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力文，社会学博士、美国乡村音乐人、作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在中国至今已经生活了15年，2014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的国家级最高奖项。
2017年，在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推行仅一个多月内，这位留着花白大胡子、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就得到这个号称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同时，他是第一位因为“友谊奖”而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观察者网：您好，能先跟观网的朋友们介绍下自己吗？
► 马克·力文：我叫马克·力文，美国人，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先在大学里教了几年书，在接下来的29年中一直作为全职志愿者在低收入工人及其家人的组织中工作。2005年我来到中国，最初原本打算只待一年，但是在第一年之后，我就决定要留下来。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江苏省淮安市，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后，我任职的大学告诉我，他们只雇用外教两年。我在中国各地申请工作，获得了18个不同的工作机会。
我对去北京并不特别感兴趣，之所以来是因为我有两次面试的机会在北京。一个是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个是清华大学。2007年3月底，我来到北京这两所大学面试。我以前从未去过北京，所以我在拒绝前思考了一下，我应该来看看，然后再做决定。到面试那个周末结束时，我知道我将要来北京，我花了大约24个小时来决定去哪所学校。最后，我决定去中央民族大学。我现在在这所大学任教几乎有14年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又令人兴奋的地方，由于大学的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而且可以了解中国极大的多样性、中国的文化以及人民的多样性等等。
观察者网：从您的自身经历出发，您自从2005年来到中国以后，至今已经15年，去过全中国三十多个地方。为什么一开始来中国会选择江苏淮安这样一个城市落脚呢？
► 马克·力文：让我们先退一步，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我来中国仅一年。那是2005年，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3年。奥运会是当年的大活动。中国开始全民努力学习英语，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前加剧了这种情况。我有几个朋友来了，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来了，花了一个学期在某个地方教书。
所以我决定要来一年。我申请了很多工作，有几个工作机会。我对中国的21世纪历史有所了解，但是我并不真正了解地理位置，我从淮安市师范学院收到的信中了解到，淮安师范学院位于江苏省淮安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故乡。
因此，当我决定要去哪里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我决定去淮安。
观察者网：那为什么您后来选择北京，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
► 马克·力文：我刚刚自我介绍时稍微介绍了一下，当时我有18个工作机会，但不知道哪里可能对我来教书感兴趣。而且我也不想去上海或北京。
我在洛杉矶长大，在旧金山待了24年，断断续续在纽约待了三年。在我来到中国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际化的大都市当中。我以前去过上海，我觉得这只是另一个国际大城市。由于这两个在北京的工作机会，我需要去北京，我原本以为北京就像上海。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在面试之前，我意识到北京和上海不一样。
北京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有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这是一个国际大城市，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城市。所以我接受了两次面试。之后，我决定要去北京。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要来北京。我必须在清华大学和民族大学之间进行选择。我考虑过，我知道清华大学的学生是顶尖的学生，他们将拥有顶尖的平台，他们将拥有美好的生活。然后，当我想到这一点，我意识到中央民族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即70％的民族大学学生，都是少数民族。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毕业后会回到家乡教书或做其他工作。有些人留在北京，有些人去其他地方，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回了家。所以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教那些学生，那么也许他们可以接受我教给他们的一些东西。他们可以将其带回本地，省、市、自治区、城镇等。所以这就是我决定去那里的原因。
观察者网：您认为北京相较于上海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 马克·力文：一方面，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它是政治的中心。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古迹，例如紫禁城和颐和园，颐和园附近的旧址等等。同时，它正在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通常，北京将这两件事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在洛杉矶长大，我非常享受在淮安的时光，我很高兴在来北京之前就去了那里，因为淮安为我提供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角度。当我在淮安的时候，我不仅仅在市区，我还与各种朋友在农村地区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所以我很高兴我先去了那里。
应该是2019年，因为最近我已经有近一年没有离开北京了， 2019年12月中旬是最后一次。我以前经常在中国各地旅行。一是因为我受邀在全国62所大学中担任讲师，其中有些在北京，但大多数不是。我也是音乐演奏家，我曾在14或15个省演出，其中有很多省我去过很多次。所以我到处走了很多地方，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南京时，我非常喜欢南京。我去过长沙很多很多次了，我也很喜欢长沙。
我上一次去广州时，突然觉得这些地方很小，有些狭窄。当我考虑所有这些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北京，虽然我只是短暂地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就对北京产生了归属感。因为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都有大量的活动，用经济增长与发展相关的话题来介绍北京，因此，我认为这是我来描述北京的最好方法。她在不断变化，就像中国一样。就像我的大学在民族上非常多样化，与上海或其他大城市相比，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在民族上更加多样化，这就是我喜欢的一部分。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种民族的多样性是您选择在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原因。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的学生，两个国家的学生有何不同？
► 马克·力文：许多美国学生学习很努力，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中国学生会更加努力。我曾在校园里带领很多正在访问或在其他地方教书，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参观过。有一次在夏季，我向他们展示了中央民族大学这个不大的校园。我们从建筑物的侧面看到一楼的一个大型演讲厅，那会是夏天的星期六晚上。
我的朋友问我说，那些学生都在那个教室里做什么？我回答，他们正在学习。他们说，但这是星期六晚上，这是夏天。我说是的，但是他们正在学习。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课程要求。但是更多情况下，与课堂无关，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准备研究生的考试，准备英语语言考试（例如TOFFEL或IELTS）、准备律师考试或各类与他们今后从事的工作有关的考试，等等。
我认为这是不常见的现象，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实际上，不仅是美国。我有来自意大利、挪威的朋友，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都对于民族大学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感到惊讶。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观察者网：您不仅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著作丰富的歌手、作曲家，也参加过星光大道，歌曲种类也多种多样，比如关于工人运动的，以及一些中国民歌。这些歌曲创作中有什么故事？
► 马克·力文：我写的第一首歌是关于我所居住的淮安市的，那时，我已经开始计划离开，三个小时内我写了一首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的歌，我对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的事实百感交集。
我搬到北京后，就开始写越来越多的东西。2008年，我写了一首歌，那是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经历了两次地震，我不仅知道灾害造成的即时损害，还了解它会引起的长期伤害。下午上课时，我有两个学生没有上课，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两个一个是汶川的，另一个是北川的。他们俩都在忙着寻找家人，以确保每个人都安好。所以那天下午我回家后，用几个小时写了一首歌。
后来，我开始写我所见或所到之处的故事。有一首歌是关于春节期间我从湖北省南部去广州，我写了一首叫《在一列24小时的火车上》的歌。几年后，我又写了另一首歌关于旅行的歌，从湖北到北京，但这回是在高铁上。坐24小时的火车期间是在春节，我买票太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从票贩子那里买票，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关于“黄牛”，倒卖车票的人。今年初，我写了一首关于新冠疫情的歌。
这些都是关于大型公共事件的歌曲，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探讨了在中国人们如何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美国目前面临疫情的大流行，我们能看到的一点是，美国首先在做的不是尝试解决问题，而是关注焦点，第一步讨论对此归咎于谁？是谁造成的？但是，解决问题才该是第一要义，而解决问题需要每个人都团结在一起。
观察者网：中国在这十五年间发展迅速，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有网友概括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这种变化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 马克·力文：我昨天骑了一辆共享单车，今早以来我用了两次扫码付款，现在只有早上10:30，今天可能不止两次。正如我的歌中提到的，旅行的方式完全改变了，如果我要去某个地方，乘火车总时间不到5个小时，那么我肯定会坐高铁。以前火车肯定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现在高铁更方便，空间大、舒适，准点率高。而且火车站的位置通常更方便，乘坐流程也更简单。我现在偶尔会线上购物，最近在网上买了一本书。所有这些事情都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认为QR码的影响最大，直到去年，高铁的影响同样很大。
观察者网：目前我感觉很多网页和实体店中对于非中文使用者还不够方便，这方面您是怎么克服的？
► 马克·力文：有时会带来不便，但没什么困难。首先大部分时候，会说一点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住在北京，而且很多地方都有英文标志，像是路牌、地名之类的。此外，我在大学教书，我认识很多想要学习英语或者想要提高英语的人们，同时他们也乐于向我提供帮助。
几个月前，我需要去医院一趟，因此联系了一位同事同行，有时也会联系我的学生，或者还会有其他朋友，他们都非常乐意帮助我。有时我独自一人需要会中文的朋友协助，我总会找到办法，有时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也很高兴帮助。
观察者网：据我所知，您拿到了号称是“世界上最难拿”的中国绿卡，能讲讲拿到绿卡的过程吗？
►马克·力文：我是在2016年获得的绿卡，因为我是2014年“友谊奖”的获奖者，这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政府获得的最高奖项。在我们拿到奖项拍照的时候，李克强总理来了，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有60万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但我们可以有600万，可以有6000万。当时，他提到他想让中国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们之间的良好友谊通过这个友谊奖来见证，这也成为了获得绿卡的一种资格。因为我是第一个通过“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绿卡的人，整个确认流程花了两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