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近年来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关键词，随着5G、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消费互联网兴起，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流量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各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领域，推动着世界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本文对日韩两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政策布局动态、战略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讨论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展望三国数字经济合作的路径和方向。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全球危机进一步推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如在生物医药领域，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迭代创新，极大缩短创新药的研发周期，提高创新效率。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各国的数字化进程也在不同程度加快。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达到了30万亿美元的规模，同时，数字经济的GDP占比也在逐年提高，2019年提升至25%左右。新疫情爆发以后，全球数字经济表现出十分强劲的韧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的规模，数字经济占比接近GDP的一半，达到47.5%。其中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占到绝大比重，为84.4%，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同时在全球经济负增长2.84%的情况下，全球数字经济还实现了3%的增长，展现良好发展势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0年，数字化占服务业增加值比例达到43.9%，工业为24.1%，农业为8%。
IHS预测，2035年5G将拉动13.1万亿美元全球市场销售额，中国5G市场可望达到全球接近一半的规模。同期，日本5G市场规模相当于中国市场的四分之一，韩国5G则是十分之一，可见这一领域的竞争相当激烈。根据美国新安全中心CNAS对世界智慧城市的研究，在城市摄像头数据信息采集密度最高的前20个城市中，除了英国伦敦（第3），印度海得拉巴（第12）和印度德里（第16）以外，其余都是中国的一、二线城市。这得益于中国明确的数字化战略部署和明晰的推进路径，从2015年的“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到数字强国、智慧社会建设，“数字中国”还被写入中国“十四五”规划中，这推动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智能社会、智能政府、经济社会环境融合发展，引导数字经济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十大重点产业领域。
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布局动向
政府的行为动机和执行偏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由于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全局性和战略性认识不足，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处于战略劣势，虽然2020年日本数字经济规模达2.4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中德三国，列全球第四位，但仍未能将日本在第二次互联网革命建立起的ICT传统竞争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竞争优势。
日本生产性本部2019年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七国集团（G7）中居于末位，仅为美国的六成，在36个OECD成员国排名中列第21位。根据欧洲数字竞争力中心的《数字崛起者报告》评估，日本的数字竞争力在7国集团和20国（G20）集团中表现垫底。日本总务省“2018年通信利用动向调查”显示，仅有16.6%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尝试引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中的一项或两项。《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9月报道，日本国内工厂在物联网大潮中动作迟缓，数十万台早已停止支持服务的“老旧电脑”仍在运行。
表1 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数字竞争力排名
为了适应数字化发展，2017年，日本依托制造业基础提出“互联工业”战略，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应用到生产制造领域，突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竞争力不足等发展瓶颈。此后，日本相继发布《日本制造业白皮书》《综合创新战略》《集成创新战略》《第2期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SIP）》等战略和计划，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2020年，日本着重加强数字技术创新。2020年6月，在超级计算机的全球500强排名中，日本超级计算机“富岳”以每秒41.5亿亿次的运算速度排名世界第一，在模拟计算方法、人工智能学习性能、大数据处理性能等方面取得突破。2020年7月，由日本政府牵头的大型国家项目“量子密码通信”项目正式立项，支持展开量子通信和加密链路技术、可信节点技术、量子中继技术和广域网构筑与运用技术等4个方面研究与开发。作为老牌电子强国，日本凭借第二次互联网浪潮的积累，在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制造、关键零部件、机器人等领域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牢牢掌控了这些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但在数字经济或者数字化转型这一领域，整体处于战略和数字化转型平行发展状态。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力度不大，政策效果也一直不愠不火。有研究统计，日本政府每年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中提到数字化频次，在安倍执政期间，2016年仅提到1次，到任末期才意识到对发展数字经济整体考虑不全，幡然醒悟，开始在政策上加码，2018年提到9次，不断释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强力信号。
表2 日本主要数字经济政策（2000年至今）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菅义伟政府迅速设立了一个数字厅管理政策，进行立法推进的动作，以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加速基础设施更新和加强新基建为重点，支持日本中小企业信息化设备更新改造，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超级计算机、量子密码通信等领域进行核心能力建设，还对中小学校ICT应用进行了更新，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致力于数字技术创新和研发。
表3 菅义伟政府数字新政
虽然菅义伟政府执政仅维持了11个月，但是其所推行的数字新政仍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一是坚持机构改革统领，打破行政纵向分割，创设数字厅并赋权其数字改革司令塔功能，同时开展监管改革。二是强化数字技术创新，确保日本在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方法、人工智能学习性能、大数据处理）和量子密码通信的领先地位。三是制造强基，推动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四是建设具有日本特色、适应本土需求的数字社会，注重老年人友好，最大限度个人隐私，构建重视人类本身的数字社会，多方面考虑用户便利性，等等。
韩国数字新政
韩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在5G发展上取得战略主动权，实现全球领先，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数字经济政策制定上，韩国政府一直积极主导，政府投资带动大批社会投资进入数字经济领域，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韩国数字经济发展成绩不俗。
2020年在疫情背景下，韩国发展“非接触经济”，社会资本也持续发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当年，韩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排在第4，仅此于美国、中国和英国，显示出韩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实力。由于韩国政府重视发展数据要素，超前布局6G，并为AI提供世界一流的政策支持，为韩国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优越环境。在5G领域，韩国提出从全球首创迈向全球最佳的状态，在三年内达到650万亿美元的规模。在AI领域，韩国2020年实现了40%左右的年增速，大量AI应用在金融、医疗落地，且韩国官方预测AI未来五年会继续保持非常良好的增长态势。
为克服新冠疫情、应对后疫情时代，2020年7月，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以数字和绿色为两大政策主轴的韩国版新政，促进韩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升级。韩国政府为此编列114万亿韩元的5年预算，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总投入将达到160万亿韩元。新政中明晰了十大重点发展的领域，包括5G网络建设、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数据大坝”、人工智能政府、智能医疗基础设施、节能型建筑、电动汽车、智能城市、可持续能源和低碳工业园区等。
韩国数字新政的发展路线非常明晰，可以归纳成D•N•A，其中D代表大数据（Data），N代表5G网络(Network)，A代表人工智能（AI）。2021年7月，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发布的数字新政实施一年的成果，据统计，共有7万多人参与“数据大坝”（5万多人）、公共数据领域年轻人实习（1.5万多人）和数字课堂（8000多人）等数字新政主要项目；有17万多家企业参加数字新政相关项目；韩国国内数据市场规模较前年增加14.3%，为19.3万亿韩元。在数字新政实施第二年，韩国政府计划到2025年前将投入4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55亿元）推进“数字新政2.0”，继续发展“数据大坝”项目，向民间部门开放新建的“数据大坝”和5G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便于社会公众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到2025年前打造用于人工智能学习的1300余种数据库以及31个不同类别的大数据平台；完善相关制度并提供频率，帮助那些对产业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核心服务业提早适用5G特化网；提供符合各地区需求的人工智能服务，并构建“开放性元宇宙（metaverse）平台”，供企业用于研发新内容和服务。2022年，韩国政策持续发力，韩国政府拟为“数字经济实施计划”投入9万亿韩元（约合74.9亿美元）预算。其中，用于加强D•N•A（数据、网络、人工智能）建设的经费规模为5.9万亿韩元（约合49.1亿美元），用于培育非接触产业的经费规模为5000亿韩元（约合4.1亿美元），用于发展元宇宙等新兴产业的经费规模为8000亿韩元（约合6.7亿美元），用于实现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数字化的经费规模为1.8万亿韩元（约合15亿美元）。
表4 韩国“数字新政”数据大坝（Data Dam）项目
中日韩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共同挑战及合作展望
（一）中日韩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共同挑战
根据欧洲数字竞争力中心使用世界论坛用于全球竞争力评估的数据做的《数字崛起者报告》评估，日本在7国集团里面表现垫底；在20国集团中，因为中国的理念和发展在2020年占到第一位，韩国排名居中，列第十名，日本排名靠后。虽然中日韩数字经济发展各自存在内部问题，但是也面临相同挑战。
一是加快芯片投资步伐，应对“芯片荒”。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芯片普遍短缺，表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存在漏洞，半导体供应链的全球性令任何一个公司或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对此，中国制定了明确的目标，要在半导体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自给自足。韩国在2021年5月公布了一项新的国家半导体产业政策，强调韩国“需要先发制人的投资来引领全球供应链”，旨在到2030年确保该国在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制定产业政策以振兴日本的芯片制造业，将重点放在制造、设备和材料上。
二是疫情在彰显数字经济重要性和发展潜力空间的同时，也凸显数字经济监管的重要性。由于数字经济运营效率更高、创新迭代更快，对它的监管常被认为是对全球公共监管机构的独特挑战。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防范头部平台垄断、保障数据安全、弥合数字鸿沟、打击逃税等方面不断提升监管与治理能力。2020年疫情爆发后的首次G20财长会议已经释放清晰信号，全球税改协议有望在未来的G20峰会上批准。而2021年会议决议则通过了支持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等措施，以及阻止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避风港的新规则等重要系列决议。
（二）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展望
二是拓宽产业合作的领域。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占据很大比重，向来就有巨大合作空间，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合作领域，三国在5G/6G、半导体、自动驾驶、车联网、能源互联网、AI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加之中国数字化转型迅速，是日韩最新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重要市场和新兴市场。中国工程师红利也可以长期支撑日韩数字技术迭代所需的服务外包。
三是新业态新模式互鉴。韩国专家表示，中国的共享经济、消费互联网、社交媒体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韩国学习的典范。在元宇宙领域，三国都非常重视，而且各自具有特色，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和产业基础以及领先的AI技术、韩国富有竞争力的游戏产业和5G技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以及拓展视觉（XR）产业迅速发展，使得三国在元宇宙产品、生态、商业、市场以及关键技术等的合作潜力巨大。2021年，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MSIT）牵头组建了一支目前有超过200家公司参与的Metaverse联盟，SKT、KT、LG、三星、NAVER等巨头现身其中。在韩国数字新政2.0阶段，Metaverse联盟将作为韩国元宇宙的核心力量，创建一个由私人公司主导，政府提供支持的Metaverse生态系统。根据韩国经济新闻报道，2022年韩国政府预计对于该联盟的资金支持，最高300亿韩元（约合2539万美元）。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近年来，中日韩都在这方面积极作为。2019年G20大阪峰会，安倍提议创建数据可自由流动框架的“大阪轨道”，加速推进制定数字经济相关国际规则。2019年10，日美在华盛顿达成了“数字贸易协定”。2021年12月，中韩几乎同时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未来，三国有望合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共同探讨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
超写实数字人AYAYI 来自：新华网
最后，在学术研究领域，数字经济改变了经济社会运行的机制和运行方式，需要国际学界共同关注。由于赛博空间的加入，产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经济会发生新变化。线上、线下融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急需各国学者以融合、跨界和开放共享数字化发展的思维，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和跨国合作研究，促进各国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和健康发展。
（作者蒋媛媛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