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中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既是今天中韩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宝贵资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韩国，两国媒体对中韩深化和拓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期望甚高。
如果从箕子朝鲜（公元前1046-公元前194年）开始算起，中韩关系史已逾三千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论及古代和未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时都使用“中韩关系”一词，这只是为了行文连贯，而无意将大韩民国视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唯一正统继承者，更无意否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统地位。
在这漫长的关系史中，中韩之间近半时间是朝贡册封关系，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时方止。甲午战争之后的中韩关系尽管只有120年，但其发展模式却随着地区和国际格局的调整多次发生巨大变化。
（一） 宗藩关系模式。
在古代华夷体系下，朝鲜被中国视为华化最彻底的藩属国之一，是近于中华的礼仪之邦。由于文化上和地缘上的密切联系，在与诸多藩属国的关系中，中国最重视的也是中朝关系。例如，明朝在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时，从来都是优先考虑朝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外交重点。清朝比明朝更重视朝鲜，如朝鲜使臣在中国朝堂上的班行、座次比前朝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位居亲王以下、各国使臣之上。尽管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实质是君臣关系，但在古代社会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中韩关系中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既是今天中韩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宝贵资源，也是导致今日中韩民众负面认知和敏感看待对方的重要原因。
中国国内少数人怀念历史上的华夷体系，时不时发出贬低韩国的声音。韩国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十分敏感，时时担忧被中国轻视，怀疑中国欲再次扮演宗主国角色。纵观历史，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家主权观念盛行的今天，中韩关系中的宗藩模式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 友邦关系模式。
在甲午战争之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正式承认了朝鲜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藩属体制此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彻底粉碎。中朝宗藩关系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897年10月朝鲜高宗李熙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8年清光绪帝任命徐寿朋为钦差大臣赴韩，并于翌年签署了《中韩通商条约》。这标志着中韩两国正式开始了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徐寿朋在领受任务时还慨叹道：“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
不过，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署《乙巳条约》，获得“统监”韩国外交的权限。中国随后撤回了驻韩公使馆，中韩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也随之中断。可是，很少有人料想到，中韩之间的这种友邦关系一断就是80多年。直到1992年8月中韩宣布建立“睦邻合作关系”，这种平等的友邦关系才算真正恢复。毫无疑问，中韩友好平等是两国未来关系深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中国政府需要向韩国阐明以消除其疑虑的重要一点。
（三） 代理关系模式。
从代理关系模式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希望支持韩国，但由于中国自身的混乱和贫弱，韩国缺少拥有自主权的政府，再加上第三方势力的干预，中韩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双方的意愿都很难贯彻。
今天的韩国政府同样在外交方面受到其盟主美国的牵制，特别是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仍掌握在驻韩美军手中，以至于部分韩国人士也主张韩国“并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自主政府”。因此，今天的中韩关系也带有70多年前的复杂性特征。这是中韩两国都需要认识和克服的方面。
（四） 联盟关系模式。
在韩国失去主权期间，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来到中国开展救国斗争。后来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申圭植曾倡议“中韩共进，改造新亚”。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韩国独立运动各派都给予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当时的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称，中韩“本系兄弟之邦……正如西方之英美”。因此，从广义上说，中韩之间的联盟关系从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不过，韩国当时不存在受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所以这种联盟关系实质上是中韩两个民族之间形成的共同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由于美国认为不合时宜,菲律宾中途改变主意，特别是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迅速垮台，所谓的“亚洲反共联盟”未能成为现实。不过，如果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和大韩民国为中心来考察，仍然可以认为两国在二战后建立了短暂的联盟关系，其基础就是从一致抗日转向一致反共。考虑到当前中韩关系的复杂性，联盟模式在短期内难以再现。
（五） 敌对关系模式。
1948年朝鲜半岛正式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次年，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同苏联和朝鲜站在一边，同时也就意味着与站在不同阵营的韩国互不承认。
中韩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就埋下了种子，当时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各派分别获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因此，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之后，韩国仍然维持着与其的外交关系。这也是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韩国势不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糟糕的是，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韩成了战场上的敌手。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决定了此后四十年中韩关系的敌对基调，导致这段时间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中韩关系的敌对模式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畸形形态之一。虽然中韩双方都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但却由于两极格局的束缚，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敌对。随着国际大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退居次要地位，中韩敌对关系已经成了中韩漫长历史中的沧海一粟。不过，朝美两国目前仍然处于停战状态，所以朝鲜半岛上的小冷战尚未完全消解。这导致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冷战残余的影响，“天安舰”事件之后的中韩龃龉即是例证。因此，中韩两国都需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敌对关系重演。
（六） 伙伴关系模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中就频频出现“伙伴关系”一词。伙伴外交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利益。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双方互不为敌；基础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各自都有为寻求这种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的愿望，这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力。中国外交中的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它是一种比一般合作关系更为密切、更加成熟的关系。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伙伴关系, 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显然，中韩两国都认识到建立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时代发展的大势。因此，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中韩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中韩双方决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中韩伙伴关系的确立和逐步升格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引领中韩关系发展。
（本文节选自作者6月29日在第六次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上的发言，原题为《甲午战争以来的中韩关系：模式、趋势和调适》，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