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低的自我评价与社会习俗的压迫相辅相成，是同一种力量内外作用的结果。不过这种关联，也是被排斥者改变现状的关键。如果一个女孩能提高自我评价，她就能改变那种打压她的文化环境，但多数女孩都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她们还需要支持。要抵御一种憎恨你的文化，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一个爱你的人。
米娜提出要我把她的孩子带走时，我意识到单是保障生育安全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考虑得更全面。正因如此，基金会才开始涉足自主计划生育领域。每次我告诉自己“ 好了，这次肯定够全面了”，某个女人或女孩就会出现，刷新我对“全面”的定义。我最重要的老师并不是在西雅图见到的那些专家，而是这些女人和女孩，她们在各自的城镇接待我们，与我们谈起她们的梦想。
索纳（Sona）就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位。她是个十岁的小女孩，生活在印度坎普尔地区一座村庄的贫民聚居区，来自一个种姓极低的家庭。为了维持生计，那里的人们终日生活在六英尺(1)高的垃圾堆里。他们会从其他地区把垃圾带回村里，挑选有价值的出售，再把余下那些卖不掉的胡乱扔在周围。他们就以此为生。
2011年，我们基金会的加里·达姆施塔特到坎普尔宣传自主计划生育，其间认识了索纳。抵达坎普尔那天早上，他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城市保健计划”（Urban Health Initiative）碰头，一行人步行穿过村庄，来到会议地点。他们一到会场就被一群女人围在中间，索纳——她们中唯一的小女孩，走向加里，递给他一只玩具鹦鹉。她从垃圾中找到这块材料，经过一番弯折和雕刻把它做成鸟的形状，最终作为礼物赠送。加里感谢她时，她盯着他的眼睛说：“我想要个老师。”
这让加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是来坎普尔和村里的女性探讨自主计划生育问题的，不是来开办学校的。他没有立即回答，转而与母亲们交谈。事实证明，她们对自主计划生育项目非常满意，有生以来头一次感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好消息固然令人欣慰，但谈话时，加里发现索纳一直站在一旁等待，见缝插针地对他说：“我想要个老师，您可以帮我。”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她至少有五十次盯着加里说：“我想要个老师。”
谈话结束后，加里向一位母亲打听索纳。那女人说：“你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自主计划生育帮了我们大忙，对我们的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能读书，他们长大后就会像我们一样，一辈子生活在垃圾堆里。能决定生几个孩子固然很好，不过我还是很穷，还是得靠捡垃圾过活。除非能去上学，否则孩子们还是会重蹈我们的覆辙。”
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需要勇气，尤其是那些在他人看来有些非分的要求。尽管她只是个出身于拾荒者家庭的低种姓小女孩，但索纳有非凡的勇气与自信，敢于提出她想要一位老师。或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胆，但她身边那些女性不会不知道——而她们任由她说出心声，在某种程度上，索纳成了她们的代言人，说出了母亲们不敢直言的心里话。
索纳无力影响任何人，她所具备的，只是小女孩童言无忌的天真和敢于说出“请帮助我成长”的心气。在这种心气的指引下，她找对了方向，因为在社会与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中，教育最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在提高女性权利的过程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个赋权的过程从最基础的健康、营养与自主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过渡到帮助女性取得收入、从事管理经营，再到创立机构、成为领袖。在本章中，我想介绍几位我崇拜的英雄，他们每个人都为那些被社会排斥在外、原本与教育无缘的孩子创造了学习的机会。
在那之前，我得先把索纳的故事讲完。与加里讨论自主计划生育的合作伙伴对这个地区及其法律十分了解。听说索纳“需要老师”，又听到一位母亲跟加里谈起教育，他们立即聚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对策。索纳一家没有向政府注册自己居住的土地，他们实际上没有合法居住权。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找到当地政府，帮索纳和她的邻居们完成了注册，让他们成为合法居民，这实在很了不起，政府也非常配合，他们本来可以对注册百般刁难，相反，他们提供了一切支持。成为这里的合法居民，意味着这个家庭有资格享受一系列政府服务，包括教育。可以肯定，索纳不仅拥有了老师，还拥有了书本和校服。她上学了。而且受益的不止索纳一人，还有村里其他所有的孩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勇敢的孩子敢于直视一位陌生人的双眼，送给他一份礼物，并不断地告诉他：“我想要个老师。”
教育：无可比拟的上升通道
教育对索纳这样的女孩具有惊人的提升作用——对女孩本身如此，对她们的家庭和社区亦然。让女孩接受教育利在千秋，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推动各项社会进步，从健康水平到经济增长，从性别平等到国家繁荣。下面，请允许我简单介绍几项研究结论。
送女孩上学有助于降低文盲率，提高工资收入，加快经济增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教育能让女孩减少婚前性行为，降低早婚比率，延迟首次生育时间，帮助女性自主规划子女数量和生育时间。受过教育的母亲懂得如何为子女保证营养，注射疫苗，并获得更多与儿童健康成长相关的知识。
过去二十年间，儿童存活率显著提高，其中一半要归功于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受过教育的母亲送子女上学的概率是未受教育者的两倍以上。
教育能显著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平权意识和经济实力，但我们尚不确知具体原因。女孩们的思想和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能带来这些提高？这种转变是由什么引起的？是读写技能、模范效应还是学习过程，或者仅仅是走出家庭？
我听过几种主要的解释，感觉许多说法都不无道理：会读写的女性能更好地利用医疗服务，学校教授的知识能帮助女孩向医护人员更详细地描述家人的健康问题。母亲们能从老师那里学到教育方法，把它运用在孩子身上。而且女孩们一旦走进教室，挖掘自己的学习潜能，她们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意识到自身的力量。
上述理由中，最后一条尤其令我振奋，这意味着女性能运用学校传授的技能瓦解阻碍她们进步的社会陈规。每次访问学校、与同学们交流，我都感觉学校是最能体现慈善工作价值的地方。我的这种感觉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曾志愿去一所拥挤的公立学校教数学和英文。在那里，孩子们每学到一点新知识都能看到自己成长的潜能，这足以提升他们的自我认知，改变他们的未来。
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往往自认不具备接受教育的资格，也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因为这不可能实现。好的学校能扭转这种认知，鼓励学生大胆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潜能。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较高的自我期望与社会对他们较低的期望完全相反，而这正是教育的意义所在。能为身处社会边缘的学生注入力量的学校，大都具有一定的颠覆性。社会蔑视他们，以此阻碍他们进步，但好的学校能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对抗社会的打压。
优秀的学校破除社会偏见的故事，在全球比比皆是——无论是在美国、南亚，还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社会的灌输，一些学生向来自认无关紧要，不配得到机会。是这些学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催人向上的学校
大约十年前，在洛杉矶，我曾被问过一个问题。当时我正与近百名来自问题家庭的非裔、拉美裔青少年交流，一个年轻女孩突然问我：“您会不会认为我们与您无关，只是一些被父母抛下不管的孩子，都是没人要的垃圾？”
她问的问题令我震惊。我想拥抱她，想让她知道她的生命充满价值，她也与每个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在后来的旅途中，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不这样认为。与另一位年轻女性交流时，我得知她注册了一门课程，即使她次次满分，也无法凭借所学知识进入大学或在任何地方深造。我看了她的课表，有一门课程专门教她阅读汤罐头背后的说明，并记下那些内容。这就是她的数学课。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我在全美国的许多学校都见过类似的情形，一些学生在学代数II，另一些却在学记账。前一批人将进入大学，走上职场；后一批人只能艰难地勉强生存。
教育是比尔和我在美国开展慈善工作的重点。我们相信，加强中、高等教育是我国有史以来最能促进机会均等的举措。我们致力于让更多来自非裔、拉美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取得高中文凭，也希望他们中的更多人能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深造——无论男女［我正在通过自己创立的公司Pivotal创投（Pivotal Ventures）为女孩，尤其是少数族裔女孩，拓展进入科技行业的渠道。我创立Pivotal创投的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最好的学校能帮助那些本以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的学生，让他们跃入龙门。目睹这样的奇迹能让人喜极而泣。
2015年，比尔和我来到位于肯塔基州弗洛伊德县的贝琪·莱恩高中（Betsy Layne High School），这个农业地区深处阿巴拉契亚山区，当地经济因煤炭行业江河日下而备受打击。《纽约时报》曾称这里是全国生活水平最低的地区。这里有六个县在收入、教育资源、失业率、肥胖率、失能者人数和人均寿命方面排名全国后十位。神奇的是，过去十年间，尽管经济仍持续衰退，弗洛伊德县学生的成绩却从全国第一百四十五位飙升至第十二位。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次，薇琪·菲利普斯（Vicki Phillips）也与我们同行，她当时是我们基金会的基础教育(2)负责人。她对当地师生面临的挑战了如指掌，因为那都是她的亲身经历。薇琪告诉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跟她继父结了婚。他们付清了五百美元的欠缴税款，买下一栋房子。那是一套四居室，地面裸露、窗户朽烂，坐落在肯塔基州乡下的一处农场上，那地方至今依然属于她家。薇琪就在这里长大，帮大人们喂猪、种地，靠打猎填饱肚子。她家有台手摇泵，屋后有个厕所。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贫穷，因为邻居们的生活也都一样清苦。
薇琪说她的老师们对学生极其负责，但回首过去，她意识到自己当时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她考入大学，只会让她安于现状。“在我的家乡，”她说，“许多人并不 渴望成绩优秀。优秀叫人害怕。”
“我父母希望我能读完高中，留在家乡，结婚生子。那天我回家告诉他们‘我要去上大学’时，我继父说：‘那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上了大学，你就再也别想进这个家门。永远别回来了，咱们不是一路人。’”
薇琪跟继父冲突不断，甚至到她离家那天依然争执不下。他说：“我们这里很安全。你是我的女儿。你去上大学，我怎么能放心呢？”
薇琪告诉我们，随后他会直接抛出最敏感的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想离开家呢，嗯？你要的家里都有。你是不是嫌家里条件不好？是不是觉得我们配不上你？”
因为担心外出求学的孩子会一去不复返，亲人们常常会问出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本土文化并不会阻碍发展，只会让人凝聚。在他们眼中，追求卓越也可能是瞧不起自己的乡亲。
薇琪说，这就是她成长的环境。当地文化丝毫不鼓励她继续深造。她之所以能考入大学，是因为结识了一位来自县里相对发达地区的朋友。一天，那女孩对薇琪说：“你说不上大学了是什么意思？！你明明跟我一样聪明啊！”她开始鼓励薇琪选更有难度的课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争取奖学金。薇琪就这样战胜了那种阻碍她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加入了朋友的阵营。要想脱颖而出，薇琪说，你身边必须有人支持。没几个人能独自成功。
挑战陈旧观念必然带来冲突，但薇琪毫不畏惧。最终，她与包括继父在内的家人达成了谅解。离家一年后，她在学校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里那个熟悉的男声对她说：“薇琪，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车去接你回家看看吧。”继父把她接回家中，大家重拾往日的亲情。她跟继父重新亲近起来，坦然接受了彼此的差异。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亲昵地调侃她是“我们家的小民主党”。（他们全家都是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
毕业后，薇琪先是进入特殊学校任教，后来又成为校长，最终成了一个州的教育局局长。她始终致力于破除陈规，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带去力量。在贝琪·莱恩高中的教职员工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动力。
我们在学校见到的每个人都很热情且令人印象深刻——为首的就是校长卡桑德拉·埃克斯（Cassandra Akers）。卡桑德拉对贝琪·莱恩的热爱由来已久，她曾是1984级毕业生的致辞代表。如今她依然生活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中，当上老师之后，她从父母手中把那栋房子买了下来。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所以她十分了解这里的情况，深知孩子们面临哪些困难。
“学生们必须记住，我们对他们期望很高，”她说，“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会设法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无论是教学、辅导还是额外的帮助，像食物、衣物、住处等等。我们必须照顾他们的方方面面。”
在转变陈旧观念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提升孩子们的自我认知。社会、媒体甚至家人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了自我怀疑的种子。子女很容易从理想破灭的父母那里学会质疑自己，而自我怀疑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贝琪·莱恩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不自信的人总觉得有人针对自己，不少学生都认为这世界非但不关心他们，而且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种挑战越是严峻，改变他们周遭的文化环境就越有必要，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全新的环境，对他们寄予新的期望。数学老师克里斯蒂娜·克雷斯（Christina Crase）告诉我，开学第一天，她就对同学们说：“请你们给我两周时间！”她不关心他们过去经历过多少失败，也不想知道他们有多讨厌数学、进度落下多少。她只说：“给我一个机会，你们会看到自己有多棒！”
她发起的课堂活动之一，是帮学生们建造小型摩天轮。她第一次向全班同学宣布这个设想时，学生们都以为她疯了，不过他们依然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这可比上数学课简单多了！他们开始踊跃地建造摩天轮。后来克雷斯女士讲正弦、余弦时一拿摩天轮举例，他们就全听懂了。
他们不但听懂了，而且掌握得很好。一次，几名同学参加完县里的一场嘉年华归来，冲进教室说：“克雷斯女士，我们没坐摩天轮。”
“为什么不坐呢？”老师问。
“我们觉得它的结构不够牢靠。”他们说，接着就开始用微积分和三角函数阐述理由。
课堂参观结束后，比尔和我来到食堂跟同学们一起吃午餐比萨。一些同学坦承自己起初不敢选大学先修课程(3)，因为“先修课程是聪明孩子学的”。不过他们依然学了，而且很有收获，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 我们自己就是聪明孩子”。
好的学校不仅教书育人，还能带来改变。
校园里的女生
均等的教育机会赋予人力量，教育不平等则恰恰相反。把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的手段很多，教育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如果不公开倡导普惠教育，学校就不可能成为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良药，而只会助长排斥。
尽管事实早已证明让女孩接受教育有诸多好处，但全球仍有1.3亿女孩处于失学状态。这个数字往往被表述为进步的结果，这仅仅是因为过去导致女孩无法上学的障碍比今天更多。在我的学生时代，全球在校男生人数远远高于女生。这种差距在不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普遍存在。
过去数十年来，各国政府为扭转这一趋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大多数国家，小学阶段的男女生入学人数已基本持平。不过我们的目标显然不是确保男女生入学率同样低，而是扫除所有影响儿童入学的障碍，只是在某些地区，女生面临的障碍比男生更多。这个问题在七到十二年级的中学阶段尤为突出。在几内亚，只有四分之一的女孩能升入中学，而男生有近40%。在乍得，升入中学的女生不足三分之一，而男生超过三分之二。同样，在阿富汗，上中学的女生只比三分之一略多，而男生有70%。差距在大学阶段依然存在。在低收入国家，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仅是男生的55%。
为什么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女生少于男生？从经济角度来讲，送女孩上学是一项长期投资，而极端贫困家庭关注的往往是生存，他们不是需要人手干活儿，就是交不起学费。从社会原因分析，社会为女性安排的角色往往无须教育就能胜任。实际上，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会对传统性别分工构成威胁。从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极端组织，譬如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276名女学生的博科圣地，都极力反对女性接受教育（其实，“博科圣地”的意思就是“禁绝西式教育”）。极端分子想告诉女性：“你们无须上学就能成为我们理想的女人。”因此他们烧毁学校，绑架女生，恐吓有女孩的家庭，迫使他们把女儿留在家中。他们相信侍奉男人是女人的天职。送女孩上学是对这种谬论最直接的还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就是勇于挑战这一陈旧观念的年轻女性之一。她来自巴基斯坦，2012年被塔利班射伤，那时她十五岁。早在负伤之前，马拉拉就已经举世闻名。她父亲创办了多所学校，在他的启发下，马拉拉注册了一个博客，讲述她作为一个女孩在塔利班政权下的学生生活。她收获了众多读者，戴斯蒙德·图图大主教(4)曾提名她角逐国际儿童和平奖。
因此，马拉拉遭遇的并非一场针对女学生的无差别袭击，而是一次目标明确的行动，为的是阻止一位知名活动家发出声音，同时震慑那些与她站在同一战线的人。但马拉拉并不打算沉默。受伤九个月后，她在联合国发表了演讲。“拿起书本和笔吧，”她说，“这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和一支笔，这些加在一起，就足以改变世界。”
一年后，马拉拉荣获201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得知自己获奖时，她正坐在教室里上化学课！）
马拉拉获奖后，我见到了她，我也像所有人一样感到深受启发。不过，更能启发我的是她的讲述。2017年，我邀请她在纽约出席了一场活动。我发现马拉拉讲故事从不以自己为中心，她说：“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 每个女孩都能走进学堂，因为我对各国领导人充满信心。”随后，她讲述了自己在全球与活动家们一道促进女孩入学的故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把他们中在场的人请上讲台。他们一上台，马拉拉就把话筒交给了这些曾鼓舞她的人。
今天，马拉拉的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全球的教育界活动家，其中一位活动家在巴西提升教师的性别平等意识，另一位在尼日利亚开展运动，推动国家免除学费，还有一位在马拉拉的家乡巴基斯坦发起讨论，鼓励家长送女儿上学。
我也要向马拉拉学习，把那些曾让我深受鼓舞的人和组织介绍给读者，与你分享他们的故事。从肯尼亚到孟加拉国，世界各国政府都为支持女孩免费入学提供了巨额财政拨款。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都设立了大型的女童助学项目。另有一些机构，譬如女性教育行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力求把教育带给世界上最贫困的女孩。在这些伟大的项目中，我想主要介绍最令我难忘的三个：它们的主导者分别是一国政府、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位年轻的马赛族女人。这个女人曾挺身而出，改变了延续数百年的传统。
“发展的媒介”
关于女性教育最鼓舞人心的设想之一来自墨西哥。那些最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设想往往十分简单，特别是在我们听说之后。但从零开始提出想法、付诸实践，需要非凡的远见卓识。20世纪90年代，许多墨西哥家庭仍不能送孩子上学，因为孩子也需要帮忙维持家中的生计。有鉴于此，1997年，一个名叫何塞·戈麦兹·德莱昂（José Gómez de León）的男人与同事一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他们认定女性与女孩是“发展的媒介”，并以此指导实践。
政府开始将学业看作一份工作，向那些送孩子上学的家庭支付报酬，金额按孩子们打工的工资计算——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每月能挣十美元，高中生每月六十。他们把这个项目命名为“Oportunidades”，意为“机遇”。
工作人员会确保母亲们直接领到孩子的工资。由于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辍学，所以留在学校的女孩领到的补贴比男孩略高。
项目分阶段实施后，参与“Oportunidades”项目的女孩入学率比未参与者高出20%。这个项目不仅为更多女孩带来学习机会，更延长了她们在校学习的时间，惠及了近600万个家庭。
在项目实施的短短二十年间，墨西哥实现了教育上的性别均等——不仅是在小学阶段，而且在中学、大学阶段均是如此。墨西哥女性取得计算机科学学位的比例世界最高。
世界银行将墨西哥的做法引为全球各国的模范，认为这是全球首个聚焦极端贫困家庭的项目。如今，全球已有五十二个国家开展了类似的项目。
孟加拉国的突破
2004年，孟加拉国乡村发展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BRAC）被授予盖茨全球卫生保健奖，自那之后，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工作。2005年，我拜访了他们的创始人费索尔·哈桑·阿贝德（Fazle Hasan Abed）。BRAC在卫生保健和小微信贷领域开展了极富前瞻性的工作，此外，它还是世俗世界最大的私营教育机构，专注于女性教育。
20世纪70年代，刚结束解放战争的孟加拉国百废待兴，多数家庭以种地为生，靠一小片农田勉强度日，严重依赖孩子们的劳动。因此，80年代，孟加拉国仅有不足2%的女童能读到小学五年级，到了高中阶段，女生只有男生的一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经商的成功商人费索尔·哈桑·阿贝德决定回祖国创立BRAC，开始兴建学校。
自1985年创立时起，BRAC就规定，旗下所有学校的女生比例必须至少达到70%。教师只能是女性，而且必须来自本地，这样家长就不必担心女儿的安全问题。每所BRAC学校的日程都依据农时设置，这样那些需要女儿帮忙干农活儿的父母就能送她们上学。而且BRAC学校还免费发放教材和文具，家长再也不能以学习开支昂贵为由不送女儿上学。
BRAC学校越来越多，引起了孟加拉国宗教极端势力的注意，他们知道学校教育能提高女性地位，于是开始烧毁学校。劫难过后，阿贝德重建了学校。他说BRAC的目标，就是反对那种压制女性的文化，而这些纵火者的行为恰恰证明BRAC正离目标越来越近。今天，在孟加拉国，高中女生人数多于男生。此外，BRAC还在全球开办了48000所学校和学习中心，深入世界上最反对女性接受教育的地区，逐渐改变当地的文化。
挑战数个世纪的传统
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人们认为女孩生来应该遵循种种传统，而不是质疑甚至改变它们。
卡卡尼亚·恩蒂亚（Kakenya Ntaiya）是肯尼亚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像大多数同龄的马赛族姑娘一样，她的命运早在出生那天就已注定。她会进入小学就读，直到青春期，然后接受女性割礼，中断学业，嫁给父母在她五岁时安排的订婚对象。婚后，她就得挑水拾柴，打扫房间，煮饭种地。她人生的每一步都早有安排，如果一个女孩的一生都被安排好了，那么这种安排一定对所有人都有利，除了她自己。
变革总是从第一个说“不！”的人开始。
我是通过一部纪录片认识这个勇敢的马赛族女孩的。当时我们基金会赞助了一项纪录片大赛，主题是改变世界的人们，最终夺魁的那部影片讲的就是卡卡尼亚的故事。
卡卡尼亚梦想成为一名教师。这意味着她必须在进入青春期之后继续上学，而不是嫁作人妇，为新的家庭做饭打扫。她必须留在学校，我难以想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小学时我是个乖孩子，希望赢得所有人的肯定。我很幸运，对未来的设想恰好与父母、老师的期望一致。假如我的梦想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据理力争。
卡卡尼亚显然从没产生过这样的怀疑。十三岁那年，她与父亲做了个约定：她愿意接受女性割礼，但父亲必须答应不逼她结婚，并允许她继续上学。卡卡尼亚的父亲知道，如果她不接受割礼，自己就会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也知道，女儿性子刚烈，绝对敢违抗传统。经过一番权衡，他答应了。
行割礼的日子到了，卡卡尼亚走进她家附近的一座牛栏，一个当地老太太在全体街坊邻居的注目下用生锈的刀割下了她的阴蒂。卡卡尼亚当即血流如注，疼得晕了过去。三周后，她回到学校，决心成为一名教师。毕业时，她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可惜奖学金并不包含机票，村里人也不肯替她筹集路费。每当她告诉别人自己拿到了奖学金，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就会说：“真是白费。奖学金应该发给男孩。”
卡卡尼亚不仅有挑战传统的勇气，还有顺势而为的智慧。马赛族人相信好消息总是早上传来，所以卡卡尼亚每天早上都会去村里一位一言九鼎的族人家敲门，承诺如果他愿意帮助她去美国上学，那她一定回来建设家乡。
最终，她让村里人凑钱替她买了机票。
她来到美国，不仅完成了本科学业，还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她进入联合国工作，了解到女性与女孩与生俱来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她说：“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
后来，她如约返回家乡，请村里的长者帮她筹建一所女校。“为什么不建男校呢？”他们问，其中一位甚至表示女孩没必要上学，尽管他也很敬重卡卡尼亚信守承诺，回来建设家乡。“咱们村也有几个男孩去美国上学，”他说，“据我所知，愿意回来帮忙的只有卡卡尼亚一个。”
卡卡尼亚从他这句话中找到了突破口。既然回来帮忙的不是男孩而是女孩，她说，那岂不正说明女孩更应该接受教育？如今，那位长者说：“她的话让我们非常感动……她带来了一所学校，也带来了光明，她想改变旧的传统，让女孩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长者们给新学校捐赠了一块土地，2009年，卡卡尼亚卓越学习中心开幕了。学校主要帮助小学高年级女生向中学过渡，这正是女孩们最容易被迫辍学嫁人的阶段。卡卡尼亚中心为学生们提供校服、书本和课程辅导，条件是家长必须同意女儿在校期间不行割礼，也不结婚。在肯尼亚全国统一考试中，中心的一些学生取得了全国前2%的成绩，进入肯尼亚和国外的大学。
我不知道那些敢于站出来挑战传统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勇敢，他们一旦挺身而出就总是一呼百应，能吸引众多追随者。那些人也与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却没有他们的勇气。领袖往往就是这样诞生的。他们总能说出他人之所想，吸引志同道合者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位年轻女性正是如此，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改变了家乡的文化。
改变女孩的自我认知
我与女性的交流和我看到的数据无不证明，女性教育对女孩最大的改变，在于重塑她们心中的自我。这就是提升她们的关键。如果她们不能改变看待自己的眼光，教育就无法改变传统，因为她们只会用学校传授的技能去助长压制女性的陈规。
这便是教育赋予人力量的秘诀：让女孩知道她不必听信别人对她下的定论。她与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她必须去主张并捍卫它们。影响深远的伟大社会运动往往就这样开始：被排斥在外的人拒绝接受社会的压制，开始重塑心中的自我。
苏达·法吉斯修女（Sister Sudha Varghese）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她小时候生活在印度西南部，上的是天主教学校。一天，她读到一篇关于修女和教士帮助穷人的文章，立刻受到感召，决心献身信仰。她进入教会，成为修女，走上了工作岗位。然而她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女修道院的日子太安逸了，她服务的人也不是特别贫困。“我要到穷人中去，”她说，“不只是穷人，还必须是他们中最贫穷的那些。所以，我去了穆萨哈尔(5)聚居区。”
在信仰的指引下，苏达来到被社会排斥的人当中。她帮助的对象全都处在社会最外围的边缘地带。穆萨哈尔意为“食鼠者”，属于印度的贱民阶层——低贱的种姓决定他们生来就不配为人。他们没有资格进入村里的寺庙，也不能走村里的干道。他们不能与别人同桌吃饭，或使用同一套餐具。穆萨哈尔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就连别的“贱民”都对他们嗤之以鼻。
最初决定帮助穆萨哈尔时，苏达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加入。她只身来到印度东北部，走进穆萨哈尔聚居区，四处打听哪里可以供她落脚。她在一间谷仓找到了住处，随即立刻投入工作，设法帮助最底层的穆萨哈尔——也就是女人和女孩——改善生活。
苏达告诉我，有一次，她问一群女穆萨哈尔谁没被丈夫打过，让她们举手。结果谁也没有举手。苏达以为她们没听懂问题，就改问：“被丈夫打过的请举手。”这次，所有人都举起了手，她们每个人都遭受过家庭暴力。
在家庭之外，情况更加严峻。穆萨哈尔女性长期受人蔑视，而且始终面临性暴力威胁。如果穆萨哈尔女孩在村外走动，就会有人骂她们是“吃老鼠的”，让她们记住自己的贱民身份。如果她们笑得太大声或走得太随意，有人就会揪住她们的胳膊，提醒她们穆萨哈尔女孩不能这样。
自她们出生那天起，社会就一次次告诉这些女孩，她们一文不值。
为改善穆萨哈尔女性的处境，苏达鞠躬尽瘁，她因与“贱民”同吃同住而受人白眼，因致力于将强奸案件诉诸法律而遭到死亡威胁。2005年，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苏达认定自己能为穆萨哈尔女孩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办一所免费的寄宿学校。
苏达修女说：“这些女孩从小学到、听到、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她们：‘你就是个垃圾。’她们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她们会想：‘这就是我的命。我属于这里。我不该坐椅子，而该坐在地上，这样就没人能命令我坐得更低。’她们生来就被告知：‘你排在最后。你最不重要。你什么也不配拥有。’她们很快就学会了沉默，不再期待改变，也不提任何要求。”苏达修女办学的目的，就是扭转这种自我认知。
我最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是“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6)。我认为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苏达修女的使命。她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们，无论社会如何灌输，她们永远不该把自己放在最后。
她把新学校命名为普里纳（Prerna），这个词在印地语中意为“启迪”。我在学校见到了她。她握着我的手，把路上遇到的学生一一介绍给我，而且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女孩们刚来时难免想家，修女见一个女生眼泪汪汪，就停下来安慰她，同时亲切地抚摩她的头。跟女孩们说话时，修女总是亲昵地触碰她们，把手搭在她们肩上或轻拍她们的背，她对每个人都充满慈爱。女孩们受了伤，她就亲自给她们包扎——因为她们受伤时从不习惯被人照顾。修女想消除她们心中固有的印象，让她们知道，她们并非不可触碰之人(7)。
修女说：“她们刚来时总是紧盯着地板。让她们抬头都很不容易。”而我见到的女孩们全都昂首挺胸，敢于直视我的眼睛。她们都恭敬礼貌，无限好奇，目光明亮，充满自信——甚至有些大胆。一个女孩听说我丈夫是比尔·盖茨，就问我身上带了多少钱。我翻出空空如也的衣兜，跟修女一起哈哈大笑。
普里纳的女生要学习英语、数学、音乐和计算机等普通科目。另外，修女还开设了一门特殊课程，从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她就想把它教给这些穆萨哈尔。她要求每个女孩知悉自己的权利，记住她们有权学习、玩耍，有权自由行走、保护自身安全，也有权站出来捍卫自己。
她们自出生起就不断被人贬到最低，但在这里，她们学到的是“你们与别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你必须运用所学知识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绝非一句空谈。苏达修女还教女孩们学习空手道。在家中、在田间，她们经常沦为性暴力侵害的对象，因此，修女想让她们知道，她们有权拒绝侵犯，也有能力对抗袭击者。（事实证明，传授防身技能可有效减少针对青春期少女的暴力侵犯。）修女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一个女学生曾狠狠踢过一个图谋不轨的醉汉。那人踉踉跄跄地逃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对女生们而言，学习空手道以及其他一些防身技能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逆来顺受。但她们学得十分刻苦，而且进步神速，她们的空手道老师甚至提议普里纳派一支队伍参加全国空手道比赛。修女同意了，她觉得外出旅行对孩子们有好处。女孩们在她们参加的所有赛事中都夺取了金牌或银牌。比哈尔邦邦长得知后要求接见她们，并主动提出资助她们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
修女为她们准备了护照、机票和旅行证件。这是个见世面的好机会。女孩们带回来七个奖杯，她们还有另一个收获：她们终于知道了置身于一个不被打压的环境是什么感觉。
“看到人们对自己如此尊重，她们万分惊讶，”修女说，“她们对我说：‘想想吧，他们向我鞠躬，还弯着腰跟我说话。’”
这是女孩们第一次来到一个不鄙夷她们的社会。这让她们看到自己之所以在本国受到践踏和蔑视，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过错，而是因为社会存在问题。
极低的自我评价与社会习俗的压迫相辅相成，是同一种力量内外作用的结果。不过这种关联，也是被排斥者改变现状的关键。如果一个女孩能提高自我评价，她就能改变那种打压她的文化环境，但多数女孩都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她们还需要支持。要抵御一种憎恨你的文化，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一个爱你的人。
爱是世界上最有力，也最被低估的变革力量。我们在政策讨论和政治辩论中找不到它。那些伟大人物，如特蕾莎修女、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莫罕达斯·甘地、多萝西·戴伊（Dorothy Day）、戴斯蒙德·图图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为实现社会正义做出过坚强果敢的工作，而他们最强调的，也都是爱。
我们的政治候选人从不把爱作为必备的职业素质，这反映出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是一个令人羞于启齿的字眼。在我心目中，爱是人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我最欣赏的精神导师之一——方济各会教士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hr）所说的那样：“只有爱能平稳地驾驭权力。”
对我而言，爱意味着努力改善他人的生活，而这往往就从提升对方的自尊开始。
我在同事和同学身上都见识过自尊的力量，无论是在小学、大学还是在世界顶级的公司。我也在自己身上感受过这种力量。在达拉斯上高中时，我见过一位大学咨询顾问，我知道她一直想给我提些建议。在我列出理想的学校之后，她告诫我最好调低期望值，因为我不可能考进其中任何一所。她认为我应该重点申请离家比较近的学校。
如果不是身边有那么多人支持，我说不定会听从她的建议，屈就一所大学。当时我愤怒地夺门而出，对自己的目标更加坚定。我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力量，它来自那些让我看到自己的天赋、希望我能活出精彩的人。也正因如此，我才会如此欣赏那些伟大的老师，他们接纳了这些女孩，并提升了她们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学生们的人生。
有了爱与支持，女孩就能打破那种阻碍她发挥潜能的自我认知。她会渐渐找到自信，意识到自己也具备学习的能力。学习能让她发觉自己的天赋。而天赋会让她看到，自己其实充满力量，也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你用爱而不是恨滋养这些女孩，你就会见证这一切。你会让她们抬起头来。她们会找到自己的声音。
(1) 约1.83米。
(2) 原文K-12 education，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编者注
(3) 大学先修课程又称进阶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中赞助和授权的高中先修性大学课程，比一般高中课程难度要高。
(4) 戴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1937——）是南非教士，曾任开普敦大主教，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 穆萨哈尔（Musahar）是印度比哈尔邦、北方邦的贱民种姓，传统上以捕鼠为业。
(6)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0:16。
(7) 原文中的“贱民”写作untouchable，字面意思是“不可触碰的”。
第五章
无形的不平等
无偿劳动
有偿工作能促进性别平等，让女性变得更强大、更独立。正因如此，无偿劳动揭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才如此关键：女性在家中从事的无偿劳动会阻碍她们从事那些能提升自身地位的活动，譬如接受教育，取得收入，与同性交流或参与政治活动。不平等的无偿劳动阻碍了女性的赋权之路。
四五年前，早在我尚未开始关注全球最贫困女性面临的家务负担问题时，我就听说了查姆帕（Champa）的故事。
查姆帕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母亲，来自印度中部一个部落聚居区，与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座有两个房间的棚屋里。一天早上，我们印度分部的负责人阿肖克·亚历山大（Ashok Alexander）带着一队保健员去找她。他们听说查姆帕两岁的女儿拉尼（Rani）严重营养不良，如果不及时救治恐有生命危险。
客人们到了，查姆帕走出房门，单手抱着孩子，脸上盖着巴露——那是保守的印地妇女穿戴的一种服饰，以减少与男性的接触。此外，她还用另一只手拿着一堆她看不懂的医学诊断书。她把它们塞进阿肖克手里。
阿肖克接过诊断书，打量着拉尼。小女孩极端营养不良，腿细得像根火柴棍，她妈妈却对此束手无策。拉尼已经不能吃普通的食物了。她需要特殊治疗——必须在悉心照料下少量多次摄入经过强化的营养膳食，而村里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查姆帕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孩子送进该地区的营养不良治疗中心，只要能撑到那里，拉尼几周内就能恢复健康。可坐大巴去中心足足要两个小时，拉尼和查姆帕得在那儿待两周，得知这个消息，她公公说：“她不能走，她得留下给家里人做饭。”
查姆帕把这一切告诉了当地的女保健员，全程遮着面孔，尽管对方也是女性。她没有顶撞公公，即使是为了拯救孩子的生命。
阿肖克说想跟那位公公谈谈。他们找到他时，他正躺在田里喝自酿的劣酒。阿肖克说：“要是你不让孙女接受治疗，孩子会死的。”
“她不能去，”那位公公说，“离开两周，怎么可能。”阿肖克再次强调拉尼可能会死，那个男人说：“神要带走一个孩子，就会还你一个孩子。神在这方面是伟大慷慨的。”
没人主动站出来替查姆帕做饭，没人给她帮忙。她家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有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即使孩子已生命垂危。
拉尼最终得救了，因为保健员及时干预，把她送进了治疗中心，与此同时，查姆帕继续留在家中做饭。拉尼是幸运的，像她这样的孩子不计其数，他们的母亲终日家务缠身，被社会传统所束缚，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后来，阿肖克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个例。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这些女人没有权利，也没人支持，整天只能做饭、打扫，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自己怀里死去，却连脸都不敢露。”
失衡的无偿劳动
对于那些终日忙于无偿劳动的女性，家务琐事扼杀了她们毕生的梦想。什么是“无偿劳动”？其实就是琐碎的家务，它们通常由一名家庭成员无偿承担，譬如照料孩子和其他家人、做饭、打扫、购物、跑腿等等。在许多不通水电的国家，女人和女孩在挑水、捡柴等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也属于无偿劳动。
这就是数百万女性每日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在极端贫困的地区，女性承担了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大部分无偿劳动。
纵观全球，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两倍，不过各国的数据差异很大。在印度，女性每天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是6小时，男性不足1小时。在美国，女性平均每天花4小时从事无偿劳动，男性平均只有2.5小时。在挪威，女性每天的无偿劳动时间是3.5小时，男性接近3小时。在无偿劳动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完全平等。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女性这一生要比男性多从事7年无偿劳动，这大致相当于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的时间。
如果女性能减少无偿劳动时间，那她们就能更多地参与有偿劳动。实际上，如果女性每天的无偿劳动时间能从5小时减少到3小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就能提高20%。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有偿工作能促进性别平等，让女性变得更强大、更独立。正因如此，无偿劳动揭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才如此关键：女性在家中从事的无偿劳动会阻碍她们从事那些能提升自身地位的活动，譬如接受教育，取得收入，与同性交流或参与政治活动。不平等的无偿劳动阻碍了女性的赋权之路。
当然，某些无偿劳动能为生活注入深刻的意义，照顾家庭成员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分担这项职责能让所有家庭成员受益，包括照护者与被照护者，指出这一点，并不等于否定照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014年1月，我跟女儿珍去坦桑尼亚做寄宿旅行，住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我们去的村庄名叫布尤尼（Mbuyuni），位于阿鲁沙东侧，离乞力马扎罗山不远。
这是我第一次在当地人家中过夜。我希望这次经历能帮助我了解本地人的真实生活，那是我从书本和新闻中读不到的，甚至在旅途中与女人们坦诚交流时也很难窥见。
同时，与珍一起寄宿也让我非常兴奋，她那年十七岁，正读高三。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见识世界，不仅希望他们能回馈旅途中见到的人们，更希望他们能真正与对方产生联结。我想，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与他人产生联结。
在此之前，我已经跟儿子罗里做过一次寄宿旅行，那是在马拉维，我们跟可爱的克莉丝（Chrissy）和格瓦纳尼（Gawanani）夫妇，还有他们可爱的孩子共度了几天。格瓦纳尼教罗里给晚上要吃的公鸡拔毛，带他看自家的牲口，还说：“那边那头猪就是我儿子的学费。”这次经历让罗里看到，在不同的文化中，父母为子女储备教育基金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孩子的未来前途光明。
我们最小的女儿菲比在东非的学校和医院当过志愿者，而且她有志从事的工作也需要她在非洲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这些行路阅人的经历能影响孩子们日后的志向，除此之外，我更希望这些经历能塑造他们自身。我想让他们看到人类有着共同的追求，每个人都向往幸福的生活，希望自己发挥潜能、帮助他人，付出爱也收获爱。没有人天生优于他人，没有人能凌驾于他人的幸福与尊严之上。
我与珍的坦桑尼亚之旅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住在马赛族夫妇安娜（Anna）和萨纳雷（Sanare）家中，他们家是个小小的院子，其中的建筑都是他们逐年建造的。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棚屋里，它最早是羊圈，安娜和萨纳雷结婚后把它改成了卧房。后来他们修了更大的房子，就换了个房间，又把这里还给了羊群。不过我和珍住进来时，羊群被暂时赶出去了。（至少在我们关门时是这样的！）那次寄宿带给我的收获，比我代表基金会做的所有旅行都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一个女人为了维持家庭和农场运转，需要承受多少负担。
萨纳雷每天早上出门，沿大路走一个小时去看守他家那个小小的杂货铺。他一般选择步行，不过有时也能顺便搭邻居的摩托车。安娜则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和农田，珍和我会帮她干点家务和农活儿。
我早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开始访问贫困国家，对女性包揽做饭、打扫和照护等家务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我从未真正体会过她们每日的辛劳，也不知道她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必须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才能歇息。
珍和我跟安娜去劈柴，把柴火放在粗糙的树桩上，用钝砍刀劈。我们步行三十分钟去取水，然后把水桶顶在头上运回来。我们用木柴生火，烧水泡茶，紧接着就开始准备食物——拾鸡蛋、拣豆子、削马铃薯——再用柴火煮饭。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去帮女人们洗碗，那时已是晚上十点，所有女人都在房子中央那块尘土飞扬的空场上干活儿。安娜那天劳动了十七个小时，工作时间之长、工作强度之大令我咋舌。这不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能看出安娜与萨纳雷感情和睦，也努力维持婚姻中的平等。但安娜和村里的妇女们依然被大量的无偿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些劳动在男女间分工严重不均。这不仅影响了女性的生活，更剥夺了她们的未来。
跟安娜一起在厨房里生火煮饭时，我开始和她聊天，问她有时间的话打算做些什么。她说她梦想自己创业，培育新的鸡种，再把鸡蛋卖到一个半小时车程外的阿鲁沙去。那份收入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她只能想想而已。安娜没时间做生意，家人的生活起居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
我也找机会跟萨纳雷聊了聊。他告诉我安娜很担心他们的女儿格蕾丝，那孩子没考上政府资助的中学。格蕾丝还能再考一次，再过不了，她就只能去上私立寄宿学校了，而那会非常昂贵。萨纳雷和安娜要是拿不出这笔钱，格蕾丝就会失去改善生活的机会。
“我怕女儿将来像我妻子一样辛苦，”他告诉我，“格蕾丝要是不能上学，就会待在家里，整天跟一群不上学的女孩泡在一起。然后那些女孩会一个个被家里人嫁出去，格蕾丝对生活的期望会化为泡影。”
格蕾丝的情况对萨纳雷和安娜而言尤为棘手，因为他们的儿子彭达通过了考试，上了公立学校，那里虽然也收取学费，但相对便宜。所以他肯定可以继续学业，而格蕾丝前途未卜。
彭达和格蕾丝是双胞胎，在学校同级。两个孩子都很聪明，但格蕾丝在家里干的活儿比彭达多。格蕾丝做家务的时候，彭达却有时间在学习。
一天夜里，珍戴着头灯走出我们的棚屋，碰巧遇见格蕾丝。那女孩问她：“你走之后能把头灯留给我吗？这样我做完家务就能在夜里学习了。”
格蕾丝刚满十三岁，是个十分腼腆的女孩。可她鼓起勇气让珍把头灯送给自己，这足以反映学习对她多么重要。
世界上像格蕾丝这样的女孩不计其数，她们将来是能过上光明的幸福生活，还是终日做饭打扫、根本无暇学习成长，这完全取决于她们承担了多少额外的无偿劳动。
从坦桑尼亚回来，我意识到无偿劳动不仅是性别偏见的结果，它还是一个关键变量，改变它，就能提升女性的力量。我还想了解更多。
先驱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无偿劳动属于工作范畴，也不承认存在种种偏见，譬如将特定工作贬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贬低无偿劳动价值，导致男女承担的无偿劳动严重不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评估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时只计算参与务农者的工作时间，却不计算女性为农民们煮饭、打扫、提供照顾的时间，尽管她们的劳动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效率。无偿劳动甚至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都得不到体现，研究者不是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就是无视它的重要性，认为目前的分工天经地义——无偿劳动就像生育一样，理应由女性承担。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经济学家对无偿劳动的忽视越发匪夷所思。女性必须在外完成一天的工作。在有偿劳动结束后，她还得回家给孩子辅导功课、为客厅吸尘、为家人洗衣做饭、哄孩子睡，这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作却完全无人在意，也得不到承认。
一位名叫玛丽莲·沃林（Marilyn Waring）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开始寻求改变。她于1975年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当时年仅二十三岁。她理解劳动妇女的疾苦，也体会过被权力在握的男性无视的滋味。当她开始搜集与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相关的资料时，却一无所获。她求助于一位男性经济学家，对方告诉她：“噢，玛丽莲，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要著作。这事你有发言权，你来写吧。”
于是，沃林为研究无偿劳动走遍了世界。据她计算，如果有人按市场价格雇用工人完成女性承担的全部无偿劳动，它将构成全球最大的经济部门。经济学家却不承认它属于工作范畴。
沃林这样设想：雇人看孩子需要付钱，点火做饭得付燃气费，买粮食要给谷物加工厂付钱，用自来水得付水费，去餐馆得付饭钱，洗衣得给洗衣店付钱。女性把这些全都承担下来——看孩子、劈柴、磨面粉、取水、做饭、洗衣——却得不到一分钱报酬。人们甚至将它忽略不计，认为这些只是“家务”，理当“免费”。
沃林1988年出版了《计算女性劳动：全新的女权主义经济学》（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一书。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朱莉·尼尔森（Julie Nelson）评价道：“玛丽莲·沃林的研究唤醒了世界。”
1985年，联合国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必须在2000年之前开始计算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沃林的书出版后，联合国将最后期限提前至1995年。
1991年，美国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居民时间分配调查问卷中计入家务、育儿和其他无偿劳动。议案未获通过（当时，女性在国会议员中仅占6%）。1993年和1995年，议案被两次重提，又被两次否决。
沃林写道：“男性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机制的，因为它能让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无偿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正因为收入如此微薄，那一半人口才没有精力再去争取什么”。
到了200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终于将家务及育儿纳入了全国公民时间分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有更多时间进行游戏、健身等休闲活动，女性不但承担了更多无偿劳动，而且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面对这个问题，一些人开始着手改变现状。在沃林的著作出版后，经济学家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为缩小男女无偿劳动差距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她称之为“3R策略”：承认（recognize）、减少（reduce）、重新分配（redistribute）。
埃尔森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无偿劳动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敦促政府将女性用于无偿劳动的时间纳入统计范畴。其次，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减少无偿劳动耗时，譬如使用烹饪炉、洗衣机或经过改进的吸奶器等。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分配那些不可避免的家务劳动，促使男女分工更加均等。
在思考无偿劳动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家中的情况。我必须承认，在抚养孩子、操持家务方面，我一直拥有得力的帮手。我们并没有像别的夫妇那样，必须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权衡、痛苦挣扎。我不能代表他们，也绝不会以己度人。不过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分工不均的无偿劳动——我想到了！那就是大量的育儿工作：送孩子们上学，带他们看医生、做运动、上戏剧课，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跟他们一起吃饭，在重要的日子里代表全家向朋友们祝贺，譬如生日、婚礼、毕业典礼等等。这些会花去我很多时间。我好几次筋疲力尽地找到比尔，对他说：“帮帮我！”
2001年秋天，珍开始上幼儿园，我们找到一所理想的学校，但那里离我家足有三四十分钟车程，还得跨过一座大桥，这就表示我每天必须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两次。我跟比尔抱怨路上时间太长，他听了说：“我可以帮你啊。”我说：“真的吗？你愿意接送孩子？”他说：“当然，这样我就能多和珍说说话了。”
就这样，比尔开始送女儿上幼儿园。他会从家出发，把珍送到幼儿园再折返，经过我们街区去微软上班。他每周送孩子两次。差不多三周后，我送孩子上学时发现有很多爸爸来送孩子。我问一位妈妈：“嘿，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爸爸来送孩子？”她说：“看见比尔来送孩子，我们就回家告诉丈夫：‘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几年后，一天吃完晚餐，我照例最后一个离开厨房，留在里面洗全家五口的碗盘。洗着洗着，我突然大发雷霆，宣布：“谁也不准比妈妈先离开厨房！”母亲的身份，并不代表我必须在所有人走后独自留在厨房洗碗。比尔十分支持我的观点——尽管我只能把他最擅长的洗碗工作交给他，因为这活儿没人比他干得漂亮。
写到这里，有些读者恐怕会想：噢，不会吧，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光是独自留在厨房里就受不了啦。可她又不用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她的孩子们也不用坐公交车上学，育儿嫂都那么可靠，老公还愿意送孩子和洗碗。我明白，我明白，我分享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为了抱怨负担太重，而是想表明这让我更能理解无偿劳动问题。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对策，在照顾子女、操持家务时，每位家庭成员都需要帮忙。因此，在2018年夏天，我与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者碰头，请他们走访位于美国各州的十个社区，调查当地家庭如何分担照护责任，譬如他们会使用哪些省时省力的工具，如何分配照护职责，公共政策对他们有哪些帮助，收入如何影响他们的照护方式。
研究者们谈论这项研究的方式令我深受触动。相互照顾是人类的天性——照顾子女、护理年迈的父母理应是一种爱的表达。照顾家人能为我们带来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工作理所当然应该由女性承担，那幸福就会变成负担，本该由家人共同分担的工作也就成了一种排斥手段。通过这项调研，我希望能全面展现美国家庭内部的权衡与妥协。是什么让一些人为育儿和家务放弃了收入？为什么有人选择在家工作，有人选择 走出家庭？这些决定体现了怎样的性别偏见？研究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制定公共政策、诉诸市场手段，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家庭照护问题——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追求人生的价值。
揭露深藏的偏见
看不到隐含的性别偏见，我们就无法解决无偿劳动问题。对许多人而言，看见性别偏见是一种震撼的经历，能让他们骤然意识到自身的盲点——无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前些年，我在马拉维农村地区见证了一场两性对话，活动由一家当地机构发起，旨在揭露深藏的性别偏见。我记得自己与一群男女围坐在农田边的一棵大树下，一个叫伊斯特尔（Ester）的农家妇女在我们面前支起一块硕大的演示板，往白纸上画了个时钟。她请在座的男性给她讲讲他们每日的作息，他们就告诉她自己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下地、睡觉、吃饭、休息。
接着，伊斯特尔又向女性提出同样的问题。她们的日程全都排得满满当当，每天起床就得捡柴、挑水、做饭、带孩子，等到下地时，她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份全职工作。这些杂务挤占了她们下地干活儿的时间，而地里的农作物关系到他们一家的生计。
许多男人听了都笑着打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尴尬的事实：妻子干活儿比自己更卖力。看得出，男人们都有些惊讶，纷纷表示他们从没想过妻子每天竟如此忙碌。
那天我还旁听了另一场培训，它要求男人和女人模拟典型的晚餐情景。根据马拉维的传统，男人不跟大家一起吃饭，而是第一个单独就餐，可以优先挑选食物。他们吃完之后，妻儿才能捡剩下的吃。于是，一组志愿者为学员们表演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人在桌上狼吞虎咽，他饥饿的妻儿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随后，另一组志愿者表演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共进晚餐，每个人都能分到食物。
他们做的第三个练习也是我最喜欢的，叫作“人对物”。在这个练习中，妻子和丈夫必须互换位置。女人可以使唤男人，让他去做平时由她承担的工作。他必须了解她的工作量，体会被人使唤的滋味。一些村民几个月前就与配偶做过这个练习，他们告诉我，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婚姻。
练习结束后，我向一些完成培训的男性询问这些练习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一个男人说他从前会对妻子隐瞒大部分收入，这样她就不能要求他把更多的钱花在家人身上。另一个人说他以前总是逼妻子去干那些“女人家干的活儿”。他说：“起初‘性别’这个词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老婆给我解释过，但我想不出男人怎么能干女人的活儿，女人又怎么能做男人的事。”
性别角色互换练习改变了这一切。男人们纷纷表示自己现在会承担家务，凡事都跟妻子一起决定。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喜欢听妻子质疑他的决定，因为“她说得挺有道理”。
我问男人们妻子有了发言权之后，他们是不是很难独揽经济大权了。他们承认的确如此，但这很值得，因为，正像其中一个人说的：“现在我们会为两个人打算。”
马拉维的两性对话令我振奋，因为它的成功，意味着即使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我们依然可以扭转性别偏见。性别偏见常常是无意识的。我们应该去揭露它，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开始分析数据、计算时间、分担劳动、相互合作，看看消除男女天生分工不同这个伪概念能为生活带来怎样的改观。
加里·巴克（Gary Barker）领导的男性关怀组织（MenCare）呼吁全球男性分担家中的照护工作，并用数据证明男性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分担照护工作的男性生活更幸福，家庭关系更和睦，子女也更快乐。如果父亲能承担40%以上的育儿工作，他罹患抑郁症和滥用药物的风险都会显著降低，他的孩子也会更优秀，更自信，更少出现行为习惯问题。男性关怀组织还表示，全职父亲与全职母亲的脑激素波动处在同一水平，也就是说，女性天生更适合育儿的观念不见得正确。
平衡分工即平衡婚姻
毫无疑问，女性天生擅长照料他人、操持家务，但男性也一样擅长这些。如果这些职责全由女性包揽，男性就无法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无法拓展其他能力。如果男性能更多地承担照护工作，优秀的护理者将会倍增，这能增进男性与子女的感情，带来欢乐而融洽的亲子关系，让人受益终身。同时，分工合作也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发展更多技能。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还将弱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从而增进伴侣关系。将某些工作定义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认定男性不该分担，就等于助长虚妄的性别等级观念，阻碍男性与女性有效地共同协作。打破这种观念对 男性大有裨益，因为这能让他们看到协作的力量，帮助他们挖掘内心的关爱。
《心路历程》（Journey of the Heart）是一本剖析两性关系的精彩著作。约翰·韦尔伍德（John Welwood）在书中指出，伴侣关系中存在一种他称为“自然平衡”的机制。他写道：“被一方忽视的事物，总会得到另一方的加倍重视。如果我不愿承认自身具备某些特质，如强硬、软弱、嬉皮笑脸等，我的伴侣就会迫切地想加强自身的这些特质。”
在这种动态平衡下，伴侣中的一方会忽略双方都很在意的事，因为对方自会替两个人搞定一切。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却从不参与筹办，他知道伴侣会比他更上心，即使自己放手不管，对方也会做好安排。
把两个人同样在乎的事完全托付给其中一方，往往会让伴侣疏远。把养育子女或养家糊口的责任完全交给对方，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会导致一方与孩子感情疏远，不过这种做法最大的代价，或许是伴侣双方渐行渐远。
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面对一项任务，与其一人栽树、一人乘凉，不如共同分担。我们并不追求时间上的绝对均等，而是希望两个人都看到家庭的需要，为满足它而共同努力。我们不再“各司其职”，而是共同承担。
如果严格划分每项任务，你就是在减少自己的付出，你们的感情也会受到伤害。相反，你可以试着不同程度地参与每一件事。这会让你拥有一段圆满而互补的关系，两个人的地位完全在才能与经验的基础上自然形成，双方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引领，相互追随，最终合二为一。
当然，放弃“各司其职”，也就意味着你们或许会花更多时间沟通，但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诚如韦尔伍德所言：“是两个不同的人相互碰撞产生的热度与火花促使他们去探索全新的自我。”
在无偿劳动方面，我参阅的文献大都针对由丈夫、妻子和子女构成的传统家庭。但我们不能默认这类家庭的分工模式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家庭。我们必须警惕偏见，在收集数据时做到更加全面，从而辨别哪些是普遍现象，哪些只属于某类家庭，同时尊重不同的家庭形式——无论是同性伴侣家庭还是共同单亲家庭，无论是丁克家庭还是三代同堂的大家族。
平等的伴侣关系——无偿劳动隐含的主题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无偿劳动的性别失衡问题，不仅因为这是许多女性共同的负担，更因为导致性别失衡出现的原因根深蒂固，根本无法靠简单的微调解决。夫妻双方必须重新探讨这段关系。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在这段关系中，你们是否彼此相爱、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是否有并肩作战、彼此归属、共同成长的感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跟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强烈的渴望之一。
多年前，我与好友艾米·尼尔森（Emmy Neilson）聊到生活与婚姻，向她倾诉我在家庭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艾米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丈夫约翰·尼尔森（John Neilson）也曾是我在微软的一位挚友。她和约翰一直是我跟比尔最亲密的伙伴，直到约翰三十七岁那年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在他去世后，艾米与我的亲密有增无减。那天，我向她倾吐了嫁给比尔的种种不易，譬如有时会感觉自己无足轻重，即便在我们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也是如此。她听了对我说：“梅琳达，你嫁的可是个如雷贯耳的男人啊。”
这句话刺痛了我，也让我始终对她心怀感激，因为它为我带来了新的视角。我一直想在比尔身边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的声音才常常被他的盖过。
现在，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让比尔成为我俩的代言人。如果我这么做，一些重要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人提起，我也不会挑战自我或质疑比尔。我渴望找到自己的声音，也向往平等的关系，这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因此，我必须开动脑筋，设法从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男人那里得到它们。我显然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与比尔势均力敌，他也一样，可我们在感情中能平起平坐吗？况且，比尔想要这样的关系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们刚结婚时，这些问题时常困扰我。在此，我想与诸位分享几个故事和一些感悟，它们反映了比尔和我在婚姻中逐渐趋向平等的过程，归根结底，在每场针对无偿劳动的讨论中，夫妻间的力量博弈都是暗含的主题。
珍刚出生时，我在婚姻中感觉极度孤独。当时比尔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正是最离不开公司的时候。他忙得不可开交，总有无数人找，所以我想：好吧，或许他只是嘴上说想要孩子，心里并不想要。作为夫妻，我们并没努力构建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想过如何把它传给子女。因此，我总感觉什么都得独自完成。
之前，我们搬进了我在订婚后挑选的一处漂亮的房子，大小适中，适宜家庭居住。他也欣然同意。过了一年半，我们又搬进了比尔单身时就开始修建的一栋大得离谱的房子。我并不是很想搬家。实际上，我感觉自己想要的跟比尔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也没时间好好谈谈。所以在搬家的过程中，我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想在这段婚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开始审视自己，考问内心真正的追求。我不再是计算机业务负责人了，而是一位母亲，有着幼小的孩子和终日在外出差的丈夫，而且很快就要与家人搬进一栋巨大的房子，那地方根本不是我的风格，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
那就是我迈向婚姻平等的起点。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都明确希望两个人在婚姻中势均力敌，多年来，我们也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比尔时常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到大做任何事都愿意与人合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并不代表他总能平等地对待对方。他必须学习放下身段，我也必须提升自己，成为与他势均力敌的伙伴。我们必须弄清谁更擅长什么，做到能者多劳，学会不在对方的领域指手画脚。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处理两人观点相左时互不相让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生活中的每件大事都由我俩共同决定。如果无法以尊重与倾听的态度来化解重大的分歧，那么即使最小的分歧也会被无限放大。
2002年，在我们最小的孩子菲比出生后，我和比尔找到了一个维持婚姻平等的有效方法。当时我正从事基金会的幕后工作，也满足于此。比尔较少接触基金会的日常运营——毕竟他还必须全面掌管微软——每当他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总会提出与基金会有关的问题，所以，他自然就成了基金会的代言人，媒体也开始称之为“比尔的基金会”。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设想，不过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比尔总代表基金会公开发言，而我不会。经过讨论，比尔和我一致认定我应该走到台前，以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的身份出现，因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基金会的决策由我们共同制定，工作也由我们共同承担。这个决定让我们逐步成为平等的伙伴。
此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比尔和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它不仅巩固了我们的关系，更让我们至今都受益匪浅。我们开始为基金会招兵买马时，有人说：“瞧，梅琳达更偏重教育、图书馆和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工作，比尔对全球卫生保健更感兴趣，所以他们干吗不明确分工呢？比尔可以负责全球卫生保健，而教育和国内项目就交给梅琳达。”
我俩也讨论过这个选项，最后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现在看来，那种做法无疑会让我们蒙受损失，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分享一切，从知识到书籍，再到见闻。如果当时各司其职，那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平行世界。我们在婚姻中或许依然平起平坐，却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那大概更像各自为政：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正是共同参与基金会各项工作的决定，促使我们成为平等的伴侣。
我一直相信婚姻也会成长和演变。或许我身边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他是男性中善于经营婚姻的典范。
我父母年轻时，爸爸的一位朋友曾打电话告诉他：“你和伊莱恩（也就是我妈妈！）得找个周末去参加一次夫妻恳谈会。听我的，一定要去。把孩子交给我们。”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刚参加过教会资助的沟通与婚姻工作坊，还沉浸在狂喜之中。爸爸心动了，就跟妈妈商量，结果她欣然同意。她 当然会同意。她虔诚地信仰婚姻，也相信静修和教会，所以自然愿意参加教会赞助的婚姻静修活动。多年来，妈妈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塑造和启迪了我的灵性生活。她一周做五次弥撒，热爱阅读，喜欢静修，总是以热情、开放、好奇的态度探索信仰，还时常鼓励我也这么做。她会答应跟爸爸去参加这场婚姻静修，我并不意外。我惊讶的是，爸爸竟然也想跟妈妈一起参加静修。他们离开了一个周末，回家后比过去更加亲密，宣称这是他们一起做过的最棒的事。这个故事让我知道，男人也可以给同性朋友打电话，分享改善婚姻的方法，也就是说，男性也能成为婚姻的保卫者与支持者。
这位把我丈夫抚养成人的男士有着怎样的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我总是自豪地宣称我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位女权主义者，或许，他祖父更是功不可没。）
同时，从小在强大而进取的女性身边长大，也让比尔受益良多。他家十分重视母亲的意见。他父亲的事业由他的双亲共同开创，同时，两人也共同投入了他母亲的公共服务事业。玛丽·马克斯韦尔·盖茨（Mary Maxwell Gates）曾供职于华盛顿大学校务委员会，那是她的母校，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那位日后成为她丈夫的大学生。早在他们还不熟络时，正在竞选学生会秘书长的玛丽就请老比尔支持自己，他却坦言自己已经答应支持别人了！（不过，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玛丽是华盛顿大学校委会成员，曾代表学校处理了南非的资产。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她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她是华盛顿第一州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Washington）的首位女董事，也是国家联合劝募会（National United Way）常务委员会的首位女主席。
玛丽为联合劝募会效力多年，担任过各种职位。比尔少年时代，玛丽负责的是分配委员会，她会在晚餐桌上和比尔长时间地讨论慈善策略。她是比尔在慈善方面的启蒙老师，曾说服他在微软发起首场联合劝募活动。比尔和我结婚时，他母亲已身患癌症，生命垂危，但她依然在我的婚前派对上朗读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在结尾处，她写道：“资源越多，责任越大。”她对比尔影响至深，是他崇拜的对象。
比尔小时候也曾受过祖母的照顾。他祖母上过华盛顿大学，还打过篮球，在当年这样的女性可不多见。所以，比尔家中从不缺乏强大、智慧、成功的女性，而幼时在家中形成的印象，会直接影响日后的观念。
对我而言，比尔父母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也充分地反映了他从小的家风。那是一尊雕塑，两只鸟儿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神情出奇地一致。我非常喜欢，特意把它放在家门口。在我眼中，它象征着夫妻对未来共同的期待。
所以，我想，比尔也向往平等的伴侣关系，因为他从小就对它耳濡目染。他之所以这样想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求知若渴，热爱挑战。伴侣彼此挑战、相互学习，能让关系趋向平衡。我也常常告诉比尔，我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善于将事物纳入宏大的体系，在历史、科学和体制的语境中寻求革新。而我则帮助他陶冶了性情。
2016年，比尔在加州理工学院出席活动时，主持人问他：“你还会改进自己的管理方法和协作方式吗？”比尔回答：“是的，但愿如此。我妻子经常说我情绪太紧绷了。人有时会过于松懈，有时又会过于紧绷。我极少会犯过于松懈的错误。我一直在等她告诉我：‘嘿，你今天对那帮人太客气了。你是怎么搞的？竟然放过那帮罪犯，他们浪费的可是咱们的钱；你应该强硬点。’这样一来，当我自我‘校正’时，起码还能找到一些可优化的数据点。”
在很大程度上，平等的关系之所以吸引比尔，是因为它更有趣，更富挑战。总的来说，我想，这是因为这种关系更符合他内在的价值观。我们刚开始合作时就意识到了，这份慈善事业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是它为一切注入活力。看到比尔为他人的痛苦垂泪，我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那一刻，“人人生而平等”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代表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比尔也有柔软的一面，尤其是那些见过他争强好胜、杀气腾腾的人。是的，比尔的确如此，但他也具备一些截然不同的特质。他可以非常温柔宽厚，他的心地也可以非常柔软。
巨大的财富能蛊惑人心。它会扭曲你的自我认知，让你自我膨胀——尤其当你相信金钱能衡量美德时。比尔是我认识的最脚踏实地的人之一，因为他对自己的成功有着清醒的认识。
比尔工作勤奋至极，为成功甘冒风险、勇于牺牲。他一向知道成功还有另一个必备要素，那就是运气——横扫一切的运气。你在哪里出生？父母是谁？在何处成长？得到过哪些机会？这些都与我们的努力无关，而是命中注定。
比尔不仅私下向我坦承他的幸运，在公开场合也对此毫不讳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问他成功有何秘诀，比尔说：“我想我小时候可能比当时所有的同龄人都有更多机会接触编程，而这完全是因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运气。”
比尔的谦逊可见一斑。当然，他并不是随时都这么谦逊——我能举出许多反例，但他在成长道路上的确幸运非凡。当他回首人生，扪心自问，他发现自己并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的 境遇，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能无视高低贵贱，践行平等观念，释放内心的温情。
如果说比尔选择我，是因为我热爱生活、热爱编程、热爱人类、喜欢解谜游戏和菲茨杰拉德，那我选择他则是因为我看见了他心底深藏的温柔，起初这并不明显，但在相处中，它日益清晰——看到有人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应该得救，比尔会愤怒不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自视高人一等的人，绝不会用生命去捍卫人人平等的原则。比尔本质上与那种人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他最吸引我的品质之一。
这是我想要的
上述这些性情及背景因素，让比尔为平等的伴侣关系做好了准备。尽管如此，若不是我把平等作为首要目标，我们也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有时，我会提出要求。有时，我不得不向他施加压力。
2006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ett）宣布要送出一份前所未有的大礼。他承诺将向基金会捐献他的大部分资产，这足足把我们的基金总额提高了一倍，为我们在全球开辟了全新的投资机会。他的慷慨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信任令我们惶恐。他授权我和比尔全权决定资金用途。我们期待沃伦的这份大礼能成就一番事业，与此同时，想到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用他的财富拯救生命，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也倍感压力。
我们三个计划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这笔捐赠。当时比尔领导着微软，沃伦在负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会上，密集地出差考察项目，不过很少公开演讲。这将是我代表基金会主持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我准备得十分用心，梳理了我想表达的观点，回顾了我在世界各地的见闻。我想借机感谢沃伦，也为涉及资金用途的问题准备了巧妙的回答。
发布会上，比尔、沃伦和我深入解答了许多问题。在被记者问到我们打算如何拓展基金会的工作时，我对答如流，说我们将用这笔资金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小微信贷，抑制传染疾病。当记者们进一步追问投资细节时，我也应对自如，与他们分享了我在旅途中总结的经验。
这是我事业的转折点。说实话，在与比尔和沃伦一起公开谈论基金会的工作之前，我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热爱这项事业。当时一切再明显不过，我必须与比尔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我和比尔的需要，也是基金会的需要。也就是在这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从没把这份礼物对我的意义告诉沃伦，其实我早该这么做。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他的馈赠戏剧性地加速了我的成长。
那场新闻发布会对比尔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也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平等地合作，我应该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当然，这也意味着我需要他的指点，作为公众人物，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完全可以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但他从没这么做，而是始终支持我、鼓励我。坦白地说，我怀疑比尔其实非常担心发布会结束后我会情绪不佳——因为多年前，我在刚开始代表基金会发言时曾向他提过非常过分的要求。
当时有一场演讲让我特别紧张。比尔和我同时受邀在西雅图会议中心发言。在那个阶段，我还不习惯公开谈论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当着比尔的面。因此我对他说：“听着，我想做这场演讲，不过我特别紧张，不希望你在场，所以我需要你讲完话就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哑然失笑，不过这件事千真万确。只有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那天，比尔讲完话就悄然离场，开着车在附近绕了十五分钟才回到会场，接上我一起回家。他没有因为被我支走而让我难堪。后来我也再没提过这种要求，不过有时，我会告诉他：“听好，无论我讲得有多糟糕，我都希望你一脸崇拜地听完每一个字。”在他面前我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他也从不嘲笑我，或在我惶恐不安时占我便宜。比尔从不认为我起初力不从心是因为能力不足。他能看到我的成长，而且在我需要支持时，他几乎从不缺席。
有一次，向他求助已经不足以解决我的问题，我不得不向他施压。
几年前，比尔和我跟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夫妇（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在他们位于佐治亚州普莱恩市的家中共度了一个下午。几天后，比尔和我开始度假，我俩都在海滩上看书，他读的是吉米那本《此生无悔：九十岁回忆录》（ A Full Life: Refections at Ninety）。读着读着，他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你笑什么？”比尔回答：“你想知道过去二十年里他俩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什么吗？”我连忙说：“当然！”我会如此好奇，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七十年，我想知道他们的秘诀。比尔说：“他俩吵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要合写一本书。”
我一听顿时仰面大笑，然后说：“那我就感觉 好多了！”我跟比尔第一次合写基金会的年信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把对方杀了。我当时觉得：“好吧，这段婚姻或许就要这么结束了。”
那是2012年秋天，比尔刚开始撰写基金会当年的年信，准备在2013年年初发布。五年前，比尔开始以年信的形式总结基金会上年的工作。沃伦曾鼓励我们共同执笔，但当时三个孩子都太小，我总觉得抽不出时间。2007年，我们最小的女儿菲比开始上学，罗里八岁，珍十一岁。我终日忙于基金会的其他工作，就没跟比尔一起撰写第一年，以及随后几年的年信。他没提，我也没在意。到了2012年，我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基金会事务，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这年恰逢伦敦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召开，我们启动了一项旨在为全球1.2亿女性带去避孕药具的计划。因此，比尔开始规划年信的要点时，自主计划生育问题自然也在其列。
我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比尔知道这点，也全力支持。尽管我们说好不进行职责划分，两个人都可以参与所有项目，但由于我们知识结构不同，兴趣爱好各异，所以还是有各自的偏重。当时，我们都同意自主计划生育由我主导。所以，既然比尔准备在年信中谈论它，那我俩合写岂不更好？或者，这部分为什么不能由我执笔呢？
不可否认，年信已经成为比尔的领域，但信是通过基金会的渠道、以基金会的名义发布的，收件人都是基金会的合作伙伴，讲述的也是基金会的工作，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与他合写。但他也提出了种种顾虑，我最后不得不问自己：“我有必要小题大做吗？”
最终，我还是决定把问题摆上台面。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提出什么建议，但这件事总让我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我跟比尔坐下来，准备好好谈谈。
我说站在他的角度，我能理解他的做法，然后列出所有促使他认为年信应由他执笔的原因。同时我也指出，他想写的内容很多都是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会不断试错的结果和合作伙伴成功实践的经验。随后，我谈到一个更敏感的问题。我说有些话题由我来介绍，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响，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发言，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这能提高我的声量，促进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推进我们的目标。
这些就是我的论点。（或许当时我并不像自己写的这么冷静！）比尔却认为，几年来年信机制在基金会运转良好，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争执得越来越激烈，两个人都非常生气。这对我们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考验的不是如何达成一致，而是如何面对分歧。这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在那之前，我们都对彼此心怀芥蒂。
最终，比尔请我写一段关于避孕措施的内容放在信里。2013年那封信的题目是《来自比尔·盖茨的2013年年信》（ 2013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信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我的尼日尔与塞内加尔之行，还有伦敦峰会。
第二年，公开信的题目变成了《2014盖茨年信》（ 2014 Gates Annual Letter），主题是“阻碍穷人进步的三大难题”，比尔写了其中两大难题，我写了一个。
第三年的公开信题为《2015盖茨年信：为未来下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 2015 Gates Annual Letter——Our Big Bet for the Future——Bill and Melinda Gates）。
这标志着年信彻底从比尔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了我俩共同的工作。
为了向平等迈进，我们做过许多努力，年信无疑是其中最有分量的。要说哪个例子最能证明比尔由衷地支持平等关系，还要数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次，我们的一位挚友问我在家中是不是扮演《时空特警》(1)的角色。我说是的，我 就是时空特警。多年来，我一直设法确保家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能及时穿好衣服，做完作业，准时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一开始，这些都由我一个人负责，但情况正在悄然变化。孩子们开始替我分忧，比尔也是。因此，我请这位朋友也向比尔提出同一个问题，看看他会怎么说。他的回答比我委婉，也更机智。
他说：“我们尽量不让谁充当别人的时空特警。当然，我们也会讨论日程安排，但绝不会出现一人高高挂起、一人疲于奔命的情况，我们只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
这句话无疑是我从比尔口中听到的对平等关系的最大肯定。我们努力为彼此分忧，尤其愿意分担那些相对困难的工作，不会把脏活儿、累活儿推到一个人身上。不平等关系的一大标志，就是一方包揽所有重要、有趣的工作，强迫另一方承担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琐事。这正是不平等存在的目的。因此，分担脏活儿、累活儿，就是对等级制度有力的回击。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无法强迫他人去做己所不欲的事，那么等级制度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它难道不正是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手段吗？
有时，一些朋友见比尔在微软身居高位，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会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这种想法令我十分惊讶。实际上，我们努力消除一切失衡，只承认那种根据才能、兴趣和经验自然形成的并非一成不变的高下。我们在婚姻中是平等的伴侣，在基金会是平等的伙伴。我们一致认定，无论将来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如何改变，这种关系都不受影响。
我为什么要现身说法
对我而言，这是书中最私人的一章，我也写得十分痛苦。我一向注重隐私，所以有些事我宁愿埋在心里，也不愿写出来供人评头论足。有时我会写下一些内容，打印重读之后又感觉触目惊心。尽管如此，我依然没做任何删减，原因有二。首先，我认为女性要争取平等的权利，不能单靠一对对夫妇在婚姻中的努力，而应该从改变大环境入手。分享自己的故事能推动这种转变，所以我才愿意现身说法。其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绝不能一面在全世界解决各种问题，一面假装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早已迎刃而解，这太虚伪了。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否则就会飘飘然，以为自己生来只是为了解决别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好友基利安是我的榜样。我之前提到过她。她创建的康复咖啡馆专为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服务，在那里，每个人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彼此愉悦的关系。无论是员工、志愿者还是会员，每个人都加入了一个小组，练习如何深入地相互理解、相亲相爱。
基利安说：“被不爱我们的人了解令人不寒而栗。被不了解我们的人爱无法带来改变。但被人深刻地了解与热爱，能让我们 脱胎换骨。”
在她的著作《沉入深爱》（Descent into Love）一书中，基利安也写到了这一点。既想帮助他人又想保持安全距离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也无法将我们治愈。我们必须向人们敞开心扉，摒弃那种隔岸观火、高高在上的态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他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提升自己，是一种内外兼修——这个过程兼具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的双重努力。
基利安的思考启发了我。我意识到在支持女性的同时，内心的修行也是一门重要的功课，我必须直面自己的恐惧与不足。她让我看到，要在全世界提倡性别平等，我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婚姻中实现它。
我从不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也不认为女性只有比男性掌握更多权力才能改善现状。我认为男性的支配贻害社会是因为任何压倒性的优势都是有害的：它意味着社会在虚妄的等级之上运转，权力与机会按性别、年龄、财富和特权，而不是技能、努力、天赋和成就来分配。打破那种允许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文化，能增强每个人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女性崛起、男性没落，而是男女共同进步，成为平等的伙伴，不再为控制权你争我夺。
那么，既然我的目标是男女平等，那我为什么总是强调女性和女性赋权呢？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女性必须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而且在实现平等之前，我们往往不得不费力让自己相信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不能单纯指望男性主动让渡权力。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世界早已改变。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不会说：“来吧，我们是平等的，我把权力分一些给你。”但他们或许会回应转变了观念的同性，或主张权利的女性。当男性看到女性力量的提升能让每个人受益，改变也就由此拉开了序幕。她们不但能与男性互补，还能提升关系的品质，为它注入平等伙伴关系所独有的特质，譬如亲密感、归属感、社群意识、团结意识，还有那种互帮互助、和衷共济的感觉，这些都是不平等关系所不具备的。它们能带给人莫大的满足，那种团结友爱是单打独斗者无法体会的。这种感受能让不平等的关系趋向平等，而它就来自那些敢于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因此，我们女性必须彼此鼓舞，不为取代男性、登上权力之巅，只为与男性共同努力，让不平等就此 终结。
(1) 出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科幻电影。为防止有人利用时空穿梭机改变历史，成立了一支名为“时空特警”（time cop）的队伍。——编者注
第六章
被噤声的女孩
童婚
平等婚姻的反面，就是童婚。平等婚姻中的每种促进作用，在童婚中都会变成伤害。童婚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虐待几乎无可避免。
进入包办婚姻后，女孩会离开家人、朋友和课堂，永远失去上升的机会。即使只有十岁、十一岁，她们也必须承担家务——做饭、打扫、下地、喂牲口、捡柴、取水，而且很快，她们就不得不担负起生儿育女的重任。干活儿、孕育和分娩的负担，会给童养媳带来可怕的后果。
将近二十年前，我做过一次旅行，去探访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我乘车来到印度的一个火车站，却不是为了赶火车，而是去见一位校长。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匪夷所思，其实那所学校就在这里——在火车站里的月台上。它就叫月台学校，因为月台就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
印度有许多孩子生活在火车站及周边，大都是不堪虐待、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贫穷至极，靠拾饮料瓶、捡硬币和小偷小摸过活。开办月台学校的初衷，是让这些孩子得到教育。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还设立了一些庇护所，同时尽可能地想办法让他们回家，还给生病的孩子提供医疗救助。长期以来，人们有种迷思，仿佛穷人必然与足智多谋、善于创新、精力充沛无关。（很可惜，现在依然有人这样想。）对我而言，这些每天仅靠极少的金钱与食物度日的孩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堪称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
我一下车，校长就迎上前来，她的神情令我暗暗吃惊。她神经紧绷，说话尖声细气，语速极快。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惊讶，就对我说：“抱歉我这么激动。我平时不是这样。我刚刚救回一个女孩，她家里人差点把她卖进妓院。”
那天早上她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他听见隔壁有女孩在尖叫。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打人的不是她父亲，而是她的丈夫。她是个童养媳，被家人通过包办婚姻的形式送给了丈夫。打电话的人后来又听见她丈夫威胁要卖掉她，这才拨通了电话。校长刚把女孩接到学校。
我问校长，那女孩的丈夫为什么要打她。校长解释说，女孩家人按对方要求出了嫁妆，但男方家人嫌少，回去讨要。见女方什么也拿不出来，男方家人大发雷霆，开始殴打这个媳妇。“这种事太多了。”校长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证童婚带来的伤痛与悲剧。
童婚带给女孩、家庭和社群的危害，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请允许我试着描绘它的危险。平等的婚姻关系能增进健康，促进人的发展与成就，带来尊重，让夫妻双方得到提升。而平等婚姻的反面，就是童婚。平等婚姻中的每种促进作用，在童婚中都会变成伤害。童婚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虐待几乎无可避免。在印度，一些家庭嫁女儿时依然得向男方支付嫁妆（尽管嫁妆已属非法），因此，女孩越是年幼、教育程度越低，家人需要支付的嫁妆就越少。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市场的规则十分明确：女孩越是弱势，婆家就越愿意娶她进门。他们不喜欢那种会表达、有技能、有主见的女孩。他们要的，是一个逆来顺受、毫无反抗能力的用人。
进入包办婚姻后，女孩会离开家人、朋友和课堂，永远失去上升的机会。即使只有十岁、十一岁，她们也必须承担家务——做饭、打扫、下地、喂牲口、捡柴、取水，而且很快，她们就不得不担负起生儿育女的重任。干活儿、孕育和分娩的负担，会给童养媳带来可怕的后果。
初次接触童婚多年后，我来到尼日尔的一所瘘病医院，见到了一个名叫法蒂（Fati）的十六岁女孩。法蒂十三岁就出嫁，随后很快怀孕。她的分娩过程漫长而艰难——即使她已经疼得难以忍受，急需专业护理，村里的女人也只知道让她用力用力再用力。分娩第三天，她被亲属用驴子驮着送进了最近的诊所，孩子死了，她得知自己得了生殖道瘘。
生殖道瘘一般出现在漫长而不畅的分娩过程中，诱因通常是婴儿体积太大或产妇身材太小，无法顺畅分娩。婴儿的头部挤压母体组织，阻碍血液供应，在阴道与膀胱或直肠之间造成穿孔。这可能引起大小便失禁，粪便经阴道排出。患病女孩的丈夫时常因为无法忍受她们身上的异味和伤痕而将妻子赶出家门。
预防生殖道瘘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迟首次怀孕的时间，并由专业助产士陪产。法蒂的情况正好相反。经历了包办婚姻、被迫怀孕之后，她又因为患病被丈夫扫地出门，尽管这根本不是她的错。她在父亲家住了两年才有机会来医院修复生殖道瘘。我在医院跟她谈了谈，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她说她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痊愈，早日回到丈夫身边。
无论是月台学校那个受虐的女孩还是法蒂，她们的故事都只让我对童婚有了一个粗浅的直观印象。在2012年，见过法蒂几天后，我认识了玛贝尔·范·奥兰耶（Mabel van Oranje），她大大加深了我对童婚的认识。
我在前面提到过，伦敦自主计划生育峰会结束后，我办了场晚宴，玛贝尔就是晚宴上的女嘉宾之一。那晚，每个人都在谈论与女性、女孩相关的话题，而玛贝尔谈论的，就是童婚。
晚宴前，我已经得知玛贝尔是荷兰弗里索王子之妻，王子的母亲是荷兰王国女王贝娅特丽克丝（Queen Beatrix）。特殊的身份为玛贝尔从事的人权工作赢得了广泛关注，但她的活动家事业早在婚前就已开始。大学时代，她曾旁听过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种族屠杀的辩论，后来又成为联合国实习生。大学尚未毕业，她就创立了自己的首个慈善组织，此后十年都在为和平奔走。
玛贝尔供职于长者领袖组织（Te Elders），该组织由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创立，旨在汇聚全球领袖的力量，改善人权现状。作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玛贝尔频繁地出差。在一次旅途中，她见到一个年轻的母亲，那女孩看上去几乎还是个孩子。她问她几岁嫁的人，女孩说不记得了——五六岁吧。玛贝尔听了震惊不已，随即开始借助自己的经验、资源和人脉了解童婚，并为终结童婚做出了新的努力。
因此，那晚她在伦敦出席了我的晚宴。我对她钦佩有加，尤其是得知她刚刚遭遇家庭变故，依然没有放下自己的社会工作。晚宴前五个月，玛贝尔的丈夫在滑雪时遭遇雪崩，被厚厚的积雪掩埋。由于严重缺氧，他陷入了长期昏迷。我结识玛贝尔的那个夏天，她一面在医院陪护丈夫、抚慰孩子，一面为慈善事业鞠躬尽瘁。一年后，她丈夫去世，始终没有醒来。
见面时我得知，玛贝尔还领导着一个名叫“女童不婚”（Girls Not Brides）的机构，这个机构旨在改变童婚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从而终结这种现象。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过去十年间，全球每年有超过1400万桩童婚。在发展中国家，每三个女孩中就有一个在十八岁前结婚，每九个中就有一个在 十五岁前嫁人。
玛贝尔是第一个让我看到自主计划生育与童婚之间关联的人。童养媳往往急于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因而极少采取避孕措施。实际上，在童婚现象最严重的地区，女性采用避孕措施的比例也最低。而对女孩而言，不避孕的后果是致命的：在导致全球十五至十九岁女孩死亡的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难产。
那天晚上玛贝尔吸引了我，也成了我的老师。
与她聊过之后，我渐渐看到各个性别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心加深自己对各领域的了解。离开晚宴时，我已经听取了许多关于童婚的内容，迫切想进一步了解这种现象。我研究问题的方法，一般是沉浸其中——去走访每天都会面对那些问题的人，再回来深入分析数据，与专家和活动家们对话。这次我反其道而行之，先从数据开始。我发现，童养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远高于未婚的同龄人，也更容易遭到强奸，还经常会被伴侣殴打。她们的教育水平低于未婚女孩。她们与丈夫年龄悬殊，双方力量严重不均，虐待时有发生。
我还看到，实行童婚的社群往往也实施女性割礼。这种仪式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实际上它与早婚密切相关。提倡女性割礼的文化认为，割下女性的性器官是为了让她“做好出嫁的准备”。在不同的社群中，割礼的形式不尽相同。最残忍的一种不仅要摘除阴蒂，还要缝合会阴，直到女孩结婚时才重新打开。女孩一行完割礼，她的父母就开始张罗着把她嫁人。
无论是否行过割礼，童养媳的新婚之夜通常是极端痛苦而无助的。据一名孟加拉国女孩回忆，她丈夫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哭了。”
如果女孩的丈夫来自另一个村庄，那她就要随他迁往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在去丈夫家的路上，一些童养媳甚至被蒙着头，好让她们逃跑时找不到回家的路。
童养媳时常饱受虐待。一份旨在调查印度各邦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发现，十八岁前嫁人的女孩遭到丈夫恐吓、抽打、殴打的概率是其他女孩的两倍。
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养媳更容易不停地生儿育女，子女人数可能超出她的喂养、教育和照护能力。要照顾这么多孩子，她就无暇赚取收入，而且过早地怀孕也会损害她的健康。因此她可能一生都贫病交加，她的孩子也难以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已婚女童交谈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数据反映的情况，不过我认为自己依然有必要跟童养媳以及那些致力于废除这种习俗的人谈谈。因此，2013年11月，我借会议之机来到埃塞俄比亚，造访了该国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希望了解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为终结童婚所做的工作。
到了村里，我和另外两位女士被请到一处空场，那是村里人集会的场所。那里有一间小小的保健诊所、一个火堆和一座小教堂，教堂就是我们跟女孩们见面的地方。四周没什么人。我们也没带任何工作人员。与我们同行的男士都在车里等待。我们想尽量让女孩们畅所欲言，所以没带任何可能影响她们的人或物品。
我们走进教堂，室内很暗，只有几扇小窗透进亮光。里面坐着差不多十名女孩，适应黑暗后，我发现她们的个子都小得可怜。她们身形瘦小，就像脆弱的雏鸟，还在成长就被迫嫁作人妇，甚至来不及伸展翅膀。我想张开双臂拥抱她们、保护她们。她们都只有十岁、十一岁——跟我女儿菲比同龄。可她们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纪。有人告诉我，她们中的一半已经嫁人，另一半还在上学。
我先跟已婚的女孩们交谈。她们的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就连翻译都必须凑近才能听清。我问她们几岁结的婚，怎么知道自己要嫁人了。其中一个叫瑟拉姆（Selam）的女孩告诉我们，十一岁那年的一天，她帮妈妈筹备了一个派对。她花了一整天时间做饭、打扫、取水。讲述时，她不断地停下来深呼吸，然后用细小的声音继续讲述，仿佛在透露一个秘密。
她说宾客们一到，父亲就把她叫到一边，说她就要结婚了。那天晚上就是她的新婚之夜。
她吓坏了，冲到门口，拼命想扭开门锁，逃出家门，远走高飞。她的父母早有准备。他们把她拉回来，迫使她静静地站在丈夫身边行了礼。派对结束后，她离开了童年时代的家，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村庄，搬进丈夫家中，开始了家务缠身的一生。
每个女孩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其中最悲惨的就是瑟拉姆这种，本以为自己要去参加派对，却被骗进一场婚姻。欺骗女孩的人显然知道这会让她心碎，否则为什么百般哄诱？好几个女孩说起结婚那天的情形都潸然泪下。她们不但得离开家人和朋友，搬进陌生人家中，为他们做饭打扫，还必须离开学校，而她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童养媳——看上去不过八岁左右——告诉我，读书是摆脱贫困唯一的途径，而她已经结婚，这扇大门永远地关闭了。她们讲述这些故事时，声音都近乎耳语。一些女孩——我记得特别是其中的两个——仿佛只剩躯壳。她们灰心丧气，完全丧失了表达的权利，我不知道她们该怎么找回自己的声音。
听她们讲述时，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不希望女孩们看出我认为她们处境悲惨。不过我的确这么认为，而且我敢肯定，无论如何掩饰，这种情绪依然有所流露。我越听越难以自持。她们哭泣时，我也热泪盈眶，尽管我试着忍住眼泪。
接着，我又跟那些没嫁人的女孩聊了聊。她们还在上学，说话的声音也更响亮。她们更加自信，谈起童婚，她们的语气中甚至带有一点反抗的意味。那一刻，一切再明白不过，童养媳被剥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婚姻开始，成长就宣告结束。
谈话结束后，我走出门外，被明晃晃的日光照得睁不开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会儿，然后才穿过空场去跟女孩的导师们交谈。他们正设法让女孩避免结婚，并让已婚的女孩继续上学。
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亲眼见证了童婚带来的伤害之后，我很难专注于项目细节。一个声音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哪有什么项目能扭转我刚刚看到的一切？”在见证童婚造成的后果之后，我很难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它带来的情感冲击实在太过强烈。
我们本打算在去机场的路上跟这个团队喝杯茶、听听汇报，但我实在做不到。回程路上，我一言不发。回到当晚的住地后，我长长地散了个步，设法消化我目睹的一切。
先前听女孩们讲述时，我除了心碎什么也感觉不到。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那一切拉开了一定距离，愤怒逐渐在我胸中沸腾，我为那些被骗去结婚的女孩感到愤怒。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该被这样对待。
像埃塞俄比亚一样，印度也有一些反对童婚的项目专门救助面临威胁的女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故事。她来自比哈尔邦，有一天，她偶然听到父母在谈论明天的一场婚礼—— 她的婚礼。
她惊得目瞪口呆。童婚在她居住的地区十分常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的结局最终都会像瑟拉姆的故事一样——女孩奋力反抗，却无济于事。但这个女孩不同。她手机上有个叫班登托德（Bandhan Tod）的移动应用，这个名字意为“砸碎你的脚镣”。她一听父母在谈论自己的婚礼，就抓起手机，打开应用，发出紧急呼救——那是一条十万火急的童婚警报。班登托德网络的创始人之一接到了消息，派出一名社工紧急赶往女孩家，劝阻她的父母。童婚在印度属于非法行为，因此这些机构才有理由干预这种家庭事务。女孩的父母拒绝妥协，所以机构负责人就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一位副警长带着一班人马出现在婚礼现场，在礼成之前取消了仪式，就这样，十三岁的“新娘”终于回到家中，得以继续学业。
我自然为这位逃脱婚礼、回到家中和课堂的女孩高兴。这个故事揭示了童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我们为什么有必要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很多被迫出嫁的女孩都没有手机，也缺乏这种救助网络。她们指望不了本地警察及时出现终止婚礼。更重要的是，女孩逃脱婚姻后会回到家中，而想把她嫁掉的正是她的父母。她在家中该如何自处？她在那里毫无地位可言。她妨碍了父母的计划，或许还让他们蒙羞。她父母会不会拿她出气？
把女孩从婚姻中解救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父母急于让未成年女儿出嫁的原因。
如果女儿出嫁能给家庭带来经济回报，那么家里就会少一张嘴吃饭，其他人也能分到更多资源。如果女儿出嫁得付嫁妆，那么女孩越小，付得越少。在这两种情况下，父母都有强烈的动机把女儿早早嫁掉。女儿待字闺中的时间越长，遭遇性侵的概率就越高——那样她就会被视为不洁的女子，嫁不出去。父母之所以让女儿早早嫁人，既是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也是为了维护女儿的荣誉，好让她们免受性侵伤害。
在此，请允许我暂时中断叙述，指出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迫使女孩们接受可怕的童婚，竟是为了保护她们免受另一种恶性侵害。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和虐待等侵害。
性暴力是全球最普遍的人权问题，也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中最赤裸裸、最具侵犯性的一种——无论是与战争相伴相生的强奸，还是丈夫殴打妻子，抑或是男性在职场中以暴力手段羞辱、贬低日渐强大的女性。
我听过许多令人难过的故事，譬如女性因为担心自身安危而无奈放弃梦想，为躲避性侵者而屈就离家较近但水平较差的学校。这些故事发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美国。我们应该努力保障成年女性和女孩的安全，直到性暴力彻底绝迹。没有安全，就没有平等。
在童婚问题上，传统文化留给女孩们的选项少之又少，导致嫁女儿的父母往往深信这是对女儿和全家最好的选择。这说明，我们不能光与童婚作斗争，还必须改变那种让贫困家庭将童婚视为最佳选项的文化。
大音希声的英雄
莫莉·梅尔钦用一生证明了这个道理。莫莉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我之前就提到过她。我们相识于2012年夏天，她向我展示了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式。
我在塞内加尔的一座城镇与莫莉会合，然后跟她一起开车去某个村庄考察她负责的一个社区赋权项目。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莫莉跟我讲起她20世纪70年代来塞内加尔的经历，那时她还是一名交换生，来这里精进法语。她立刻爱上了塞内加尔人和他们的文化，甚至决定学习本土的沃洛夫语。
尽管她深爱着这个国家，但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女孩处境艰难。塞内加尔的许多女孩在很小的年纪就接受了割礼——一般在三到五岁。她们中很多人都早早结婚，随后在社会的鼓励下频繁生育。外来机构曾设法改变现状，却从未成功，莫莉想找到原因。
她为各项发展计划担任翻译，方便当地人与那些想帮助他们的外部机构交流。很快，她发现，造成这两者沟通困难的不只是语言障碍，还有同理心的缺失。外来者想帮助当地人，却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生活，也没兴趣去理解有些事物为何如此。他们甚至不能耐心地向村民解释某种做法为什么应该改变。
那天在路上，莫莉告诉我，在发展问题上，同理心的缺失会抵消一切努力。捐赠的农具生了锈，保健诊所空无一人，而诸如女性割礼、童婚一类的陋习依然毫无改观。人们听说发展中国家存在某种陋习，就变得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去说：“这是有害的！赶快停止！”但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她说，愤怒或许可以拯救一两名女孩，只有同理心，才能改变整个体系。
这个想法促使莫莉创立了托斯坦（Tostan），采取全新的手段促进社会变革。在这个机构中，没有人会说村民的做法错误或糟糕。实际上，莫莉告诉我，她从不使用“残割女性生殖器”这个说法，因为它充满道德评判色彩，如果你总是对别人做道德评判，那就没人会听你说话。她一般用“摘除女性生殖器”，因为这样，她想劝说的人就不会反感。
润物细无声的改变
托斯坦采用的方法，不是从外部评判，而是在内部探讨。受过训练、懂当地语言的协调员会在村里生活三年，带领全社区展开对话。他们每三周做一次数小时的讨论，协调员会在讨论开始时请大家描绘他们理想中的村庄，或称“未来之国”。托斯坦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帮助村民们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未来。
为此，协调员会向村民们传授卫生保健知识，教他们读写算术、解决问题。他们告诉村民每个人生来都享有一系列权利——譬如有权学习工作、保持健康、自我表达，也有权不受歧视与暴力侵害。
即使在协调员传播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远未实现——尤其在一些地区，人们甚至认为，女性公开发表意见就“活该”被丈夫殴打。在这些地方，人们认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荒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发现一切正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发展，譬如男人开始干“女人家的活儿”，女人开始挣钱，而且这些变化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人们变得更健康，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观念或许终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学习了基本人权和男女平等，学员们又开始探讨女性健康。他们甚至不能提女性割礼这个词，在他们眼中，这项仪式是古老而神圣的，只能笼统地称为“传统”。尽管如此，协调员依然指出了它带来的健康隐患，如感染和失血过多等。她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
下次上课时，村里的接生婆举手站了起来。她心如擂鼓，大着胆子说根据她的直接经验，行过割礼的女性分娩更困难。随后，别的女人陆陆续续开始讲述她们的故事。她们回忆割礼带来的剧痛，说起自己的女儿当时如何血流如注，还提到有女孩因失血过多而死。既然所有女孩都有权保持健康，那割礼岂不侵犯了这项权利？这真的是她们的必经之路吗？如此热烈的讨论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她们决定，今年轮到自家女儿行割礼时，她们不送女儿去了。
莫莉将自己创办的机构命名为托斯坦时，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时刻。托斯坦是沃洛夫语，指雏鸟初次破壳那一刻，翻译过来就是“突破”。
莫莉回忆道：“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重大的变革——人们走到一起，探寻他们最根本的价值，再对照自己的行为与态度，看这些做法是否实质上违背了这些价值。”
在我看来，托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不过莫莉也面临一个挑战。村里的文化的确发生了转变，但她担心这不会持久。村里人会与邻村人通婚，认为与外村人结婚能增强自身实力，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人脉。要是别的村庄依然保留女性割礼并视之为婚姻的前提，莫莉这个村的村民就会受到孤立，年轻人可能因为找不到结婚对象而回归这项传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村庄都必须共同进步——没有哪个村庄能独善其身。
村里的伊玛目(1)也向莫莉表达了这层担忧，不过他依然认为改变势在必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他说。
他离开了好几天，徒步走遍了附近每一个村庄，与那里的人们探讨女孩、婚姻、传统和变革。莫莉很长时间没得到他的回音。后来他回来了，宣布：“都谈妥了。”他说服所有的村庄放弃了女性割礼，齐心协力，一劳永逸。在塞内加尔的这一地区，家长再也不必面对是让女儿接受割礼还是任由她们被社会唾弃的两难选择了。
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别的村庄，甚至别的国家，主导者大都是那些从项目中受益的村民。很快，人们开始质疑另一些有害的传统。
托斯坦在塞内加尔另一个村庄也设立了一个项目，那里的父母会逼迫年幼的女儿结婚，最小的年仅十岁。人们开始在托斯坦的课堂上讨论早婚对女孩的影响。这些座谈开始不久，一个跟丈夫分居的女人得知对方打算让他们的女儿出嫁。她女儿名叫卡迪（Khady），今年十三岁，读七年级。那个丈夫派人闯进卡迪的教室，把她带出学校，并告诉老师她明天要结婚，今后不会再回来上课了。
那晚，卡迪的母亲采取了行动，召集她所在的托斯坦项目的负责人和女儿学校的小学校长开了个特别会议。他们长谈入夜。第二天一早，几十名村民和学生开始游行，他们都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让女孩留在学校！拒绝童婚！
这个策略奏效了。卡迪重返校园。她母亲给她父亲带去消息，告诉他这个村庄禁止童婚。卡迪得救的故事比前面那个警察营救的故事更加震撼人心。警察营救属于执法，而这场营救，标志着文化的转变。
今天，在托斯坦进驻的社区中，承诺禁止童婚的达到8500个。据托斯坦统计，来自八个国家的300万人表示，他们不会再实施女性割礼。
这些就是莫莉在与我一同驱车赶往村里的途中讲述的故事，我们此行正是为了跟带来这些变革的人交流。抵达后，莫莉和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受邀和他们一起跳塞内加尔传统舞蹈。伊玛目提出要为我们祈祷，组员们召开了全村大会，向村民们介绍托斯坦的工作方法：一切事务都由参与课程的组员依据每个人对未来的设想和应有的权利共同决定。
会后，我有幸同与会的人们逐一交流。他们都踊跃地分享各自生活的变化。女人们强调现在男人们都开始干那些所谓女人该干的家务活儿了，譬如捡柴、看孩子、取水等等。我听罢很想知道男人们为什么愿意改变，因为对他们来说，过去那种日子显然要轻松得多。我先跟一个男人聊了一会儿，然后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去井里打水呢？”他说：“这活儿累人。男人更强壮，所以该由男人来做，而且我也不想让老婆太累。女人们总是很累，要是我老婆没那么累，她就会更开心，我们的床上生活也会更有乐子。”
每当我在世界各地讲起这个故事，听者总会哈哈大笑。
跟女人们交流时，我问她们跟丈夫相处得如何。一个女人说：“以前我们跟丈夫什么话也不说，现在成了朋友。以前他们会打我们，现在他们再也不打了。”大多数女人都说她们在避孕，丈夫也很支持。对此，伊玛目表示：“一个接一个地生对身体不好。孩子们更健康，安拉也会开心。”
在场的男人和女人都谈到他们过去会在女儿十岁左右就把她们嫁出去，现在，即使有人愿意出钱，他们也一定会等女儿长到十八岁。我问一位男青年，他会不会跟其他村十八岁以下的女孩结婚。他说，他已经拒绝了一个婚约，因为那女孩未满十八岁，虽说他不知道她长大后还愿不愿意嫁给他。
跟几个大组聊完，我被请到一户人家与少数几个女人交流。房间里很暗，凝重的空气中涌动着伤痛与悔恨，女人们跟我分享了与割礼有关的记忆。一个女人解释说：“长辈这么对我们，所以我们也就这么对女儿。我们把这看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却从没审视或研究过它。我们以为它是一种荣誉。”
另一个女人向我描述了她在传统仪式中的角色，全程边讲边哭。她摘下头巾擦去泪水，说话时还不断抹泪。
“我不是执刀人，”她说，“但我比执刀人参与得更深。执刀人看不见女孩的脸，而我必须在行礼时按住那孩子。我必须非常坚强，因为那过程可怕极了。女孩会撕心裂肺地尖叫。有些女孩逃跑后，我甚至把她们抓回来继续按住。我见过太多可怕的事。现在我们不再这么做了。我退出时被家里人批得体无完肤。我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女孩们正在流血、死去。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说这一切必须立刻停止，而且跟每个人都这么说。”
听完这些故事，我回到酒店房间，再也忍不住眼泪。
谁给了我这个权利？
我带着这两个问题离开了塞内加尔：托斯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谁给了我参与这一切的权利？
这两个问题——我稍后会展开谈——关系到我在第二章提到过的那个来自汉斯·罗斯林的质疑： 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汉斯说得在理。我至少能想到三种由富裕而缺乏经验的捐助人造成的混乱。第一，如果一位重量级捐助人进入某个领域并优先选择某种手段，那么该领域的工作者就可能放弃自己的想法而去追随捐助人的思路，因为后者掌握着资金。这样一来，捐助人就很难获得好的提议，反而可能在不经意间抹杀它。第二，慈善界与商界不同，很难看出哪些办法行之有效。出于种种原因，受赠人和受益人会告诉你项目收效良好，即使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除非能客观地衡量收效，否则捐助人很容易长期资助无用的项目。第三，富人往往容易误以为自己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成功，就能在每个领域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觉，也不愿听从长期耕耘该领域的专家。如果陷入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误区，那捐助人就很可能走出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错误决定，造成恶劣影响。
这些就是亿万富豪做慈善时容易陷入的几个误区，汉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工作中，我总是尽量避免陷入这些误区，自省时也尽量把它们考虑在内，尤其是当我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作为局外人，我并不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我凭什么有资格去支持人们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
当然，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我资助了当地人，这些项目也都由社群内部成员实施。但这些人的工作也可能遭到社群中其他成员的反对，也就是说，我支持一些人多过另一些人。所以，这为什么就不是那种局外人的傲慢呢？这与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富人自以为是的指手画脚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为什么可以说我不是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群体呢？
不可否认，我渴望推行自己的理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男性与女性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归属，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也应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法律所管束的人无权参与它的制定，道德盲点就会被写入法律，弱者就将承担重负。
这些就是我的信条和价值观。我相信，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信念，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能撼动那种允许一部分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文化，哪怕只有一丝一毫，我也会加入改变社会陈规的斗争。我相信，积重难返的社会规范和那种让强者获利、弱者不堪重负的制度，不仅会伤害被排斥在外的人，更会伤害整个社会。
因此，如果一个社群不允许女性享有婚姻自由，而是把女性作为商品分配给男性，剥夺她发展潜能的权利，强迫她终身无偿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那它就违背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这样的社群中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替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女孩们说话，那他们就有资格加入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这就是我支持那些陌生社群改变自身文化的理由，即使他们与我相距遥远。
那么，为什么在看到托斯坦采取的方法之后，我会更加确信自己应该参与呢？幸运的是，要让我信奉的理念成为现实，我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这样别人就能免受我的知识盲区和偏见影响。一种文化要从男性主导过渡到两性共同主导，必须得到多数社群成员的支持，这也包括掌握权力的男性。他们必须明白，与女性分享权力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无法靠一己之力实现的众多目标。社群内部普遍的支持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保障，能避免外来者专横的指手画脚。
变革发生时总是由内而外，而非相反，并且总是以最具颠覆性的方式实现：人们开始谈论那些约定俗成却极少得到讨论甚至被视为禁忌的传统。
这样做为什么有效？因为如果人们能通过交流取得进步，那对话就能促成改变。我指的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性方面的进步。女性、有色族裔、性少数群体和一切遭受过歧视的族群每多争得一项权利，人类就向前迈进一步。同理心是人类进步的起点，一切都从它开始。同理心让人学会倾听，而倾听能带来理解。人与人就是这样达成共识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与人之所以无法相互理解，是因为缺乏同理心和共同的感受。如果你能体会他人的感受，那你就更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与对方相互谅解。在此基础上，你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本着坦诚、尊重的态度相互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成功伙伴关系的标志。进步就来源于此。
如果人们都能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的艰辛，抚慰他人的痛苦，那么整个社群就会过得更好。一般而言，当代人的同理心强于前人，我们今天遵守的种种习俗和传统却由前人制定。我们探讨约定俗成的传统，为的就是去除陈旧的偏见，在传统中注入同理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同理心，还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同理心能让我们消除偏见，摈弃那种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资格享受科技成果的迷思。
仔细观察，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偏见无处不在。在某种文化传统形成后，谁受到了忽视？谁遭到了削弱？谁被置于不利的地位？谁无法发出自己的呼声？谁的意见无人在意？谁得到的权利最少，却承担了最多的痛苦？我们该如何消除盲点，扭转偏见？
未经探讨的传统会抑制道德进步。如果有人把某种传统强加于你，你却避而不谈，只是默默地遵从，那你就是在行使古人的意志。这让人看不到传统中的盲点，而道德盲点总是表现为排斥他人，无视他人的痛苦。
外来者能促成社群成员之间的对话，帮他们找到并清除道德盲点，但这项权利也可能遭到滥用，因为这些外来者谈论的往往只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在意的只是这些做法能否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果人们开始探讨自己的社会规范并对它提出质疑，那么弱势者的需求就会得到承认，他们的负担就会减轻。而在过去的传统之下，他们只能被迫承受痛苦，让利于人。具体到童婚问题，只要能在同理心的基础上，以平等为导向，展开一场全面的讨论，女性就不会再被迫结婚，大喜的日子也不再是一场悲剧，教育水平也不会止步于十岁。在审视传统时，只要以同理心替代偏见，一切就会截然不同。
莫莉和我离开前，我跟最后一个人，也就是村长聊了聊。他告诉我：“过去，我们嫁女儿还会收钱，就像卖东西一样。是那些男人说事情就该这样，其实我们并不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婚姻应该为女人带来幸福。如果违背了她的意愿，婚姻就注定失败。现在我们不再逼迫女孩嫁人了，也废除了童婚。这些东西有违我们真正的信仰。现在我们的眼光变得更加长远，而过去，我们目光短浅。近视只是一种视力缺陷，要论危害，它远远比不上思想上的鼠目寸光。”
(1) 伊玛目（imam）是穆斯林的祈祷主持人，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领袖”。
第七章
正视性别偏见
务农的女性
“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农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女性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劳动。因此，我们要为她们提供新培育的种子和最新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向女性提供这些工具，她们就会利用得非常有效。”
迪米村（Dimi）是马拉维一个偏远的农业聚居区，圣诞节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庆祝节日，只有一个叫帕特里西亚（Patricia）的女人除外。她来到几公里外，走进自家的半亩农田，跪在地里潮湿的泥土上播种花生。
在全村人分享美食、谈笑风生时，帕特里西亚正在精心栽种。她一丝不苟地把种子排成整齐的两行，垄间距七十五厘米，每颗种子相距十厘米。
六个月后，我在这块地里见到了帕特里西亚。我对她说：“我听说你圣诞节种地的事了！”她笑着说：“那天下雨了！”她知道在土地湿润时播种作物会长得更好，所以才选择在圣诞节那天下地。
你或许会以为像帕特里西亚这样兢兢业业的人想必早已飞黄腾达，但多年来，她历尽艰辛。她干活儿如此卖力，家里人依然食不果腹。她没钱送孩子上学，尽管那笔投入能打破贫困的循环，她甚至没钱买煮饭用的锅，尽管那能让她过得轻松一点。
农民的收成取决于五大要素：肥沃的土地、优质的种子、必备的农具、充足的时间和娴熟的技能。这些帕特里西亚都很难做到，不为别的，只因为她是个女人。
首先，在马拉维的大部分地区，传统规定女性不得继承土地，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十分普遍。（近来马拉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允许女性平等地持有土地，但传统依旧积重难返。）因此，帕特里西亚的农田不是她的，而是她花钱租来的。这是一笔开支，也导致她不愿投入资金改善土地、提高产量。
其次，作为女性，帕特里西亚在家庭开支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多年来，家里的支出全由她丈夫定夺，要是他不打算为她购买农具，帕特里西亚也无能为力。
帕特里西亚每天的安排也由丈夫说了算。她幽默地模仿丈夫使唤她的模样：“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一天到晚都这样！”帕特里西亚每天都得劈柴、取水、做饭、洗碗、带孩子，所以她很少有时间照料庄稼，也没工夫把农产品拉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即使她雇人帮忙，雇工也不会像她那样替男人干活儿那么卖力。马拉维男人不愿在女人手下干活儿。
匪夷所思的是，就连帕特里西亚播下的种子都会受性别影响。长期以来，发展促进机构与农民合作，培育出植株更大、抗病虫害能力更强的改良品种。然而数十年间，这些机构只与男性农民对话。这些男人只关心可供出售的品种，不像帕特里西亚那种靠种地养家糊口的农民，种的通常都是营养作物，譬如鹰嘴豆和绿色蔬菜。所以，几乎没人为她这样的人培育种子。
政府和发展促进机构时常开展农业培训，但女性缺乏行动自由，很少参加，而且，由于讲师往往是男性，她们甚至不能与之交谈。不能借助科技手段——譬如短信或广播——传播农业知识的机构发现，这些沟通工具都掌握在男性手中。要是哪家人有一部手机，那么持有者一定是男人。人们在家中听收音机时，掌握调频的也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