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吴钟赫研究员来院访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天府智库新闻中心

    4月18日下午，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吴钟赫研究员来院访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成立于1989年，是韩国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在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国际经济制度、对外经济关系、APEC发展对策、新兴市场环境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地区经济研究等领域进行着广泛的研究。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下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吴钟赫研究员此次来访主要围绕西部大开发的起源、战略背景、发展阶段等问题与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研究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刘世庆研究员给吴钟赫研究员介绍情况     刘世庆研究员介绍说，中国西部大开发始于1999年、2000年，其出发点，一是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和部署，二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迫切要求。中国的东部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各个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国家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东西部差距拉得过大，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1999年，当时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朱镕基视察西北，2000年中央出台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文件和部署，开始了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十五”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重点是“五篇文章”，也有学者归纳为五大标志工程，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十一五”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阶段，在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产业发展逐步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区域政策也进一步突出重点地区的发展。“十五”时期，西部大开发作出三个重点区域的发展部署，包括：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经济带、南桂昆经济区，并对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专门进行政策研究和安排。“十一五”时期，三大重点地区进一步突出重点，促进条件更好的地区加快发展，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以及去年再出台的云南的桥头堡建设，西藏和新疆的发展，近年尤其突出，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决心和努力。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近年还出现一个新的现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超过东部，出现中西部增速“领跑中国”的现象。当然，东部地区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期间，但发展仍然很快，是中国现代化的领跑者。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特点是“六个更加、三大台阶和七大重点”，总体看，西部大开发正朝着健康、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相信不久之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随后，吴钟赫研究员问到城乡统筹的经验和成渝两地的差异，刘世庆研究员一一做了介绍。她说，成渝两地在土地流转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虽然在学界争议很大，但她个人认为，这是两地针对不同的自然、文化、历史等许多因素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合理措施，并非一定要统一。成都在统筹城乡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经验，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一位著名的未来学家把成都经验归纳为尊重个人权利的“创新铁三角”：产权改革、基层民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都城乡统筹中非常重视城乡规划的一体化，成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在全国率先创新性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对农村的发展进行规划，包括基础设施如何向农村延伸、产业布局如何协调、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全面建立、土地流转过程中怎样保障农民的利益、社会民主如何在偏僻的乡村得以实现等等。成都统筹城乡取得的成效比较显著，城乡差距缩小比较显著，但也有学者提出，还要重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全国的比较。    刘世庆研究员还应邀介绍了成渝经济区建设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作为21世纪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成渝经济区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这里既是能源工业基地、重型装备制造业基地，又是IT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更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合力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潜力自然不容小觑。关于行政分割对成渝经济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的确是存在的。可喜的是，近几年交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快速交通的发展，正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着这一困难，比如动车组的开通，像是一股洪流冲开了融汇交流的大门，行政限制根本无法阻挡经济交流的浪潮。随着高铁、高速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川南、川东北等，也将逐步进入多个半小时经济圈。交通瓶颈的消除，能够更大地促进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和重庆成为国际大都市指日可待。    座谈结束时，吴钟赫研究员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他说，刘世庆研究员提供的资料非常详尽真实，对他的研究帮助很大。希望将来两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合作。      从左至右：吴钟赫、刘世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