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湖南邵阳人刘泰元、刘泰和、刘泰兴来到兴义做生意，生意一直做得不错，到了乾隆后期，大哥刘泰元因年事已高回家养老，三弟刘泰兴入赘毕节，只剩下老二刘泰和常居在兴义，定居兴义泥凼，以榨桐籽油为业。到了刘泰和的儿子刘文秀后，刘氏便家道中落了，之后搬迁了好几个地方，都住不下去。刘文秀有子刘明扬，字燕山。刘明扬因感泥凼深处大山不利于发展，举家迁居至兴义县城南部的下五屯。刘明扬一贯重视耕读，且又治家有方。从泥凼搬迁到下午屯后，便抛弃了榨桐油这一传统行业，本作“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想，广置田地，开始修建庄园，并且在此发展团练，团练在的带领下达到巅峰。咸丰十年，黔西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族农民起义，刘明扬顺应官府谕令，募勇组办团练并亲率次子刘官霖、三子刘官礼赶修庄园炮楼及城垣抵抗白旗军，建成永康堡，占地面积近90亩。在民乱四起中，刘明扬兴办团练又深得四子助力，逐渐成为下五屯乃至兴义府首富。黔西南州《盘江史料辑》记载：“弟兄均魁梧奇伟，胆力过人，附近无不敬畏。刘燕山得诸子之力，家业日兴，渐为下五屯首户。”
身为兴义县团首的刘明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刘官箴【字銘之，号洪魁，1829年生于贵州兴义。1864年（同治三年），刘官箴率领兴义团练收复兴义县城，战功卓著，保署安义镇左营游击，官阶正三品。1865年（清同治四年），刘官箴在马岭河杀死法国天主教徒，制造了著名的“兴义教案”，阻止了法国天主教势力渗入黔西南，朝廷震怒将其革职。7月，刘官箴与四弟刘官德巡防西路，被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鲊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次子刘官霖【字时之。清同治三年（1863年）春，清军全撤。5月7日，刘氏团练猛攻被白旗军占领的兴义县城，刘官霖战死南门城下。】，三子刘官礼（字统之），四子刘官德【字懋之，1865年（清同治四年）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鲊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刘官德被囚禁。刘官礼闻讯，率领刘氏团练十万火急杀奔捧鲊而来，击毙张开业，将其救出】。
官礼、官德在捧蚱多有故事：
1861年，安义镇赵德昌率部驻防兴义时，已有了乡团组织，负责守哨卡和运输，共有五个据点：一是东团，据点在普峒；一是南团，据点在鸡场；一是西团，据点在捧鲊，后设乌沙；一是北团，据点在顶效；中团据点设县城，名“防守局”，又叫总团，担任承转公文和统筹粮饷的任务。赵德昌败退后，有的投附“白旗”；有的态度骑墙：白旗胜，插白旗附回；红旗胜，插红旗附官军；但也有顽強到底，始终插红旗附军的。如捧鲊的张开基、张开业兄弟就是一贯附从官军的典型人物。而看风驶舵，脚踏两只船，忽红忽白，不红不白的，如下五屯的刘官箴、刘官霖兄弟，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回族武装进占兴义城后，刘氏兄弟插白旗降回，受“都统”职。刘洪魁暗地邀约捧鲊团首张开基（刘、张是把弟兄）袭击县城，各自准备，约期举事。张开基调集乡团，到达城边，扎下两个营寨：一是“下补路”；一是“普戛山”，准备急袭县城。
斯时，刘官霖在新城未回，刘官箴投鼠忌器，迟疑未敢发动。回族首领张国栋一面围困普戛山和下补路，一面饬令刘官箴劝说张开基投降。普戛山被围得水泄不通，道断绝，张不得已随刘洪魁请降。张国栋知其有诈，将开基捆缚，吊于四方台树上，乱箭射杀；普戛山上的几百乡团，无一得脫；下补路地形较为平坦，得活命逃出回归捧鲊的约百人。
张开业以乃兄开基之惨死，系为刘官箴所出卖，深仇大，铭刻于心，时时要为兄报仇。
下五屯昭宗祠石刻碑文:“乙丑五月某日，伯兄（洪魁）巡防捧鲊，贼帅张翎翔、马河图（马明图）贿守备李凤才戕伯兄……”。按李凤才仅清官军中的一员小吏。李在捧鲊大肆杀戮居住捧的回民，男被杀，女跳入捧鲊北门大池内，死的约二百余人。李和回族首领犹如水火不相容。张翎翔、马明图系回族首义首领，却叫捧鲊守备杀游击刘洪魁，岂非与虎谋皮等于梦话；张、马拥有強大武力，部下都是強将，杀刘洪魁却采取贿赂手段，更属滑稽可笑，不近情理，也不合逻辑，令人难以置信。
《贵州通志》：“总督徐之铭，密饬马忠（按即马桿桿，原名马万刚，投降清官军，易名马忠）杀刘洪魁”。马忠亲到捧鲊，密令李凤才杀刘。云贵总督为什么密令杀刘洪魁（官箴）呢？
刘骑双头马——又叫脚踏两只船，忽而红旗，忽而白旗，态度暗昧，引起当时大吏怀疑。“抚和”当中，到兴义办“抚和”的委员袁濬，行抵中途，刘洪魁把袁濬包围，不令入境。同治四年、乙丑年（1865），法国传教士任国柱、胡博理，得云贵总督徐之铭的许可，谈判“抚和”事宜。任、胡亲到新城面见金万照。一时谈和声浪，至嚣尘上，双方先行“停兵止仗”，张国栋率部撤退兴义，回转新城。
任国柱、胡博理时在新城呈报刘官箴阻挠“抚和”，把持地方，纵兵杀害教民等情呈报徐之铭，徐乃密令马忠杀刘。事实明显，这是几十年来的一桩疑案。
不久，刘官箴接到捧汛守备李凤才信，说江边仓更、洛万一带欠粮欠饷，回收困难，请大人视以便催收。刘接信后，为巡视边区，事属必要。于是率带左营亲随数十人前捧鲊，把催征任务分派亲随兵练去讫，身边仅余下十来人。当刘官箴由城出发捧鲊时，行抵三台坡，一人在轿前跪下大哭，口称小弟开业，迎接大哥（指刘），我哥哥（指张开基）的仇恨，小弟没有力量……说罢大哭不止；刘下轿扶立开业，安慰说，老弟宽心，都在大哥身上、就一同进捧鲊城。几天后，开业请吃“全羊”，刘不疑有诈，如约前去。饮酒数杯，突有人狠击刘脑后，刘身材高大，且娴武艺，知有人暗算，一脚踢翻席桌，顺手拔取所坐的八仙椅权当兵器，而壁缝里伏兵拥出，刘以椅遮挡，打出天井，过厅门已上了扛，回身转向后园冲出，后垣墙高，墙脚下面有水池，刘搁下八仙椅，一纵身跃上垣墙，还来不及往下跳，背后忽地一叉，正中刘尾闾，刘仰面朝天，掉落池里，矛刃钻集，遍身窟窿，拖出水池，刘已不能动弹，死于乱刀之下。
酒席间，突击刘后脑的叫何名诚，刘跃登后垣墙举叉杀中刘尾闾的叫曹品，都是张开业部下得力死士。
刘官箴死后，刘官德袭其游击名义，与官礼几次攻捧鲊。知县钱壎（伯雅）对官礼弟兄挟军队报私仇，扰害地方，很伤脑筋，會多次制止无效。钱具呈上报，官礼、官德封锁交通，断绝钱向外交通消息。钱上报文件，官德派人截取。官德率左营兵据附城龟山（按即将台营）攻城。官德亦呈报钱壎侵吞捐款，纵练害人，民不聊生。官德入城，设营豆芽街，塞断城门，进出放炮。刘官德进城之后，杀州判邓泽普、举人刘国卿、白云屯千总朱朝亨、女生李佩松，武生刘国英、文童查连升等及其家属。因上述诸人，會为钱壎出力劝捐。钱再密呈官德跋扈殃民，道路以目，可是中途又被官德截获，无从上报。
兴义知县钱壎去职后，刘官礼弟兄再攻打捧鲊，已无阻碍。于是官礼、官德率领左营兵练三次攻打捧鲊城，攻打了二十多天：先是分门攻，再是长围攻、云梯攻、爬城攻、钻水洞眼、摩夜螺丝，种种攻势用尽，捧鲊城仍巍然屹立，不损分毫。官德心头冒火，恨不得一口吞掉捧鲊城；官礼识见毕竟比乃弟要“高明”，他说：“李凤才、张开业有足够的守城力量，他俩合力，作困兽斗，难于攻破，不可力敌，只可智取。”
于是，退兵离城十里下寨，派了一个精明练达能谈会说的心腹，扮成老百姓模样，混入城里，乘夜进见李凤才说：“三爷、四爷（官礼行三、官德行四）和你一老爷（指李）素无仇恨；有仇恨的，只张开业一人；鸡蛋那么大的捧鲊城，粮食人马毕竟有限，內缺粮草，外无援兵，早晚城破，同归于尽，老爷无故卷入混水塘里，未免太不合算了！三爷、四爷叫我前来面见老爷，只要除掉张开业，老爷的‘守备’还守备，再加上张开业的汎兵三百个名额和还乡团一起，统归老爷统率，文武两管，哪些不好！若“扛起梅子树不換肩”（地方语，坚持错误不改），一旦城破，玉石俱焚，请老爷过细思量，走同张开业一道的好，还是走向三爷方面好呢？我等候老爷一句话，好去回三爷他们。”李凤才当下闷了半响，站起来，来回打转，悄声对来人说：“你回去稟告三爷、四爷，三爷的话我照办；但有一层，请三爷们把兵练退归兴义城，听候好消息就是了。”来人回报，官礼知凤才中计，叫官德一同退兵。
再说开业探知刘氏弟兄和兵练都回转兴义城，松了一口气，想到亲友处去走动一下。一天夜里，从岳三公家吃了消夜，出得门来，突有人跳到面前，就是一刀。开业虽精武，黑暗中，冷不防一刀，正伤左臂，接着六、七个黑影齐上，开业纵身一跳，发辫绞缠在晾衣杆上，发辫没解脱，几把钢刀，从前后左右杀来，把张开业登时杀死。李凤才将开业首级星夜解送城中，悬挂在“四方台”上示众。官礼对官德说：“还是这条计叫李凤才跑不掉。几天后，李凤才的首级自然送来。”
捧鲊城里有一个聂吉春，是一个面面圆的人，能看风头，又能钻机会，不管什么场合，他能插得进脚，无论官绅商学兵，都能合得了靶，下五屯的三爷、四爷，他早就心向往之，垫起脚儿找机报。三爷也是知道他的为人。官礼闭目凝神一想，需要用聂吉春这样的一个人；捎个信儿有意无意地叫聂到下五屯玩玩。这是聂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听三爷叫唤，三脚两步，一口气赶到下五屯面见三爷，三爷叫进书房，附着聂耳，低声说话。最后说，事情成功，有三千两银子赏格。“仰仗三爷洪福，事情一定办得到”。聂回捧鲊，约了七个朋友，七人中：也有附爷（李凤才的差官、差官一般称附爷）；也有帮闲的，一起邀到聂的家里商量进行办事。
再说李凤才当捧鲊守备多年，颇有威信，地方人一般对他都有好感。可是，李凤才贪酒好色，他勾搭上一个婆娘，一向因防守城池，少有时间去闲逛，现在结好刘氏弟兄，杀张开业立了功，可以放心乐意地去玩耍。一夜，他独个儿去到那婆娘家，天未明时起身回守备衙门。这时月落参橫，鸡未报晓，天还昏黑，李凤才跨出门来，不提防一阵乱刀，就一命呜呼了。
聂吉春和他的七个朋友一起到下五屯报功请赏。三爷说，李凤才的首级呢！见到李夙才的首级才能相信。于是，聂吉春和他的七个朋友，匆匆赶回捧鲊，取了李凤才的首级回报请赏，並要求在三爷身边干事。官礼严肃地对聂等说，你们有的是李守备的部下，有的是守备管辖下的百姓，以下犯上，胆敢杀害命官，赶快滾出去！这一干人，赏格没有得，事也谋不到，一个个垂头丧气，滾回捧鲊。后来聂吉春在捧鲊城呆不住，搬到兴义落户。官礼思其前功，提拔他的儿子当差官，升到连、营长。
下五屯刘氏团首不久即由刘官礼担任。他先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顶戴花翎，加道员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因配合官兵剿灭广西会党有功，升任云南候补道。历经光绪年间直至辛亥革命前夜，刘官礼成为了刘氏家族最为至尊的掌门人，也成为了黔西南地方上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官绅。这就为他日后普施教化，广育英才，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刘官礼（1840-1910），字统之，贵州兴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贵州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者。1889年，扩建和改革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兴义一中前身），是贵州兴义系军阀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近代贵州西南部战事方息，尘埃落定，时局趋于稳定，刘官礼会同官绅组建培文局，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商议重振笔山书院，古道热肠，殚精竭力，为地方文教事业的恢复和振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重修笔山书院
1882年，刘官礼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将总管盘江八属教育董事一职谋得，他一面清理厘租，筹措教育经费；一方面重金礼聘名师名士前来执教。次年创设“培文局”，并遵诏谕劝募谷物赈灾，秋后加利充作教育款产。
1889年，刘官礼说动赵天如、林子亨等士绅，与之一道共同倡议购地重建笔山书院，此举得到时任兴义府知府的孙清彦的热情鼓励，大力支持。以团防局历年存积的大约10万两白银，于兴义城东北隅（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城区分部）置地重修笔山书院。因资金充裕，官府重视，民众踊跃，建设院舍3进共有房26楹，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缮堂、斎房（含学生宿舍）、教员憩息室（兼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即院长）、庶务室、教员室。
新书院仍沿用“笔山书院”旧称，这四个大字题于大门石额上方，两侧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购买了大量图书，是当时黔省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的一所书院。
（二）花费重金延请名师
刘官礼认为要使书院得以迅速发展，多出人才，首先得有一批名师，于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他开出教师年俸三、四百金的聘金，是当时普通教师年俸的2倍，相当于知府的官俸所得，诚聘省内外举人程光祖、周辅寰、庄南华、孙家璠、桂馥、汤中、朱元模、赵廷光、雷廷珍、曾沛霖、徐天叙和进士吴成熙、叶鸿钩、姚华、熊范舆等来笔山书院执教。山长先后由大儒雷廷珍，姚华担任。
《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如安龙举人庄南华竟以其女嫁与显世为媳；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由此书院名声大振，本县及邻县来求学者众多，院址几乎不堪容纳。
笔山书院几次遭受损毁后，藏书已所存无几，且残破不堪。刘官礼就授命侄儿刘显慎，从地方公款项下，拨票银1万2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派专人赴长沙购办各种典籍。一时之间，笔山书院藏书之浩瀚为各县之冠。规定但凡县中生员(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子，均可借阅入览。
（三）打破陈规陋习，锐意创办新式教育
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刘官礼在教育改革上颇具发展的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改笔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礼聘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任贵州财政厅长)任首任高等小学堂长，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供师生参考书刊数千册。也是这一年，刘官礼又出资从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后又添置动植物及生理卫生标本挂图百余张，足敷中等学校的应用(民国五年至十二年，先后为过境军队所毁)。后有教育界名流聂树楷、解伯莹等先后担任堂长，因教学有方而成绩显著，邻省滇、桂及本省盘江八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培养出了众多后来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独立的栋梁人才。
（四）以国际意识向外选派留学生
西学东渐之后，刘官礼也产生了西为中用，洋为我用的思想意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以团防局的名义保送王伯群、保衡、赵显彬、李映雪等赴日本留学。当时，由于兴义文化闭塞，学过英、法、德语等外语的人几乎没有。又因日文易学，中日途程较近，通讯汇款方便，所以兴义派遣的留学生，全都去了日本。那时，团防总局的存款还多，刘官礼就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前后达数十人。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留学的人既有本县补助费，还可得到清政府的中央和省两份补助费。节约的学生如刘志道，毕业后所存的钱款数额也不算少。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社会各界各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魏正楷(字树生)、王文华(字电轮)、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字用之)、熊璜典(字凤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
刘官礼在家中排行第三，晚年族人皆称呼其“三爷爷”。他因幼年受教育有限而极端重视教育。当刘家成为黔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地方武装后，官府设团防局主管团练事务，刘官礼也因自身本领和两位胞兄兄都已经亡故之故，自然而然成为了团防局首脑，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并受封于朝廷，据说，每任知县上任，都要先上刘家来拜谒；兴义若有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也首先要请示刘家。云贵总督李经羲到任时，特意绕道兴义，拜访刘官礼，并恭维他说：“不意贵州有统老其人，竟有如此韬略！”辛亥革命后，贵阳白沙井街建起了由康有为亲笔榜书的“刘统之先生祠”。
刘官礼戎马生涯一生，但目光高远，识见过人，为实现大兴教育，广施教化的远大理想，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苦心孤诣，最终实现了兴义教育翻天覆地的空前成就。因教育的特殊促动，兴义社会的诸多行业也得以长足进步和发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刘官礼年事已高，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如陈树藩、端映江、董北平、刘炽昌、解伯莹、谢正初(湖南)、尤远春(湖南)等担任各科教学任务。这时兴义仅有城区高等小学堂一所，城乡及外地学生蜂涌前来求学，几致不能容纳。未被录取者仍不愿离去，要求旁听。校园周边每至黎明夜静时分，琅琅读书声时常达于校外。学生间在学业上争先恐后，唯恐落后于人。良好的竞争气氛和淳朴的学习风气，以及优异的教学质量，曾盛极一时。笔山书院名噪当代，为黔府享誉省内外名府。
刘官箴之子刘显潜（1865-1938），贵州军阀，字如渊，别号井陆。贵州兴义人。1902年任其叔父刘官礼组织的“靖边”团营中哨，参加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军。战后升团营管带。1911年任广西边防军督军，率兵镇压群众反清斗争，后升广西省防军统带。1912年任安义镇总兵兼西防统领。1914年4月被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黔西观察使。 5月被委任为贵西道尹兼上游清乡督办。1916年1月被袁世凯委任为贵州巡按使，后被迫反袁，任护国军黔军援川总司令，6月被黎元洪授陆军中将衔。后任贵州全省游击军总司令。1920年被王文华等逼走，投靠唐继尧。1922年2月回黔， 11月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滇黔边防督办。次年任贵州军事会办。1925年被唐委任为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官，率部进军广西。被桂系军队打败，后被迫下野。1938年病死于兴义，终年73岁。
刘显潜曾主持修建永康桥。永康桥位于兴义市城区西30公里，横跨滇黔两交界的黄泥河深山峡谷之中。桥两岸峭崖耸峙，水流湍急，景色诱人，历为滇桂黔商旅要道。建桥之前以舟楫为渡。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游家徐弘祖(霞客)曾克服交通食宿不便等艰难困苦，到此旅游考察和观光。据清道光年间的《兴义府志》记载，嘉庆丁卯年(1807年)，兴义知县陈熙在此始设官渡，撰有《江底官渡记》叙其事，既是解决两省间商旅之需，又为从中收取捐税。但每至洪水季节，翻船事故不断发生，死人现象屡见不鲜，商旅畏途，民众苦不堪言。永康桥上的石狮 1918年，曾任过贵州省游击军司令和滇黔边务督办的兴义乡绅刘显潜等倡仪集资在江底村修建永久性桥梁，桥址选择于峡谷悬崖对峙之处，既使桥面缩短，又使桥基增加了高度，以避洪水袭击。经兴义、罗平等地工匠数年艰辛施工，终于建成三孔石拱桥。全长79.2米，高42米，宽6米。主跨24.06米，东拱净跨9.8米，西拱净跨9.4米，桥面设护栏，高88厘米，踏垛式人行道东西各11级，每级高9厘米；桥面中心护栏外侧，各置精心雕刻的龙头，以示“龙王”镇水之意。在桥东岸，贵州省一侧的悬崖上镌刻“永康桥”四个醒目大字，以及《永康桥记》和游人的留言等等，至今完好无损。由于桥在江底村附近，俗称为“江底桥”。“永康桥”建成纪念摩崖 永康桥造型别致，建筑考究，雄伟壮观，坚若磐石，是谁人设计，工匠们是如何施工已无从查考。经近一个世纪的风化和激流的冲刷，顽石的碰撞，依然如故。特别是1980年的洪水，惊涛骇浪，冲击着桥面，洪水退去，永康桥却安然无恙，雄姿依旧，实属建筑与工艺之精华。 目前，永康桥已被云贵两省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清宣统三年(1911年)，刘显潜集资重修招堤。招堤位于安龙县城东北，是盘江流域著名风景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安笼镇游击招国遴捐银筑石堤，后人为纪念他因而取名“招堤”。乾隆五年(1740年)，南笼府知府杨汇集资在堤西端金星山上建3层高阁1座，后因年久失修而阁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义府知府张瑛又在金星山上筑屋3楹，不久毁于兵火。直至1911年，时任安义镇总兵的刘显潜与地方人士集资重修招堤及金星山上诸亭阁。刘显潜撰联云：“风景不殊，登临无限山河感；苍茫入望，独立依然云水身。”他还手书匾额：苕请蓄绿。今日的招堤，基本上保留了当时重修的面貌。1958年11月，省人民政府公布招堤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安龙县志办编《安龙名胜古迹》)
刘官礼之子刘显世（1870-1927年），贵州兴义人，字如周，亦作如舟，别号经硕。历任贵州省长、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
刘显世早年曾参加镇压广西会党起义。辛亥革命后，曾一度赞成共和，但随即拥戴袁世凯称帝，1916年，在王文华、王伯群的劝导下，通电全国，参与护国运动，讨袁护国，民国成立后，任贵州护军使。
1917年，刘显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在护法运动中，广州军政府分裂，取消岑春煊政务总裁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但在这时期，黔军内部矛盾再次公开化。
王氏家族进入兴义与景双鼎有关。
景双鼎，字纯阳，江南应天府上元人。景双鼎自小骑射娴熟，智勇双全，初入元军将领王志部，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随王志归附朱元璋。之后，景双鼎屡建战功，颇为朱元璋看重。
1360年（至正二十年），鄱阳湖应天之战，朱元璋大破宿敌陈友谅，筑龙湾、虎口二城防御陈友谅，即令景双鼎镇守虎口城。至朱元璋的洪武六年（1373年）时，南征北战的景双鼎积功进光禄大夫，授同知都督。洪武元年（1368年）升为一品大员。
西南地区明元大战爆发，景双鼎立即发动土知州岑善忠遣部属王、黄二姓助战，一举越过南盘江及红水河一段，直抵镇宁、紫云、安顺等地。景双鼎攻取之地“东至香树塘，南到捧乍，西至梅家山，北至营盘山之逃军洞”，“而云贵之屯卫自此起矣”。景双鼎驻军黄草坝，实为明政权进驻贵州兴义的首位中央高级将领，他也因功受封“定南侯”。
明代中央政府为了避免云贵成为中央的权力真空地带，决定把足够强大的军队留下，屯兵驻守，威慑四方。来自江南、中原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按照明军的编制驻扎下来。由此，景双鼎最终定居于兴义（黄草坝）景家屯。
王玺随景双鼎入黔平叛，定居景家屯。后人王牧臣弃戎从商，得罪刘官礼，被其杀害。其子王起元谦虚谨慎，肆力耕读，秉持忠恕之道，乡邻敬仰。刘官礼赏识，将长女刘显屏许配之。刘显屏知书达礼，行事谨慎，温良慈心，持家有道，亲戚和睦，刘家后代称其为“屏大姑妈”。夫妇二人生育子女五人：长子王文选，字伯群；次子王文华，字电轮；长女王文锦，次女王文绣，三女王文湘。
188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早年在兴义笔山书院求学，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年，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等职，1920年，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1924 年，王伯群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30 年，王伯群多方劝募并捐巨资，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相关实验室、 图书馆、大礼堂等。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今兴义市）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伯群任干事。
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伯群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1914年，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
1914年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1915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1915年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伯群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
王伯群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1915年10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 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再也无法维持其统治，于1916年6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
护法运动
1918年，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
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1920年，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弟王文华于1921年（民国10年）3月被刺后，王伯群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果。
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6年，北伐战争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王伯群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
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校长职务。此议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管辖部门部长兼掌交大的校长。
王伯群对交通大学进行改组，将沪、唐、平三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设三地，上海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并逐渐转向“教育救国”。
“忠信笃敬”四字校训来源于《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翻译成白话文，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即使到了外邦，也行得通。言语欺诈虚伪，行为轻浮狂妄，就是在本乡本土，难道行得通吗？”）王伯群校长题“忠信笃敬”，目的在于从“言”和“行”两个方面，“寄学生以品学兼优的希望，以求世界影响”。
吴淞商船“忠信笃敬”校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儒家思想精髓，“言忠信”、“行笃敬”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内在要求，也蕴涵了吴淞商船的精神追求与办学理念。
1932年，王伯群先后辞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抗战期间，王伯群任“私立大夏大学”校长，在贵州兴办实业救国，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1924年，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
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
1929年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
作为著名教育家，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1927年-1944年）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29年）。
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五十所，竞争殊为激烈。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本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
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吴泽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刘思职、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会声誉日隆，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夏教授于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群悲痛欲绝，含泪撰写布告，请全校师生参加夏的送殓仪式。同时给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详情：“阁下与令嫂远在沪平……只得由本校与此间各界发起组织治丧委员会……举行盛大追悼会……医药丧葬费用，预计在三十万元，除由本校拨助十万外，并发动募捐及呈部请予褒扬”。之后，王伯群多次报告，请求教育部从优抚恤夏院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教育部最终呈请行政院优予抚恤，并转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解决夏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在大夏专门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这段超越校长与教授之间关系的手足之情，令人击节赞叹。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
1940年，王伯群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未征求大夏大学的意见，行政院硬生生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师生、校董和校友闻悉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现在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
王文华（1887-1921）字电轮。贵州兴义人。光绪三十年（1904）在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加入最初以“同盟会”命名的革命团体。回国后创办贵州体育会。辛亥革命后，在其舅贵州都督刘显世部下任副官长；唐继尧督黔时，任黔军第一团团长。1916年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战争，任护国军左翼司令，率军出征湘西。袁死后，升任黔军第一师师长。同年，因反对段祺瑞组阁并借督军团强行解散国会，潜赴上海，被孙中山授以川黔军务重任。1917年任黔军总司令。1921年任广东政府军委常委，旋在上海被刺身亡。
贵州兴义泥凼何氏，清中期由江西金溪县迁来，自何应钦起，上可追溯五代，即天祖何景鸾，高祖何振璜，曾祖何银鹏，祖父何春荣，父何其敏，以织染为业。何家字辈为“景振银春其，应绍开国启，金仕吉明时，玉科朝中选”，从“景”字开篇。至何应钦的“应”字辈，有五子应桢、应禄、应钦、应瑞、应炳和六女应凤、应碧、应翠、应秀、应满、应相计十一人，可谓人丁兴旺。长子应桢曾任代理兴义县长、教育局长，次子应禄长期经商，后选为兴义县参议，三子应钦长期担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长居国民党中央二号人物，四子应瑞首任贵阳市长，老五应炳掌权中央邮政，任储金汇业局局长，因五子位高权重，时称“何氏五虎”，以应钦最为有名。何应钦的二哥何应禄，除短暂挂名于兴义参议院外，一直未入仕途，承祖业经商，是“何氏五虎”中唯一的商人。
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7年4月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浙江进行反革命屠杀。1930年3 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此后任“剿共” 军队前线指挥， 积极参与第一、二、四次“ 围剿”。1933 年5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6月又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年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46年6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