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外交如何走出“四面楚歌”
虽然韩国在最后时刻延续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如今韩国外交的处境仍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韩国外交安保问题如果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是美、中、日、朝。韩美当前在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韩国参与“印太战略”等问题上发生摩擦;韩日则在强制征用劳工赔偿、将韩国排除在贸易“白名单”之外等问题上发生冲突;韩中关系则尚未走出“萨德”余波的影响。
“同盟关系”令韩国苦恼
实际上，韩国外交目前经历的困境是在国际大格局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是所有中小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一切的发端都源自美国，从依然以军事为主出发而制定的“印太战略”就可看出端倪。美国以“烽火戏诸侯”的方式引领国际秩序，只希望实现本国利益。现在世人看得越来越清楚，特朗普上台绝非偶然，而是当下美国的真实写照。
美国现在仍然是依靠制度维持的社会，但自二战结束以后70多年，全球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疲劳感、页岩气等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等，都在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以能否加入新组成的新型能源网和人工智能新技术集团为标志，世界各国正在呈现两极分化。美国频频“退群”以及对盟友的“敲打”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安，正让试图维持原有同盟概念的韩国苦恼。
因为单边主义的重来，之前以意识形态等精神支柱作基础的同盟概念正发生动摇。如果这种方向继续下去，那么不管美国国会或军方等政治精英如何维持同盟关系，都不可避免进一步疏远。甚至，原有的盟国如果逐渐采取反抗态度，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将进一步弱化或者可能瓦解，最终只剩下核心盟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其他盟国会按照美国要求交纳驻军费用，维持一定时期的稳定。实际上，像韩国这样的注重道义的盟国已经开始受到挤压。
作为美国的一级盟国，日本当前采取了类似美国的“日本优先”主义。从日本国民的立场看，安倍是位“还不错”的领导人。他使得“失去20年”的日本经济重现活力，并提出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甚至美国“印太战略”本身就是安倍的作品。虽然没能在参议院占据三分之二的席位，但日本已经站在转向“正常国家”的台阶入口。因此，韩日还有不少潜藏矛盾。
可能对美国说“不”
即便如此，韩国外交面临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推给外部因素。文在寅政府有必要推动更有创意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文在寅的5年任期虽已过半，但仍有不少时间可以取得外交成果。韩国外交从目前看虽然充满曲折，但从历史看，仍旧取得了不少实质性成果。卢泰愚政府时期确立了北方政策，并与中国和俄罗斯建交;金大中政府时期则改善了韩朝关系;卢武铉政府时期签署了韩美自贸协定(FTA);李明博政府时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朴槿惠政府时期则签署了韩中FTA。那么，未来文在寅政府要推动的外交政策方向到底是什么呢？
从长远看，韩国政府必须关注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对于熟悉现存国际秩序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习惯上依赖于现有国际体系。目前韩国外交的羁绊主要是北方因素，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独立外交从根本上说很难。一旦发生突发状况，韩国难以拒绝美国的要求。韩国国内政治虽分裂为保守和进步两派势力，但即使是进步势力当家，也不得不推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当前的外交政策方向，那么国际社会的不满情绪势必会越来越高，韩国也将为同盟价值带来的深深伤痕而苦恼。
如今，韩国虽然对美国尽可能表现出盟国的诚意，但说“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如果美国想把“印太战略”打造成“新北约”的话，那么韩国绝不会参与;对于美国过度要求分担驻韩美军防卫费，韩国方面也难以接受;对于增加本地区不安的“美国战略武器在韩部署”问题，韩国也须旗帜鲜明坚持原有立场。
强化与中国合作
对日关系方面，韩国政府必须要坚持原则。自从去年韩国大法院对强制征用劳工问题判决后，日本对韩国的牵制策略基本已经确定。此前，日本将韩国排除在贸易“白名单”之外，在很多韩国人看来，这就像战国时期的武士拔刀相向，感觉无论如何也要从韩国这里切下点什么。如今，日本首相安倍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已经非常负面，尽管韩国政府决定延续《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今后一段时间韩日关系将继续困难。从此次韩日矛盾看，堪称对对方实力的一种试探，也是新秩序确立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因为这都是地区秩序重组和新韩日关系重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
韩国外交为了摆脱当前“四面楚歌”的局面，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合作。此前虽然也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但在朝核问题牵引下，韩国外交一直未能摆脱以朝鲜和美国优先的模式，对中国的关注和关心相对还不够。但随着2019年12月即将举行韩中日领导人会议，待时机成熟后，明年中国领导人也有可能访韩。韩国政府应致力于建设新型中韩关系，将使韩国外交“打开呼吸的通道”。
如果韩中双方能够共同努力强化合作，使得本地区更加繁荣和平，中国在安保和经济领域支持韩国，韩国在国际事务中配合中国，这无疑将是一种双赢。未来中国领导人访韩时，如果不仅在朝核问题，更在“一带一路”和韩国“新南方政策”，甚至是多边领域内形成新的合作关系，那么这不仅有利于新型中韩关系的建立，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力方面的提升。韩国外交也能借此走向“四通八达”，增加新的推动力和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