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1943 年，美国实行排华政策，关于该政策的出台和内容可见诸美国国会记录、排华法案公文、相关执行部门的往来文书等。但长期以来，学界缺乏对排华政策具体执行过程的史料的挖掘，其中对华人在此期间面临入境调查的详细内容缺少关注，本文即着重介绍笔者在旧金山档案馆所查看到的美国移民归化局对华人入境进行调查的档案。
最早的入境审查记录仅记载了该华人的身份，工作，来美国目的的基本信息而未有详细的问答记录。这些审查记录包括该华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所乘抵达美国船只的名称、船票号、抵达日期、接受审查的日期等基本信息。
除此之外，档案里也有记载华人从美国离境返回中国的日期、离开时所乘船只名称。就笔者目前为止所查看的档案而言，大部分华人是返回美国时接受调查，极少数是第一次入境，无论他们是否的确是第一次入境，均声称曾离开美国回中国探亲，这与当时排华政策有关，由于美国 1882 年排华法案限制华工入境，但并未限制曾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华工返回美国。1882 年排华法案第四条中规定: 1880 年 11 月 17 日之后就在美国的华工，以及 1882 年排华法案正式颁行后九十天内进入美国的华工可以自由进出美国，海关稽查员会为以上这些华工进行登记并列出名单，当被列入名单的华工出境时，会收到海关稽查员出具的返境证明，华工凭借这份证明即可在返回美国时，比照海关记录，若完全一致，则允许入境。此外，华人入境调查登记文件还记载了华人在美国曾做的工作、工作地点、薪水、住址、来美国的目的地、联系人、买票人的信息等。如图 2 中的一位叫黄文彩( Wong Mun Toy) 的华人的入境记录，其声称 1887 年 8 月 14 日乘坐 “Cityof Ｒio De Janeiro” 船回中国。在此之前居住在萨克拉门托，在 Kong YuenCo. 工作，每月有 30 美元的薪水，目的地是旧金山商业街 713 号的 HikTuck Jan Co. 。
不仅如此，在华人已经说明以上信息后，海关稽查员仍会再次对该华人入境前的详细经历和入境后的打算进行审问并做简短记录，其中包含对声称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就其在美国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出生地址、在美国认识的朋友、返回中国所乘船只上认识的人等这些记载。大多数华人声称未见过市政厅、中国餐厅、赌场等事物。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排华早期，海关稽查员针对华人入境调查有固定的审问问题，问题集中于找出华人是否在美国生活过的证据，只要就作证人和申请入境的华人声称的该华人出生日期、地点、姓名、返回中国的时间一致即可，这与后期入境调查审问意在全面盘问华人在中国、美国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以发现前后证词有矛盾的漏洞不同。如在 1900 年 7 月 25 日，一位叫 Fong Lin Doo 的华人在接受入境调查时，该人的叔叔、父母的朋友一同为他作证，有意思的是在作证过程出现证词分歧，该叔叔声称 Fong Lin Doo 的父母住在开平 “ChukSuey” 村，父母的朋友声称 Fong Lin Doo 的父母住在开平的 “Tung Sang”村，但 Fong Lin Doo 却言他父母住在新宁 “Ng Shan”村。在被问及他叔叔是否与他父母住同一村庄时，Fong Lin Doo 的叔叔给出的答案和他又不同，在移民官员反复确认他叔叔是否结过婚的问题时，Fong Lin Doo 和他叔叔给出的答案再次不同，最终此人被拒绝入境。
随着美国在 1884 年、1888 年、1892 年、1902 年相继修订排华法案，相关执行部门对这一期间华人入境调查也有所改变，这体现在入境调查档案中所包含的文件类型和内容里。其文件类型不仅有前述所言的简略的入境审查登记记录，还有多位证人就该华人身份的作证证词，海关稽查员对该华人住址的调查笔记以及官方出具的华人身份证明文件，诸如华工出境证明文件、护照、照片等。就这些入境调查档案来看，最早的一份有记录作证人证词的档案是在1889年6月13 日一名叫 Wong Toy 的档案里。一般情况下，为该华人作证的证人人数最少有 2 人，最多可达至 9 人，这些证人一般为该华人的亲戚、当地白人、领事馆领事等。作证的内容是，作证人要在旧金山公证处担保认识受入境审查的华人，指出该人出生时间、地点，离开美国的时间和乘坐的船只等。例如在 1889 年 10 月 21 日入境的一名叫Leong Muoy 的女性在接受入境调查时，包括旧金山领事在内共计 4 人为该女性作证其美国出生的身份。其中，有 2 名华人、1 名白人向旧金山领事傅列秘 ( F. A. Bee) 作证，傅列秘再将其证词提供给旧金山海关稽查员。证人之一为 Leong Muoy 的父亲 Leong Seong，他在证词中说明自己是 LuongSing Co. 商行的一名商人，该商行在华盛顿街 744 号，他已经在这城市居住了 17 年，他声称他有个女儿即 Leong Muoy，现在被拘押在阿拉比号上接受调查。他指出，她女儿在今年 4 月和她阿姨乘坐 “阿拉比” 号回中国，她出生在旧金山，出生地址是他工作的那个商行，现在有 15 岁。在此之后，还有 2 名白人对 Leong Seong 的身份进行作证，证明与他相熟 12 年，Leong Seong 是一个信誉良好的商人，该人有一个叫 Ah Muoy 的女儿在今年早些时候回中国。旧金山领事馆领事也为此作证 Leong Seong 是 Leong Muoy的父亲，Leong Muoy 出生美国，应该被允许入境。最终，这位女性被允许入境。
从中可看出，在排华时期，女性也可以被允许入境，但其中成功的比例有待进一步统计考证。可见，在华人亲属，当地美国人为其作证的情况下，该华人可获得更高的入境成功率。但需要注意的是，也会存在尽管只有两位华人为一名华人作证，但也被允许入境的情况。除了相关证人的证词，档案中还不乏容易被忽略的用铅笔写的便条，这是移民调查员对为接受审查的华人做作证的证人的调查，调查员会前往证人所言的工作地点以核实该商行或工厂里是否真有此证人以及该证人是否如其所言在该处持有部分股份，若发现现实情况与证人证词不符，则会拒绝接受入境审核的华人入境，若所言属实，一般情况下则允许该华人入境。
除此之外，官方出具的华人身份证明如华工返境证明，清政府出具的护照等也有利于本人获准入境。在华人入境调查档案中，有不少支撑该华人身份的证明文件，其一便是华工返境证明文件。如前已述，1882 年美国排华法案中有明确规定，持有华工返境证明文件的华人再次入境时，凭借此返境证明，海关应允以放行入境。因此，美国排华时期华人入境的情况并不是简单地被大量拒绝入境，也不是仅有以 “paper son” 的身份成功入境，其间存在诸多入境的可能。除了前述所言的华工返境证明文件，另外还有华人持有的清政府签发的护照。华人持有的护照上写明该人的姓名、年龄、相貌、职业，经由中国具体口岸的海关官员签发，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入境调查档案中，并不是所有接受调查的华人均持有护照 ( 这其中不排除档案文件有遗失的可能) 。
当然，从笔者所查看的档案而言，并不是持有合理证明文件，经由一番审问和相关熟知证人作证的华人即可顺利入境，也存在即便文件和证词均充分仍被拒绝入境的情况，可从档案内发现的口供纸、信件究其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接受入境审查的华人中，他们为接受入境审问准备了详细的应答内容，这体现在口供纸上，口供纸里写明了应如何描述自身的经历和亲属关系①，应如何作答，若被海关稽查员和移民局官员发现口供纸，则此华人会被拒绝入境。从这些口供纸中，可了解到海关稽查官员和移民局官员执行入境审问的详细内容，对研究分析华人应对排华审问的方式提供充分的史料背景。此外，部分华人的入境调查档案内还有该华人国内亲属写给美国的接应此华人的亲属朋友的信件，信中不仅交代前去美国的华人的身份，此人与家里的关系，还告知在美亲属国内亲属的近况，若被发现的信件里描述了该华人为在非自愿情况下前往美国，则此人也面临被拒绝入境的情况。
这些华人入境调查档案不仅能体现该华人在排华时期多次入境的具体经历，也能从中窥见此华人家族的移民史。由于华人的入境调查档案不仅是该华人入境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与此华人有亲属关系的人的入境调查的证明文件，这体现在档案中发现更多的是移民局官员之间就确认华人身份的往来文件，这些文件是调阅档案中的华人入境记录以作为与该华人有所谓亲属关系的人在以后入境审查时的辅助证明，这关系到该华人家族的亲戚赴美的命运。例如一名叫 “Hom Yen Yuan”的华人档案，该人于 1889 年10 月 18 日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入境，其后他的儿子 Hom Sick1931 年 6 月在纽约口岸接受入境调查，波士顿地区的移民局官员向旧金山口岸的移民局官员调阅该人的父亲，即 Hom Yen Yuan 的档案，以此核实他的儿子 Hom Sick的确是一名美国公民的儿子，最终得到证实后，Hom Sick 被允许入境。值得注意的是，以旧金山口岸的华人入境调查档案而言，一般这些移民局官员的文件往来发生在 1910 年以后，即美国于 1910 年成立天使岛移民管理局之后。可见，从这些华人入境调查档案也可窥见美国排华时期对华人入境管理的变化，为全面且深入了解美国排华过程，华人赴美经历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和分析。
美国旧金山档案馆所藏的华人入境调查档案数量庞大、时间连贯、内容丰富，通过分析移民入境调查档案不仅可以弥补对美国排华时期移民入境管理过程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足，也可以了解华人入境的详细经历，这为生动展现排华时期华人入境的历史、华人家庭史、美国对华人移民管理的变化，甚至为进一步分析美国排华的效果提供必要的史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