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劳务输出是我国参与全球劳动治理的重要实践。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是在对外经济合作框架下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这两个渠道派出的人员，虽然占我国劳动力总量的份额很小，却是助力消除贫困、促进民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力量。我国对外劳务年末在外人数从1978年的不足5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100万余人。40多年的历程见证了我国对外开放中“自然人”有序流动的成绩。全球劳动治理是“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和私人治理主体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制定一系列旨在维护劳工权利、改善工作条件的法律、规则、倡议的过程及确保国际劳动标准得到有效执行的监督过程的总和”。我国通过对外劳务合作实践，深度参与到全球劳动治理体系之中。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规模和结构特征
其一，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数不断攀升，两渠道派出人数差距不断缩小。改革开放至1990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年末在外人数各维持在3万人左右。1990年至2001年，对外劳务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对外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数6万人、对外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数达到41.47万人，两渠道派出人数差距扩大。2002年至2012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量快速增长，2012年对外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数为34.46万人、对外劳务年末在外人数48.26万人，两渠道派出人数差距缩小。2013年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力促进双渠道劳务发展，2015年年末两类派出人数总和超过102万人，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两类派出人数均有所下降，2023年在外各类劳务人员总数为54万余人。
其二，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拉美成为新兴市场。对外劳务人员的目的国选择受到工程项目、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未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年末，中国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不含赴港澳台）中的72%聚集在亚洲、15%聚集在非洲，中国在境外从事承包工程人员（不含赴港澳台）中的55%聚集在亚洲、33%聚集在非洲。在劳务合作项下，日本和新加坡是去往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较早与中国建立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国家，且两国对外籍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且稳定，因此成为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的首选地之一。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中大概6%的人员去往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比较典型的目的国是巴拿马和秘鲁这两个国家。中国与巴拿马的劳务合作可追溯至19世纪。1849年至1854年，抵达巴拿马修筑铁路的华工多至4000人。目前，巴拿马拥有拉丁美洲最大的华人社区并设立“华人日”。2019年年末约有1.5万名中国人在巴拿马从事劳务合作相关工作，在当地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1/128。在秘鲁从事对外承包工程人员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某些中国企业从2017年起较好地打开了秘鲁对外承包工程市场。2019年年末秘鲁有9576名来自中国的从事对外承包工程的人员，较2016年年末的4724人翻了一番。
其三，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行业分布呈现建筑业主导、多梯度发展的局面。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行业分布大致分为4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建筑业，2023年年末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中的40.9%聚集在该行业；第二梯队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4%）、制造业（10.6%）以及住宿和餐饮业（8.7%）；第三梯队为农林牧渔业（4.2%）、采矿业（2.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2%）、批发和零售业（1.7%）、卫生和社会工作（1.5%）；第四梯队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0.5%）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0.3%）。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行业分布呈现多梯度发展局面，这说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一方面得益于国内优势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国对外劳务公司对国际劳务市场的持续开拓，以及国内劳动力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对全球劳动治理的多维贡献
其一，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消除贫困”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方面，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河南新县田铺大塆“老家寒舍”店主韩光莹是2012年通过中韩雇佣制劳务合作项目赴韩工作的人员之一，2016年回国后用积攒下来的钱将老房改造成民宿，每年有8万元至10万元的收入，并带动全村民宿产业发展壮大，为我国脱贫攻坚及其成果的巩固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在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秉持“属地原则”和“授之以渔”的理念，通过设立培训班、“导师带徒”等方式培养了大批当地人才，支持当地减贫事业。
其二，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践行者。以中老铁路为例，这项工程地形复杂，其成功运营既依靠中方人员的技术实力与敬业精神，也得益于他们向老挝员工悉心传授技术技能、编写中老双语工作手册、尊重当地习俗、参与公益事务，并在当地遭遇恶劣天气时伸出援手，增进了老挝员工和民众的信任与尊重，进而提升了工程效率。参与中老铁路建设的中方员工，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老铁路也成为中老友谊之路。
其三，我国对外劳务市场是我国参与全球劳动治理的重要领域。我国在积极接轨国际劳工规则、提升劳务派遣规范与权益保障水平的同时，也将实践中积累的有效经验贡献给全球劳动治理体系。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海运面临船员换班与健康风险挑战，中国牵头建立并实施国际认可的船员健康证明制度，高效组织船员换班，既保障了外派海员权益，也为缓解国际航运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此外，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劳工组织“追求社会正义”的宗旨相契合，该理念于2018年被写入国际劳工大会决议，成为全球劳动治理的重要指导原则。这表明，中国不仅在实践层面为全球治理提供具体方案，也在理念层面参与塑造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劳动治理秩序，推动国际人力资源合作向公正、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参与全球劳动治理体系的创新实践
其一，我国对外劳务管理办法与国际劳工规则对接。我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已批准28项国际劳工公约，包括《同工同酬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强迫劳动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7项核心公约。以我国2024年7月起施行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为例，其第四条明确要求企业“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表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需遵守国际劳工标准中我国已批准的公约、对接全球劳动治理中的国际劳动标准。此外，中老铁路项目在建设中既遵循国际劳工标准的相关公约，还遵守老挝当地劳工法关于工时的规定，实现国际标准与属地规则的兼容。在对外劳务合作领域，我国企业主动对标SA8000标准，例如在赴日技能实习生项目中，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确保工资发放和为实习生提供职业安全培训符合全球劳动治理标准。
其二，我国对外劳务权益与全球供应链劳工治理的实践相融合。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供应链尽责要求，比如在中国—新加坡双边劳务合作中，严格遵循“非减损条款”，确保我国外派劳务人员的加班工资、住宿条件等不低于我国国内建筑工人标准，避免企业为追求低成本而牺牲劳动者权益，推动供应链向更可持续、更负责任的方向发展。
其三，我国对外劳务实践为全球劳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提倡建立的船员健康证明制度被国际海事组织采纳，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可以实现跨境数据的电子核验，海运公司可以通过系统实时监控船员健康状态，不仅能够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还显著提升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效率，为全球劳动治理提供数字化监管范本。我国央企远程医疗平台由国务院国资委推动，整合中日友好医院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为近百家央企的境外员工提供线上诊疗服务，并与境外医务室、援外医疗队、境外中资医疗机构以及境外转诊急救医疗机构建立联系，通过“线上诊疗+线下保障”的模式保障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及当地员工的健康安全，打造创新性全球劳动健康治理平台。
以对外劳务输出为抓手更深层次参与全球劳动治理
其一，我国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体系的建设已初见成效，但依然存在社保互认、工伤赔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政策沟通”来扩充与我国签署社保互免协定的国家数量，并加强国内外工伤赔付联动体系的建设。我国目前已与1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社保互免协定，主要适用于相互免除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此外，我国和新加坡、阿联酋等国签署了双边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有助于不断规范和促进双边劳务合作。然而，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聚集的主要国家多数未与我国签署双边社保互免协定，且双边社保互免协定中还未涉及工伤赔付。目前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在外国因公伤亡没有统一的赔付主体，根据不同情形可能是国内外派机构、国内公司的国外子公司、东道国雇佣方、国内社保等，对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申请工伤赔付造成了一定的申诉难度。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基本权利，可结合RCEP、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机制，通过“政策沟通”来扩充与我国社保互免协定的国家数量。随着我国跨境平台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可以逐步建立“跨境工伤赔付快速响应中心”，整合国内社保机构、驻外使领馆、东道国劳工部门等机构和组织，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工伤认定与赔付标准统一，并依托央企远程医疗平台为员工提供及时救治，不断强化对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健康保障体系建设。
其二，我国企业和政府已经在对外劳务人员融入东道国工作生活环境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因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建议将较为零散的企业实践和政府管理培训方案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标准化培训体系，对接全球劳动治理体系。中老铁路建设中的双语工作手册打通了语言壁垒、增强了工作效率，更让当地人员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河南在推行中韩雇佣制劳务合作项目时针对韩语考试考不过的问题，让学员进入我国的韩资企业边就业边学习，储备语言过关的对外劳务人才。语言不通，是制约我国对外劳务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些优秀做法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收集优秀经验，提炼整合为分方向、分层次的标准化培训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劳务合作项下劳务输出人员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承包工程项下劳务人员与当地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让每一位“走出去”的劳务人员都成为靓丽的中国名片。
其三，为进一步降低我国对外劳务人员对工作的搜寻成本，以及提升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与国际岗位的匹配度，建议筹建全球劳务数据中心和全国性对外劳务招聘平台。数据中心和招聘平台可以发挥如下优势：更有效地提升招聘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透明度，不同国家不同项目的岗位薪资、工作居住环境等可以在线对比，能有效推动我国对外劳务市场的良性竞争和改善工作岗位和劳动者技能之间的匹配度；更有效地加强监管力度和监管效率，监管端、企业端、劳务人员端三位一体，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劳务输出人员的基本权利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增强我国对外劳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更深层次参与全球劳动治理做好机制准备。（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张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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