书院的具体业务：
1、研究传统思想学术，尤其是经学。
2、组织学术会讲活动。会讲活动尽量设在暑假与寒假，而且可考虑设立会讲季，延请名师，对中学生、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开放。
3、开办传统文化的学习班，参照古代塾馆的方法，组织丰富多彩地学习活动。这样的班针对社会人员可以常年开办；针对学生群体，可以利用节假日开办，而且，还可以与游学、冬令营、夏令营等形式结合。
4、组织传统文化师资培训。
5、组织其他功能的传统文化培训，及雅集等活动。
6、通过各种媒体及图书等形式，广泛传播、弘扬传统文化。
这类专业性的书院，最好接续古代遗留下的书院资源。古代遗留下的书院，大都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而且多建于山林胜地，景色静美，特别适合学习与修养。
附属类书院，是各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内部开办的书院，它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所需资金一般由本单位自筹。
这类书院，是单位内部员工、本校学生、本辖区居民，学修传统文化及雅集的场所，它的规模可大可小，形式灵活，适宜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办。
再例如，有些高校希望学生能系统学习传统文化，但同时不想改变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教学程式；那么内部办个书院，便可以灵活地解决这个问题。
融合性书院，是指把传统文化与西学相结合的学习机构，适宜于高职及各类高等院校。
现在的中国高校多重术、艺、技、器的教育，而轻“道”的教育。即便有些学校标榜人文通识，可那些所谓的人文通识，多属“小道”范畴，容易让人狭隘、偏执；若没有中正“大道”为本基，反更容易让人生的重心发生漂移。
子夏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人生的“大道”在经学之中。经学不能昌明，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又要到哪里去？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制度完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让人生更美好，让社会更和谐，让未来更繁荣昌盛。高校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要有才能，而且还应当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与高职书院化，道与术并行，非常有必要，而且并不难操作。其实，给学生开设传统的经史课，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专业课学习，而且还会促进他们的专业课学习。
西方的耶鲁、哈佛、牛津等常青藤大学，雏形多相当于教会书院，其根本在于清教徒精神，或说新教徒精神。
中国的大学要想办好，也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的大学就相当于没有灵魂。可是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我们不可能原汁原味拿来人家的清教徒精神，我们只能张扬我们国家固有的儒学精神！
可以说，没有中国精神的大学，不管怎样争排名，都不过是西方大学的附庸，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新高地。
六、书院发展的历史机遇
新时代的书院，当前看起来不是刚需，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但如果从长远来看，它不单大有前途，而且还肩负着构建国家软实力，以及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助力的伟大使命。
从历史的角度看，书院的兴起与发展，往往与儒学的应时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先秦儒学阶段，以孔、孟、荀为代表。
2、汉代经学阶段，以董仲舒、郑玄为代表；
3、宋明理学阶段，以朱子与王守仁等为代表。
在先秦时期，孔子、子夏、孟子、荀子等以讲私学的形式，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一时学风大盛。那时的私学，实际就是书院的前身，虽然当时还没有书院这个概念。
汉代的新儒学弘扬，也是以办精舍讲私学为主。董仲舒讲学河北，弟子数百，有些弟子随学数年，竟然没见过他的面。马融关西设帐，弟子上千人，帐前讲授经学，帐后设置女子乐队伴奏音乐，场面十分气派。
元代著名的太极书院、百源书院，也是理学的重镇。
明代许多大学者如陈白沙、王阳明、薛瑄等人的讲学之地，虽不冠书院之名，但有书院之实。
我们上面所说的儒学三期，实际上也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高峰。那么，儒学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高峰呢？这是因为儒学要回应时代的需要，要自我维新，以解决新矛盾与新问题。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孔子忧虑中国古老的道统、学统、政统变乱断绝；所以整理“六经”，创建儒家学派，以承道统、继绝学、续王政。
汉朝继暴秦而兴起，需要拨乱反正；所以董仲舒倡“春秋大一统”，讲“改制而不变道”；汉代经学因此而兴起，给大汉王朝的新体制注入了蓬勃的精神力量。
到唐宋时期，儒学暴露出了它在“内圣”之学方面的不足；为弥补此不足，宋明理学兴起，会通佛、道，使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趋向完善缜密。
到清朝之后，我们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遭逢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儒学一度跌入谷底，被认为已经过时了，需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但实际上儒学并没有过时，它一直在悄悄地发挥着作用，助力中国的自强与经济腾飞。
当今，我们中国要走向复兴，将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复兴，也必然要求我们的“软实力”同时复兴。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在哪里呢？它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在儒学当中。
因此，中国未来的复兴，必然会伴随着儒学的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必然会伴随着书院的复兴。
当今的儒学，既要回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也要解决当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还必须要融合马克思主义，及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因此，复兴儒学，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代的儒学，而是要返本开新——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儒学；以巩固我们的民族之本；以强化我们的文化自信；以让我们的人民具备信仰；以站在全球的角度，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持久的精神动力；以让我们的官员有责任、有情怀，“不想腐”。
要复兴传统文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要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仅靠现有的体制内教育是做不到的，必须想办法发展书院、壮大书院。书院不发展，我们传统文化的复兴就很难走向正规之路！
后记：书院的重建，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枢要，但如何在新时代办好书院？却是个新课题，只有正本清源，群策群力，才可能探寻出一条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