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之旅，神驰云间深处，“上海之根”又一幕开启，那些出土的、传世的文物，唱着与时俱进的文明之歌，纷纷登台亮相，演绎各自精彩。且看，草之本、犁之先、井之源、陶之兴、骨之美、玉之光、尊之贵、金之灿、尸之谜等好戏连台。从中看到，见证历史的文物，没有因尘封化为腐朽，反而在揭开神秘面纱、露出真容后，充满精气神地活了起来，让人越看越有想法，甚至觉得上海老底子最好的东西，都藏在云间深处。下面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说给你来听。
草木种子，根脉之歌
人勤春早，先民播撒九峰周边地区土壤里的种子生根发芽，生长出一方水土养育的本地植物，成为家乡的一草一木。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广富林遗址考古发现两类植物遗存，栽培类植物有水稻、葫芦、甜瓜、冬瓜、桃核等；野生类植物有葎草、芡实、楝果、南酸枣、柿树等。而在666粒浸水植物遗存中，发观葎草种子102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量的15.32％。数量之多的葎草种子，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猜想先民“冬藏”葎草种子，应与当地雨水多、海溢和洪涝灾害频发有关。考古实证，广富林遗址邻近湖边区域有大片淤积层覆盖，浙江余杭茅山遗址的广富林文化农田，也见有被厚厚的洪水泛滥层覆盖现象。俗呼为“拉拉藤”的葎草，是一种不择水土生长却又能防止水土流失的草本植物，其根深扎泥土，藤蔓攀爬，缠绕一片，绿叶如小伞撑张，在湖堤、河岸、房屋土墙畔筑起了一道抵御风雨、洪水来袭的天然保护屏障。
有人问我，葎草美吗？生长在广富林地区的葎草，绿叶张开如手掌，密生短刺，花开淡黄绿色，果穗略呈圆球状，其貌普通平凡，非观赏类植物。所以，品味葎草的美在内不在外。葎草一身都是宝，不仅是守护一方水土的“卫士”，还可用作喂养家畜饲料且能全草入药。可见先民看重的不是它艳丽与否，而是实用价值。在广富林的偌大寂静里，想着味甘、微苦、性寒的葎草，拔出了地下咸苦，熬成汤药后消瘀解毒，治愈人间的病患疾苦，便有一种悠然的生命之音在心田里破壳而出，万物有所生，而独守其根的广富林草木，洒向人间都是情。
△ 广富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
还有那些名字并不全然陌生的植物遗存，让我思接广富林地名，怦然心动，深感松江这方厚土里，深藏着固本培元、根深叶茂的力量。想到这一层，似见白居易的身影出现在“上海之根”舞台背景墙上，他长发飘逸，和原上草一起伴着风的旋律，雨的音符，雷的节拍，放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生存和繁衍，是一切生命延续的法则，而种子则是生命基因得以传承的根本。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广富林地区先民注重贮藏物种的保护意识，谱写了一支厚德载物、永续传承的生命之歌。回首往事，庆幸自己曾在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与出土的植物遗存美丽邂逅。所以，我认知的广富林，不仅是上海移民文化之根，上海城镇发祥之根，还是上海这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摇篮。
回归自然看松江，佘山等九峰十二山生成的古老植被，是上海原始植被的代表；松江同时又是上海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方，种植着几乎全国三分之二左右种类的栽培植物。自古以来，松江是文人心怡的雅集之地，峰泖山水与植物相互映衬的美丽江南风光，曾是文人进行诗文书画创作的灵感来源。如今的松江乡村田园、小区家园、郊野公园等越变越美。带上相机，取景于广富林遗址景区，可见步道两侧、河道岸边，树似“俊男”，花如“靓女”，恭迎游人漫步而来，驻足赏光，倾听思想花开的声音，接续“上海之根”地气，生生不息，脉息久传，直抵人心。
石犁水井，共话史诗
1980年至1982年，松江汤村庙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晚期石犁和水井。
△ 崧泽文化石犁（汤村庙遗址出土）
石犁和水井，无疑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乃至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两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发明。汤村庙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石犁，在上海崧泽文化遗存中属首次发现，也是全国发现最早的两件（另一件发现于浙江邱城遗址）石犁之一。而那口距今5500年左右，井壁以芦苇作经、竹片作纬，成圈箍状支撑的崧泽文化水井，为研究我国早期水井形制和构造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实例。
细说起来，1975年至2010年期间，松江先后出土过崧泽、良渚、广富林文化石犁。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汤村庙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晚期单孔石犁外，2010年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同一文化时期的4孔石犁。1975年，一件器身打琢3孔的良渚文化石犁在机山遗址出土。2003年，广富林遗址又发现一件器身琢有4孔的广富林文化石犁。犁器上的孔，有与犁床相互固定的作用。我起初以为，犁器上显示的孔洞多少，是断代的一个依据。其实不然。倒是以下看点，构成了不同文化时期的石犁特征，例如，与崧泽文化石犁相比，良渚、广富林文化石犁，刃部夹角变小，体形变大，犁头角度更锐，意味着入土阻力更小，耕作翻土量更大，不仅使大面积开发耕地成为可能，而且有利于深耕土地，改善土壤结构，使地力得到充分利用。相对于此前的刀耕火种而言，犁耕改变了原始落后的传统耕作方式，变原来靠耜或锄翻土的间隙性操作为连续性犁耕，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所以，崧泽文化石犁在汤村庙遗址最早发现，是实证中国农业由“耜耕农业”阶段步入“犁耕农业”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标志。
松江九峰周边地区，是中国井源的故乡。支撑这一定论的客观依据，是1987年在崧泽文化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土构水井。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水井。时至崧泽文化晚期，在松江汤村庙遗址发现了芦竹圈箍水井。据悉，广富林遗址历次考古发掘，发现300多口周代至汉代时期的水井遗迹。此外，2008年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一口吴越文化时期的石圈木壁水井。1981年，一口由8个灰陶井圈上下相叠而成的陶井，在天马山下的水稻里被挖沟的村民发现；以后发现的石砖瓦构造水井，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上述可见，中国人对水井的认识和利用已有6000多年历史。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水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据《正义》记载：“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市井是城镇街景中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人们绵长的情怀记忆。古代用闾井指代家乡的诗文很多，白居易诗叹：“故知多零落，闾井亦迁移。”话说开去，“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乡土情深的中国人爱唱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尤其是八月十五，天上月圆，地上饼圆，家人团圆。所以，一说到浮世沧桑，背井离乡，则愁绪满腹。至于论及“处商必就市井”，聚井而居，共井为邻，或“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等悠悠往事，其中又藏着许多暖心的回忆。
时过境迁，虽然水井越来越少，但井的话题还在延续。说到井，人们就会思念故乡，想着故乡是可以回去的地方。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怀想水井开创者，心里想的是远方。水井发明之前，人类生活被地表水资源所左右；水井发明以后，这种被动的局面得以改变，人类可以到远离地表水的纵深地带定居生活，从此有了新的乡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故乡。故在“上海之根”舞台上，观赏那道从古至今被水井点亮的风景线，既拉近了情感距离，又激发起放飞梦想、志在四方的家国情怀。
陶器烟火，人间佳话
陶器是由陶土加工后熔烧而成的。松江出土器物中，以陶制品数量居多；数量众多的陶器中，又以生活类陶制器具为多，故而弥漫着人间烟火气。
现代铝制炊器蒸锅为人们所熟悉，蒸锅由陶甗而来。青浦金山坟和松江汤村庙遗址出土过崧泽文化凿形足陶甗、三足陶甗，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良渚文化带盖丅形足陶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甗的内壁中有一周凸沿，或者说是一圈凸棱，用来搁置箅。箅是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炊具。简单地说，就是把山芋、玉米等食物放在竹支架上蒸的炊具。虽然釜、鼎、甑等炊煮器物，比崧泽文化陶甗出现的时间更早，但陶甗发明后，使用更加便捷，操作更加简便，一器两用的优点更加显著；从而对改变和丰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为我国成为世界闻名的东方美食文化大国创建了不朽功绩。
△ 崧泽文化扁腹陶壶（广富林遗址出土）
续说富林湖中的一只甲鱼，摇身一变，成了一件陶器珍品，即崧泽文化扁腹陶壶。2012年，广富林遗址出土了1件陶壶，造型模仿一只昂首的鳖，背部有刻划平行条纹，器腹侧面有仿鳖裙边，连鳖的小尾巴也被刻划出来了。这件生动有趣的扁腹陶壶，引人怀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广富林地区，是个几面环水的半岛。一湖烟水，一叶扁舟，能观湖水柳含烟，鱼戏荷莲间。富有诗情画意的广富林湖面，生长着颗粒状的“眼子菜”，还有为鱼类饵料的“满江红”，水生植物、动物资源相当丰富。从这件陶器作品上看出，文化植根乡土，艺术如影随形。我以为这件虽然不算十分精致的陶壶可以归入艺术品类，理由是它能让人仰望云间星空想到许多。想象先民之所以制作这件酷似老鳖造型的陶壶，也许是为了满足小孩子的童心乐趣，也许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情趣；或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鱼水亲亲以睦的情感。我甚至联想到陆机《鳖赋》序中记述的情景：“皇太子幸于钓台，渔人献鳖，命侍臣作赋。”胡乱猜想这件早期仿鳖扁壶，会不会是先民献给“王”的一件礼物？想象越是丰富，越证明这件扁腹陶壶拓展的想象空间具有艺术张力。
△ 良渚文化鹿钺纹陶尊(广富林遗址出土)
再说2001年广富林遗址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鹿钺纹陶尊。尊是大型酒器，古时不足为奇。但此尊腹部刻划有鹿、钺组合图案，在良渚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鹿是一只角高耸、翘尾前行的雄鹿，线条简单生动，旁有一件带柄的石钺。钺源自斧，早先为搏斗的重要武器，后来演变为军权的象征。这就要说到浙江余杭曾是良渚古国所在地。猜想起来，良渚文化时期的上海地区，也应有一个邦国。因为夏朝之前，史书载有“万邦”的说法。这个远古邦国，应该就是福泉山古国。当地权贵，前期使用石钺，后期使用玉钺。而且，用钺者均为男性。这幅鹿、钺组合图，可能是记录拥有钺的氏族首领，成功指挥了一次收获颇丰的集体狩猎活动。于是，先民中的“画师”便在酒器陶尊腹部刻划了此图，以示庆贺。那时没有成熟的文字，这幅线条简约的鹿、钺组合图，为探索中国象形文字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 钱山漾文化细高颈袋足陶鬶(广富林遗址出土)
时下，知道松江广富林遗址景区的人很多，但知晓距今4100年广富林文化之前，当地留存有浙江湖州钱山漾文化脉息的人较少。2009年，一件钱山漾文化细高颈袋足陶鬶在广富林遗址出土，尘封的秘密随之公开。这件陶鬶为先民煮水容器，由三个萝卜状的袋足与细高的颈组成，故名。有此考古发现，便有了话说上海史前文脉传承有序的通俗版流传：“一马当先，松粮钱广，一马殿后”，即马家浜文化一一崧泽文化一一良渚文化一一钱山漾文化一一广富林文化一一马桥文化。
△ 广富林文化袋足陶鬶
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如夕阳西坠，在式微中收去最后一抹余辉。此后处于上升期的龙山文化以强劲势头向南渐进，不断扩张；而上海南方和西南方的浙南闵北地区以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呈向北拓展趋势。地处南北文化交汇之中的松江广富林地区，出现了本土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现象。距今4100年至3900年期间，居住在广富林地区的百姓，是来自北方黄河流域鲁豫皖地区的先民。他们在固守其本的同时，既吸纳了本土的良渚文化，又吸收了来自南方的印纹陶文化，创造了以外来移民文化为鲜明特征的多元包容的广富林文化。这些，在广富林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等遗存中，均有物可鉴。如广富林文化袋足陶鬶，3个袋足肥大，颈部粗短，袋足内壁有较为特殊的轮制痕迹等，可见龙山文化是其渊源所在。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石犁，显露本土崧泽、良渚文化传承特征。此外，广富林文化竹编纹圈足陶罐，肩腹部拍印竹编纹。这种印纹陶器，并非长江三角洲地区固有的文化因素，而是受到了浙南闽北地区印纹陶饰的影响。
△ 广富林文化竹编纹圈足陶罐
骨器精致，耳目一新
骨器是骨头制品，包括动物的骨、角、牙制品。2010年，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了2件崧泽文化角质靴形器，由鹿角制成，形似当代人穿的皮靴，所以呼为靴形器。它有什么使用功能，至今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是打磨陶器口沿的辅助工具；另一种说法，认为是釆集工具；再一种说法，认为是刮削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用来绷线的编织工具。同年同一遗址还出土过1件鹿角制成的良渚文化鹿角镦饰，下部以细线条刻划变体神兽纹饰。通体抛光，是良渚文化极少见的角饰精品。
2013年，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骨镞、骨针、骨鱼钩、骨簪等一批骨器。骨镞为三棱形，与良渚文化柳叶形镞相比，杀伤力更大。骨针尾部扁圆，上有钻圆孔，针尖为锥形，由于形制较大，专家推测是用来编织网一类的物件。骨鱼钩上部有捆绑鱼线的凹面，钩身微斜，向下弯曲，弯钩上有倒刺。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各种网坠捕鱼工具多见，鱼钩少见。表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捕鱼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垂钓形式。上述出土骨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整体磨制精细，做工相当精致。
△ 广富林文化骨镞（广富林遗址出土）
镞，即箭头；骨镞，就是骨制的箭头。磨制骨镞的材料来自动物骨角，非常坚硬，加上箭头上有三条挺拔的棱线，形成箭头三道凹槽，不仅有利于射杀动物时空气流入，一箭射中，即刻放血如喷，且有利于箭头从野兽身上拔出回收。推测这一原始设计理念，对现代步枪上三棱形带有血槽的刺刀构造，有着直接影响。
△ 广富林文化骨针（广富林遗址出土）
松江广富林遗址景区建有骨针广场，设计理念源自当地曾出土过骨针。先民磨制的骨针，大可编织渔网，小可缝制衣裳。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晚期，狩猎、捕鱼是男人干的活，那么，制作食物、缝制编织、照料子女、操持家务等，则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女人要做的事情。一枚来自远古的小小骨针，不仅释放出很多历史信息，而且牵动儿女情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针针线线，母爱真情暖人心。当下，由骨针传承下来的文化寓意更加贴近实际生活。例如，有句话耳熟能详，即用绣花针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至于说到那𣐀骨鱼钩，让人看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距今4100年至3900年的广富林文化骨鱼钩，竟与现在使用的鱼钩，无论是形状还是捆扎鱼线的钩柄和倒刺设计，都有极高的相似度。还有那枚制作加工水平很高的骨簪，传为束发用具，引人生发情思缕缕和刻骨铭心之叹。
玉泽之光，和润一方
若问山水连景的松江是否曾经产玉？恐怕十有十个人都会摇头，因为没有听说过。我也是从张明华教授撰写的一篇《上海地区最早居民的来源及其习俗》一文中得知，上海人的原石玉料，经同济大学专家鉴定，均为本地山体岩石中的夹杂物，并非如今人所见一些大型玉矿的开采物，因此体量很小，色杂、质杂，加工成的玉器不少因受制于矿材的不纯而留下石质。那么，当地良渚文化时期的精美玉材又是来自哪里？据悉，至今苏浙两地发现的唯一玉矿，位于江苏溧阳南部天目山余脉的小梅岭地区，是一个透闪石软玉矿床。地质学家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周围的天目山脉、茅山山脉、宜溧山脉和宁镇山脉中，都有类似的地质条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此推论，良渚文化的玉材很可能就来自良渚文化区周围的山脉中。
△ 广富林文化玉琮（广富林遗址出土）
较之青浦崧泽、福泉山和金山亭林遗址出土的早期玉器，虽然松江也出土过玉琮、玉璧等早期玉器，但相对而言，品质上较为逊色。不过，广富林文化玉琮值得一说。在广富林文化之前，琮是权贵身份象征，重要祭祀礼器。例如1982年在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是神权的物化形式，掌控琮的权贵，就垄断了对神沟通的权力，意味着掌控了政治统治和财富支配权。然而在广富林遗址出土的5件完整或残损的玉石琮，竟与出自灰坑中的生活废弃物共存。不仅如此，与良渚文化玉琮比较，除了形制上有继承外，已无神人兽面纹饰，而以简洁的弦纹装饰或以素面呈现。表明以琮为代表的神权治国观念，随良渚文化衰变而终结，广富林文化已脱离了良渚文化宗教体系，琮的功能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 青玉持荷童子（西林塔天宫发现）
松江藏玉的精彩，不在广富林，而是西林塔。1993年11月至1994年1月期间，西林塔大修，在塔顶宝瓶、塔刹天宫、塔底地宫，分别发现塔藏文物近600件。据《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统计表》显示，截至2001年，上海市共获得出自元明清墓、塔中出土的玉器为15批613件，其中，松江西林塔藏玉器314件，约占出土玉器总量的56%。西林塔藏玉器精品纷呈，其中不仅有1件行话称之为“熟坑”的良渚玉璧，而且在西林塔天宫内发现了宋代青玉罗汉像和明代青玉持荷童子像，一为宋玉精品，一为明玉精品。据《松江文物志》载，青玉罗汉像，高10厘米，造型活脱，服饰衣纹飘逸，刻工洗练，线条极为流畅。青玉持荷童子像，高8厘米，雕刻姐弟三人，姐姐肩掮幼弟背负荷叶。身旁的大弟弟手持玩具“布老虎”。形态生动，活泼可爱，童趣盎然。
尊显高贵，重要礼器
考古松江，青铜器中价值显赫的是春秋晚期青铜尊，它们先后于1962年、2011年、2012年，在凤凰山南麓和广富林遗址发现。在此，选择先于凤凰山南麓发现的青铜镶嵌棘刺纹尊作一重点介绍。首先要说一说为什么考古部门要取一个如此难懂的品名？如果名符其实，其中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密码？看完以下介绍内容，则可了解一二。
△ 青铜镶嵌棘刺纹尊
1962年在凤凰山南麓发现的这件青铜尊，残高36.3厘米，口径24.9厘米，器形为敞口，高颈、扁圆腹，高圈足，腹部装饰12组花纹，6组是S形窃曲纹，6组是棘刺纹。尊的颈部下端和圈足上端与腹部对称，也各装饰12组花纹，由方格形雷纹和棘刺文组成，与腹部纹饰交错排列。再来看尊的口部内壁有4条变形兽体凹纹，出土时，凹纹中间残留有粘接物，应是原本镶嵌有绿松石的痕迹。说到这儿，恐怕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是一件曾镶嵌有宝石的青铜尊，是一件以棘刺纹为鲜明纹饰特征的青铜尊，故名镶嵌棘刺纹尊。若要解析其中的文化密码，就要借助上博副馆长陈杰《实证上海史》书中的内容了。陈杰介绍说，松江的青铜尊与中原地区尊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仔细观察又迥然相异。青铜尊上的纹饰最具南方特色，所谓棘刺纹就是密集的细而短的青铜芒刺，在北方的商周青铜器上从未见过。根据类型学的比较，松江凤凰山出土的青铜尊应该是春秋晚期的重要礼器。
金饰灿灿，精美打造
2002年8月，松江电大校门前拓宽路面时，从一个埋藏在地下的陶罐里发现了一批金饰件，有簪、耳环、手镯等金器。
△ 松鼠石榴金发簪
这批金饰件的名称分别为：双龙牡丹金发簪，松鼠石榴金发簪，动物石榴金发簪，童子牡丹金发簪，花瓣金发簪，金额带饰，执荷童子金耳坠，连珠纹金手镯，金饰残件等。从金手镯背面印有制作者戳记“沈郎”等字样以及制作工艺分析，金饰件釆用宋代工艺制成，纹饰丰富，做工精致，相当精美。在松江出土的所有金器中，这批南宋金饰件堪称精品。
古尸之谜，轰动一时
2000年8月，在华阳五队出土了一个明代家族墓群。墓群出土的随葬品有木雕麒麟带饰、麒麟补子、兵器长枪、木武士俑、棕竹龙头杖等。其中有一具男尸保存完好。
△木雕麒麟带饰（杨氏家族墓出土）
载誉“上海之根”的松江，是上海市文物大区。境内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存世悠久，质高量丰。例如，松江老城区的地面文物建筑，彰显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历史风韵；那些出土的、传世的可移动文物，数量更为可观。如1985年10月，在张泽八图村老宅基下，发掘收藏家封文权抗战前埋下的各类文物珍品737件；又如广富林遗址出土遗物数以万计，可拼对器物在5000件以上。文物可证，上海地区有人脉繁衍的历史不是几百年而是六千余年。话说开去，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大凡古代史的开篇，都是从人类出现的时候写起。自然而然，上海寻“根”的历史，要从古冈身以西最早成为陆地，适宜人类居住，始有上海先民繁衍生息作为历史开端。而这些早期的历史信息，又是以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作为客观依据的。文物有记忆，地处冈身以西的松江和青浦、金山等地，曾是五千年前中国最发达的文明中心。唐建华亭县后，紧靠上海浦的上海镇于北宋崛起；时至南宋末期，商船云集的上海，已是近悦远来的“华亭县东北巨镇”。所以，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对外开埠前，上海原为穷乡僻壤，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综上所述，来自上海地区的文化遗产告诉世人，地下有古可考、地上物华天宝的上海，在根植传统、创造新声、走向未来的路上，充满底蕴深厚、底气十足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