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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工作之一。
他们两人也无疑是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不过：
但是，沃森/克里克提出了碱基配对，富兰克林没有。
沃森/克里克曾经提出一个错误的三螺旋DNA模型，但立即被富兰克林指出是错误的。他们的竞争者，著名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同样提出三螺旋模型，没有人指出其错误，发表了这一模型。因为有人指出错误，当时难听、尴尬，但沃森和克里克不仅因此没有公开出洋相，而且以后转而进一步研究，最终提出对的模型，成为生物学划时代的工作。
3）沃森对于种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缺乏严格的证据，而是用部分观察到的、不顾其他事实的不严谨的论调。按他对黑人的逻辑，他实际也说过（我自己与他在我家晚饭时面对面辩论过）北方人怎么怎么样南方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所谓同意沃森的华人，如果你家来自中国的南方，他其实也认为你就是他眼里的黑人。显然他这种逻辑是不严谨的。
4）很多人认为沃森/克里克在1953年提出DNA结构的模型，是二十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工作，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够全面。
我认为1944年艾弗里等（Avery、McCleod、McCarty）发现DNA是遗传物质才是“二十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工作，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沃森/克里克对遗传信息提出根本的理解，但其基础是1944年发现DNA是遗传物质。
5）沃森对人类的贡献肯定属于巨大。但沃森在智力上没有到杨振宁先生的聪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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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著作《双螺旋》是科学界的里程碑式著作，曾多次入选“10大最有影响力科普图书”、“改变美国的图书”和“世纪最佳非虚构类图书”等榜单。
湛庐文化出版的“插图注释本”，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形式最生动的一个版本。不仅呈现了冷泉港实验室搜集整理的3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还刊载了许多书信、传真件、手稿和其他档案材料（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开出版）。
01
沃森/克里克最重要的贡献
沃森/克里克（1953）文章长度为一页，虽然印刷在两页上面。第一页的前面是前一篇文章占了几行，而Waston/Crick文章在第二页占的几行也只是致谢部分的一部分、两位作者的姓名和地址、引用的六篇文章。
Watson/Crick在Rosalin Franlin(富兰克林，1920-1958)和Maurice Wilkins（威尔金斯，1916-2004）进行的X线衍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DNA结构模型。
此前，英国物理学家William Astbury（1898-1961）在1938年、美国化学家Linus Pauling在1953年2月提出过DNA的结构模型，都是错误的。
富兰克林不仅拿到了DNA的衍射图片，而且独立于沃森、克里克提出了双螺旋模型。但她的数据多，曾经犹豫过。但她的学生在她的笔记本发现她是独立于沃森/克里克而提出双螺旋模型。
Watson和Crick的模型有两大特点：双螺旋是漂亮、碱基配对是核心概念。
两大特征都重要。
而富兰克林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但是，对于外界来说，普遍欣赏双螺旋的美。而对于生物学来说，碱基配对才是最重要。
RNA的结构经常可以没有双螺旋，但是RNA参与遗传信息传递过程的时候，也遵循碱基配对的原则。
克里克的妻子为Watson/Crick论文画的插图：
02
富兰克林的贡献
犹太裔英国科学家萝莎琳德·富兰克林孤军奋战，而与她竞争的沃森和克里克却紧密合作。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这篇简短的文章从开头、结尾和致谢总共不到一页。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富兰克林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地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她也知道碱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年因为发现蛋白质α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Linus Pauling，曾在1953年提出一个DNA核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auling错误地认为DNA是三螺旋结构，而且碱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和富兰克林讨论时，富兰克林纠正了碱基在外的错误。如果她不指出碱基在内，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碱基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的合作伙伴克卢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了她的笔记和论文打字稿，证明她独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但是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8]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美国作家Anne Sayre 于1975年出版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DNA》一书中，全面记述了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
富兰克林是被人叫去做DNA结构，她没有意识到DNA的重要性，她对解DNA结构的兴趣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DNA的重要性，当时老想着做了可以拿诺贝尔奖。富兰克林工作环境对她很不友好，她也没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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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老师和学生谁更重要？
历史上，有时老师目光短浅，有时学生忘乎所以；现实中，老师应该与时俱进，学生可以扩展视野。
在今天的实验科学研究团队中，大家都知道，老师和学生各有重要性。
而且，每一个团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课题，老师和学生的相对重要性不一样。
最佳的组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经常会有误判、误解、甚至纠纷。
有些时候，完全是学生的贡献，有些老师不务正业，对学术没有兴趣，脑筋不在科学上，只会到外面搞关系、搞资源，与课题组的关系变成商业关系，以经费换科研结果，依赖学生读文献、思考科学方向、设计科学研究、动手研究、理解结果。
也有老师的工作不如学生的重要。例如沃森和克里克当年分别是博士后和研究生。他们的导师研究血红蛋白的结构，并发明了结构生物学解析技术。但沃森和克里克不愿做老师指定的课题，而有更大意义的工作，DNA的结构。结果四个人同年诺奖（两人化学奖、两人生理/医学奖），但学生的工作意义不能用诺奖来衡量，而是伟大。
04
沃森不如杨振宁聪明
沃森的几本书很多人读过。我也一样。我还用他主编的《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教过学生。
2016年，沃森访问过清华大学，杨先生和他同台。
2018年，他们两人也都访问过西湖大学。沃森夫妇到我家做过客。沃森和杨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很难不被比较。出生更晚的沃森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反应速度等方面，不如杨先生头脑更清楚。比较他们两人年轻时的著述、讲话，也觉得杨先生更胜一筹。
05
沃森的种族主义观点
沃森观点偏右。他说人有种族、而且基因决定不同种族的智力。他最后被冷泉港实验室取消名誉主任的头衔就是因为在90岁生日聚会上再次发表类似论调。
我自己的理解沃森不是恶意，而是成名太早对有些事不仔细思考想当然。
沃森曾说全世界都是南方人笨、北方人聪明。
我与他交流指出中国的说法正好相反，曾有一些人认为南方人聪明、北方人笨。显然这种地方主义的说法并无真正严格意义的研究，也不能断定南方和北方对人的智力的影响。我给他举例：你在芝加哥的时候（如1940年代），你看到的旅美华人主要在餐馆和洗衣房工作，你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就只能做这些工作，显然与当时华人的机会有关。那么任何地区和肤色的人，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同等的机遇（包括教育条件），所以无法断定肤色与智力的关系。
沃森当时也表示同意，但他回美国之后，又退回原来的说法，也许是年纪太大记不住新的信息（我和他餐桌辩论那年他89岁），当然也可能当时只是敷衍我。
06
公开场合直接批评沃森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1）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只看学校的名称，而无论内容和质量，例如很多学生到清华学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学有更好的自然科学研究；
2）你建议大家与比自己聪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听你的话而与施一公交往的。
3）1955年，你去哈佛大学生物系任教时，那里尽是传统生物学家，当时其资深教授Ernst Mayr（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的女儿刚不久前拒绝你，而年轻教授的E. O. Wilson将成为你多年的争吵对手。哈佛不能说是充满聪明的人，你去那里不是违反你自己的建议吗？
沃森：我以前对生物学很感兴趣。我没有选择加州理工学院，因为那里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学院没有什么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饶毅：你这么说的话，可能没人告诉你有些女生对你和Francis Crick的意见。有个Radcliffe女生告诉我，你要她陪你和Francis吃饭，后来Francis追她，她很不高兴，认为Francis是“脏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当时不过40多岁。
07
家庭晚饭
08
与沃森午饭（清华大学）
09
沃森上学
DNA双螺旋的提出者之一Jim Watson，虽然是16岁上大学，22岁获博士学位，并非因为超级聪明。
一个原因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认为美国高中教育不行，误人子弟，而让高中读一半（美国高中四年）的芝加哥人可以申请芝加哥大学。
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时的生物学容易。
Watson小时候爱鸟，耽误自己：大学还喜欢鸟。鸟是生物不错，但那时没什么重要的科学研究。
Watson申请研究生，特别希望去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创建的，人才济济。不过，于Watson，那是一厢情愿，人家不要他。
他不动脑筋地申请哈佛，只因为哈佛有名，而不管它当时的生物研究行不行。他后来说，谢天谢地，哈佛也没取我，要不然如果我去了哈佛，就学不到什么好东西，而是落后的。读者可以竞猜，如果他去哈佛念了研究生，会不会最后成为某个博物馆的动物部主任？或者给老百姓讲解鸟类习性的科普作家？
芝加哥大学有位老师，给Watson指路：你去印第安纳大学Bloomington分校。
如果把芝加哥比作武汉，那么可以把印第安纳州比作湖北附近的农业省，都是不远的农业区。Watson去Bloomington就好比去农大。
这老师太看不起Watson了，送他去农大？
其实，那位老师是“因材施教”，让Watson以他自己能够拿到的成绩、不超高的智商，去一个适合他的、专业非常好的学校。
当时，著名果蝇遗传学家Hermann Joseph Muller已经在“农大”，并且已经获诺奖。
美国的“农大”怎么会有诺奖得主？
因为Muller虽然科学很好，但一辈子和人搞不好关系。他是Morgan最重要的三位学生之一，和Morgan就搞不好关系，与实验室也纠结哪个想法是自己的。Morgan于1933年获诺奖，奖金与两位学生分享，就没有Muller，只有Alfred Sturtvant和Calvin Bridges。在德州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关系也不美妙。
Muller是比较左的左派，与美国也处不好关系，去苏联。苏联流行起李森科主义，伪科学。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Muller的好朋友Nikolai Vavilov在1940年代被迫害致死。Muller在苏联科学院工作4年后，1937年被迫离开苏联。他去过西班牙，也在英国大学短期工作。
Muller回美国，而且从此反共。但是，美国认为Muller亲共，Muller掉进五大湖也洗不清。1940年代，美国大部分学校都不给他教职，有教职也时间不长。
那时，国家的研究经费很少。私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给Muller研究经费，而且愿意出工资。不过还是没几个大学愿意给Muller教职。
这样的情况下，Muller才于1945年到美国农大任教。
1946年，Muller因其1920年代的工作获诺奖。
美国“农大”得了便宜。
农大当时不仅有Muller，还有希特勒送来的意大利科学家Salvador Luria。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仅让Luria到了农大，而且Luria的意大利同学Renato Dulbecco也在农大。他比Luria只小一岁，但研究起步晚，在农大是Luria的研究助理，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
Muller是1946年诺奖得主；
Luria是1969年诺奖得主（因为其1940年代的研究），因为是犹太人而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Dulbecco是1975年诺奖得主（因为对动物病毒的研究），因为不认同法西斯而离开意大利。
Delbruck是德国人，但是坚决反对希特勒而离开德国，是1969年诺奖得主。
Watson到农大学习是他一生第一个福份。Watson认为Muller和他的果蝇不行了，Luria的噬菌体才是现代生物学。而且Luria与Delbruck熟悉，Watson早已开始崇拜Delbruck。所以，Watson到农大后选的导师不是Muller而是Luria，不是研究果蝇而是研究噬菌体。
Watson的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有insight，指点了Watson。要不然，谁说Watson不会成为某个动物园鸟笼的管理者，而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也说明，研究生阶段挑导师，比挑学校重要；挑适合自己的水平和方向，比挑导师的名气重要。
在大学老师指点择校读研究生后，Watson自己选了导师。一开始是跟风选诺奖得主，入学后自己有认知，选了一般学生不懂、而有见识的学生才会跟随的未来诺奖得主。他在“农大”学了全世界生物学最前沿的噬菌体研究，而不要他的哈佛大学生物系能提供的是生物学的过去。
Watson很担心自己数学不行而跟不上他崇拜的大生物学家，但他在研究生阶段获得了生物学的基础和见识。以后，他在欧洲做第一个博士后期间，Luria说你需要加强物理和化学。这是Watson转去英国剑桥做第二个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在位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Watson学习了物理为基础的结构生物学，遇到了一堆以前和今后的诺奖得主，碰到了物理出身的结构生物学家Francis Crick。Watson一辈子对Crick的智力无比崇拜。
其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所以，人不仅不可貌相，而且也不能通过单向度检测的所谓“智商”来判断。
怎么选学校、怎么选导师？
不要问我如何做到，五十年后您讲...
（注：不要看不起农大。中国各地农大的遗传学教学普遍优于医学院的遗传学教学。恐怕江西农大、四川农大、广西农大的遗传学可能优于中国最佳医学院的遗传学教学。农学院遗传学学好的学生，应该到医学院做人类遗传学研究，研究人类疾病和形状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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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酸研究的先驱女科学家
在解析DNA结构的研究历程中，女性科学家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世界上第一位拍摄DNA的X线衍射照片的是英国物理研究生Florence Bell (1913-2000)。世界上获得清晰并对于解析DNA结构最关键的X线衍射照片来自英国犹太科学家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
Bell大学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剑桥期间参加过JD Bernal课题组的X线衍射研究。之后她去X线结构分析之父、曼彻斯特大学的小布拉格(Lawrence Bragg)实验室。老布拉格以前的学生、Leeds大学的William Astbury写信请小布拉格推荐做X线的专家，小布拉格推荐了Bell。因此，Bell的导师是英国 Leeds 大学纺织物理实验室的 William Astbury (1898-1961)。
Bell在Astbury实验室做的博士论文就是用X线衍射分析DNA的结构。这是她拍的DNA的X线衍射图片：
因为分辨率不够高，Astbury和Bell (1938)提出的DNA结构模型也就不对。Bell于1941年加入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后与美国军人结婚，移民美国后工作过一段时间。Florence Bell去美国之后，Astbury曾经为她争取研究经费，保留Leeds大学的工作，但Bell最后还是选择嫁人、养家重要。
二战后，Astbury继续DNA的研究。1947年Astbury发表的X线衍射图片的分辨率还是不够。美国的鲍林提出的DNA结构参考了Astbury实验室发表的照片。
1951年5月和6月， Astbury实验室的助理Elwyn Beighton获得了很好的X线衍射照片：
不幸的是，Astbury对这张照片显然是视而不见。他从来没有发表这张照片。事实上，Astbury可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张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这张照片的Beighton在研究生期间的论文课题是细菌的鞭毛，放弃了DNA的X线衍射研究。
如果鲍林看到Astbury实验室1951年拍摄的照片，那么鲍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一独自两次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而唯一三次获得诺奖。当然，前提是“如果”。
战后，Astbury竞争研究经费失败。战胜他的是John Randall。Randall组的Maurice Wilkins沿着Astbury和Bell的路继续通过X线衍射研究DNA结构。Randall再请富兰克林加入DNA的X线衍射研究。
1952年5月Franklin及其研究生Raymond Gosling拍摄到著名的“51号照片”。
1953年1月，富兰克林的同事(和竞争者)Maurice Wilkins曾经给沃森看过51号照片。但生物学出身的沃森记得不够清楚。沃森和克里克看过克里克导师Max Perutz拥有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实验室1952年12月的报告，其中含Wilkins和Franklin的部分。这份报告里面可能没有照片，但确实有相关文字描述，包括数据。
富兰克林独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沃森和克里克依据富兰克林的数据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他们还独立提出碱基配对。
来自2023年秋季版《生物学概念与途径》
11
克里克可能从未偷看过51号照片
分子生物学初期，沃森/克里克解析DNA结构的过程中，一般传说的版本是他们两人偷看过51号照片。
这张照片是Rosalind Franklin及其研究生Raymond Gosling于1952年5月拍摄。
Maurice Wilkins于1953年1月给沃森看过这张照片。
其后，沃森和克里克看过克里克导师Max Perutz拥有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实验室1952年12月的报告，其中含Wilkins和Franklin的部分。
因此，一般人的印象是沃森和克里克通过报告看了51号照片。
徐亦迅昨天下载了1952年的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实验室的报告，里面没有51号照片。
不过，虽然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的报告不含51号照片，其文字描述，特别是富兰克林那部分的文字描述，提供了关键数据。
所以，严格地说，沃森/克里克在解析DNA结构的过程中，并未偷看51号照片，但是确实参考过富兰克林和Gosling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
12
看到照片可以提出碱基配对吗？
1969年沃森出版畅销书《双螺旋》，里面披露他们获得51号照片的过程。引起轩然大波，一批人认为沃森/克里克是偷富兰克林的结果，不劳而获。
我们来想想。
首先，如果不看到这种照片，沃森/克里克确实不可能凭空想象DNA结构。他们的竞争者，同样在解析DNA结构的、年资更高的著名美国化学家Linus Pauling就认为自己因为没有好的DNA衍射结果而有困难。Pauling于1953年发表的DNA结构是错误的。所以，对于沃森/克里克，富兰克林和学生Gosling的衍射工作功不可没。
不过，碱基配对不是X线衍射结果能够直接显示，而需要想象。但如果没有衍射结果，不会验证碱基配对连起来的距离正好等于螺旋的直径。
以前一直认为Perutz是背着富兰克林把资料给竞争对手看。2023年，英国科学家Michael Cobb等认为查阅到的信件提示富兰克林并不认为Perutz应该保密其手上的报告，而假设沃森/克里克看了Perutz拥有的富兰克林提供的报告材料。
但是，一定需要富兰克林和Gosling的“51号照片”吗？看到了照片就能推出双螺旋吗？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1951年5月和6月，英国Leeds大学William Astbury实验室的助理Elwyn Beighton已经获得了很好的X线衍射照片。
以上左图是富兰克林和Gosling的51号照片，右边是Beighton的照片。
显然，Beighton和Astbury都没有能够通过这张照片而解析DNA的结构。
而Astbury长期使用X线衍射研究分子的结构。他和研究生Florence Bell更是在1930年代拍摄第一张X线衍射DNA的照片，而且于1938年提出第一个DNA结构模型。在二战后，也继续研究DNA，而且提出DNA的碱基对距离与蛋白质中氨基酸距离类似。
但是，Astbury对于这张照片显然是视而不见。他从来没有发表这张照片。1992年，历史学家Robert Olby发现这张照片。事实上，Astbury可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张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这张照片的Beighton在研究生期间的论文课题是细菌的鞭毛，放弃了DNA的X线衍射研究。
对于Astbury来说，他的DNA研究可以说是坏事连篇。
Florence Bell去美国之后，Astbury曾经为她争取研究经费，保留Leeds大学的工作，但是Bell最后还是选择嫁人、养家重要。
战后，Astbury竞争研究经费失败。战胜他的就是John Randall。Randall下面的Maurice Wilkins沿着Astbury和Bell的路继续通过X线衍射研究DNA结构。Randall再请富兰克林加入DNA的X线衍射研究。这后面就是历史了。
如果沃森/克里克看到Astbury的照片，估计...
那时肯定没有人说是偷，因为Astbury自己解不出来。
这个故事居然还有一个有关美国化学家鮑林的twist：
1952年2月，美国国务院因为鲍林反对核武器而吊销其护照，导致鲍林不能到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爱因斯坦和美国议员等等都抗议美国政府限制鮑林的旅行。第四次申请之后，鮑林获得“有限护照”，7月和8月访问法国和英国。
Astbury与鮑林竞争解析蛋白质的结构，1948年Astbury领先，已经接近、但他没有提出蛋白质的alpha螺旋。1950年Pauling提出alpha螺旋，1954年获得诺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鲍林护照去瑞典领奖。
鮑林解析DNA结构，参考了Astbury实验室1938年和1947年的照片。以下为Astbury单独于1947年发表的照片：
显然这些照片质量不够好。
鮑林没有看到Astbury实验室1951年拍到的照片。有传说甚至称鲍林1952年访问过Astbury家，但只谈了蛋白质而没有谈DNA，至少应该没有看过Beighton那张照片。这个传说的可靠性还有待验证，但是鮑林获得“有限护照”访问英国期间确实集中精力与研究蛋白质的人交流是事实。当时，DNA在他那里的优先级还不够。
如果鲍林看到了51号照片、或者Astbury实验室1951年拍摄的照片，那么，鲍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一独自两次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而是唯一三次获得诺奖的人。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如果..如果...
13
教授的矛盾和争议
哈佛大学，曾全面领先全世界的生物医学。
对社会来说，哈佛生物四巨头是：James Watson（沃森，1928-）、Richard Lewontin（勒汪廷，1929-2021）、Edward O Wilson（威尔森，1929-）、Stephen J Gould（古德，1941-2002）。 他们从多方面影响了生物学、科学和世界。
哈佛领先世界生物医学
哈佛还有下一层次的、生物医学各学科的世界领袖，他们一般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诺奖程度的科学家。1975年，以下学术领袖都在哈佛：
分子生物学的哈佛五领袖是：沃森、Matthew Meselson (1930-)、Walter Gilbert（1932-）、Mark Ptashne（1940-）、Tom Maniatis（1943-）。Meselson提出DNA复制的机制、Gilbert发明DNA测序的方法之一、Ptashne发现第一个转录调控因子、Maniatis发明、推进和普及DNA克隆技术；
神经生物学的Stephen Kuffler（1913-1980）推进理解视网膜加工机理、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系，George Wald （1906-1997）揭示维生素A在视觉感光细胞中的作用机理，David Hubel（1926-2013）和Torsten Wiesel（1924-）揭示视觉中枢信息整合机理；
免疫学的Baruj Benaceraff（1920-2011）发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Don Wiley（1944-2001）和Jack Strominger（1925-）通过结构生物学分析多肽与MHC的结合，揭示抗原识别机理；
生物化学的Konrad Bloch（1912-2000）揭示胆固醇和脂肪代谢机理；
外科医生Joseph Murray第一个进行肾移植（1919-2012）。
哈佛突出在基础研究，同时有应用研究。
哈佛生物四巨头
影响超出生物医学界的哈佛生物四巨头在哈佛任教的时间为：1951-迄今（威尔森）、1956-1976（沃森）、1973-2021（勒汪廷）、1967-2002（古德）。
最近，Wilson Edwards出现在中文媒体，有人把它反过来讨论Edward Wilson。
威尔森有很大争议。不过不是其名字怎么写，而是有人激烈反对其观点。
四人中，威尔森最右，沃森次之，古德为左派（自称中左、其他人认为更左），勒汪廷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巨头的矛盾和争议
沃森的科学贡献最大，其社会观点与其科学研究的关系很小。
另外三位的观点与其科学很难分开，威尔森和勒汪廷更是以自己的科学支撑自己的社会观点。
1956年，沃森与威尔森同时开始在哈佛生物系任助理教授。
那时的沃森，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1953年，沃森与英国物理学家Francis Crick（克里克、1916-2004）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我个人认为Oswald Avery等于1944年发现DNA是遗传物质，开启了分子生物学，不属于广泛之列，广大的学者一般并没有细究历史进程而以人云亦云为主。）
在英国期间，沃森追过进化生物学家ErnstMayr（1904-2005）的女儿但未果。1956年沃森到Mayr任教授的系里任助理教授。Mayr高于威尔森、勒汪廷、古德。
有着划时代突破的沃森从英国剑桥到哈佛任教，而威尔森从美国南方（中文发音“乡下”）的Alabama到哈佛。
威尔森研究过分类，后长期研究动物（特别是昆虫，蚂蚁）的行为。沃森已经开创了分子生物学，哈佛还要威尔森这种代表过时的研究的年轻人，沃森当然一万个看不起。
科学界，有些人看不起其他人的研究，有时会说其他人只会集邮（搜罗现象，而没有理解、研究意义不大）。
生物学长期被物理学和化学认为是集邮爱好者的乐园。
而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动物分类和动物行为的罗列是集邮。
碰巧，沃森和威尔森同一年申请哈佛生物学的教职。哈佛居然先给了威尔森，沃森不可能掩饰他的不满，强烈不满。
同事期间，两人对哈佛生物的发展方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沃森认为研究生态确实需要人，但不需要聪明人。分子生物学才是方向，需要聪明人的方向。
沃森和威尔森主要是为了意气，（虽然也有理性的观点差别），闹矛盾，且曾长期不说话。 1973年，威尔森担任了他一生最大的官职：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昆虫部的主任。
1975年，威尔森出版“社会生物学：新合成”。他把蚂蚁行为扩展到人类，认为人类社会有等级类似蚂蚁，由遗传和生物学所决定，是合理的。他的观点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现代生物学的大多数人所严厉批评、甚至可以说唾弃。他曾经在开会时被浇一盆凉水，文明一些的批评就更多。但英国牛津的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1941-）、美国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1954-）等支持威尔森。
沃森说，因为太仇恨威尔森的敌人了，所以自己后来又接近威尔森。这种说法，除了幽默，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古德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做科普最著名生物学家，很多有关进化的科普。他专业研究进化，提出“间断平衡”学说。他与勒汪廷合作于1979年提出有些结构是另外结构进化的附件、而不是进化的目的。
古德曾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无脊椎动物部主任。他出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5年威尔森发表其“社会生物学”一书后，古德和勒汪廷等公开发表强烈的批判。
古德是四巨头中最年轻的，可惜因为癌症而英年早逝。
勒汪廷也研究进化，主要用果蝇。他于1966年提出用蛋白质电泳的简单手段，研究进化过程的分子变化，开创了分子进化生物学。他实际上也看到了中性进化。以后，他也是通过分析DNA来研究进化的先驱。1972年，勒汪廷通过分析人的变异，提出不可能用基因区分所谓传统“种族”间差异。他长期坚决反对威尔森、Dawkins等人的基因决定论（所谓动物和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都是基因决定的，是进化的必然结果）。
勒汪廷的亲无产阶级行为做的比较细。他自己不用实验室最好的办公室，而给做果蝇食物的工人，改善他们每天的工作环境。他自己和大家坐一张大桌子上讨论科学。
勒温廷支持世界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例如孟德尔。在科学界，英美占优势，虽然德国科学家对于现代生物学的贡献很大。在遗传学界，德国科学家的开创性贡献当然大于英国科学家，尤其是1866年孟德尔发表的划时代论文开创了遗传学。但英国的Ronald Fisher（1890-1962）于1936年提出孟德尔论文可能数据造假后，几十年来不时有人批评孟德尔。勒汪廷多次撰文反驳。这一点，我完全支持勒汪廷，可能我提出的理由还有他没有看见的事实基础。
这四位美国生物学家，当然不代表全体美国生物学家。碰巧，沃森和威尔森两位右派是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斯、新教徒，WASP，所谓美国最受宠的主流），而古德和勒汪廷两位左派皆不信教的旅美犹太人。古德自称不可知论者，而勒汪廷清楚表明是无神论者。
教授有矛盾和争议，是正常的。是否依据事实，是否理性表达，大学是否给予足够空间，是否有合理边线，是大学健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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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里面居然有两个天才？
纯数学、理论物理有天才，众所周知。
生物学里面有没有天才，恐怕很有争议。我认为孟德尔是，也不一定生物学的人都同意，特别是那些不比较他的研究与其他人研究的人。
物理背景的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与南非出生的医学逃兵布雷讷（Sydney Brenner），曾经较长时间在英国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共用办公室。
两位都是天才（克里克的另外一位曾经同屋，美国遗传学家沃森，Jim Watson，做出的贡献大于布雷讷，但有争议沃森是否天才，可能取决于定义）。
两位天才还都有奇葩之处。例如，布雷讷喜欢读，什么都读，克里克读的选择性比较高。两人都喜欢口若悬河，布雷讷更是滔滔不绝，克里克曾经被上级批评只会高谈阔论不会做实验。他们两人的交流确实是高谈阔论，对分子生物学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其他人和其他学科。
有些文化或地区，这样的人非常少。原因是水平不够的人害怕其他人，把真正意义的“高谈阔论”给压住后，剩下的“低议狭论”的庸和俗就比较容易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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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亲自讲述他与自己的“黄金搭档”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背后的故事，还原双螺旋发现故事最出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