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美国华盛顿特区恰似欧洲小国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来，已经有25 000多名身无分文的“一战”退伍军人带着妻儿在街区公园、垃圾场、废弃的仓库和歇业的商店安营扎寨。军人们不时操练，唱战歌，也曾在10万名华盛顿市民的沉默注视下，由一位荣誉勋章得主带领，高举褪色的棉布制国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施以援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计算，这已经是第三年年末了，他们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这一补偿金是1924年《服役证明修正法》中规定的，但是要等到1945年才发放）。如果现在兑现，他们每人可以拿到约500美元。报刊编辑们将他们称为“补偿金军队”、“补偿金游行队”，他们则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成员曾希望国会能提供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现在他们只能向胡佛总统求助，乞求总统接见他们的领袖代表团。然而，总统传话说他太忙，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总统参观参议院的计划被取消，白宫周边地区日夜有警察巡逻。这是自停战以来，总统官邸的门第一次被锁上，《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标题是“胡佛自锁白宫”。胡佛甚至设立路障，白宫周边一个街区以内实施交通管制。一位断臂老兵试图穿过警戒线，却在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关进了监狱。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的反应过度似乎是出于恐惧和挫败感。远征军成员手无寸铁，激进分子被驱逐，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仍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34岁的德鲁·皮尔森，形容他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无神采”。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已经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一位卫生部巡视员称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很大程度上，临时搭建的军资供应处只能靠捐助维持：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几大卡车的食物；一位极为同情他们的面包店老板每天送来100个面包，另一位面包店老板送来1 000个馅饼；海外退伍军人协会捐了500美元；游行者们在格里菲斯体育场自行举办拳击比赛，又筹集到了2 500美元。一切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华盛顿的警察给这些不速之客提供面包、咖啡和炖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连这也引起了胡佛的强烈不满）。到8月中旬，酷热高温已逼近每年的气温最高值，越来越缺水，苦难加剧。
那时，英国外交部把华盛顿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各国外交官们都恨透了华盛顿闷热潮湿的天气，除了市中心几家打着“清凉一夏”招牌的剧院，其余地方都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华盛顿就成为遍布遮阳篷、纱窗门廊、冰块手推车、夏季家具和凉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研究昆虫的绝妙去处”。没有门帘和门廊，远征军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特区时，正是春光无限、春色满园之时。到了7月，盛开的玉兰花和杜鹃花已凋谢，樱桃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似乎连土地都毫无生气，远征军看起来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户抱怨：“看到这么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气了。”的确，他们也仅能给国家带来这点儿威胁了。
然而，如果说远征军带来危险只是无中生有，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华盛顿地位低微且依赖欧洲则有根有据。那时世界上65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占据地球上超过1/4的耕地面积——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阳光所到之处就有大英帝国的土地。大英帝国统治着4.85亿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说什么东西稳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罗陀的岩石般稳固”或“如英格兰银行般可靠”，当时美元与英镑4.86∶1的比值似乎是财政安全的基本准则。那时只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飞行员和一位被革职的美国将军——米切尔做着空军的白日梦。海军在那时极为受重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条航道可以不受英国的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控制着麦哲伦海峡，连巴拿马运河都由英国皇家海军加勒比海舰队控制。结果，美国就如英国殖民地一般，完全处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针对美国入侵的危险提供了500倍的保险赔偿。《财富》杂志向其读者们保证“无论船舶或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并将永远是屏障”，该杂志认为，自美国有史料记载起，英国舰队已经称霸海洋。
华盛顿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地位、条件和大多数的抱负都是美国所欠缺的。夏季的华盛顿如沉睡的村庄，在其他季节就更无人问津。论城市面积，华盛顿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在金融中心纽约。只有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时，曼哈顿各大机构的律师们，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才会莅临华盛顿，为共和党人士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第一任总统，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还雇用了5名秘书（历届总统的秘书都没有超过一名），并通过传唤器系统传达命令。
美国国务院大楼所在地雾谷原来是一个黑人贫民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所在地曾经是农业实验站，因此也是典型的华盛顿辐射地带。《星期六晚邮报》指出：“靠近国家立法心脏地带的这一大片区域，其中很多仍然属于农场。”政府雇用的外事人员不到2 000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宫对面那栋被数不清的栏杆、炮塔、圆柱门廊包围着的双重坡顶的大厦就是现在的行政办公楼，外表丑陋。当时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都挤在其中办公。实际上，1929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后，总统和他的下属们就搬进了这栋大厦，并没有人感觉拥挤，自然更谈不上讲究排场。当时，后来军事武官和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修建，美国联邦特勤局还没有向公众封锁行政大楼西路，它还只是城市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平时离总统办公室掷石可及之处就可以停车。如果有人需要拜访国务卿，有时会在门口受到接见。在行政办公楼的同一层内，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门之隔。他需要帮忙时，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就会急忙跑来。
麦克阿瑟是美国唯一一位四星上将（也没有三星上将）。作为参谋长，他年薪10 40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官邸，陆军唯一一辆豪华轿车供其专用。对麦克阿瑟的副官来说，他的地位似乎遥不可及。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年俸3 000美元。因为他还兼任军队的国会说客，因此常去国会山。但麦克阿瑟从不把豪华轿车借给他，也不给他报销出租车费，因为华盛顿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一项支出。正如艾森豪威尔日后回忆道：当时他下楼穿过大厅，填写一份表格以换取两张电车乘车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边，等待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华盛顿电车轨道交错，有将近700辆载客电车。除了冬天电车容易短路发生故障，其余时候它们都运转正常，堵车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开车上班（时速限22英里），可以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停车位从不短缺。汽车种类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贝克、格雷厄姆、皮尔 – 箭、特拉 – 普雷恩和斯图茨等品牌的汽车。但以后来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制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
黑人居住在华盛顿西南部的雾谷和整个乔治敦，那时尚未被猎奇爱好者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别处风景如画。那时，华盛顿特区的绿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树。最具异国情调的街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华丽的豪宅“禁止入内”，那时反犹太人不亚于歧视黑人；因为当时尚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反犹太人甚至没有惊动外交界。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时是在第16街，大使们穿着条纹裤和双排扣礼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宫。他们在市中心漫步时，由于路面用鹅卵石铺就，他们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仅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则主要是小杂货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红色门廊销售点、露天市场，或者是大马路上。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街头乞讨者的音乐演奏声、手推车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磨刀人的吆喝声，这是在招呼家庭主妇们拿出刀具来打磨。市中心，鲜花店和水果摊给街角带来缤纷的色彩；码头上，牡蛎市场热闹非凡。华盛顿特区市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所在地。在K街农贸市场的繁荣盛景里，充斥着鱼贩的叫声和宰杀好的架上兔子的摇摆，马具店门前，伫立着一个与真马等身的木马。1932年的华盛顿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马。K街的鹅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马的粪便。那些夹杂着大市场和街边摊的气味，很快就在伟大的柏油马路上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搭乘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航班（1970年每天有24 000名乘客在该机场出入境），当时这个机场所在地还在波多马克河域下静静地躺着。航空旅行十分罕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航空公司要求每位空姐都是注册护士，但客机通常只是福特三引擎飞机，不能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情况下飞行。当时也没有横跨全国的航班，客机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55英里。一名男子花了18个小时通过转机横跨全美，他的照片被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尽管华盛顿当时有一个胡佛机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侧，现在的第14街桥（当时叫公路大桥）所在地，每天只有250人次。绝大多数旅客（每年有1 100万人）会到达联合车站。蒸汽机的巅峰统治已经接近尾声，20 000辆火车轰鸣着穿过村庄（1970年时还不到300辆），这悠长的哀鸣声唤醒了举国上下那些躁动的年轻人，包括正在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镇的乔特学校上学的15岁少年约翰·F·肯尼迪、在休斯敦公开演讲的教师林登·约翰逊，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学院的大学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正在想象横跨东方地平线的情景和华盛顿特区的样子。
宾夕法尼亚大道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军在华盛顿东南的安那考斯迪亚河彼岸，刚好要横穿第11街桥。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队伍是最显眼的，因为他们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三个街区。在政府看来，他们是眼中钉、肉中刺。政府下决心驱赶他们，这反映出强势群体对待弱势群体时普遍强硬的态度。但跟远征军打交道的人们并没有以这样的强硬态度对待他们，格拉斯福德将军、比利·米切尔将军和两次荣誉勋章获得者巴特勒将军都善待他们。德鲁·皮尔森写道：“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和家人忍饥挨饿，他们想拿到补偿金，别的都不管。”威尔·罗杰斯说：“与世界各地记录在案的所有饥民相比，远征军是最本分的。”
但在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可能被否认。司法部长威廉·D·米切尔宣布，远征军已经犯了“乞讨以及其他行为”罪行。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两个连的兵力，身携刺刀，头戴钢盔，乘坐电车而来。然而格拉斯福德公开指出，副总统无权发布军事命令，命令士兵们返回军营。尽管如此，全国上下主张使用武力的呼声日盛。3月7日，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3 000名饥肠辘辘的男女试图在亨利·福特工厂外示威，警方开枪以驱散队伍，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伤（之后这些人被警方铐在病床上并被控暴动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公开谴责：“责任人很好确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和其他远征军挑拨者。”其他报纸也怂恿总统。《华盛顿晚星报》在社论中说，为什么没有特区警察“狠狠地冲上去把那些企图通过示威得到补偿金的游行者揍一顿”；《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参加示威的退伍军人“拿的补偿金相当于其他国家退伍军人的七八倍，却仍然不满意”。其实除了残疾军人，其他人没有补偿金，但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开始提出愈加怪异的要求。乔治·莫斯利陆军准将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称他是一位“机智”且“充满活力”的官员，“总是致力于钻研新点子”）。那年夏天，莫斯利想到一个新法子，他建议逮捕补偿金游行者和其他“低劣人种”，然后把他们集中关押在“夏威夷群岛中的某个孤岛上，那里连糖类作物都不生长且人烟稀少”，“任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他还补充道：“我们也就不必担心，其中个案的法律裁定过程是否有所推迟。”
黑夜漫漫，迷雾笼罩，对于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退伍军人来说算不了什么。麦克阿瑟曾答应他们其中一个带头人，如果到了不得不驱逐他们之时，会让他们体面地撤退，一个四星上将的承诺对于好士兵是非常奏效的。之后，他们得到消息，军队可能前来此地，可是他们却认为这是谣言，自以为身着卡其色军装的人都是他们的战友。在他们的营地里，褪色的国旗随处可见，他们完全不相信那些士兵会攻击自己的战友。7月28日星期四，这个早晨，他们最关心的是天气。上午9点，他们预感到整天都会很燥热，于是一边满怀期待，一边谈论着有空调的新剧院，那里上演着珍妮·盖诺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风流大盗》以及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淘哥儿》。相比他们此时的营房，有空调的房间就是田园诗歌般的梦想。他们能坐着免费火车来到这里，只是因为铁路公司想腾出车站的场地。火车货运单上写着“牲畜（目的地：华盛顿特区）55名退伍军人”，他们几乎也已经开始自认是牲畜。妇孺们住进了已经拆除得残缺不全的建筑物内，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提供了草垫。一名记者称，男子们则躺在“钉着碎布的旧板子和包装箱搭建的帐篷小屋里”。到处都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他们并不是圆滑，如此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园和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开玩笑的。
他们来自美国的农耕家族，还算得上是下层中产阶级（若那时有这样的词语）。如果派兵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袭击他们，有5个人不得不提。只有来自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曾经是前往法国的美国远征军队伍中的一名军官，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在此之前，他受雇破坏罢工。1931年3月的一次活动就是被他破坏的，当时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到肯塔基抗议矿工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还有两人是来自萨克拉门托的约翰·奥尔森和查尔斯·鲁比，后者作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得主，曾在1931年被选为第一位给总统送新年祝福的人。这两位都因为在法国战场的英勇表现得到嘉奖。来自奥克兰的埃里克·卡尔森中过催泪弹的毒，正如他们所说，“还得了炮弹休克症”。威廉·鲁西卡曾经是第41步兵团的一等兵，他的一生为人们津津乐道。这5个人都失业了。鲁西卡本来是个屠夫，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西南部，住在他妻子的哥哥家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往察觉不到。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那个闷热的早晨10点，灾难随着两位财政部官员降临。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满头大汗，勒令远征军撤离，但遭到远征军的拒绝，官员只好离开。一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温度不断攀升，什么也没有发生。11点刚过，格拉斯福德将军骑着他的蓝色摩托车亲临，抵达第三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岔道口，他宣布已接到命令要清理该地区，他的手下立马手持警棍直接闯入。
又一次尴尬的沉默。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没有穿军装，他的副官认为他不应该穿。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这是政治、政治”，认为一个将军参与街角斗殴是非常不合适的。将军却不这么认为。麦克阿瑟宣布：“麦克阿瑟决定执行命令，革命即将来临。”来自梅尔堡的士兵们都在白宫椭圆广场上集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注视着他们，此时一个勤务兵猛冲过河，给参谋长送去军装、袖章、神枪手奖章和英式斜纹布军裤。将军还下令让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装。“我们要攻击远征军的中坚力量”，说完带着手下上了他的豪华轿车。在第六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叉口（后来成为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酒庄商店）靠边停下，又等了一会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停下来？”麦克阿瑟回答：“等坦克。”他打算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坦克。大家坐了回去，身上冒着冷汗，除了麦克阿瑟。这位将军超强的抗压能力首次被记录下来。他头脑冷静、泰然自若、强硬不屈，这赋予他很大的心理优势，但也有些人反感他这一点。
与此同时，白宫发布公报。胡佛总统宣布军队将“制止骚乱和镇压蔑视行政命令的分子”。几分钟后，白宫透露，曾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男子是“共产主义分子”。记者在车里找到了麦克阿瑟，询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说：“看着我，只需要看着我。”然而，记者们看到的是武装大军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气势汹汹地开来。巴顿少校率领第三骑兵团，挥舞着锋利的军刀，策马而来。马队后面是一支机枪分队——第12步兵团、第13工兵团和第34步兵团，阳光照在他们的刺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些队列之后排着6辆坦克，履带有条不紊地碾过沥青地面。现在是下午4点45分，这是麦克阿瑟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15分钟前，特区的公务员们已经下班，开始涌入街头。20 000人挤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一脸茫然、混乱的老兵。如果骑兵指挥官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而且众所周知，巴顿少校对群众的安全从不上心。
远征军们以为这是献给他们的一次阅兵仪式，鼓起掌来，观众也鼓掌，但观众首先意识到了真相。巴顿少校的队伍突然行动，冲入人群。J·F·埃森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他写道：“起初，对围观市民的攻击似乎只是几个武装骑兵的行为，但后来成为骑兵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埃森报道说，士兵们“没有发出丝毫的警告”就闯入“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群”中。男女“都遭到冲击”，有人只是拒绝离开电报局前门，就被两个骑兵用刀背打得缩到了门口。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也夹在人群中，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白色亚麻西装，也遭到连累。
“快离开！”骑兵们大声吼道。围观的人回应着：“不要脸！不要脸！”同时，退伍军人们急忙形成坚实的防线截断了大街，他们的带头人挥舞着国旗。于是这些颜色成为士兵们的第二个目标，他们重组成规模更大的队伍，越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冲向国旗。退伍军人们目瞪口呆，继而愤怒地冲上去把士兵拉下马，开始厮杀。“我的上帝！”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喊道，“如果我们有枪就好了！”其他人也一边从骑兵手里抢枪，一边怒吼：“我们在阿尔贡参加世界大战时，你小子在哪里？”所有游行者都在喝倒彩起哄。一名不到20岁的士兵从当年远征欧洲的军士手中夺过旗帜，一脸不屑地骂道：“你就是个老混混！”一个靠近麦克阿瑟的人大声吼道：“美国国旗从此以后毫无意义。”将军怒道：“如果你再敢出声，立马逮捕。”
麦克阿瑟收到战争部长的书面指示，其中专门提到“该地区所有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受到照顾和善待”。考虑到参谋长的计划，这实在很难做到。这项任务的准备过程中，麦克阿瑟已从阿伯丁试验场和埃奇伍德兵工厂征用了3 000枚催泪弹，气体可无法区分年龄和性别，唯一得到真正保护的参与者是戴着面罩的士兵。警察系上手帕遮住自己的脸，被警告过的杂货店店主猛然关上大门。退伍军人们一看见士兵戴面罩就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骑兵而来，拔出腰间的蓝色催泪弹向退伍军人们扔过去。顷刻间，空气立即被大面积污染，围观者迅速逃离。有毒阴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阴霾之下，快窒息的妇女们睁不开眼，慌忙抓起锅碗瓢盆和孩子从房屋里跌跌撞撞地逃出来。美联社报道：“这就像1918年大战中无人地带的场景。”但不完全一样，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首都。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斗争就发生在国会山旁，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非战斗人员，如记者这样的中立职业者，虽然武装势力认为新闻记者并不会保持中立。一名士兵看见一位记者冲进加油站外的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往里面扔了一枚催泪弹，把他赶了出来。
远征军的反抗停止了，除了军刀和刺刀的要挟，还有愈加强劲的南风吹来令人窒息的毒气，受尽折磨的远征军朝着安那考斯迪亚河撤退。撤退显得异常艰难，妇女们带着孩子，丈夫拖着破旧的手提箱，还不断遭到催泪弹的围追堵截。加林格尔医院接收的伤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晚上的喧闹声令人恐惧：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前行的马蹄声、战士的脚步声、报童的叫卖声和作响的坦克声（自始至终坦克的作用都很模糊）。艾森豪威尔晚年时写道，“我的记忆中，这些坦克在驱赶老兵的运动中完全没有起作用”，尽管如此，坦克本可大逞威风，因为老兵“走得很慢”。到了晚上9点，受害者们已经穿过第11街桥，回到了对岸的远征军主阵营。麦克阿瑟的部队清理了C街、马里兰大道、缅因大道、码头沿岸和国会图书馆附近的其他阵营。晚上8点左右，部队士兵聚集在一个煤气厂附近，忙着在野外生火做饭，而他们的指挥官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对麦克阿瑟而言，这个决定显而易见，他的使命是摧毁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只有侵入远征军河对岸的避难所，铲平总部，使命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极力反对，他请求参谋长放弃夜袭计划，称此举“愚蠢至极”。麦克阿瑟很坚定，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转身离开。但美国总统的直接命令却不能如此对待。胡佛作为总指挥官，知道如何动用他的军队，因此军队只是停驻在岸边。为了确保麦克阿瑟将军收到自己的命令，总统通过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长秘书克莱门特·B·赖特上校再次传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任何部队过桥到对岸的空地上进入退伍军人的主阵营”。这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是别的将军，肯定立即服从，但麦克阿瑟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官介入军事，很愤怒。他告诉莫斯利计划还要继续，莫斯利感到很惊讶，但麦克阿瑟不能容忍这样的干预。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自己“非常忙，不想自己或他的手下被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打扰”，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麦克阿瑟决定违抗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上架起了重型机枪，以迎战反击。艾森豪威尔少校跟随他率领一队步兵越过大道桥，到了对岸。安那考斯迪亚河边退伍军人阵营一片混乱，遍地都是包装箱、水果箱、鸡笼、麻袋与防雨纸搭建的窝棚、帐篷、披屋、房车残骸和晦暗帐篷的栖身之所，任何人可能都忍受不了这样脏乱的环境，和垃圾共处，这却是远征军亲属们唯一的家。他们蜷缩在黑暗中，祈求解脱，得到的却是新一轮的催泪弹。有的尖叫着逃命，有的藏了起来。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聚集在营边，边嘲笑队伍边唱：“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植菜园的退伍军人乞求步兵们不要践踏他们的庄稼，但是那些绿油油作物还是被踩得一片狼藉。据美联社报道，晚上10点14分，士兵们点燃了主阵营里所有棚舍，火焰在空中冒出50英尺高，并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6所消防站的消防员都接到命令赶来救火。总统从白宫的窗口看到了东部被火焰照亮的天空，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艾森豪威尔回忆：“整个场面太悲惨了。无论他们进入华盛顿是否有错，这些衣衫褴褛、被虐待、被任意使唤的退伍军人都很可怜。整个营地燃烧的熊熊大火只能让人觉得更加凄惨。”
艾森豪威尔少校建议麦克阿瑟将军避开报社记者，因为这次事件是政治事件，而非军事行动，他继续争辩说这是应该由政客做的事情。麦克阿瑟摇了摇头，他很喜欢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而且，无论麦克阿瑟是否喜欢（显然他乐在其中），他跨越安那考斯迪亚河的决定已经将他置身于政治事件中心。零点15分，他与战争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一开始，麦克阿瑟的策略就显而易见——把一切都归功于胡佛，并对他大肆赞扬。他说：“要不是总统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定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战争。如果他再等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定会受到严重威胁。”赫尔利补充道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麦克（麦克阿瑟的昵称）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断言这次行动造就了哪位英雄。”
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现了那么多为了争取利益而牺牲的人。残害曾经为自己国家战斗过的人并不是政治高招，同情者们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远征军提供农田。亚拉巴马州的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这些参议员都因陆军的行为深感愤怒，纽约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电报给总统：“在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饥民量猛增的时期，热汤比催泪弹便宜，面包比子弹更能有效维护法律和秩序。”麦克阿瑟将军私下回答了这个问题，远征军是“叛军”，而不是退伍军人，他说：“如果说远征军里的10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退伍军人，我都不相信。”
白宫传出消息，总统那晚一直熬到“深夜时分，查看远征军事件的前方简报”，抹黑远征军成为官方的坚定做法。后来胡佛应该私下训斥了不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将军，但现在他公开承认游行者“不是退伍军人”，而是“共产党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每个发言人口中非退伍军人的比例都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90%以上，赫尔利认为约33%，胡佛在波士顿给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写邮件说，在他的“印象”中，“其中不到半数人曾经为美国军队效力”。格拉斯福德将军对此提出抗议，导致他在10月被勒令提前退休。但受过的污蔑是怎么也抹不掉的。骚乱后第二天，在对华盛顿大陪审团的控告中，一位特区法院的工作人员说：“据报道，叛乱者犯了实际暴力罪，其中几乎没有退伍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不法分子。我希望你查明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没有退伍军人参与这场对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攻击。”
不幸的是，在胡佛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查证远征军的身份。到远征军遭受催泪弹的袭击，被控侵犯法律法规之前，退伍军人管理局已经完成了对其成员的详尽调查。数据显示，94%的远征军曾在陆军或海军服役，67%曾远征海外，20%是残疾军人。格拉斯福德和他曾经支持的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没有说谎，但情形并未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报刊转载这篇调查，社论更是直接忽略了它。《纽约时报》将这些老兵描述成“普通入侵者”，他们的“不服从导致政府采取武力，几乎升级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 “人民……已经受够了被无赖抢劫。”《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落到今天的境地，“任何方面都不值得给予一丝一毫的同情”。《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国会山露营”是“廉价的英勇”。虽然《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但《财富》杂志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意识到“刺刀和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才是唯一能防止任何人送命的手段”（事实是已有人丧命，却被忽略了），他“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赢得了国家的感激。
骚乱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通美国家庭的大体感觉是，政府已经让这些蓄意发动暴力革命的人受挫。但也有例外，在远征军遭受挫败期间，总统接见了一位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们和高中作文大赛的优胜者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胡佛先生并不逃避开会和发表声明，他为什么就不能试着抽空与游行者协商一下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气氛十分凝重。埃莉诺·罗斯福读着报纸，她后来说“心里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教授来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见州长罗斯福周围散乱着一堆报纸。特格韦尔走进卧室时，罗斯福遮住骚乱的图片，仿佛在为他的国家忏悔。罗斯福回忆起，1920年他曾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现在觉得自己错了。“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罗斯福气愤地说，“也许再也难有作为。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游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尔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行为呢？”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没有以原则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事件，而是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罗斯福告诉特格韦尔，如果不是因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太可怜，他也许还会同情胡佛。“他们很可能在华盛顿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万千地说，“他们现在状况一定很差。”
退伍军人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他们没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州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在阿灵顿县警察局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堵死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之前，大约200名退伍军人溜进了县城，警察局局长警告他们24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会出动国民警卫队。里奇州长下达至马里兰州警方的命令是：“让他们沿着去巴尔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许他们进入马里兰州。”让他们全部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在区境线上遇到疲惫的游行者，通过沉睡的巴尔的摩，把他们驱赶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处。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人在约翰斯顿的理想公园找到了临时避难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赶到了俄亥俄州边界处，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驱逐。就这样一直驱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寻求好心人的帮助，以乞讨为生。铁路公司开通了一辆专门的火车，将他们带到平原各州。为防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城公民领袖筹集了1 500美元，使棚车像那辆载着列宁的密封列车向前飞驰，无人知道它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只知道，到秋季时，大多数远征军成员已经融入了1932年爆发的人口大迁徙。
大约200万美国人（其中超过25万人的年龄在16~21岁）四处流浪。《财富》杂志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流浪人口”。州警护送退伍军人从一个州的边界到另一个州的边界，州警一直遵循着“大萧条”早期州长已定好的规矩。各地方政府都要处理很多等待救济的人，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潦倒的外来人口被指控为流浪者，被送到邻县边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如东圣路易斯，以它们乐善好施的救世军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数城市则冷漠无情。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20岁名叫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流浪者后来回忆说：“市民慷慨的施舍和铁路守卫员的品行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城市的基础，例如，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试图经过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轮手枪的地方被驱逐，到下一个目的地要长途跋涉很长一段路。”
流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长期的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难所，但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些被邮局贴上‘地址不详’标签的人，被我们称为暂住居民。”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在芝加哥，200名妇女整夜在格兰特公园或林肯公园露宿。她们既无寝棚，又无铺盖，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一名失业的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在支起帐篷的洞里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1932年，著名作家也属于贫困群体，有人记录下了这瞬息万变的生活。约翰·斯坦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他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这样描述那里的流浪者：
……只是经济崩溃时代的淘汰品。其中诚实正直的中年男子脸上布满了辛劳贫穷烙下的皱纹，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都是在城镇间漂泊的流浪者、货运列车的乘客、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人，没有容身之处的美国人。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绝望和烦躁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在纽约，这些流浪者来到混乱的聚会场所，钻到温暖的休息处，享受片刻的舒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恶心，足以让一个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对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游客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毁。1932年，普尔曼的乘客发现客运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位置有人坐，但在车厢底下和货运车厢上挤满了人。平均每天700个无票乘车人经过堪萨斯城。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铁路警卫员在12个月内将68.3万人赶下了货运车，因为吊在车厢外面是十分危险的。第72届国会小组委员会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特约代理R·S·米切尔提到他发出了关于387 313名“大萧条”时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335名伤亡人员：
参议员科斯蒂根：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乘车，你是否注意到这存在的健康隐患？
米切尔先生：冬季的健康状况……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人，天寒地冻，穿得又少，还暴露在车厢外面，我捉摸不透他们如何逃脱肺炎的侵害。
参议员科斯蒂根：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危险。40年前，男女性别的界限划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队伍的女子经常会乔装打扮成男子，但很快会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们缺乏男子所具备的力气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处，偷袭运送物资的卡车。为了让自己有个容身之所，她们只能出卖肉体，但一次交易的报酬只有10美分。为了这10美分，她们不仅要冒着怀孕的危险——9个月后也未必能找到医生，而且还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还有另一种威胁。当时无论黑人白人都搭货车，他们之间的性交属于犯罪，一个被怀疑从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会哭喊着说是强奸（这会给她的顾客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此前一年，在一辆缓慢行驶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间的敞篷车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伟大自由主义的成因之一。根据两个白人纺织女工给警方的证词记录，9个没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工的证词满是脏话，完全无效，连记者都无法使用。这个案子经历了无数次上诉和两次最高法院的撤销定罪，直到20年后，最后一个黑人囚犯最终死于癌症。共和党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们受到的迫害愈加绝望，而引发了后来的战争。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为了找出他们宁愿坐牢的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托马斯·迈尼汉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加入了这帮年轻人的队伍。他发现，在布道所、教堂、医院、救世军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们都在排队领取救济食物。更准确地说，这些福利站应该被称为施舍处，“我亲自品尝了那汤，无料无味，不冷不热，一份只有一小杯。连过期的面包都舍不得给，更不用说苏打饼干了”。也从来不会给第二碗，而且领过一两天后就被赶出去是常事。
无论何处，迈尼汉都会看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肤松散、眼神空洞和举止紧张的特征。牛顿·D·贝克问：“我们承担得起对这一代青少年永久伤害的责任吗？”贝克被认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职。直到8年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应征入伍时，他才得以平反。国民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格蕾丝·凯利的父亲）发现，应征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为存在牙齿问题。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性创伤是由于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恋者造成的，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想以区区25美分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
胡佛一直在考虑白宫膳食的缩减问题，但又考虑到这会有损国家的士气。每天晚上，他都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他是最后一位每天穿着正装就餐的总统），并且独自享用7道菜。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曾经编出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如今这位记者已经破产，落到了要申请贷款以抚养三个孩子的地步。但总统认为，如果第一家庭对美国复兴都丧失了信心，那全美民众定会绝望。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会有几道并非当季的菜，桌子上摆着鲜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着又长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总统的要求专门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进餐时，周围有许多人候着：一名男管家和众多男仆（他们必须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势站稳，保持绝对沉默，未经命令不准有任何举动。就连站在门口值勤的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总统出行仪式的礼服。即使总统的妻子卢是唯一的共同进餐者，身着制服的号手们也会吹着明亮的号角，以宣布总统抵达和离开晚宴。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国人民眼中已成为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给远征军写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担心会挨饿。”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时饥民的壮举至今仍然是美国人道主义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玛克西姆·高尔基曾这样描写他：“你从死神手里拯救了350万儿童和550万成年人。”芬兰语中新加了一个动词“胡佛”，意为帮助。
现在形势大转，随着民族的愤怒愈演愈烈，关于胡佛的故事开始广为传播，比如他在比利时发了大财，连狗都本能地对他嗤之以鼻，还传说他是1932年3月绑架和谋杀查尔斯·林白儿子的幕后主谋。用锡铁罐、纸板和麻袋搭建的破旧寒酸的棚户村被称为“胡佛村”。曼哈顿有两大胡佛村，分别在河滨大道旁和中央公园的方尖碑附近。失业（这些年这个形容词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一族扛着的装废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贫困的农民将抛锚的廉价汽车的前脸锯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骡子身上，称之为“胡佛马车”（政府曾试图将其改名为“‘大萧条’时期战车”，但无人理会）。“胡佛毯”是公园长椅睡客裹着取暖的旧报纸，“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猪”是饥饿的农民抓来充饥的长耳大野兔。杂耍演员会大叫一声：“什么？你说生意变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吗？”有的报道讽刺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5美分给朋友打电话，梅隆说：“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给两个人吧。”
胡佛身处困境可谓绝妙的讽刺，因为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他算得上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担任商务部长时，柯立芝总统嘲笑他是“神奇员工”、“奇迹男孩”。对于胡佛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公有化的举措，共和党保守派毫无感激之情。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布自己的伟大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工程师，掌控所有产业为公众谋福利。这与共和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刚发来胡佛就职演说的前几段，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就致电华盛顿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锐地批评柯立芝和梅隆联合制定的低息贷款政策，也曾预测经济会因此衰退，所以他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步就是说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信贷，期望尽可能减轻遭受的打击。
然而，当形势不妙时，他就表现得没有那么特立独行。他说“掌控”不过意味着政府成为监督者和协调者。他解释说，掌控的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他还补充说，摆脱“大萧条”唯一“正当”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们在看到“各大厂商、铁路公司、公共事业、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如此自强不息，定会重建信心。1932年以来，许多人已经明白，各大厂商和其同伙都是骗子，信任危机开始出现并不断恶化。
总统故意忽略这一点。他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传统智慧”。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尽管1932年联邦预算出现了财政赤字高达40亿美元的情况，他仍然坚持。当意识到政府最终必须有所作为时，他创办了复兴金融公司以支撑即将崩盘的银行，并同意拨款2 500万美元用于喂养农场牲畜，但前提条件是，国会必须搁置为饥饿人口拨款12万美元救济金的计划。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在那时有识之士却把它奉为准则。《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辩驳说，“联邦救济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会像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样，使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瘫痪。“如果这个国家曾经为失业救济金投过赞成票，”美国总商会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点燃了下滑的导火线。”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是如何变得道德品行败坏的。据《美国杂志》报道，在英国，酒吧里挤满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即使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行动，他也认为资金应该由州议会筹集，而不是国会。
卡尔文·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业政府。他还补充道：“修建了工厂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里工作就是在那里祈祷。”在共和党执政的20世纪20年代，商业已经远不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已成为学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这些忠诚的崇拜者读着布鲁斯·巴顿所著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无人知晓之人》，书中诸多观念之一是，如果耶稣还活着，他会成为广告机构的业务代表，那些听着耶稣是木匠儿子的故事长大的人定会对此感到很惊讶。
几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谓生不逢时”。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拼命寻找解决办法。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提出了延期偿付政府战争债务，甚至削减自己的工资。他满怀希望，认为自己所谓的“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时，执政者逐渐发现有“外来煽动者”，他们总是陌生人。从来没有“值得可怜的人”，他们都是失去理智的暴徒。10年前，胡佛就开始在他的著作中蔑视暴徒了。在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小册子中，他写道：“最重要的是加强防范群众！这些群众只凭感觉行事，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容易轻信他人，乱搞破坏，挥霍无度，满腹仇恨，整日做梦，却毫无建树。”可以想象，他的结论是，这种“破坏性的批评”可能引发革命。破坏性的批评导致那些饥饿的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工厂外游行、远征军索赔发生骚乱、肯塔基州哈伦县暴动，甚至两党“野蛮的个人主义者”把肯塔基大学的学生作为攻击的对象。大学生们被殴打、监禁，县检察官谴责他们是“无信仰、自大、不伦不类、大言不惭、离经叛道的少数利己主义者”。
有时浏览胡佛的文章会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总统认为“大萧条”是公共关系问题，他相信只要美国企业的形象得以改善，这样的噩梦就会结束。信仰是目的本身，“缺乏商业信心”是致命的问题。对于经济危机引发的暴跌，胡佛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现象。他选择了“大萧条”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没有“恐慌”或“危机”那么可怕。1929年12月，他宣布“情况基本好转”。三个月后，他说最坏的状况会在60天后结束。1930年5月底，他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然而市场在6月全面崩溃，他却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他们曾经告诉我，我在筑造一个梦想，
所以我与大家一起努力。
当需要耕地和扛枪时，
我总是冲在最前面。
我们修建铁路，现已竣工。
兄弟，你能施舍10美分吗？
但不是每个人都让胡佛失望。总统委派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国家的头号难题是“法律和秩序”，在那时指的是违反当时禁酒令的匪徒。胡佛对该报告表示赞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言人也赞同总统的观点：“很多所谓‘大萧条’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在说丧气话。”抓住总统乐观的思想，实业家们勇敢地充当前锋。但政府面临的麻烦是，华盛顿到纽约之间的那段宾夕法尼亚铁路两旁的几千个广告牌，一半是空白的，这让乘客们很疑惑。直到总统的追随者们开始租用广告牌来宣传他们的口号：难道之前的“大萧条”不可怕吗？它曾非常可怕，但已经过去了，为此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特意举办了一个“商业信心周”。
“我的天呐！”小孤儿安妮叫喊起来，这是总统最喜欢的漫画人物，“是谁说经济很糟糕？”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因为巴特勒博士曾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们保证“有勇气坚持，这场低迷就会结束”；不是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因为他说“大萧条”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欧文·D·扬，因为他宣布“‘大萧条’的最低谷”已经过去了；也不是商务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他汇报说“国家的银行普遍处于强势地位”；肯定也不是《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他们就说过如此可怕的情况将好转，人们将愿意拿出所有储蓄，并开始更新他们“破旧的私人物品”。
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整旗鼓
新英格兰纺织作物迎来新的春天
城市的生产能力提升，失业者重新上岗
东部迎来经济复苏的里程碑
资本繁荣道路障碍清除
马克·沙利文表示冷静且充满信心：复苏的障碍已经清除
未来几星期各州储备银行形势将好转
预期商业将在90天内好转
美国商业重现闪光点
柯蒂斯将见证更好的时代
但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有岗位填满以后，还富余1500多万求职者。2ENQnXBLOarogv8Gvt9b1X6LWteC8EnLNUloSG5NTYWbl++X9zoSBpcBPLqY/M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