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2万字，鉴于内容较多，篇幅过长，所以先贴出目录，以供朋友们参阅。
00 前言
01 河间曾是数万军户的安身立命之所
河间，因古代的河间府而身份特殊
河间府曾驻防有六支屯田部队，三支在今河间市内
明朝河间有大量的军户人口，屯田驻防两不误
02 明初大移民发生在1368年-1420年之间
明初移民大致分洪武、永乐两个阶段
洪武年间河北以山西移民居多
永乐移民身份复杂，止于1420年
03 民籍、军户、发配都是明初移民的主要形式
洪武移民到河间的主要是无田民户
永乐移民到河间的人口身份各异
l 山西民籍
l 卫所军人及家属（军户）
l 各类充军到卫所的罪犯和其家属
l 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工匠
04 河间有很多军户移民的明确记载
官方记载
民间史料
l 献县坡城村邓氏古墓志、族谱摘录
l 献县孟各庄樊氏墓志铭
l 河间林豆万林氏族谱摘录
l 河间杨官营张氏族谱摘录
l 河间瀛玉堂盖庄村吴氏家摘录
l 献县陈庄镇李口村李氏家谱摘录
l 献县南河头乡善桥考
l 献县郭庄镇东高庄刘氏家谱摘录
l 献县郭庄镇尹屯尹氏家谱摘录
l 纪晓岚家世信息
05 卫所建制，是曾经辉煌于河间的
河间卫所制及整体始末
河间三卫即是京畿戍防重兵又要自给自足
l 河间三卫均建立于永乐初
l 河间三卫治所在河间城内，军余分散屯种于城外周边
l 河间三卫最初约4.2万人口，包括有“达军、达官贵人”
l 河间三卫每年两次进驻京城周边执行防卫军务
l 河间三卫屯地很多，但一样要给朝廷缴租
l 河间三卫军屯主要分布在河间、献县境内
众多的军户，分散中于河间周边屯种逐渐定居
l 军户人口远多于民户人口
l 军户因屯种而散居于河间周边
l 我族张村周边分布有江南常州迁来军户
06 河间众多普通军户，过的是苦大仇深的生活
灾荒连连大疫不断
强权压迫尤甚
我吴氏家族，居于河间市城东15公里的东、西张村。因祖上数百年没有家谱传承，对于祖先迁徙的历史今已无确切信息留传。
按仅有的口传信息及现今我族繁衍情况推测，我始祖于明朝初年，自江南常州府宜兴县迁至河间府定居至今。
鉴于续修族谱的需要，本人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对祖先迁徙历史的探究，庆幸的是，因为河间府在明朝时期的特殊地位，从而得以发现了河间及周边一带鲜为人知的军户移民史。
现在将近几年的收获整理成文，以供对明史、明朝大移民以及明朝的卫所、军户等历史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参考之用。如有瑕疵之处，也希望大家通过留言等方式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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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河间市，明清时为直隶河间府的府城所在地，行政级别类似于现今的沧州，是京畿（即京城周边）南大门。
今河间市内的河间府署
今河间市内的河间府署
但明朝时，河间府的地位和管辖区域又远大于今天的沧州地区，辖区除了包括今天整个沧州地区14个县市外，还包括今天津市区及以南的静海县，衡水市的阜城、景州、故城，今山东德州的庆云、无棣、宁津等地。时辖二州（沧州、景州）16县，而当时的沧州仅辖南皮、盐山、庆云三县，景州辖吴桥、东光、故城三县。
明嘉靖《河间府志》卷1第3页
明嘉靖《河间府志》卷1第4页
鉴于河间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明朝初年，朝廷在河间府区域内建立有六支驻军，分别为：河间卫、大同中屯卫、沈阳中屯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每卫编制5600名军士，初设时总兵力约三万多人，每卫又分5个所（千户所），每所1100名军士。这些驻军以军事戍防和自给自足的开荒屯田为使命，有“七分屯种、三分戍防”之说。
吸嘉靖《河间府志》卷4第5页 河间三卫建制
其中，河间卫、大同中屯卫、沈阳中屯卫驻扎在河间府城内（今河间市内），主要负责陆防；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驻扎在直沽，主要负责海防及大运河航运护卫；另在沧州驻扎一独立的守备千户所，主要承担保卫大运河航运、盐运的任务。
明朝户籍制度以世袭制为基本原则，卫所中的军人世袭为军，并以军队为自己的户籍种类而称为“军户”，除此还有民户、匠户等很多的户籍种类之分。明朝时所说的“籍贯”一词，指的并不是“老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自己的户籍出身（立籍造册的地点及户籍种类），比如，明嘉靖《河间府志》作者樊深是出身于大同中屯卫的军户，所以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大同中屯卫人”。
总体看来，明朝的卫所与军户制，与近代戍边的“”颇有许多相似之处。
史料载，明初大移民发生在1368年-1420年之间，据百年后（1543年）成书的嘉靖《河间府志》载，当时河间三卫的军户，不计妇女和未成年男丁，军户总人口为2.53万，而当时河间民户的人口总数是3713户，共24961人。
明嘉靖年间河间县人口（明嘉靖《河间府志》卷8第3页）
驻河间府的河间三卫编制（嘉靖《河间府志》卷10第6页）
驻河间府的天津三卫及沧州一所编制（嘉靖《河间府志》卷10第7页）
《明史·兵志》记载，明初时，河间府六卫（包括天津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连同随军家属最初共8.4万军户人口。
由此可见，在河间范围内，最初的军户人口应是多于民户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初年军户，慢慢演变为周边的农民，最终于明朝后期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彻底消失。
河北一带，民间历来有明朝移民的传说，多传祖上自明朝初年由山西迁来，也有少量家族传自南方的江淮一带、北方的“小兴洲”及内蒙古等地迁来。通过查阅古籍史料等，相关传说确有史载。
明朝的大规模移民，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一个是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即洪武元年（1368年）之后开始；第二个阶段是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究其移民的原因，第一阶段主要是政治、经济双重目的，而第二阶段以经济、军事为主。
《明史》载：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其意思翻译如下：
明朝初年，曾经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平民中无田的人四千多户，前往临濠（府名，今凤阳县临淮镇），供给耕牛、种籽、车辆、粮食，以资助遣送，三年不征收他们的赋税。之后，徐达（明朝开国军事统帅）平定沙漠（内蒙古境），迁徙北平（今北京）山后人民三万五千八百多户，散居各府卫，编籍在军队的供给衣服粮食，编籍在平民的供给田地。再后来，又将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移民北平屯田，共设置二百五十四个屯，开垦土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再之后，又迁徙江南人民十四万到凤阳。
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对朱元璋说：“古时候人多地少之地的民众，听命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外地，其目的是使土地不因荒芜而损失价值，同时，无地可种之平民也可以因此而不失业”。太祖（朱元璋）采纳他的提议，迁徙山西泽（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潞（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的人民到河北。后来又屡次迁徙浙西和山西人民到滁（安徽滁州）、和（和州，即今马鞍山市和县）、北平、山东、河南。又迁徙登、莱、青人民到柬昌、兖州。又迁徙直隶（即明朝后来的南直隶）、浙江人民二万户到京城（南京），充任仓库搬运工。
太祖（朱元璋）时代（即洪武年间）迁徙人民最多，其间有因犯罪被迁徙的。
建文帝（朱允炆，1398－1402年在位，年号建文）时，命令武康伯徐理，前往北平测量规划土地安置。
成祖（朱棣，即永乐年间）时，考察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人多田少、包括无田可种之家的情况，然后分出人口来充实北平（北京）地区（即北直隶周边，也称京畿）。从此之后（即永乐移民之后），像这样迁徙民众的情况就几乎没有了。
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地区，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凤阳历经贫瘠、灾荒、瘟疫、战乱，人口剧减的状况。为了快速恢复凤阳昔日的繁荣，朱元璋首先移江南太湖流域无田地平民四千户于凤阳开荒，后又下令将江南富庶地方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原本效忠于张士诚（元末与朱元璋对立的江南割据势力之一）的有钱人家，约十四万户迁徙到凤阳(《明史·食货志一》)。把这群富户赶到凤阳，一来是为了惩罚他们，同时又解除了江南富人生变之患，二来则是为了充实人口、垦殖开荒、繁荣经济。
之后，朱元璋又按照“移江南民至凤阳”的做法，开始了向因元末战乱以来，人烟稀少的北方移民，移民以“无田地之民为主”。期间，先是从今天的山西晋城市、山西长治的潞州区移民到河北，又多次从浙西和山西移民到今安徽滁州、河南马鞍山市和县及北京、山东、河南等地。
总之，洪武年间移民，发生在整个朱元璋在位期间，即1368-1398年之间，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解富户财富、消除权力和财富的勾结，使得天下归朱家，主要是从江南移富户到凤阳。之后，朱元璋再次连续移民，主要是因发展经济之目的，主要是从山西、浙西一带移民至北方人烟稀少之地。
明永乐年间的移民，应从“燕王扫北”说起。
燕王朱棣造反，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变”，民间俗称为“燕王扫北”。据历史文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王朝权利，将自己的儿子们封为藩王，分别驻守各地。第四个儿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领重兵镇守大都（北京）。燕王朱棣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在诸王中实力最强。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次子朱允炆（长子早亡）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
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便以“诛奸臣，清君侧”为为借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
建文帝得知后，诏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兵将30万人，自太行山以东，陈兵于滹沱河（献县一带）沿岸，企图阻止燕王朱棣南下。建文元年八月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一带）之战，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继而又于滹沱河北岸大败南军的主力部队。九月，建文帝任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兵50万，进抵河间驻扎，十月直趋北平城下，十一月不敌，退至德州。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向南直进。1403年，燕王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于乱军中失踪，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1421年迁都北京。至此，原都城金陵（今南京）所处的“直隶省”改称为“南直隶”（即大致江苏省），北京周边称北直隶（即大致河北省）。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谓严重，加速了自宋、元以来北方人口的骤减，有称“淮河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河间县志》中记载的明初诗文再现了当年河间荒凉、凄惨的状况：
河 间
（明）白范
出得河间郡，郊原久废耕。
妖狐冲马立，狡兔傍人行。
丛棘钩衣破，枯杨卧道横。
萧条人迹少，州县但存名。
此也验证了民间一直流传的说法：燕王扫北，把河北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所以才从山西洪洞移民到河北。
《明史》载：“惠帝（即建文帝）承太祖（朱元璋）遗威（遗留的威信）余烈（功业），因势初张，仁闻昭宣（大力宣扬），众心悦服，成祖（即燕王）奋起方隅（边疆的意思）冒不韪（错误之事）以争天下”。可见当时百姓在思想上倾向建文帝，而不倾向燕王。其实燕王在发动“靖难”战争之前早就看出这一问题了。当僧道衍密劝燕王发动战争时，燕王曾忧虑地说：“民心向彼，奈何！”（《明通鉴卷十一》）。
不出燕王所料，当他发动“靖难”战争后，各地官民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据《南宫县志》记载，“燕兵所过，各州、县义民目为叛逆，争抗拒之”。《邢台县志》记载，“靖难兵起，传檄征响，秀（邢台地方官方秀）抗不应”。由于各地人民的大力抵抗，燕王的军队连受挫折，引起了燕王的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残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王愤甚，燕京（即北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南宫县志·兵事篇》）。史载：1400年，朱棣率兵从天津的前身-直沽出发偷袭沧州，沧州破城，坑人（活埋）四万，仅百人幸免于难。
另外战争期间人民大量外逃，也造成河北人口急剧减少。史书上记载“青燐白骨，怵惊心目”，“长淮以北则鞠为草莽”。当时景状之惨，可想而知。
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靖难之役“斩刈尤甚，民之生于斯者，十无二三焉。”
《民国·盐山县新志》中有一篇文字记述了“靖难之役”后的移民：“燕王立，永乐二年始迁民以实之。迄今（到现在为止）土人（即本地人）率云：'燕王扫北，此邦之民为化字军吞噬无遗。当日燕军过此者，盖以化字为号’。燕王即位，屠戮忠节之士。山西李柳西者，永乐时始迁盐山者，初至时白骨青磷，怵惊心目，可见山西移民迁入的似乎是一个无人区。”
清咸丰《献县志》记载:“明建文之间，南北兵争，邑人无复存，志莫考矣。永乐二年迁近省人实（充实）畿辅（即京城周边府州县），而献县始有民。”
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河北一带经济。永乐初年，山西民申处山等上言：“请分丁（迁人口）于真定（府名，即今正定县，大致石家庄地区）、南宫一带占籍（迁户籍到当地）为民”。朱棣考察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人多田少、包括无田可种人家的情况，随即下旨迁民，“以实空地”。于是便在山西洪洞县建立一个移民机关，专门办理移民事宜。相传此处有一棵老槐树，故河北老百姓中有“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县里老槐树”的说法。
据泊头、河间、董驿、孟村、沧县、献县等县市若干回族家谱记载，其始祖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晋、鲁、浙、沪、皖、鄂等地奉旨迁徙而来。其中迁自金陵（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龙）岗（港）者居多。如：
孟村县牛进庄《刘氏家谱》载：“吾东始祖原籍南直隶（即江苏省）上元县二郎岗，永乐二年迁徙于此”。
孟村县孟村镇《吴氏族谱》（清道光九年）载：“原籍系安徽省徽州府联县，前明永乐年间周祖北迁”。
献县本斋《马氏家谱》载：“始祖马刚为回族将领，燕王扫北，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龙港随军到河间府，后长子马广庆到河间东南定居，立村为辛中营”（即今本斋村）。
除了一般的正常从军迁徙，以纳入军户系统来实现间接移民的目的，在谪充军身上反映尤其明显。以罪犯为军，前代已有，明朝将其发展到极致。“国初法意主严，事率引例，故遣戍独多，每一州县无不以千数计”[（天启）《海盐县图经》]。
总之，永乐年间移民，发生在朱棣即位到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前的约18年间，即1403年-1420年之间，目的是为恢复北方经济，同时解决个别地方人多地少之矛盾；最主要的为迁都北京做准备，包括军事上保卫京畿（北京周边）、戍边的目的。永乐移民，主要是移民到人烟稀少的北方开荒种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是山西，其次也有部分江淮一带的富人，另有蒙古降人（其中包括有回民）、河北北部边境（关外）的“小兴洲”等地人口。而迁来人口的身份以山西“无地平民”为众，同时又有从军的军户（军队人员）、有罪发配、工匠、富户等各种身份的人员。
综合前述明代移民背景，洪武年间（1368-1398年），首次有从山西及小部分浙江西部迁到河间的“无田平民”，到河间后开荒种地，享受优惠政策。
洪武大移民后，自金元以来所形成的人口稀疏区大部分得到有效的补充，可惜的是在“靖难之役”（1399-1402年）摧毁了华北地区“洪武大移民”的相当成果，造成一批无人地区，因此不得不展开新的一批移民活动。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成为明朝主人，其后就运筹迁都到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之事。其迁都北平首先是军事上的考量，也就是为牵制鞑靼、瓦剌之目的。因此于永乐元年（1403年）着手北京及周边移民、驻军，以求此区迅速繁荣、稳定，并为日后迁都北京做准备。至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迁都北京，此后史载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即告终止。
l 山西民籍
如前面关于“永乐移民”的背景资料所述，河北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于山西“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的平民。
l 卫所军人及家属（军户）
此类移民为数也相对较多，以北京为例：按《明史·兵志》记载，永乐年间京卫总数有72卫，又其它史志中载北京城中的卫所共54卫1所，总兵力30万人，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军户（军籍人口）移民共约70万人。另据相关史料载，永乐年间迁到北京城和顺天府境内的移民总人口共约130万，尽管迁入人口众多，但是相对于军户人数说，北京城及周边民籍（民户）人口仅占不足一半。
嘉靖《河间府志》载：“河间卫在府治东南，永乐中建。沈阳中屯卫在府治东南，永乐元年建。大同中屯卫在府治西南，永乐元年建”。另载“永乐二年（1404年）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于直沽。”《明史》载“河间府六卫包括随军家属有8.4万人”。
而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又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明史·兵志》所记:“从征”(指原来参加农民起义的“诸将所部兵”)、“归附”(元朝的军队、元末各地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的部队失败后向朱元璋投降的“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军者”)、“垛集”(政府征集民户为军)。
l 各类充军到卫所的罪犯和其家属
永乐元年（1403），即河间府设卫之初，明王朝亦曾征召土著人为兵，但河间府居民流亡严重，人丁稀少，当地人“可应征者甚微。”明王朝为补充兵源，便从江南等地大量谪发罪犯充军，到河北、辽东等各卫所。如：
嘉靖《河间府志》的作者樊深在自传中叙述其身世时，就说：“樊氏家族，世为合肥巨族，先祖樊进，从明太祖起兵定天下，以功授怀远将军、山右蔚州卫指挥同知。至明建文帝时，其子樊贞，因不参与燕王起兵靖难，谪戍（因罪流放戍边）大同中屯卫，遂成河间人”。
献县本斋乡坡城村邓氏祖茔一墓志铭载：“公讳宗信,字以成，其先常州无锡人……曾祖贞一，为太医院判（太医院的最高官职），永乐中谪戍直隶大同中屯卫”。
河间林豆万林氏族谱载，其祖本为医士，因受马皇后医治无效事件[1]牵连，被发配到河间大同中屯卫充军。
[1] 马皇后即朱元璋结发妻子，因病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病重期间，因怕太医治不好自己的病而被朱元璋治罪，一度拒绝治疗，临终前叮嘱朱元璋，千万不要杀害没有给她治好病的太医们。朱元章听从了马皇后的话，在马皇后死后，仅是发配太医们去了北方。
河间县大行羊村周氏家族，世代相传其祖上于永乐三年因罪从江苏发配到此,繁衍至今。
明代程敏政的《篁墩文集》中，载有“孝友徐公墓志铭”:“(徐)君讳文,字彦章,先世居南昌之新建，父曰思恭，永乐中以洼误（牵连）戍河间”。
河间盖官庄、齐官庄、牛官庄等村的盖、齐、牛、方等氏族﹐自称是受方孝孺案[2]牵连谪发到此的流人后裔”。
[2] 方孝孺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惠帝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 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投降燕王，并辱骂朱棣为叛逆，被凌迟处死，并株连十族。
“谪发”或“谪戍”又称充军发配,即将有罪的人派到远方担任守卫,《明史·刑罚志》载:“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生，永久。终生：规定罪犯要服役到死；永久：还要罪及子孙后代”。
据《诸司职掌·刑部·合编充军》所载，充军原因有22款，除贩私盐、诡寄田粮等直接冲击明朝经济管理体制，“积年害民官吏”等确系危害百姓外，“无籍户”、“游食”、“不务生理”等款实际上明显针对的是无法种地纳粮、赋役的无业人口。
明初充军者“唯边方屯种”[《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一方面弥补了边境国防力量的不足，一方面又起到了强制流民回归土地，徙居、填实宽乡的目的。这一施政导向为朱家后代所继承，不时予以运用。如宣德五年（1430年），政府在处理外流人口问题时规定：“（在外种植成熟田地不足五十亩却）不还（原籍）者，同藏匿之家俱发所在卫所永充屯军。若军卫屯所容隐者，逃民收充屯军，容隐之人依隐藏逃军例发边卫。”[《宣宗实录》卷六九]
嘉靖《河间府志》载：“《国朝会典》云：初多义兵归附、及投充之人，后以罪谪充、或以民兵编充，此制军大法也。”
l 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工匠
永乐年间移民，包括有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工匠，但多数迁北京，为繁荣北京经济及建设京城之目的，少数也有迁畿辅（北京周边府县）的。
总之，永乐时期的移民主要特点有四个：一是随着明朝都城的北迁和政治中心的北移，移民规模比洪武时期更大，人口更多；二是移民身份中，某些地方的军籍（军户）移民人口甚至超过了民籍（民户）移民；三是民籍移民以山西无地之民为主，其次包括了江南富户，军籍移民则以南京北迁的军卫为主；四是永乐移民重建了河北的人口。
据1992版《河间县志》、2003版《河间市志》载：“河间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和灾荒，使许多人家破人亡、人口数量下降。晋代和明洪武、永乐年间大批移民奉诏从山西、苏州、内蒙古、浙江、河南、山东、安徽、南京等地迁来河间，开荒种地，建立家园。后又有随燕王扫北人员在河间县定居。同时，建立河间卫，大同中屯卫、沈阳中屯卫也寄治河间，三卫（屯田戍防的军队）编制共有一万余人驻河间”。
明清时期版的《河间府志》、《河间县志》中，并无具体的向河间移民的记载，但有关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关于“开垦荒地优惠政策、以及建立三卫（三支屯田驻军）的记载。
嘉靖《河间府志》载：“洪武三年（1370年）令北方府县近城荒地召人开垦，每户十五亩又给地两亩种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这应该是最早的移民政策，随后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其后，朱元璋又再次下令强调开荒及免税政策，如嘉靖《河间府志》载：“洪武十三年，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意思是说：“洪武十三年（1380年），皇上下诏，令：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相当于今省及行政单位）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相当于今地级市）等府的准许尽力开垦荒地，有布政司（省）都不得对新开垦的荒地征税”。
嘉靖《河间府志》载：“河间卫在府治东南，永乐中建。沈阳中屯卫在府治东南，永乐元年建。大同中屯卫在府治西南，永乐元年建”。
乾隆《河间府志》载：“永乐元年设立河间、大同、沈阳三卫于河间府设，城操守备给铜牌八面称帅府”。“永乐初诏河间府地方民间闲田永不起科”。
1992版《河间县志》、2003版《河间市志》载：“洪武四年至永乐十八年(1371年至1420年)，经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靖难之乱’，河北居民稀少，田园荒芜、自洪武四年( 1371年）开始，从外地30县向河间移民。永乐年间又多次从山西等地移民至河间等地。永乐元年(1403年)，设河间卫，治河间，大同、沈阳中屯卫也寄治河间。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徙在京蒙古降人于河间、德州。”
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
据传：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如，据曹县《魏刘氏合谱》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
根据这一线索，或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姓氏自明初迁来河间建村时，有很多兄弟各自分别占村的情况。但查1983年版《河间地名资料汇编》、《献县地名资料汇编》等资料，却也有众多兄弟共同建村的情况。所以，这一线索所反映的情况，可能并非骨肉兄弟分别占村的全部原因，还有一种可能，许是受限于当时可占的田地、或军户屯田不能自主的原因。
l 献县坡城村邓氏古墓志、族谱摘录
献县本斋乡坡城村为我张村邻村，文革期间，其村邓氏祖茔出土“明故征仕郎郎山西蒲州判官邓公(龙田)的墓碑”，其墓志铭载：“公讳宗信,字以成，其先常州无锡人，高祖英，任宁海太守，殁祀于乡贤。曾祖贞一，为太医院判（太医院的最高官职），永乐中谪戍直隶大同中屯卫，因家河间”,今存本斋乡坡城村邓氏祠堂内。
坡城村邓氏宗祠内木碑文载：“嘉靖四十三年（即1564年）七月初九日重建邓氏先祠叙：闻之万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继志述事固非易易，祖功宗德，安敢有忘。我邓氏太祖原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也，永乐间遣戍山西大同，后迁直隶大同中屯卫（即河间），卜居（择地居住）坡城屯焉。”
坡城邓氏谱序载：“予闻之家大人曰：吾族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也。永乐间吾祖真一公仕任直隶卫（即河间的某个卫）指挥，遂卜居于献县坡城屯焉。越六世讳杲公迁居河间县卫后，立茔于城南龙华店。”
坡城邓氏支谱序载：“予闻先大人曰：吾祖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也。永乐年间吾祖真一公仕任直隶卫指挥之职，后卜居（择地居住）府城东坡城村焉。越八世祖士名公因族人繁多，恐支派紊乱，遂造谱以序之支派，于是乎昭然。迨至后族人益盛，有迁居于邓家庄者，亦有迁居于七吉村、于庄、堑里、府城者，纷纷异地落落各方。”
坡城邓氏重修族谱序载：“民国十三年甲子春，因宗祠告成，祖案誊新，而族谱仍属残缺。于是坡城族人之董其事者，传知邓家庄、堑里、泥洞、七吉、河间城里、刘家庄、于庄、米各庄、芮家屯、李子口各处纠合宗族人等，齐至坡城，大众公同商议重修族谱，再整祖案。”
坡城邓氏1982年再续族谱序载：“据我族谱书所载，始祖真一公明朝永乐年间（1402年至1425年）仕任直隶大同中屯卫指挥，遂卜居（择地居住）于献县坡城村，距今五百余年，曾经先辈修建祠堂，编绪谱书才使我族井井有序繁衍开来。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近支族人失散、行辈无伦、难以叙齿。”
l 献县孟各庄樊氏墓志铭
2008年，在我张村邻村献县本斋乡孟各庄樊氏墓地，出土了嘉靖《河间府志》作者樊深之弟樊潜的墓碑，上书“明故将仕郎鸿胪寺署丞西里樊公及配孺人林氏郑氏墓志铭”，墓志记载：(樊氏)“其先为庐州府合肥县人。七世祖进常州从太祖高皇帝,以战伐功授山西蔚州卫指挥同知，继迁宣府右卫。永乐中，以事谪戍直隶大同中屯卫。”
l 河间林豆万林氏族谱摘录
在我张村西侧邻村“西蔡村”，有林氏祖先在此屯田的记载：
始祖讳德源，字喜同，生于洪武七年（1374年），二十二岁来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卒于正统七年（1442年）。原籍江苏常州府武进县十字街官字巷第十二都人。洪武时马后（马皇后）医治不愈，因发南方医士北地充伍（充军为伍）。先是始祖兄，字善同者来戍（充军到部队）。初到河间府，不服水土，母欲召回，令胞弟喜同代替，始祖慨然应允，毫无惧容。此时年虽冲龄，胆气独壮，义气独重，孝心独笃，遂慨然不回，终善同军以至今日。卫中老册，犹是善同名号。
始祖来河间城开占西蔡村荒地五顷五十亩，又屯田五十亩随军。娶坡城汤氏为妻。享六十五寿，葬于西蔡村前（注：明朝1顷为今100亩）。
后三子欲将祖业三分均分，惟仲荣公愿将本屯房地让与懋森二兄，止受西关祖房一所，后二兄将房地尽卖于本屯人，仲荣公亦无怨心，其为人也，宽厚如此。
康熙二十八年岁次己巳十月甲子朔越祭日又序：
始祖喜同公，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洪武年间，马后医治不愈，将南方医士概发北地充军。伯祖善同，医士也，遂无辜之灾，发在大同卫中屯卫中所张官下充伍。
太老祖母在家，思念不置。伯祖在河间不服水土，始祖顺从母命，慨然代回。
呜乎！世之兄弟相好者有矣，有替兄充伍者乎？世之从亲命者有矣，有从亲命于数千里外，而代兄充伍者乎！始祖于孝弟之道，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迨至仲荣公，其法先人孝义之风，尤有可嘉者，当兄弟分产时，夥中房地数顷俱让二兄，止受西关祖房一所，白手而起大家，俗谣有林半关之称。后有十字街三百年林家之誉，簪缨济济，诗礼绳绳，以一人之身而蕃衍百千亿万，非先人孝弟仁义之所基，胡以至是!后之子孙其曲体亲心，敦笃孝之道，求如始祖焉，其亦可以为法矣。
宽洪大量不屑尺寸之争，与古人让国让天下之心无二。求如仲荣公焉，其亦可风世矣。古人云，源远者其流长，本固者其枝茂，是以林氏子孙有必昌云。
l 河间杨官营张氏族谱摘录
吾三世祖张泰，元末聚众（起义于）西峰寨。明初元帅徐达（1332年-1385年，明朝开国军事统帅）兵至，因以所部归焉，有功。御劄(札）慰劳 ，赐金锻牛酒，及其子严、嵩，皆授保定右卫指挥使。后迁入大同中屯卫，世袭指挥佥事。
l 河间瀛玉堂盖庄村吴氏家摘录
盖庄村吴氏族人与献县曹辛庄、吴庄子（今四辛庄） 、青县野兀屯、会头村吴氏各支皆河间吴氏始迁祖忠化公一脉，旧镇村支系是由盖庄村十六世迁出。忠化公自迁河间府开基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繁传族众近三千余人，其中四辛庄三百余人，野兀屯（会头）一千二百余人，曹辛庄三百余人，盖庄村（旧镇）六百余人。还有其他近支有待考证。
河间瀛玉堂吴氏支系，乃泰伯六十一世唐左台御史吴少微之后裔，属左台吴氏五大派之莲塘派靖公系，始迁祖讳忠化公为泰伯八十四世孙，明朝开国大将军讳吴祯之嫡传次子讳忠。
因明洪武年间胡惟庸案牵连灭门之灾，更名讳忠化，讳忠公为安徽固镇始祖，和二世祖讳思正公卜葬于安徽，至三世祖讳遇春公随永乐皇帝北征建功镇守瀛洲（今河间市），立祖茔现肃宁都中堡村西北。
我盖庄村吴氏支系四世祖，有名讳，但不知为哪一支，四世祖至十五世祖名讳已无从考证，盖庄村吴氏家谱始祖自河间迁来盖庄村，年代也无从考证，传至今日已二十代即二十三世，共分为四支……
l 献县陈庄镇李口村李氏家谱摘录
献县陈庄镇李口村李氏家谱载：祖李英洪武三十二年（1400年也称建文二年）迁居“沈阳中屯卫西樊屯”；
l 献县南河头乡善桥考
献县南河头乡单桥村，有明朝崇祯（1627年-1644年）年间建造的善桥一座，其中上刻有捐款人信息：刘门商氏，河间府沈阳中屯卫人，在献县马颊一里，东双滩村住。
l 献县郭庄镇东高庄刘氏家谱摘录
献县郭庄镇东高庄村刘氏家谱载：“先祖明朝初年卜居沈阳中屯卫”；
l 献县郭庄镇尹屯尹氏家谱摘录
献县郭庄镇《尹氏家谱》载：
一世祖 尹同耳，字童儿，原籍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延秋保镇，洪武开国有功，授羽林右卫（治南京）前所千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永乐扫北（1398-1402年）以来，授直隶沈阳中屯卫右所千户，累有军功擢带刀指挥使，世袭九代。……
二世祖 尹敏，洪熙元年（1425年）沈阳中屯卫右所千户，擢带刀指挥使……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十日，随驾迤北征进，五月十三日到玄宜河，杀败胡冠本雅失理，追至红岭儿。本月二十一日回还至灭虎城。六月初九日，到静虏镇，杀败胡冠河鲁台……
三世祖 尹忠，宣德七年（1432年）锦衣卫都指挥
四世祖 尹瑄，天顺五年（1461年）沈阳中屯卫右所，擢神机营操备都指挥，七月初二，擒杀反贼曹钦……
五世祖 尹宪，成化十一年（1475年）沈阳中屯卫右所百户 ……
六世祖 尹升，正德十二年（1517年）沈阳中屯卫右所百户……
七世祖 尹用，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沈阳中屯卫右所百户……
八世祖 尹志舜 万历二年（1574年）沈阳中屯卫右所百户……
九世祖 尹昌吉 沈阳中屯卫右所百户……万历十年（1582年）
……
十一世祖 尹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2年)，家牛产麒麟，火闪闪见鳞甲间，其家骇而毙之。
l 纪晓岚家世信息
史书记载纪晓岚为献县人，他自己撰文题字又署河间纪昀，今天我们又可以说他的故里是沧县或沧州，这些并不矛盾，因为由于行政区划沿革，历史上献县属于河间府，而如今的崔庄已划归河北沧县，而献县、河间、沧县都属沧州市所辖。
自称北地伧父（古南人对北人的蔑称）的纪晓岚，又常常说他系出江南。确实，他是南方移民的后裔，他的族脉之根在江南。明朝永乐年间，纪晓岚的先祖自江南上元县(今南京江宁区)随着移民大潮北迁献县。
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实施移民政策，连续下诏先后迁直隶应天（即南京府）、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以及山西富民充实北京地区。在那个移民潮中，纪晓岚的先祖纪椒坡自江南上元县启程，拖家带口，逶迤北行。
《景城纪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献县之景城。”所谓畿辅，是指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
纪椒坡在景城落户，从大的方向来说是由朝廷统一安排的，具体选择景城这个村庄，可能有纪椒坡独特的观察。
“卫”是明代军队的编制名，明代在要害地区设卫，这种制度史称“卫所制”。
“卫”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所以有“卫无辖境”之说。卫所军人兵农合一，以此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一般数个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约5600名称为卫，1120名称千户所，112名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每总旗辖50名），小旗十（每小旗辖10名）。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
卫所中的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主要为屯田，其次为驻防，其粮饷（军饷）主要来自本卫所的屯田收入，所谓“屯卫制”。军屯以屯为单位，每军卒给田15亩到50亩。国家发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屯田军卒则要向国家缴纳税粮，叫作“屯田籽粒”。税粮的数量开始是每亩交一斗，明成祖时定为一斗二升。税粮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
屯卫制核心是实行“军户”制。明初土地荒芜，国库空虚，明太祖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巩固边防，在全国采用“屯卫制”的驻军制度，把大批军队屯驻在战略要地。而为长期稳定卫所之目的，将卫所军人及家属的户籍立为“军户”，以限制他们随意流动，从而世代为军。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在划定的界限内活动，垦荒种地，自给自足，保卫地方安全。平时军士由卫所官负责操练、屯田，若有战事发生，则归部派迁的部队统领立即起征，战事结束，再各回原屯驻防。
因“军户”后代世袭为军，所以军户后代的籍贯或祖籍就是所在的“卫”，如嘉靖《河间府志》作者樊深自传就说，自己祖籍是“大同中屯卫人”。又如，《明朝进士名录》载：耿橘，沈阳中屯卫籍，居献县富镇姜官屯。
明成祖朱棣即位（永乐元年）后，积极推进迁都北京事宜，而为了保护运输和军事的上需要，自永乐元年（1403年）起，陆续调防军队到北方军事、交通要道，设置了一批新的卫所，为永乐移民的一个特征。当时在直隶河间府范围内，共设立了六卫一所，其中，“河间卫、沈阳中屯卫、大同中屯卫”设在河间府城内（也就是河间县城），另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设在直沽，再有一所“沧州守备千户所”设在沧州。
根据《明史》所述，在明初的六、七十年间，军屯发展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屯，基本上保证了军粮自给。
卫所军户阶层等级分明，分为军官的武官户和军士的普通军户，两者除了世袭和负担相应军役外，武官拥有军士所没有的种种特权。屯田收入多被军官吞蚀，军士仅供地主、官僚役使，加之军户家族的繁衍壮大、灾荒等原因，生存日渐困难。
至明代中后期，军士破产、逃亡严重，卫所已无力担任防卫任务，遂改为募兵制代替，河间卫和沈阳中屯卫、大同中屯卫逐渐和明朝的其它卫所一样，最终走向消亡。
l 河间三卫均建立于永乐初
沈阳中屯卫:“洪武三十一年(1398)置沈阳中屯卫于辽东沈阳城，属辽东都司，建文年间废，洪武三十五年(1402)复置沈阳中屯卫于河间府，改属北平都司，后直属后军都督府”；
大同中屯卫:“建文四年(1402)置大同中屯卫，永乐初年徙治河间府”；
河间卫：“永乐十年(1412)置河间卫于河间府”。
l 河间三卫治所在河间城内，军余分散屯种于城外周边
乾隆《河间府志》载：“永乐元年设立河间、大同、沈阳三卫于河间府，城操守备给铜牌八面称帅府”。
嘉靖《河间府志》载：“河间卫在府治东南，永乐中建。沈阳中屯卫在府治东南，永乐元年建。大同中屯卫在府治西南，永乐元年建”。
结合嘉靖《河间府志》中的“河间府城图”，可知以上所述三卫之方位，指的是三卫在河间城内、位于河间府衙的方向。推测应是包括帅府（或指挥所）在内的卫所机关、驻防军人，以及家属的居所。
明嘉靖《河间府志》中的河间府城图（蓝色区域为府衙，红色区域为三卫帅府）
据载，明代河间城墙周长两千三百六十二丈。一丈约合现在的3.2米，也就是河间城当时的周长约7558米，面积大约3.6平方公里。
虽然，按府城面积来看，城内应该可以容下三卫的全部军人和家属，但由于三卫还有更重要的“屯田”任务，所以，在河间城内驻扎、居住的，应该只是负责防卫任务的“正军”和“正操（操军）”部队及上层军官家属，而更多的“军余”及其基层的千户所、百户所、旗等，应该分布在府城外其他地方屯田。这可见于多家的家谱等记载：
献县坡城村《邓氏族谱》上说，“始祖永乐年间任大同中屯卫指挥，所以定居在献县坡城屯”。
河间林豆万《林氏族谱》上说，“始祖被充军发配到大同卫中屯卫中所张官下为伍，一开始在西蔡村占荒地五顷五十亩（即今550亩），又屯田五十亩随军。”
河间杨官营《张氏族谱》上说，“三世祖及其两子，皆被授为保定右卫指挥使，后迁任大同中屯卫，世袭指挥佥事（一种高级军官）。”
献县陈庄镇李口村《李氏家谱》载：其祖李英洪武三十二年（1400年也称建文二年）迁居“沈阳中屯卫西樊屯”；
献县南河头乡单桥村善桥上载：刘门商氏，河间府沈阳中屯卫人，在献县马颊一里，东双滩村住。
善桥
献县郭庄镇尹屯《尹氏家谱》载：一世祖开始为羽林右卫（治南京）前所千户，后改到直隶沈阳中屯卫任右所千户，居尹屯世袭九代。
l 河间三卫编制中有“达军、达官”
按明制，每卫兵力5600人，河间三个卫的总兵力最初应为1.68万人。另按史料中关于“河间府六卫（包括天津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包括随军家属共8.4万人”的记载，推测河间三卫设立之初，总军户人口大概应有4.2万。
嘉靖（1543年版）《河间府志》载：
河间卫：指挥一十五员，千户三十五员，百户四十一员，卫镇抚二员，所镇抚四员，达官指挥四员、千户六员、百户四员、镇抚四员。正军三千三百九十六丁，正操二千一百八十九丁，户口优免供给人丁四百三十八丁，巡监扶手二十丁，达军四百六十七丁。
沈阳中屯卫：指挥一十四员，千户二十九员，百户三十二员，卫镇抚一员，达官指挥二员、百户二员、镇抚一员；正军二千八百六十五丁，守城操一千五百一十丁，巡监军快十丁，余丁四千七百五十一丁；户口从古优免人丁一千九百三十九丁；达军二十一丁。
大同中屯卫：指挥十员，千户十四员，百户十九员；达官指挥二员、千户二员、百户二员；正军八百一丁，户口余丁一千七百九十三丁，守城操余五百二十丁，巡监快手九丁，达军二十五丁。
如上可知，在建“卫”约百年后，河间三卫军户中，不算妇女和儿童，军户总人口已达2.53万，即：
河间卫有官兵总数为：11003人，其中，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军和正操军士共5585人，而务农屯田的余丁约4378人。
沈阳中屯卫官兵总数为：11177人，其中，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军和守城操军士共4375人，而务农屯田的余丁为4751人。
大同中屯卫官兵总数为：3197人，其中，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军和守城操军士共1321人，而务农屯田余丁为1793 人。
以上所谓“正军”，就是有正式编制的执行军事任务的军士。而军户家庭中，暂没有被编入正式军队的男丁就叫“军余”或“余丁”。“正操”、“守城操”或“守城操余”是一个意思，指的是按照3比1的比例，在军余中抽人组成部队，当“正军”赴外地执行军事任务时，临时接替正军的守城任务。具体详见后边的“京操之法”、“城操之法”。
以上所谓“达官”、“达军”，经查询资料，其意应指“元朝蒙古降军”的军官和士兵，其中，不但有“鞑靼”，还有很多“回民”等少数民族。
嘉靖《河间府志》中载：“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徙在京蒙古降人于河间、德州”。另有多方资料载，明初对待蒙古降人，有相对优待的政策（所谓“达官贵人”来源于此），主要将他们安置于各地的卫所，这可能就是河间三卫中“达官”、“达军”的来源。
以上所谓“优免人丁”，可见于相关地方志，如《任邱县志》在补录“明武弁”名单后注：以上俱成祖（即朱元璋）时以报效﹐各授世袭百户（卫所的官职），赐冠带钞贯，自奉田三百亩，永不起租﹐免差役。
l 河间三卫每年两次进驻京城周边执行防卫军务
嘉靖（1543年版）《河间府志》十一卷《兵制》中，记载有“京操之法”、“城操之法”，可知三卫日常之军务：
京操之法：河间三卫正军，分为春秋二次轮流京操以卫京师，听征调或守山口、运木石、作土工，亦有頼（依赖）焉。其天津三卫正军，京操之外，有看石造船及运粮等差，与河间少有不同。
城操之法：卫官之外有舍余（即尚没有正式编入军队的世袭军官家庭的男丁），正军之外有军余（即暂没有被正式编入军队的普通军户家中的男丁），先自巡（最初自己巡防），按何御史奉例编，后每三名之中编其一为城操，以为本处地方之备，一人入操，二人供役焉（即种田等其它劳役）。
l 河间三卫屯地很多，但一样要给朝廷缴租
嘉靖（1543年版）《河间府志》卷八《屯田》之内容，可知三卫屯田规模：
“河间卫屯地一百二十五顷，粮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五斗二升；
沈阳中屯卫屯田地一百二顷六十六亩，粮一千二百三十一石九斗二升；
大同中屯卫屯田地四十六顷，粮五百五十二石。”
明朝1顷为100亩，1石约为现在120斤，又1石等于10斗，换算并翻译以上内容为：“河间卫屯田共约12500亩，须每年纳粮约75.9吨，即每亩约纳1斗；沈阳中屯卫屯田共约12066亩，须每年纳粮约73.9吨，即每亩约纳1斗；大同中屯卫屯田共约4600亩，须每年纳粮约33.1吨，即每亩约纳1斗2升。”
l 河间三卫军屯主要分布在河间、献县境内
明代卫所驻地与屯地之间往往相去甚远，同一卫所的屯地散布各处，甚至跨越多个府州县，不仅各卫所的屯地相互交错，而且军屯与民田杂处一区，这是明代“相维相制”军事思想的典型体现。
例如：直隶天津三卫共143个屯堡，屯地分布于河间府的兴济、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等数百里范围内，且与民田错杂在一起。而武清等地则又有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定边卫等驻守通州的卫所的屯地。
《新校天津卫志》卷二《赋役》载：“三所原天津卫分，分派民间空闲地土立屯，与民相参居住三百余里。中所屯堡坐落兴济县范桥社，沧州忠孝、慈惠、将相三乡，静海县北长亭、子牙里，青县流河里；左所屯堡兴济县范桥社、范家庄、张家庄，沧州赞善、孝友二乡，青县运坊里、夹河堤，静海县邢家庄；右所屯堡坐落南皮县烟村里、莲花池、火头村、半壁店、阎涝灌、大良店、玉皇堂、王四集、马名店、五马营、三家店，沧州慈惠乡。”
清乾隆《献县志》载：“邑有里有屯，民屯亦里也，以处客户。明制百一十户为里……明仿唐府兵制设军屯于诸省，于是献有沈阳、河间、大同三卫地。国朝罢卫归县，而军屯之名犹自与里判夫？”。
其上意思是说：一个县城有“里”和“屯”，“民屯”和“里”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民屯”当时是为了安置外地迁入户的。明朝时，110户划为1里……明朝时，在各省设立了军屯，所以献县境内有“沈阳、河间、大同”三卫的军屯田地，但既然清朝现在已将“卫”撤销并将“军屯”并入了县，那还用再区分“军屯”和“里”吗？
据1983年版《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载：“保安屯，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驻河间的“沈阳中屯卫”军屯的处所。当时的屯田“御史行台”和保护屯田的军队都驻在此村，故得村名保安屯”；“杨官营，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山西移民杨、卢、李、唐四姓，以杨姓为主，建村于“大同中屯卫”保护屯田的军营附近，借此冠姓氏取村名为杨官营”。另杨官营张氏族谱载其祖为“大同中屯卫指挥佥事”。
结论：按之前所述目前掌握的河间、献县等周边姓氏家谱记载之内容，至少可以确定以下信息：
1.在子牙河西北岸，即我族河间行别营镇张村周边的坡城村、孟各庄、邓家庄、西蔡村、杨官营，有“大同中屯卫”军屯田地（详见“坡城村邓氏古墓志、族谱摘录”、“孟各庄樊氏墓志铭”、“河间林豆万林氏族谱摘录”、“河间杨官营张氏族谱摘录”等部分）；
2.献县子牙河南岸沿河分布、在陈庄镇、南河头乡、郭庄镇等处有“沈阳中屯卫”军屯田地（详见“献县陈庄镇李口村李氏家谱摘录”、“献县郭庄镇尹屯尹氏家谱摘录”等部分）。
这种军屯田地零散分布的现象，最初基于卫所之间的相互牵制的目的，但有其它一些客观原因，也会造成军屯田地的分散，如嘉靖河间府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吾瀛居民在先，屯军在后，其地之肥者民已得矣。而屯田之地皆瘦而薄者也，然犹幸其田羡而可资也。其后复税，余田以为存留之用，名曰新增粮，而军始困矣。然又幸其土性沙柔宜种梨、枣以资民食也，其前指挥温和党督军种树以防饥馑”。显然，民间田地可以通过购买等方式变为军田，这肯定也是军屯田地分散的一个原因。
l 军户人口远多于民户人口
明初在河间府设置卫所军屯，一方面有力地抗击了北元势力的南下骚扰,另一方面,弥补了河间府一带战后人口不足的现状﹐促进了入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军屯政策带来的是军籍人口的大迁移。
按明朝的制度,“军皆世籍”,军人迁徙必须携家属前往戍地，“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明会典》卷一五五:军政起解]。就这样，军人的家属纷纷落户到了卫所驻地。
据传，随着河间“三卫”在府城内设立指挥所，大量军人家属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在河间城内生活，一时繁华无比。为了增加防御，于是河间府在万历六年、十年（1582年）两次整修城池，用青砖裹砌原土城墙，防御敌楼增至四十一座。
如前所述，建“卫”之初，河间三卫军户（连同家属）移民大概应约有4.2万人，而在约百年后的1543年，河间三卫军户中，即便不算妇女和儿童，总人口已达2.53万，而当时河间民户的人口才3713户，共2.49万人。按河间县当时500个村估算，时平均每个村才约7.5户、约49人。所以，永乐移民时，在河间范围内，军户人口应是远多于民户的。
l 军户因屯种而散居于河间周边
如前所述，河间三卫的军屯田地分散于河间周边各地，军户中除正军、操军执行军事任务外，其他军余人员主要务农于各地的军屯，以确保军队实现自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人口的增长与卫所容纳能力的矛盾日见显现，最初，明朝政府的做法是“遣送多余的人员回原籍”，如《宣宗实录》载：“礼部会官议，请如旧制，除正军家属外，每军选留一丁协助，余悉遣归有司。”
但有大批亲属不愿回乡，甚至有的军户家族因为已出来了几代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原籍地了，所以纷纷移住到卫所附近地区居住，成为附籍或寄籍军户。
例如，《宣宗实录》卷八十一载：“四川布政司左参议彭谦言：四川成都前等卫、雅州等千户所旗军，自洪武间从军，子孙多有不知乡贯者。今但正军、余丁一二人在营，其余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各置田庄，散处他所”。
因这种矛盾的突显，明朝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嘉靖《河间府志》中载：“天顺元年（1457年），令京城附近直隶八府及山东河南等处荒闲田地、及有人佃种无粮差者，拔与所在卫所军余屯种纳粮。”
可见，随着河间三卫军户人口的繁衍增多，更多军户家庭中的军余人员或自主、或被政府安置于各处屯田务农，这就造成了很多军户家庭自此开始分居各村。这个假设，在前边所引用的一些家谱资料中也可见实例。
如果我族始迁之祖确实为军户，也许，很有可能是在来河间之后，至第二代以后基于以上原因，就像《河间林豆万林氏家谱》中所载第二世分家等情况类似，兄弟三人分别到了行别营、张村、中原村定居。
明朝的世袭军户制度，违背人员和职业自由流动的经济规律，发展到明末，卫所已名存实亡，典卖屯地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
至清初，河间三卫被取缔，军屯改为民屯并划归县行政管理，军户这一身份也就彻底消亡了。
l 我族张村周边分布有江南常州迁来军户
据多方资料记载，永乐时期，很多北迁卫所都是由江淮一带征调，包括“谪发”之人，也多来自江南。而前面引用的河间、献县相关族谱也能够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张村的周边，不但证实有“大同中屯卫”的屯地，还可以发现这些军户迁自于江南的线索。如前所述：
坡城村邓氏祖籍地是“江南常州府无锡县”，始祖为明洪武时期的“太医院高官”，永乐年间谪戍山西大同，后迁直隶大同中屯卫。
河间林豆万林氏祖籍地是“江南常州府武进县”，其伯祖（始祖之兄）为洪武时期医士，因马皇后医治无效事件而被充军发配到北方，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时，其始祖到河间冒名顶替将其伯祖换回，从此成了大同中屯卫中所张官手下的军户，在“西蔡村”屯田，死后葬在了西蔡村。
孟各庄樊氏祖先，本是庐州府合肥县人，始祖自常州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以战伐功授山西蔚州卫指挥同知，后来又迁到宣府右卫。永乐初年，因不支持“靖难之役”，而被朱棣发配到直隶大同中屯卫。
以上3条关于我张村邻村的线索中，均是从“江南常州府充军”发配到“大同中屯卫”的，而坡城村邓氏和林豆万林氏的始祖，一个是“太医高官”，另一个是“医士”，且林豆万林氏明确说是因为受“马皇后病死”事件的连累而被发配。
史书中说：马皇后因病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临终前叮嘱朱元璋，千万不要杀害没有给她治好病的太医们。朱元章听从了马皇后的话，在马皇后死后，仅是发配太医们去了北方。
综上，我张村3个邻村中，都有关于祖先是“常州府籍军户”的记载，且均为“谪成”到“大同中屯卫”充军为伍，其祖先的祖居地与我张村吴氏祖居地如此邻近，也许并非是巧合，但现今，暂无从深入考证。
洪武、永乐移民之初，无论是普通百姓迁民、还是军户，都享受到了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因此大量迁民得以在新地方居住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纵观整个明朝时期，天灾人祸不断，前期，平民和军户主要受各种上层势力、权贵的压迫，生存艰难，中后期连年的天灾不断恶化了生存环境，致百姓经常处于饥肠辘辘、流离失所的状态。
据相关史料和文献载，明朝中后期，中国大地出现了罕见的极寒的气候灾害，夏天大旱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明代是河间一带自然灾害多发时期，水灾、旱灾连年轮番出现，而水灾之后常常伴随瘟疫，旱灾之后又往往接连蝗灾，在这种灾害频发的大环境中，明代河间一带人民的生活，必然是苦难深重的。
今日依存的献县孟各庄古桑园
传明朝初年时，我张村邻村孟各庄养蚕已有相当的规模，嘉靖《河间府志》作者樊深（1501-1576年）生活在明朝中期，为孟各庄樊氏先祖，其曾有诗曰：
“春饥指望到秋尝，未老新蚕已典桑，风刈雨锄渾旧事，如今岁岁打飞蝗”。
诗意说，春天忍饥挨饿，指望用秋天的丰收来补尝；为了养成家里的新蚕，已经租下了别人的桑树；风刮倒了庄稼就去绑扶，雨过天晴就去锄地，但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年年都要去打成灾的蝗虫。
明朝共有276年历史，而在河间志书中，就记载其中63年出现了较大的水、旱、蝗灾，尤其集中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甚至在明朝末年，出现了连续2次灾后“人相食”的惨烈记载。
乾隆《河间县志》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万历九年（1581）、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间县发生了4次大疫。根据各史料记载，尤以万历十年（1582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这两次瘟疫大流行严重，如：“万历十年，春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等等记载颇多。
瘟疫与明朝的终结
除了灾荒，民众还要面对强权贵族的压迫。据各种文献所载：北方地区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这里聚居着众多的王公勋贵和缙绅地主，他们凭借着特权疯狂地占夺农民的土地。以万历年间计，北方地区耕地面积为251.2 6万顷，占全国的 35.18%，但被王公勋贵和其他缙绅地主占夺的土地就高达24.72万顷，占全国被占夺耕地的 43.2%。
在河间及周边地区，以上情况尤为明显，大量土地为皇亲、贵族们的庄田，再除去卫所的军田，民田数量相对有限，按照嘉靖《河间府志》中的数据整理如下：
嘉靖十九年(1540)时，河间府已经建有皇庄以及公主、勋戚、武臣和寺观等五种名目的庄田。这些庄田在河间府辖区共有49处，共计641540亩,约占河间府田地总数的13.0%,分别为28个机构或个人所有。
其中，静海县、任丘县、肃宁县、青县的庄田数均占到本县总田数的一半以上,分别为83.7%、82.8%、54.4%和53.5%，河间县为17.4%。
河间府诸类庄田中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当属十二位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共计约241330亩，属于八位武臣的庄田共计约34935亩。其次，公主在河间府共有庄田约168526亩，并集中于任丘县。另外，皇庄的仁寿宫庄田分布在河间﹑献县、肃宁等十一县之地,最为分散,有田约58278亩；清宁宫庄田则集中分布在静海县,共计约4800亩，两处皇庄共有土地约63078亩。
以上数据可知，明朝时，河间一带众多的土地自始就大部分控制在权贵之手，但权贵们并没有因此满足，各种势力也持续不断地在河间一带继续强占土地，甚至卫所的军田也一样不得幸免。
在《明实录》、《河间府志》等文献中，载有多处关于屯田被豪强侵占的记录，如：“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天津右卫指挥吕升为讨好武定侯郭玄，夺官军屯田1090余亩投献于郭玄，军民失业，嗷嗷怨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白圭劾奏郭玄等所为非法，请治其罪。明宣宗对武定侯郭玄置而不问”。“正统十二年（1447年）闰四月，驸马都尉王谊纵其家奴于河间府占耕军民田，为知州廖谟所奏，请治其罪，英宗包庇”；“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据户部奏，顺天、河间等府州县土地，多被豪强占夺，计数十百顷”；“咸化十六年（1480年）六月，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侵占河间、静海民田1200余顷（注，明朝时1顷为100亩）。
政府对权势阶层侵民行为的纵容、或控制无力，使得北方、尤其是京畿河间一带老百姓负担过重，加之自然灾害、瘟疫的频发，军民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大量破产、贫困潦倒，甚至始终不泛流离失所逃亡者。如《明史》所载：“产业既失，税粮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困于重出，饥寒愁苦，日益无聊，辗转流亡，靡所底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