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性特点。澳大利亚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其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多元性。这些地名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象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为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文章主要从反映土著语言文化的描述性地名、唤起人们情感回忆的地名、反映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地名以及体现其他国家移民语 言文化特色的地名入手，分析研究上述地名赋予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性。
关键词：
多元文化；描述性地名；情感回忆性地名；土著语言文化；移民语言文化；澳大利亚地名
作为一个由多民族形成的移民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是澳大利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早在40，000～60，000年前，土著人就生活在这片大陆上；1770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并以英国君主的名义宣布拥有该地；1788年菲利普船长在澳洲大陆东部的杰克逊港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区；1790年，澳大利亚迎来了第一批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从19世纪5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个殖民地发现金矿而引发的淘金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来的移民潮，欧洲殖民者和自由移民大量涌入这块神奇的大陆，也使澳大利亚日渐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自从英国移民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以来，已先后有来自世界120个国家、140个民族的移民到澳大利亚谋生和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地名的主要功能是指称某个地方，然而人们在给地方命名时却赋予了它们很多文化色彩。很多澳大利亚地名就是澳洲历史的见证，也是这个国家多元文化的反应。据统计，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地名源于土著语言，近三分之二的地名是欧洲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还有一些是少数移民创造的地名。反映地区地理位置或地形特点的描述性(descriptive)地名以及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能够唤起人们情感回忆的(evocative)地名往往与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文化密切相关；有些地名是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写照，反映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殖民历程；还有一些地名具有其他国家移民的语言文化特色，显示了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开拓奋斗、勇于创业的历史。从以上形形色色、各种语言风格的地名中就可以了解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
一、土著语言文化中的澳大利亚地名
作为最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其称呼来自于拉丁语中的“Aborigines”，意思是“原住民”，尽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试图寻找更确切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但土著人一词延续至今的事实就证明了土著人长期存在的状况。“土著人”这一称谓现在泛指在澳洲大陆的原住民及其后代。早在40，000多年前，土著人就生活在澳洲大陆。当欧洲人在200多年前到达澳洲时，估计土著人的人口大约在300，000～500，000人之间，他们被分成许多相对隔绝的群落，仅土著人的语言就多达500余种。土著文化是澳洲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有土著文化，澳洲文化才别具一格，富有乡土气息。在三分之一的土著语言地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述性(descriptive)地名和引起人们情感回忆(evocative)的地名。一些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和托雷斯海峡岛屿语言被澳大利亚英语吸收后，主要存在于一些澳大利亚的地名中，例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源自古老的恩古纳瓦(Ngunnawal)土著语言中的单词Kambera或Canberry，按当地语言的意思为“汇合之地”(meeting place)，民众又叫做“聚会的地方”。澳洲中部著名的巨石，以前称作“艾尔斯岩”(AyersＲock)，而现在则采用了当地原住民部落洛里提地亚(Loritdja)的语言“乌鲁鲁”(Uluru)来称呼，意思是“遮蔽之处”(shelter)。因此，“艾尔斯岩”变成了“乌鲁鲁岩”，它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图腾象征。
(一)描述性地名
描述性(descriptive)地名常常是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点的写照。例如，悉尼岩石区(the Rocks)名称的由来，是因为1788年殖民地刚形成的时候，那里最早的建筑大多用当地的砂岩建成，因此该地区就被称为“岩石区”。流经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的著名河流斯旺河(the SwanＲiver)，字面意思即“天鹅河”。1697年，荷兰探险家威廉·迪·弗拉明(Willem de Vlamingh)到此发现河上有许多黑天鹅，就把该河叫做“天鹅河”，珀斯就在天鹅河畔，黑天鹅成了珀斯市的标志，因此珀斯也有“黑天鹅城”之称。
位于新南威尔士州悉尼以南的伍伦贡市(Wol-longong)是澳大利亚的海滨工业城市，源于当地的土著语言，意为“海之声，海之歌，水之彼岸，美味的鱼宴或五岛”(sound of the waves，song of the sea，great feast of fish or fiveis lands)。伍伦贡市的地形独特，其东部位于太平洋侧面的狭窄海岸平原上，西部位于一个陡峭的砂岩悬崖，从地形上看像一条小蛇一样，所以也叫“蛇岛”。位于悉尼杰克逊港(Port Jackson)以南的著名海滩邦迪海滩(Bondi Beach)曾经是土著人生活的领地，“邦迪”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语言中，是“击碎在岩石上的浪花”(waves broken onthe rocks)的意思。瓦加瓦加市(Wagga Wagga)位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是新南威尔士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这里最初的居住者是土著民部落维拉度里人(Wiradjuri)。该城市名字也取自维拉度里土著语，意思是“有很多乌鸦的地方”(a place with many crows)。澳宝之都——高巴柏迪(Coober Pedy)，是土著单词“kupapiti”的英语发音，意思是“住在洞里的白人”，这里因发现了著名的蛋白石(Opal，又名猫眼石、澳宝)而举世闻名。位于维多利亚州的吉朗(Geelong)，其名称来自于当地土著语——Jillong，意思是“大地的舌头”(tongue ofland)，在1827年由当时的总督理查德·伯克(Ｒichard Bourke)命名。
因此，通过对地名的命名缘由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土著语地名被赋予了澳洲文化特色。澳洲土著语言一步步从最初的土著语变成了土著英语，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具，土著语言正在从被人忽视、被社会遗忘的处境中走出来。
(二)引起人们情感回忆(evocative)的地名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土著人经历了来自欧洲殖民者残酷的屠杀镇压和土地剥夺以及疾病侵袭等悲惨事件。如今，很多澳大利亚地名都带有浓郁的历史痕迹，唤起了人们的情感回忆(evocative)。那时，土著居民的栖息地被毁，聚集地被弃，土著人遭到杀戮，且尸骨遗留在野外，而一些地名就与这些屠杀有关。
1838年，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奎迪尔河流域(Gwydir River)的“屠杀屋溪”(Slaughter-house Creek)，大概有六七十个土著人“像树上的乌鸦一样被射杀”(shot like crows in the trees)。1841年的屠杀把墨累河下游的“鲁弗斯河”(Rufus ＲIver)河水染成了红色。此外，其他一些地名也记载了过去澳大利亚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杀戮暴行，如“离散山”(Mount Dispersion)、“说服之地”(Convincing Ground)、“交战山”(Fighting Hills)、“屠杀岛”(Murdering Island)、“头骨营地”(Skull Camp)等等地名。1829年，维多利亚殖民地成为了一个鲸鱼加工场，由此导致当地的冈迪杰马拉土著(Gunditjmara people)与捕鲸者之间关系紧张。在波特兰海湾的“说服之地”(Convincing Ground)，由于对一只搁浅的鲸鱼拥有权产生争议，于是在1833～1834年，白人殖民者在对土著居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这是维多利亚州有史以来有最早记录的屠杀土著人事件，因此被称为“说服之地大屠杀”(Convincing Ground massacre)，被杀的土著人数在60～200人之间。在这场战争中，冈迪杰马拉人被“说服”同意白人殖民者拥有这个地方的所有权，虽然冈迪杰马拉人最终被击败，但他们从不相信白人对此地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
失望之山(Mount Disappointment)位于墨尔本以北大分水岭(the Great Dividing Range)的最南端，它的名字由英国探险家汉密尔顿·休谟(Hamilton Hume)和威廉·霍维尔(William Hovell)在1824年命名。澳大利亚土著人长久以来就在该山区居住，休谟和霍维尔希望在山顶上能够远眺菲利普湾港口，可是，山中茂密的树木遮挡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失望而归，因此他们就把此山称为“失望之山”(Mount Disappointment)，以此来记录他们的心情感受。袋鼠岛(Kangaroo Island)位于南澳大利亚，是继塔斯马尼亚和梅尔维尔岛之后的澳洲第三大岛屿。1802年，登上此岛的英国探险者发现岛上有不少袋鼠，并射杀一只烤着吃了，他们觉得袋鼠肉味道很鲜美，从此就把该岛称为“袋鼠岛”。
悉尼有70多个漂亮的海滩，曼利(Manly)海滩就是其中一个。曼利海滩在悉尼杰克逊港(PortJackson)的北岸，全长30公里，呈新月形。1788年1月，菲利普总督来这里视察，称赞当地土著人很有男子汉气概(Manly)，称此地一个海湾为曼利海湾，从此，这里得名曼利。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镜像，能够折射出历史痕迹和社会变迁，彰显一定时期的历史信息。这些带有鲜明土著语言色彩的地名，深深地烙印在土著人的历史发展中，反映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等领域。同时这些地名也是最早定居在澳洲这块大陆上的土著人自己民族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标志，唤起了人们的情感认同。
二、与英国殖民历史有关的澳洲地名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之前，它一直受英国的统治，许多澳大利亚的城市名称都与这早期的历史密不可分。为了强调澳大利亚是英国的领地，很多地方都用英国皇室成员的名字或者与皇室有关的事物做地名，以此向人们灌输效忠王室的观念。这些地名自然也成了澳大利亚与英国从属关系的见证。例如：昆士兰州的英文名字是Queensland，意为“女王的领土”；维多利亚州的英文名字是Victoria，它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的名字；库克船长于1770年在澳洲东南岸登陆，将该地区命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南澳大利亚的州府阿德莱德(Adelaide)以英王威廉四世(1765—1837)王后的名字Adelaide命名。
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历史进程中，用殖民地总督的名字来命名澳大利亚的地名屡见不鲜，但是使用频率最高且反映澳大利亚国内历史最为突出的当属拉克伦·麦考瑞(Lachlan Macquarie)(1762—1824)。1809年拉克伦·麦考瑞被英国政府任命为新南威尔士总督，在任职期间，他开办学校，兴建医院、军营，修桥补路，大搞公共建设，并且还对土著居民采取自由政策，改造罪犯、赞助探险活动。以拉克伦·麦考瑞名字命名的地方有拉克伦河(LachlanＲiver)、麦考瑞河(MacquaireＲiver)、麦考瑞港(Macquaire Harbour)、麦考瑞大学(Macquaire Univesity)、麦考瑞字典(Macquaire Dictionary)等。由于拉克伦·麦考瑞执政期间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新南威尔士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因而被人们誉为“澳大利亚之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是他卓越成就的写照，也从此定格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和留在人民的心中。
三、体现其他国家移民文化的地名
民族出身并不总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有关，它是人们最接近的文化或种族群体。澳大利亚是一个历史悠久、多种族、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根据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构成澳大利亚人口的300多个民族祖先中，统计出了十个最常见的民族是英格兰人、澳大利亚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印度人、希腊人和荷兰人。1606年至1803年期间，澳大利亚海岸线上大约900个地名是由来自欧洲的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命名的。
卡彭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位于澳大利亚北部阿拉富拉海内，1606年为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发现，1623年以荷属东印度总督皮埃特·卡彭特将军的姓氏(Pieter Carpentier)命名。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是澳大利亚大陆以南的一个岛，也是由塔斯曼命名。1642年塔斯曼发现了此岛，且是发现此岛的第一个欧洲人，当时他曾以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总督，荷兰海军上将安东尼·范迪门命名该岛为“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1769年，英国著名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再度到此，并将这块“穷乡僻壤”作为流放英国本土囚犯之处。由于范迪门的读音与英语中意为“地狱”的Pandemonium相近，而荷兰语Diemen一词又极易与英语demon即“魔鬼”一词相混淆，故长途跋涉的西方航海家以及水手们对这一极不吉利的名称十分反感，于是在纪念著名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逝世210周年之际，即1855年将此地改名为塔斯马尼亚。
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位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昆士兰州的约克角之间，1769年为纪念西班牙航海家路易斯·托雷斯(Luis Torres)而命名。这是托雷斯在1606年经由太平洋驶向印度尼西亚的途中发现了该海峡。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阿斯科山(Mount Kosciusko)，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境内堪培拉的西南，波兰探险家斯切莱凯于1839年发现了此山并以波兰英雄塔德乌什·科修阿斯科(Tadeusz Kosciusko)(1746—1817)的名字命名。
如果说早期的澳大利亚地名大都以英国政府官员的名字(如：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或者当地重要人物的名字命名(如：麦考瑞港、菲利普港、弗里曼特尔)，那么，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甚至德意志的地名已集中地出现在地域性的地名上，通过地名命名表明其祖先的来源地。这个曾经的流放之地变成了选择之地、避难之地，接纳了一批批相继而来的移民，为他们提供了重建此地的机会。
澳大利亚被人们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是世界上绵羊数和出口羊毛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矿产极其丰富的国家，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是世界葡萄酒生产大国。位于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得莱德市以北的巴罗萨谷(Barossa Valley)，与新南威尔士州的“猎人谷”(Hunter Valley)和维多利亚州的“亚拉河谷”(Yarra Valley)并称为澳洲的三大葡萄酒河谷而享誉世界。1838年德国人为逃避普鲁士和西西里地区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带来了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1840年就生产了第一批葡萄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德国商人把他们本国的葡萄品种带到了巴罗萨谷，所以直到现在，游客在此地还可以发现很多有德国文字的酒厂和路标、德式熏肉店、面包店，并且老人会讲德语。但是，巴罗萨谷这个名字却来源于西班牙的一个地名。1811年，英国的威廉·莱特(William Light)上校率领将士在西班牙Barrosa战役中打败了法国军队。1837年，身在澳大利亚的威廉·莱特为纪念此次胜利，将南澳与西班牙“Barrosa Range”有相似之处的山脉命名为“Barrosa Ranges”。不巧的是，后来的记录者在抄写的过程中将“Barrosa”误写成“Barossa”，从此，这些山脉便被叫做“Barossa Ranges”(巴罗萨山脉)，而位于其东侧的“Barossa Valley”(巴罗萨山谷)也就借用了这座山的名字。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Perth)临近印度洋海岸，这是1829年为苏格兰移民所建，该殖民地总督苏格兰将领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以其故乡城市珀斯(Perth)为该市命名。
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外国移民占据一定的数量，而且这些移民往往会用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象征物来为某些地点命名。新南威尔士州曾经就有很多富有德国色彩的地名，例如，德国城(German town)、俾斯麦山(Mount Bismark)、费尔南德山(Mount Ferdinad)、穆勒公园(Muller Park)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政治因素，澳大利亚国内的德国移民受到怀疑和歧视，那些德国地名在一战后被新地名取代，变成了澳大利亚本土地名。不管怎样，这些地名为澳大利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
结语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习惯、民族风情，承载着人们寻根问亲的乡情。地名，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对家乡的眷恋；对游客来说，是对当地文化初步识别的符号和历史人文的记忆。也许，每一个地名的背后，都记载着一段历史，或古典、或沧桑、或慷慨。
澳大利亚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由移民或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第一批移民是大约在6万年前来澳洲的土著人与托雷斯海峡的岛民；而第一批来澳大利亚定居的欧洲人是1788年被流放到澳洲的英国囚犯和随行船队人员；自由移民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来到澳洲，而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则使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定居。100多个民族构成的2400多万人民在此居住，这样的民族结构也就决定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特征。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很多地名是澳大利亚历史的见证，也是这个国家文化的反应，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不论是以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白种人为主体的白人文化，还是已经在澳洲存在了几万年的土著人文化，或是蓬勃发展的移民文化，古老的澳大利亚地名见证了澳大利亚历史，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以及不同肤色、种族的人们在这片大陆上开拓奋斗、建设家园、和睦共处的历史。书中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读本书，能引领人进入一个澄明、恬美、素雅的世界。这本书的思想是崇尚简朴生活，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内容丰厚，意义深远，语言生动，意境深邃。能引领人进入一个澄明、恬美、素雅的世界。
2019年第38卷第3期
作者：何志英
选稿：耿曈
编辑：杨肖翠
校对：刘家瑶
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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