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库曼断气涨价这个事儿虽然被辟谣了，但还是值得说一说，因为这个国家趁火打劫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春节前，全国气荒最严重的时候土库曼就给我们来过一次。当时中石油内部发过一个《关于再次重申严格执行日制定计划的通知》，写道：“目前供气形势持续恶化，中亚管道已经开始间歇输送运行，今日中亚来气由1.2亿方进一步降至0.7亿方，中石油管网面临崩盘危险。”
这里说的“供气形势持续恶化”和“中亚来气下降”，主要指的就是土库曼斯坦康采恩自11月开始多次临时性、突发性的违约减供。对方当时给的理由包括：本国用气量上升，输气设备坏了没钱修等。
土国这么霸道是有原因的，多年来人家一直是我们管道天然气进口第一大国。09年签了每年400亿立方米的供给合同，13年又签了每年增供250亿立方米的合同，在各种环保和煤改气要求下，2017年我们的天然气消费量猛增到2300亿立方米，土库曼要是按合同走，供给量就占了我们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这是整个的天然气消费，光算管道天然气的进口，海关的数据更准确：2017年从土国的进口量直接占到天然气进口总量的84.6%。
这么依赖单一国家，从能源安全讲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本来我们邻居俄罗斯就是天然气大国，无奈跟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协议从94年达成意向，一直谈了20年，到2014年才在两国最高领导人友好碰杯下签成。就这，普京回去后在莫斯科见我们的领导人还卖萌撒娇，说中方谈判人员太厉害，喝了不少俄罗斯的血。
这话最多有一半是真的，俄罗斯才不是白莲花，拖了20年的协议终于达成，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后，他们与自己的头号大客户欧洲的关系不那么美妙了，只好认真琢磨转头向东的事儿。而且，从合同签完到现在，外媒做了不少幸灾乐祸的报道，说双方在修管道上又起了分歧什么的。
所以，现在俄气最早也得到19年年底才能过来，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大任还得交给土库曼这个国家。
说起来有点惨，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管道天然气进口只是一个途径，国际天然气市场上还有大量的液化天然气、也就是LNG可以买。
去年被土库曼卡了一下脖子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1月被卡，2月就跟美国得克萨斯州切尼尔能源公司签署了一份25年的液化石油气进口合同，这个合同页是川普前一年11月访华时带过来的所谓礼物之一。
但是，协议刚签完一个月，川普就翻脸了，之后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一整年没消停。
这也罢了，只是跟单一公司的协议，怎么都好解决。问题是，几乎是在川普宣布对我们500亿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国际能源署发了一份关于天然气市场的报告，里面提出两个特别气人的预测：一是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二是未来美国将贡献大量的天然气新增产量和出口增量，成为全球最大产气国。
最后，我们同等力度反击川普500亿关税的时候，列了几大页对美国加收关税的清单，其中包含不少油气能源进口——唯独没有把LNG放进去。
你看，一口气的事儿，弄的怼美国都怼不痛快。
有去年的气荒在前，今年过冬前，老早就有媒体盯着中石油等龙头供气公司，询问天然气供应情况，从几大龙头公司的回应看，只要各地政府不像去年那样变着花样加码政策，几大公司做的准备是充足的。
但天然气这个生意，对中石油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生意。
2018年春天，中石油在《天然气管网分公司关于中石油削减供量导致气源紧缺情况的说明》中称，由于近年来进口天然气数量增加，及进销价格倒挂对中石油整体业绩产生很大影响，国资委对中石油提出了较为严格的减亏指标。
前几年就有媒体报道，为了减亏，中石油会故意压缩产量减少市场供给，以至于让国内LNG的价格，在需求淡季反而频现涨价潮。
2018年5月，这个情况才又重演过一次。可巧的是，那会儿中石油的财报也显示：由于天然气进口价格与国内天然气价格形成倒挂，中石油自去年进口中亚天然气及LNG大幅亏损，亏损额达419亿元，今年一季度更是亏损144.5亿元。
这事儿可能是个死结：我们想要环保升级，就一定需要更多天然气；我们自己产不了多少，只好大量进口；进口的多了，大国企亏钱就多；大国企亏钱，国资委不愿意；大国企搞点小动作偷偷减亏了，其他所有部门都不愿意。
用气的，买气的，付账的，总要有一个稍微做点牺牲。怎么牺牲？中国石油规划总院院长在解释如何破解地下储气库困局的时候给过一个解决方案：落地调峰气价格改革方案。
简单说就是涨价吧。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程盟超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谭先杰/口述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医生谭先杰在他的新书《致母亲：一个协和医生的故事》中，详细描写了两位肿瘤患者的救治经历，今天我们刊发一位14岁患恶性肿瘤的女孩医治过程。
小嘉的肚子高高地隆起，我的第一反应是排除怀孕的可能性。
我很谨慎地询问小嘉有没有男朋友，小嘉和妈妈断然否定。小嘉妈妈说，已经查了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结果是阴性，但CT检查发现肚子里面有个“小问题”。
我给小嘉做了检查，发现哪里是小问题。肚子里的瘤子太大了，张力很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
我让小嘉到外面等着，不料小嘉却说她不要到外面去，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跟她说，没有关系。
我初步判断是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或黏液性囊腺瘤。青少年的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通过手术以后配合化疗，效果通常不错，很多人还能保留生育功能，生儿育女。
我给小嘉开了术前检查，让她下周三复查看结果。小嘉离开诊室的时候，我和她开玩笑，让她先好好过圣诞节，向圣诞老人许个愿。
12月27日，小嘉计划第二次看门诊的前一天晚上，她因为剧烈腹痛急诊住院。值班医生检查后判断可能是肿瘤破裂，准备急诊手术。但小嘉自己不愿意手术，小嘉父母也想先看一晚上，第二天我给她手术。
小嘉被手术室接走，我离开了讨论会会场前往手术室。
我告诉小嘉父母，最好的情况是黏液性囊腺瘤，一种良性肿瘤，切除患病的卵巢就可以了；最可能的情况是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如果是后者，我们会把肿瘤切了，留下子宫和另外一边健康的卵巢，然后化疗，治愈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到达手术室的时候，麻醉还没有开始。让我欣慰的是，小嘉非常镇静，比成年人都要镇静。我夸她勇敢，我说我拔牙的时候就很害怕，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定是叛徒。小嘉难得地笑了。
小嘉问我手术以后多久才能上学，说再过几个月就要到加拿大去上学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小嘉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我告诉小嘉手术后很快就能上学，我问她还有什么担心的。小嘉说有医生在，她就不担心了，语气中充满了信任。
然而，我却有些担心，因为我不知道小嘉腹腔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是急诊手术，准备并不特别充分，包括备血。由于临近春节，献血的人少了，血源紧张，血库正在和中心血站协调。
手术开始。打开腹腔以后，我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小嘉的肿瘤已经破了，肿瘤大部分都是实性的，由此判断肿瘤是良性的可能性极小。从术中情况来看，肿瘤曾经可能破裂过，昨天是再次破裂。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种性质非常恶劣的肿瘤，很可能是卵巢癌肉瘤。这种肿瘤对化疗不敏感，预后很差。
我们取出一部分肿瘤送冰冻病理检查，同时继续进行手术。我们将肿瘤破口先缝合了起来，免得肿瘤扩散。我们分离了肿瘤与肠管之间的粘连，终于把瘤子切了下来，装了整整两大盆。
我心情沉重，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如果真是癌肉瘤，手术再彻底也没有用，结局都不好。
我们把子宫和左侧卵巢留了下来，切除了肿瘤破裂后扩散到盆腹腔的转移瘤。创面出血比较凶猛，我们用纱垫进行了压迫，效果不错。
我让助手继续压迫止血，我到了手术室旁边的病理科。主诊医生问了我手术中的情况，说肿瘤的性质难以判断，初步判断卵巢恶性上皮性肿瘤，可能是癌肉瘤。
后面的关腹操作由助手完成，我需要做的，是向家属交代病情。向家属告知坏消息是医生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我端着满满一大盆肿瘤，拿着病理报告来到了家属谈话区。隔着窗口，小嘉父母热切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担心和期待。
我遗憾地告诉他们，结果并不乐观，肿瘤不是良性的黏液性囊腺瘤，而应该是一种很恶性的肿瘤，快速冰冻病理说是癌肉瘤。
小嘉妈妈听了之后，瘫倒在地上，小嘉爸爸搀扶她起来靠在窗台上。小嘉妈妈泣不成声，不停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小嘉。
我很难过，没法告诉她为什么。作为医生，我看到的是总有人遭遇不幸，说不清为什么。所以，我无法安慰她。
小嘉的爸爸坚强一些，他扶着小嘉妈妈趴在窗台上，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等小嘉妈妈平静下来后，我接着告诉他们我们计划继续进行的手术步骤的利弊，让他们考虑。小嘉父母说小嘉太小了，能不能先不切除子宫和卵巢，等正式的病理回来再说。
我知道正式病理也不会太好，但我尊重了小嘉父母的选择。
手术结束后，小嘉回到病房观察。小嘉父母请求我们暂时不要告诉小嘉真实病情，只简单地告诉她是良性瘤子，切完了就没事儿了。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给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在小嘉面前讨论病情，病情发布由我来做。
小嘉恢复得很好，术后第九天如期拆线出院。
我回复：“初步是好消息，方便的时候再联系。”
小嘉妈妈立即回复了：“太好了，半个小时后可以随时打我手机。”
我之所以急切地告诉小嘉父母初步结果，是想让他们在被痛苦的阴霾压迫了漫长的十多天之后，能够见到一线希望——也许事情没有我们在手术室讨论的那么糟糕，这样他们就可以好好过个周末。但我反复强调，这只是初步结果，最终结果还需要等待。
晚上，小嘉妈妈发来微信：“感谢您周末带来的好消息，让我们可以稍微缓一口气。活命之恩，我们一家永远铭记在心。其实，包括之前去门诊找您又不敢进去，或者每天写微信草稿又不敢发，这种痛苦远比近乡情怯沉重百倍千倍，这是我和女儿生与死的结局。我只跟您说，如果她有事，我绝不独活。”
我简短回复：“别，会好的。”并加了一个拥抱安慰的表情。
在接下来的妇科肿瘤专业组讨论中，我将小嘉的病情和初步病理结果进行了汇报。组里的一位老教授提醒我，让我以私人名义请一位对妇科肿瘤特别有研究的G教授复核切片。她说根据我的手术描述，不太像颗粒细胞肿瘤。
我给G教授发信息：“小孩14岁，巨大盆腔包块，我术中怀疑是卵巢癌肉瘤，她的甲胎蛋白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都正常，CA125稍高，400（u/ml）多。病理科的初步结果是颗粒细胞瘤，正在做免疫组化，非常感谢！”
G教授回复：“OK！肿瘤部位明确？第一次手术？我明天看吧，不客气！”
1月10日。G教授发微信给我：“之前科里讨论为颗粒细胞瘤，还做了免疫组化，但我不同意这种诊断，我想可能是恶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累及大网膜，我已经开出新的免疫组化检查，让患者家属来补交费用。”
我被G教授的阅片水平惊呆了！因为恶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极其罕见，全世界报告的例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例。
十一
然而，一天以后，1月11日早上，小嘉妈妈发来短信：“谭老师，病理会诊结果今天是否能出来？”
小嘉妈妈：“我们马上去交。这个周日是女儿的生日，我打算下周一住院化疗，我们今天来医院护理静脉插管。”
我回复：“好的，先好好给小嘉过生日。”
小嘉妈妈：“太煎熬了！”
其实对我而言，也很煎熬。如果真的是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我该以怎样的方式向小嘉父母告知呢？毕竟他们以为是颗粒细胞瘤，都准备来化疗了。
十二
1月13日，最后的病理报告出来了：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我让我的研究生结合病例进行了文献复习。她检索了世界上与这种肿瘤治疗有关的所有资料，分析发现结果很悲观，几乎没有治愈的报道，无论继续做什么样的治疗，几乎都不会改变结局。肿瘤通常迅速复发，暴发性生长，患者差不多都是在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就离开了。我第三次将小嘉的病情拿到妇科肿瘤专业组讨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给小嘉父母打了电话，把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和讨论结果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我之所以没有让他们到医院来而是通过电话告知，是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面和他们交代。作为同龄人，我无法给他们实质安慰。
我根据专业组讨论意见，从医生角度建议按照文献上的方案进行化疗，如果有效，三个月后再次手术，然后继续化疗，但治疗完全无效的可能性很大。
由于专业组讨论中有教授认为从生活质量上考虑，积极干预可能得不偿失，于是我从个人角度，建议他们如果可能，可以带着小嘉去加拿大旅游，去她心仪的学校走一趟，或者旁敲侧击地问问小嘉有什么心愿，再尽力地帮她实现。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如果不继续治疗，就失去了博一把的机会，但也有可能让小嘉有限的生命过得舒服些。一旦启动化疗，几乎没有回头路可走，小嘉可能被化疗打垮，而且还不能获得理想结果，能够舒心地活一小段的机会都没有了……按专业组讨论意见，我建议小嘉去做全身PET-CT检查，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肿瘤转移。
我同意了小嘉父母的请求，让他们先给小嘉好好过生日。
十三
1月15日。小嘉生日的当天下午，小嘉妈妈发微信给我：“我们明天上午去做PET-CT，不知道您是否出诊？我想让女儿见一下您，因为我向女儿解释这是术后两周的正常复诊，医生建议按惯例做PET-CT检查，否则她不愿意做。还有，不知道PET-CT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是不是要出来后再定治疗方案和住院时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可否春节后入住？我想让她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写到这里，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下午，我见到了小嘉。小嘉气色很好，心情也特别好，比手术前爱说话了，她对做PET-CT检查一点儿都没有提出疑问。
十四
很快一周就过去了，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小嘉父母还是没有跟我联系。1月21日，周六，小年，小嘉妈妈发短信问我能否见一面。我那天正好参加一个会议，于是约好中午在会议中心见面。
中午小嘉妈妈来了，陪她来的不是小嘉爸爸，而是孩子的舅舅。我的直觉告诉我，小嘉父母关于治疗的意见可能存在分歧。
果然，小嘉舅舅说孩子爸爸比较理性，倾向于不再治疗，希望陪孩子到处走走，但小嘉妈妈不甘心，所以请他一起来听听我的意见。
其实这种两难情况，我很难做出倾向性建议。他们问我国内除了我们医院，还有哪家医院对小嘉的病比较有经验。我心里很清楚，小嘉的肿瘤极其罕见，经验都不多，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完全失望，我说上海一家医院的妇科肿瘤比较强，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他们联系。
临走，小嘉妈妈递给我一个盒子和一个信封，说过年了，是点心意。我坚决推掉了信封，我告诉小嘉妈妈，你们有心情要表达，我有原则要坚持。盒子我没能推掉，是两瓶红酒。
十五
第二天，1月22日，周日。由于接下来是春节长假调休，那天正常上班。早上小嘉妈妈发来了很长的信息：“如果今天（22日)住院，能否保证27日出院？女儿术后来月经了，应该是好事吧？月经期做治疗有影响吗？化疗前的检查是否要禁食？如果可以，今天我们能住院吗（我对女儿解释的是肚子不舒服来复查）？明天您见她的时候，能否说PET结果显示是未成熟畸胎瘤？因为我带她做PET检查时曾告诉她结果周一出来。然后，您当面建议我们做三个疗程的药物治疗（请避免使用化疗这两个字眼），说目的是巩固手术效果，加个双保险。不当之处，请您指正!对您的感恩和依赖无以言表……”
我当时在出门诊，只好简短回复：“好的，稍等，先来住院。一种化疗方案是五天，另一种是一天，先禁食，方案再商量。”
门诊结束后，我向主管国际医疗部的负责人汇报病情，她说马上就是春节长假了，现在做化疗，假期正是副反应最重的时候，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出事。
正在这时，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后到，刚跟孩子做通工作，只说住院做术后复查。”
我赶紧回复：“先不住院，领导建议春节后再打，或正月初五以后打，您决定吧。”
小嘉妈妈:“那我们先回家！如果其间没事儿发生，就定初六吧。给您拜年了！”
十六
我正在纳闷小嘉父母为什么突然想让小嘉见我，结果小嘉妈妈发来一条长信息：“明天见面的目的：1.由您告知她病情结论，说没有之前判断的那么简单，但也足够乐观。比如就像上次说的一样是畸胎瘤，即便她自己上网查，也是可以治愈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2.如何向她解释会出现病情诊断的反复？如果可能，此处尽量模糊淡化。但如果她非要强调要求知道，我之前做的一处铺垫或许有用，供您参考：手术后我曾对女儿说过，术中因为包块有溃破，医生曾建议切除被压迫的一侧卵巢，但是被我拒绝了，现在PET结果显示该卵巢或许存在被感染（侵犯）的隐患，为保险起见，医生建议预防性药物干预。或者您告诉她下面括号内的内容，是她爸爸拟的。（今天看术后效果，总的来说恢复不错，但是由于你的囊肿比较大，与其他部位有粘连，一次手术不可能完全清干净，上周的PET检查显示就有一些。在过去，这种情况即使小的囊肿也要再次手术切除，但现在科技进步了，可以用药物治疗而不再需要手术。）由于知识局限，词不达意，仅供您参考，或者由您提供更为专业合理的解释，那就再好不过。总之，要避免使用化疗这两个字眼，而用药物干预。”
随后小嘉妈妈又发来一条信息：“之所以急于赶在明天上午见您，是因为22日接到了加拿大安省名校桑希尔中学的录取通知，必须赶在25日下午前汇出学费，我们希望借由您之口将病情告知她，既合情理（因为上周一做PET时我告诉她结果这周一出来，周三找谭医生看结果），又足够可信，而我们亦装作和她一起初次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下午再一起去汇款，似乎更多一些可以治愈的乐观预期，无形中增加她的信心。还有就是治疗时间，不知道您假期如何安排，如果可能，我们初三就可以住院。总之，一切拜托！”
晚上10点，小嘉妈妈短信我：“太感谢您了！无以言表……医病医德，仁心仁术，祝新春快乐，好人一生如意，我们还是决定先好好过春节，初七住院。”
十七
2月5日，正月初七，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我们大概9点半到医院，不知道这次是否还是住11楼一病房，如果是，千万拜托嘱咐医生、护士隐瞒病情。千万别说化疗这些字眼，就说打药或注射。”
我根据专业组讨论意见并结合文献，与小嘉父母商量后，选择了对小嘉生活状态影响最小的化疗方案，每次打一天化疗，三周重复一次。
我向病房医生和护士通报了小嘉妈妈的请求，请大家配合。护士按照小嘉父母的要求把化疗药物的原始标签撕掉，写上所谓增强免疫功能药物。
隐瞒病情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小嘉太聪明了，她要是一个劲儿追问，我很难没有漏洞。好在小嘉的性格还和术前一样，不爱多说，也不多问。
为了真实一些，我每次查房都要表现出轻松愉快的样子。我跟小嘉说，她即将前往读书的那个加拿大城市我去过，秋天特别漂亮，我让她有空给我们寄枫叶。小嘉愉快而简单地回答：“这没问题，一言为定！”
十八
化疗药物会引起恶心呕吐，我让小嘉父母从外面药店购买了目前效果最好但还没有进入医院的止吐药。我还让小嘉爸爸去买特别好的脐橙，让小嘉恶心的时候闻闻橙子皮，可以减轻症状。
但是化疗引起的脱发我们却无法阻挡。于是我对小嘉说，免疫增强剂的主要副作用就是掉头发，我安慰她用药结束后头发会长起来，比以前黑而且是自然卷，都不用烫。
其实我知道有些话站不住脚的。这个年代的小孩很聪明，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网上找到答案，但是小嘉从来没有和我们正面交流过病情，我们很默契。
小嘉父母的痛苦我能理解。小嘉好不容易出落成大姑娘，却遭遇如此巨大的不幸。小嘉妈妈说，小嘉从小到大都受家里重视，几乎说一不二，所有的要求都会被满足，可以说到了娇生惯养的程度了。现在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该怎样面对小嘉？
我问小嘉妈妈小嘉的情绪有变化吗？她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她还像以前一样爱耍脾气。我说这很好，说明她对自己的情况不是特别悲观，要是突然特别懂事，反而糟糕。
小嘉妈妈说，她希望出现奇迹。
十九
遗憾的是，奇迹没有出现。第一次化疗之后，小嘉的血常规就出现了问题，白细胞持续降低，用了四针特殊的药物后白细胞才勉强回到正常值。更糟糕的是，包括影像学和血液指标的检查显示，肿瘤对化疗一点反应都没有，病情恶化很快，小嘉的腹腔里面出现了复发的肿瘤。
更不幸的是，第二次化疗时小嘉出现了药物过敏，这样一来，化疗只好暂时停下来，准备讨论后换方案。
小嘉父母非常着急，他们知道我曾经到美国几家肿瘤中心学习过，就问我这个病在国外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到美国治疗。
尽管我们检索的文献都是国外的，但我不想阻止他们前往国外看病，我甚至希望国外医院能对小嘉的诊断或治疗提出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意见。
2月27日，小嘉妈妈发来信息，说他们联系上了一家出国看病的中介机构，中介推荐了几家医院，她想发给我参谋一下。
我看完她发给我的邮件后短信回复她：“资料中提到的三家医院，分别是纽约、波士顿和休斯敦的医院，我2012年到美国进修的时候，这三家医院都去过，只要能联系上，都可以。”
小嘉妈妈：“哪家医院对小嘉的病治疗最权威？”
我如实回复：“由于病例很少，没有权威不权威之分。相对而言，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手术强，癌症治疗一直排名第二。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化疗强，长期排名第一。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丹娜法伯癌症中心是哈佛大学的附属医院，排名第五。”
我推荐他们去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小嘉父母很快联系上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由于有专业中介协助，又是出国看病，很多手续可走绿色通道。3月27日，小嘉一家顺利获得了美国签证，订好了4月8日前往旧金山的机票。
二十
我提醒小嘉父母，即使小嘉去美国，也未必有理想的结果。但小嘉父母说还是博一把，否则会留下遗憾。我对小嘉父母的选择表示尊重，我让主管大夫把小嘉的部分病历译成英文，帮忙准备就诊资料。
美国医生特鲁多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然而有的时候，当这几种可能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尊重。
我尊重小嘉父母的选择，只要不违背医学原则和法律法规，我都会尽量给他们提供帮助。
二十一
4月初，离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小嘉的病情却突然加重。
4月3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昨天开始出现腹胀，是否要去医院就诊？”
我让她尽快到医院急诊。
小嘉妈妈说：“孩子抵触去医院，可以自己用点药物吗？”
我回复说：“如果能缓解还行，否则赶紧到医院。”
4月4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腹痛还是持续，准备明早去医院，可是我们8日的机票，她现在的身体状态我很担心，怎么办呢？”
我回复：“先来医院对症支持，然后再说。”
我对小嘉父母说，小嘉在国内我可以尽力帮她，至少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出国之后，就会处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语言不通，很多要求连表述都难，更不用说得到满足。我感觉小嘉父母的英语一般，难以达到和医生交流的水平。
小嘉父母还是决定克服一下，博一把。
二十二
她说：“收到MD安德森医生团队的回信，病理医生看了染色切片以后觉得诊断不太明确，希望尽快拿到蜡块（再做进一步检查），我这有20张白片，今天寄出，也差不多要8日才到。您看我是寄过去呢，还是随身携带，8日下午到休斯敦后直接送往国际部？”
我回复：“切片随身携带更妥。”
小嘉妈妈发来了小嘉最近的检查结果，是十几张化验单的照片。
我回复：“肝肾功能还可以。说实话，我希望美国医院有不同的诊断，并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明天上午有一个包块比小嘉还大的患者要手术，所以，我可能后天才能回应您。”
二十三
4月6日，我做完了那台腹腔巨大肿瘤的手术后看到了小嘉妈妈的短信：“小嘉的腹部隆起来了，感觉就像术前的那种情况，怎么办？”
我回复：“估计是瘤子在长，希望后天能成行。如果腹胀很重，就来医院吧。”
小嘉妈妈：“改签了明天走，早走一天是一天！就怕飞机上出状况，有没有应急的意见和建议？”
我如实回复：“如果是逐渐发展，应该没有大的状况。但实话实说，如果出现状况，就飞机上的条件，几乎没有应对措施。”
小嘉妈妈：“假设今天突发状况，该怎样处理？二次手术吗？”
我回复：“如果你们要求，可以二次手术，但能否下手术台，结果如何，完全无法预料。”
小嘉妈妈：“了解了，由命吧。”
4月7日，小嘉妈妈发短信问我：“昨夜纠结，没有改签！”
二十四
4月8日，小嘉前往美国的日子。早上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昨夜小嘉腹胀憋闷，干呕，睡眠不好，怕是承受不住飞行颠簸。如果不赴美，如何缓解痛苦？”
我当时在高铁上，信号不好，就给小嘉爸爸发短信：“小嘉爸爸，我不支持也不阻拦，否则小嘉妈妈不甘心。如果最后决定成行，您在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可提前通过机场热线申请绿色通道，让小嘉少遭些罪。”
我又给小嘉妈妈发短信：“我已经和小嘉爸爸联系。如果今天不能成行，周一上午去看宁晓红教授门诊，她是舒缓医疗专家。您可从网上搜微电影《最后一程的温暖》。”
然而，小嘉妈妈却问我：“还有手术希望吗？”
我回复：“手术后呢？发展太快了呀。当然，我会提请专业组讨论，但讨论结果我能预料到。”
小嘉妈妈回复：“美国医生刚才有回复了。”
我问：“是什么？”
小嘉妈妈：“大意是说，很遗憾疾病有进展，这也是我们让您尽早过来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得到最终诊断，但是不要认为最终诊断一定与现在中国的诊断相同，新寄来的切片的病理评估正在进行中，我们会根据结果制订计划。可能会包含手术之前再进行化疗，化疗方案可能与中国的方案不同。但是，目前没有最终确定诊断，我们还不能给出确切方案。”
我回复：“这需要专业组讨论，并行术前准备。目前只能对症支持。”
二十五
我一直在想到底小嘉最后起床前往机场了没有，但我预感多半不能成行。因为如果10点钟都没有出发，中午的飞机肯定误了。
10点半左右，小嘉妈妈发来短信：“今天小嘉情况更糟，一直在昏睡，不愿意起床，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二十六
下午3点，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很痛苦，什么姿势都不舒服，干呕、疼痛，到医院有方法缓解吗？”
我回复：“可能要插胃管，禁食，周一看宁晓红教授。”
小嘉妈妈问：“这两天没有办法吗？孩子痛苦。”
我回复：“去急诊吧，收住院。我已经和总值班说过。”
半个小时后，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住院之后，措施就是插胃管、禁食？还有其他什么措施？是不是意味着就不会再回到家了？”
我回复：“那倒未必。”
二十七
小嘉妈妈回复说，她今天第一次看小嘉的朋友圈，发现了这张图片，是小嘉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发的。小嘉在朋友圈中说，她喜欢您这样身高和她差不多的主治医生，没有违和感……
我建议给小嘉找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小嘉父母对临终关怀医院很抵触，因为这样就几乎宣告了小嘉的最终结局，他们无法在那样的环境面对小嘉。她说即使是到我们医院，小嘉现在也不愿意。
我语音回复：“我跟小嘉爸爸联系了，让他去看疼痛门诊。上午是黄宇光教授，麻醉科主任。下午是主治大夫，如果挂不上号，就联系我。”
我再次告诉小嘉父母，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医院，我负责协调。
小嘉妈妈：“谢谢您的意见。孩子爸爸明天一个人去香港看诊，带PD-L1回来，我在找哪里可以注射。”
我问：“疼痛门诊看了吗？”
小嘉妈妈：“看了，孩子爸爸去的。”
二十八
4月12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用药后痛苦得到缓解，非常感激您！我们在这方面知识和经验都很匮乏，幸而得到您的帮助。我现在只想不惜任何代价救她，如果实在没有希望，尽量减轻她的痛苦，不惜一切。我会一直陪她！”
我转发给她我发给黄宇光主任的求助信。
“黄主任好！首先感谢您上周四的全程支持，病人术后恢复很好，非常感谢，回头我将心路历程写出来给您！又有一事相求：我的一个病人，14岁女孩，巨大卵巢恶性神经外胚层肿瘤术后，很罕见，预后极差，平均存活期就几个月。她化疗副反应重，又过敏，故停止了治疗。家属本准备去美国治疗，但因病情进展，前天未能登机。现在小孩疼痛很重，又不愿住院。我推荐家属来找您门诊。我记得您在肿瘤医院讲过，不能让恶性肿瘤病人痛着离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嘉妈妈才回复我：“孩子睡了，我刚有机会和时间仔细看您的留言，感动，感激，感恩，遇到您，是小嘉不幸生命里的一抹温暖。她喜欢您，感谢被她重视的人同样重视她，我替她谢谢您，我稍迟些再去看黄教授门诊。”
二十九
4月13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刚才小嘉爸爸给您打电话关机了，他在香港，因为网络问题到酒店给您打的。下午去玛丽医院看医生，被告知不允许带PD-L1回来，打算明早再去养和医院碰碰运气。现在小嘉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腹部胀大，基本吃不下东西。今天MD安德森医院反馈回来的病理是高钙血型小细胞癌，不知和神经外胚层肿瘤比较，预期可有乐观一点点？PD-L1对其可否有效？非常不好意思的是孩子一刻离不开我，所以我不能及时回复您的信息。”
三十
4月17日，周一。小嘉妈妈突然发短信给我：“还有手术可能吗？”
我回复：“如果你们有要求，我提请妇科肿瘤专业组讨论。”
4月18日，周二。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的情况极度糟糕，腹部肿胀比术前更甚，非常痛苦！”
我回复：“理解，但我能做的真的有限。在这个阶段，舒缓医疗专家宁晓红教授更有经验，我已经和她联系。”
小嘉妈妈：“我在想，与其没有任何希望，不如放她走！因为我一直对孩子说月底再手术，孩子还是充满信心，虽然痛苦，至少没有绝望。就让她带着希望走吧，在手术台上！”
我回复：“这不可能，减少痛苦的舒缓治疗有很多方法，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小嘉妈妈：“看完宁教授后能住院吗？在家实在扛不住了，孩子再不愿意，也要去住院。”
我让他们尽快住院。
然而，过了一周，小嘉也没有来住院。
三十一
我回复：“专业组讨论的结论是不能再手术了，建议您到舒缓治疗医院。”
小嘉妈妈：“先不说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问题是小嘉只对您和对你们医院信任。”
我发微信问她能接电话吗，她说能。于是我给小嘉妈妈打了电话，我说尽管小嘉的病情很重，但无法判断她还能坚持多久。我建议不要让小嘉住国际部，如果时间长，花费就太大。如果需要，我可以协调普通病房。
小嘉妈妈得知普通病房是三个人一个房间，而且探视比较困难后，坚持要求住国际部。她说费用不用考虑，他们就这一个孩子，只要小嘉能好受些就行。
然而，我们等了一天，小嘉也没有出现。
三十二
晚上7点左右，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已经不能出行了，整个下午都处于昏迷状态，呕出大量咖啡色液体。”
我回复：“最后一程了！无论如何，我想劝您：你对小嘉的心痛和不舍，是因为您养育了她15年。同样，您父母也是看着您长大的，他们像您爱小嘉一样爱您，您要想想他们。”
小嘉妈妈：“和天下父母一样，子女是咱们的命。但小嘉对我的意义不止于此，她是我的爱，只有在她面前，我会撒娇，会冒傻气，会变回没有伪装的、纯粹的我；她是我灵魂停驻的所在，这十几年，我们去过无数地方，都是我们俩一路相伴相依，她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活着和死有什么分别。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未能及时发现，让孩子病情严重至此才就医；因为我常识匮乏，让孩子无端多遭许多罪；因为我的犹豫未能早一点去美国就医，以致延误治疗。也许术后就走，结局会有不同。但一切都晚了，她有这样父母，是她的命，也是她的劫……”
“还有就是非常感恩能遇到您，小嘉喜欢您，她也应该感到安慰，她重视的人也重视她、关心她。”
我承认，我流泪了！
三十三
4月25日，周二。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非常抱歉，昨天因为孩子太虚弱没能来住院。不知道今天还可不可以？如果行，我们叫救护车！”
这个时候，我却有些犹豫了。因为小嘉妈妈太爱小嘉了，说她要与小嘉共进退，一旦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她绝不独活。
小嘉妈妈的这种情绪让我很担心。如果小嘉在医院走了，小嘉妈妈再失去理智，在医院发生不测，我作为主管医生，怎么说都难逃其究。
我和小嘉爸爸和小嘉舅舅进行了沟通，坦承了我的担心。小嘉舅舅表示，一定会去做小嘉妈妈的工作。
我给小嘉妈妈发短信：“刚才已和孩子爸爸沟通，来住院吧。”
我们再次为小嘉留出了床位。然而，小嘉仍然没有前来。
三十四
4月26日，周三。小嘉妈妈说，小嘉终于同意住院了。
小嘉父母希望我们尝试抽一下小嘉肚子里的腹水，让她呼吸稍微舒服一些。
事实上，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任何操作都有危险，都可能导致呼吸心跳停止，包括抽腹水，但我还是答应了小嘉父母的要求。但我提醒他们，小嘉的肚子里面多半是包块，未必有多少水。
下午，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已经住院，不过是1床，不是以前的20床。”
我回复：“20床清静，但离护士站太远，我晚点过来。”
小嘉妈妈：“刚才B超医生说腹水不够穿刺，小嘉问那肚子怎么这么胀，我问B超医生难道是胀气太多？医生也附和。小嘉问如何解决，B超医生说少吃东西多走动。小嘉自己很担心，问我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安慰她说等下您来会处理。”
“还有，我对她这次发病迟迟未做治疗的解释是：1.医院规定两次手术间隔最短18~20周，她上次手术是12月28日，这次手术最快也要排期5月初；2.我们去香港采购了一种新型注射药物，可以不用手术，但需要各项身体指数达标才可以。所以这次到医院就抽腹水、补液、调理好状态，再注射药物或二次手术！”
出完门诊已是晚上7点，我到病房去看望小嘉。
三周没见，小嘉的情况非常不好。腹部胀得像小山一样，把皮肤撑得跟纸一样薄，肿瘤向上把肺压迫得差不多了，需要持续吸氧才能维持基本的血氧饱和度。
尽管如此，小嘉还是很努力、很礼貌地和我打招呼。
我按照进病房前小嘉妈妈的嘱咐，轻松地告诉小嘉，我们决定了，这次住院就是做术前准备，五一节后给她做手术。
小嘉努力地回答：“好的，快点排期啊！”
三十五
晚上10点，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刚才小嘉爸爸和小嘉舅舅对我转述了你们之间的谈话内容。首先，我正式向您一直以来对小嘉倾注的关心和超乎职责的爱护表示无以为报的感激！孩子舅舅讲了您对我的关怀，我感动的同时亦觉惭愧，我在恣睢悲己时没有考虑到这可能给家人
或医护人员造成困扰，而这困扰我想都未想，却是你们职业顾虑中的一个客观存在。您放心，我现在心情较之前平静些，不会有过激行为，而且即便是有，也绝不会是针对医院和医生的任何质疑问责。对医院和您，我只有感恩。”
我回复：“理解理解，您自己抽空好好休息吧。”
小嘉的家人很善良，很通情达理，这也是我愿意帮他们的原因。
三十六
4月27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昨夜以来腹胀痛苦加剧，难以入眠，疼痛亦有不受药力控制的趋势，请会诊时酌情考虑。”
我回复说舒缓医疗专家和镇痛专家来会诊时，我会强调这个情况。
小嘉的父母很痛苦，我也很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小嘉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我却无能为力。然而，我仍然像以前一样，查房时假装轻松、面带微笑地和小嘉聊天，尽管可用的句子越来越少。
我感觉小嘉可能已经知道真实情况了，但她就是不问。这很可能是小嘉的聪明之处，她早就知道大人们在骗她，所以她也配合在演。其实很多绝症病人与家属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不想揭穿，保持默契。
我建议小嘉父母告诉小嘉真相，我觉得这样一直瞒着她太残酷。小嘉一直活在我们编织的谎言中，尽管是善意的，对小嘉而言并不公平。
但小嘉爸爸坚持不愿告诉小嘉真实情况。小嘉爸爸说，孩子太小了，对死亡会充满恐惧，希望能把这种恐惧留在成人世界中，让小嘉带着希望离开。
我再次尊重了小嘉父母的选择。
三十七
4月28日晚上，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小嘉刚才说想吃米饭炒菜，可以少量进食吗？”
小嘉腹胀很重，已经肠梗阻了，需要禁食禁水，按原则是不能进食的。但撇开医生的角度，我想小嘉都这样了，想吃点什么就满足她吧。然而作为医生，我不敢这样直接建议。
我回复：“医嘱肯定是不让吃。”
小嘉妈妈：“吃了会有什么后果？”
我回复：“腹胀加重。”
小嘉妈妈：“好的。”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小嘉到底吃上了米饭炒菜没有，第二天查房时我也没有忍心问。
三十八
4月30日，小嘉妈妈发短信给我：“我想最大限度减少小嘉的补液量。她胀得太痛苦了。”
我让值班医生减少了输液量。
我对没有告诉小嘉真实情况很内疚，我请教伦理学专家，是不是要再次建议小嘉父母告诉孩子实情。我一直在尊重小嘉父母的选择，却一直在对小嘉撒谎，这是不是不人道、不道德？
专家说这倒未必，因为小嘉毕竟还没有成年，还是尊重小嘉父母的选择为好。
三十九
五一假期，小嘉的病情继续加重，神志时而清楚，时而不清楚。
小嘉父母要求不做任何有创伤的检查，后来连抽血化验都不愿意做。
我最后一次尊重了他们的选择，很理性的选择。因为，正如小嘉爸爸所说，化验结果不好又能怎样？
我俯下身，拥抱了小嘉。但小嘉的肚子胀得太大了，我抱不过来。小嘉似乎有回抱我的冲动，由于手上有输液管，她动不了，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我忍不住转身逃出病房。
但我还是从家里赶到了病房。我揭开小嘉身上的白单子，对小嘉说：“对不起，叔叔没能帮上你。”
我和值班大夫一起，站在小嘉的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天是5月4日，青年节。
四十
6月26日，我的文章《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之后，小嘉妈妈给我发来微信：“刚看了您的文章，仿佛又回到那段梦魇般的日子，想到您对孩子的爱和怜惜。只是小嘉没她的好运气。对于您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担心、每一次斟酌与犹豫，我都有强烈地感同身受……”
我回复：“其实小嘉的故事更感人！但是我不敢写。如果您愿意以这种特殊形式来纪念小嘉，我倒是真的愿意写。”
四十一
尽管获得了小嘉妈妈的同意，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写起来太沉重。
8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切除的肿瘤，弥合的裂痕》一文，说的就是与小嘉同期住院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我将文章链接发给小嘉妈妈，因为文末提到了小嘉，我这样解释：“您看一下文章。希望文末的内容不让您过分难受，很抱歉没有征求您的同意。报社想采访您，被我拦住了。”
小嘉妈妈回复：“能感受到您的善意，有温度的文字。锥心之痛，非死不能终。还有，我想让您知道的是，小嘉是真心喜欢您的。她这一生心性高傲，师长类让她心生喜欢的只有三个人，您是其中一个。您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吝啬说爱的孩子啊！”
我回复：“谢谢小嘉，谢谢您！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写出来！”
这就是我整理出这篇长文的原因。尽管冗长，但我不想过多删减，相反，我希望尽可能保留小嘉父母和我的原始交流记录，以此作为对小嘉的纪念，也作为对小嘉父母的安慰。
五、钦州“枯那事件” 全州「黄瓜冲坑杀惨案」
钦州地区在广西也只能算一个小地区，但文革之初，据不完全统计，便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进行批斗，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一百零八人被打伤致残，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分，五千六百六十八人遣返农村劳动改造。
一九六六年七月间，广西区党委领导□□□、□□□指示在全区「清理」教师队伍，随即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都掀起了一个迫害教师的恐怖浪潮。如灵山县，仅七、八月间便「集训」教师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一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致死十人，伤残八十六人，其余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监督劳动。文革之中，全县被无辜杀死、逼死的教师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间中小学就有十四间学校的三十六名教师被杀。三海公社谭礼小学仅有十名教师，被杀七名。谭礼大队「贫革」政委王培立亲自到谭礼小学，要校长开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师名单，然後在晚上率民兵冲进学校，将七名教师及七名家属、孩子捆绑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仅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後，凶手将她剥得一丝不挂，并用大木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
在全地区，这样残酷迫害教师的例子十分普遍，仅迫害致死一项，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县六十二人，上思县三十六人，钦州县二十七人，防城县十一人，浦北县至少十三人。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已降至人类文明以来的最低点，除了「阶级敌人」的「黑八类」，紧接其後的便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诬以各种政治罪名进行残酷迫害以外，就是按常时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的也难逃劫运。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教师王庆余、侯振民提出将小学教师下放回原籍的献策信，各地纷纷照此办堙。钦州地区陆续把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大队主办，教师下放回原籍，如灵山县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师。下放後，继续任教者每月仅发生活费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仅发生活费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办教师八十二人，返原籍後，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师，使十七间小学无教师授课，只好从各大队招收二百名民办教师来组织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和劳动。
在我们这个残暴的时代，每隔数年，都会拎出一批新的无辜的倒霉鬼，扣上某种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作为转移民众莫名怒火的怨头。四九年前後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然後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资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後是「四不清干部」，文革中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後是「三种人」……但不管怎样花样翻新，罪名繁多，不管「敌人」是「二十三种人」、「十八类」、「黑八类」、「黑五类」，在阶级压迫阶级残杀最底层的，永远是「地富」。本来，在「地富」拥有财产和权力的时代，贫苦农民和他们的矛盾斗争是自然而必要的。按照各种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种财产的不平等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当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之後，才能得到新的缓和。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的《天津讲话》中曾说：「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於罪。」他认为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剥削行为不由人们的意识决定，是由历史发展决定的。过早地人为地消灭剥削，只能破坏社会生产力，损害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暴力土改之後，还要对前土地拥有者实行不间断的暴力恐怖，这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找不到根据。
「地富」便是倒霉透顶的「老魔鬼」。当这些「老魔鬼」一代代死去，这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角色，便只有由「老魔鬼」的子孙来一代代世袭。为了证明越是接近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便越是尖锐激烈，「老魔鬼」的子孙们只有在劫逃难了。
随著种种弥天大谎的败露，「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
等等「新魔鬼」皆可以平反昭雪，唯独「老魔鬼」不可以平反昭雪。四十年过去了，这个伪善而怯懦的社会，没有为「老魔鬼」及其子孙发出过一声勇敢公正的抗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湖南省红华、道县等地以所谓地富要暴动为藉口，开始大规模的屠杀。这股杀人之风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於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画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而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却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付者，争论激烈。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後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最後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後，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著民兵挨门挨户地把地富及家人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就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人刚刚醒来，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一律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後还是被民兵用叉子叉下坑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地主女儿蒋鸾英高中毕业後当过民办教师，不愿这样糊里糊涂死去。她跪在坑口质问黄天辉：「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黄天辉理屈词穷，凶狠地说：「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讲话！抬起木棒便打。蒋自己不跳，黄天辉将她推下坑去。蒋鸾英之母蒋老秀自知绝无生理，怀著一丝侥幸心理对一凶手说：「观音保，你抱起这个小孩给你叔叔（蒋老秀丈夫蒋池元，贫农），好接起他的後代。」黄天辉不准，说：「留下是个祸根，要斩草除根！」然後用木棒把蒋老秀打倒，将她母子推进深坑。六十五岁的地主蒋佐卿也照此办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刘香元在坑口边向黄求情，苦著哀求留下一个小孩给他妻子（系贫农），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那不行！」刘香元顿时泪水纵横，一左一右怀抱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两儿纵身跳下坑去。宅乐坪村地主王绍荣正要被推下坑时，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推下去，等我打一枪才推！」王绍荣饮弹身亡。杨雨生过足了杀人瘾，才把尸体推下坑去,在斩尽杀绝的方针下，已到外地入赘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蒋能奇已到黄龙公社弄岩村入赘，那天正好到公社来抓中药，被民兵发现，也被扔下坑去。黄天辉还布置民兵到湖南去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儿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杀。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让我们再回到钦州地区，看看杀人狂们如何藉口以镇压另一个「老魔鬼」──「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名来滥杀无辜的。例如，在广西，一叨「反共救国军」、「地富暴动」、「政治土匪」案，统统是「狼来了」式的谎言。仅在钦州地区，这类假案便多达上万件。一个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军」，合浦县竟屈打成招，全县追查出一千三百五十三名成员，致四十八人死亡，七百七十八人伤残。中共干部对付「阶级敌人」，大量地采用枪击、刀砍、棒打及烧死、勒死、淹死的手法，还对男的割阴茎，女的轮奸、割乳房、炸阴道，更由干部带领集体剖腹食肝，以示「共同专政」……具疯狂残暴程度令人发指。一九六八年夏，合浦县石康公社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日夜严刑逼供，使庞屈招参加「反共救国军」。八月十九日，石康公社书记许志平和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此案，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批斗高潮，很快就抓出二百五十四名「反共救国军」成员，致死三人，致伤致残二百一十五人。根据石康的经验，全县上下层层追查，把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含石康数）人打成「反共救国军」骨干和成员。其中斗打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七十一人，致伤七百零七人。
上思「枯那清匪」案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 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 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其酷虐程度可以想见。
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须通过法庭依据法律裁定其罪孽深重，以至於他的生存已对全社会造成可怕灾难。在文革中，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圣喻，就把法律程序也废止。「群众专政」开始还有一个虚无飘渺的「贫下中农特别法庭」、「人民法庭」为牺牲者妄加罪名，後来连罪名也懒得去找去说，想杀就杀，抓到就杀。
试举钦州数例。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钦州县「联指」的杨立佑、黄雄等到邕宁县明阳农场去接收该场清查户口时拘押的普通农民群众黄天群等八人。返钦州途中，在邕宁县那齐又胡乱抓了一个正在田间割草的赶马车的农民。回到钦州小董後，除葽天群一人外，其余八人被莫名其妙地枪杀於附近的大虫岭。没有罪名，也懒得去编罪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浦北县农民覃明光到灵山县平五地界采挖草药，傍晚，被平五大队巡逻民兵捉住。在押往大队途中，覃多次要求上厕所，在临近大队部时才获准。当覃刚踏进厕所门口，押解民兵便用枪尾刀从背後将其刺死。系何罪名，事前事後均未说明。
一九六八年八月，南宁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占小派据点。上思县调集一百多民兵赴南宁支援。在城里，他们接收了外单位送来的九名不明身分者，一律不加询问，全部枪杀，投入邕江。
更无理的还有：上思县黄某初被诬为坏人枪决後，其母及小弟前往收尸。黄母叫小儿子将死者身上的绳索解开，以期死者归阴之後能得到自由。派川所长黄国（？）庆得知後，穷凶极恶地将死者的小弟也杀害了。又如东兴县民兵营长卢某上门捉拿「投机倒把」的农民卢可伟去大队批斗时，卢的儿子和弟弟上前质问抓人理由，该民兵营长竟然开枪将两人当场击毙。
北海市高德公社东星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杀害当过伪保长的叶振时，大马刀砍下，血喷上空，人头断垂，与颈仅连一皮。与会民众惨不忍睹，有的妇女被吓得不省人事。
灵山县杀人，多数勒死，勒死一人不消几分钟。檀墟公社就有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奖三元六角钱！」各队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从悬赏到屠杀完毕，前後不足两小时。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桥劳改的「四类分子」四十二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後，将尸体投入石膏矿坑，致使永远无法收尸。
合浦县西场公社某大队，一次杀害十七人，用绳索缚成一串，边推边打押到杨梅十二坝上，强令他们跳江淹死。未死者用木棒击头或开枪射击，鲜血染红江水。该县石康公社豹狸大队农民王传颂被斗打後，民兵营长卢毓用煤油泼在她头发上点火烧。头发烧光还不死，又把煤油泼在她身上再烧，终於活活烧死。
上思县平福公社公安大队的杀人指挥者，强令「四类分子」把何德益、黄廷两人双脚绑上，环晒场倒拖，慢慢拖死。该县公正公社枯那大队的凶手，割去张有义的阴茎及大腿肉，然後用炸药腌伤口，用开水烫伤口，张惨呼一天一夜方咽气。
最惨无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据一些典型材料，仅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荼场有三例。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至十七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党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人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部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杀人奸妻在钦州地区不胜枚举。仅举一例：上思县思阳公社一妇女，丈夫被杀後，为凶手强占为妻，并生下两个孩子。至一九八三年全面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之凶手，悔恨交加。为了不给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将两儿砍死，神经分裂，成了疯子。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後更惨。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捆绑起来，连他十七岁的女儿一起押到山上，将刘政坚打死後，刘维秀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轮奸。最後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
东兴县那勤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後，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北海杀害一批武斗俘虏共十五人，掩埋在树林里。後怕走漏屠杀消息，又移葬别处。但还是不放心，决定毁尸灭迹。最後找来一批民兵，备好麻袋、石灰、香水、口罩、手套、锄铲、刀具等，把全部尸体挖出来剁碎，装人麻袋，沉入牛尾岭水库。
残忍是无边的。柳州铁路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记载了如下段令人作呕的文字：「六八年十月七日，因六月武斗死亡埋在桂林工务段後面山坡上的灵川县公路段黄绍鸿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亲属来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务段的潘广志和唐景麟的积极配合下，武装强令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等干部群众（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坟取尸骨。更残忍的是，由於尸骨埋的时间不长，尸骨还有腐烂肌肉沾连，唐景麟即令他们脱衣服包尸骨，每人用舌头舔尸骨三下，扬言谁不舔就打死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这是一起罕闻的残忍事件。
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两万二千一百余人，致死一万零四百二十人。钦州大屠杀,钦州地区不经政法机关批准，群众组织擅自成批杀人始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一九六八年春季与秋季「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时达到高潮，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方告结束，历时长达两年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期持续的街头恐怖、滥杀无辜，并非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消失的结果，也并非无政府状态之下的混乱所致。请看钦州地区各级临时权力机构更迭史：一九六七年元月底二月初，群众组织夺权，领导干部下台；二月，解放军（含县、社武装部）奉命「支左」，进驻各机关单位；三月，各级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军方为主，是临时官方机构；五月，各级政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成立了由军方、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结合的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是更具权威的「一元化」领导机构。可见，文革全过程，包括街头恐怖时期在内，从未出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管是那一阶段的权力机构，对各地的杀人情况皆全然知情，许多县的公安局都派有专人收集各级各单位的杀人情况和进度（即掌握「敌社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汇报。地区保卫组（公安政法）也同样握全面情况，并向上汇报。各级领导不但「不加干涉」，而且并多领导者还到各地去大讲「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虽然没将「杀人」两字直接说出，但在当时杀人如麻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支持助长甚至煽动。一些县的领导人和各县的许多社队武装部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党支部书记还是大屠杀的直接策昼者和组织指挥者。
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杀人以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已立场不坚定，策昼杀人时把自己的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一九八三年处理杀人事件时，自觉对不起外甥，亦无颜再见大姐，唯有自杀以谢罪。「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过甚之辞。全钦州地区杀人後入党的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杀人後提干的有四百五十八人，杀人後被招工的有六百三十七人（不含北海市）。
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升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在策画、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中直接被迫害者达二万二千一百余人，其中被杀害及迫害致死者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人。其酷虐之程度，史所仅见。钦州文革善後：给蒙受冤狱的二万一千六百余人进行平反昭雪（占蒙冤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给死者遗属发放了各种善後经费五百三十多万元。对严重犯罪者判刑一百九十七人（平均每杀害五十二人判刑一人，还不是判死刑）；党政开除或行政开除留用二千一百零九人（平均每杀害五人开除一人党籍或政籍，即使开除公职，但仍可留用），留党察看、撤职以下处分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国法党纪处分总计为四千一百三十七人（为受迫害人数的百分之十九，为被杀害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九）。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 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 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六、“七.; 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七.; 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文革之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重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毛泽东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恩来长袖善舞，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翻手为云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后兰、王大宾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样在196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七;二五”讲话)，周又覆手为雨地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平桂“联指”和外来武装在西湾矿小召开万人“胜利大会”杀害“井岗山”“战俘”17人。各总部杀戒，这一天西湾矿区杀了44人。随后，各地连续出现枪杀“俘虏”事件。这次事件，在武斗中对打死亡或在一派胜利后被当作“战俘”拉去枪杀的，从家里、工作岗位上抓去枪杀的、遭毒刑拷打后惨死的共398人。死于武斗中的101人。
1968年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师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九死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 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 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7月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月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从8月20日至10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大事件。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同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仅宾阳县在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之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都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分撤离福塘，留下部分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著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斤。
坠楼前后
4月7日，武汉的天气在多日阴雨后变得大晴。武昌殡仪馆天孝厅外的小天井里，阳光如瀑布，打在黄白菊花的花瓣上，干净，透亮。这一天是陶崇园的遗体送别日，停放遗体的厅堂幽暗，衬得他经过整理的遗容异常白皙、年轻。这一天来的大多是熟人，包括陶崇园的近亲与高中和大学同学，同学大都掩面低泣，家属中已有人哭倒在地，干号着喊王攀的名字。
陶崇园是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的研究生三年级学生，3月26日早上7点多，从武汉理工大学的宿舍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家属呼喊的王攀是陶崇园的研究生导师，陶崇园死后，人们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资料，包括与王攀的聊天记录、一些事务性记录，展现了他自己从未详细谈论的校园生活真面目。
遗体送别会当天，王攀没有来，他是头一天来的。陶崇园的姐姐陶蔓菁对本刊说，她与校方交涉过，要求王攀必须亲自到殡仪馆向陶崇园道歉。王攀到达后作了一揖，就匆匆走了，未跟陶蔓菁交流。这是陶蔓菁在弟弟出事后第二次面对面见到王攀。
陶蔓菁上一次见到王攀，是在事发当天中午，当时陶崇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被宣布死亡。王攀到达时，陶蔓菁问他：“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王攀一共回答了她两句话：“我跟你弟关系很好，他是我的好学生。”陶蔓菁对本刊回忆，当时王攀反剪着手站立，说话时的表情在她看来近于微笑。一个上过王攀课的学生说，那其实是王攀平时在课堂上的表情，一种用来表达高傲的淡漠表情。
陶蔓菁看到王攀后，愤怒得要同他拼命。陶崇园几乎是在她面前走向死亡的。根据媒体报道，出事前的25日早上，陶崇园6点多出门，晚上11点多才回到宿舍，第二天凌晨2点多，陶崇园先后给妈妈和王攀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陶母提出要过来看他，王攀则先嘱咐室友照顾陶崇园，后又让室友拨打“120”。但随后，陶崇园又分别向妈妈和王攀说自己没事了，陶母约好第二天一早去理工大学看望他。
根据媒体的报道，陶崇园的室友说，当天晚上陶崇园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是，脑子一直在想东西，停不下来，无法入睡。而在一份王攀的声明中，他称陶崇园凌晨2点多对他说的是：“意识清楚，身体不适，行为不受控制。”陶崇园高中同学则对本刊说，陶母事后还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在当天早上的母子谈话中，陶崇园曾对母亲说，无论他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王攀。
陶母就在武汉理工大学隔壁的华中师范大学食堂里做后勤工作，她第二天一早就去看望陶崇园了。根据监控，两人是6：18在陶崇园的宿舍楼外见面的，然后两人朝着宿舍北边的操场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说话。早上7：27，再次出现在监控中的陶崇园则是在匆匆往宿舍方向跑去，隔了一分钟左右，陶母才小跑着也跟上。就在陶母到达陶崇园的宿舍楼前5秒，陶崇园已经直直坠落在宿舍楼的天井里。
根据陶母的回忆，当天两人聊天的主要内容是，陶崇园跟她抱怨导师王攀，感觉怎么都逃脱不了对方的控制，陶母安慰他，再忍忍，马上就毕业了。这不是陶母第一次听见王攀这个名字，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在陶母、陶崇园和陶蔓菁至少每月一次的聚会中，陶崇园就经常提到被导师王攀欺骗了，无法摆脱其控制。
陶崇园的姐姐对本刊说，就在俩人聊天时，陶母曾瞥见过陶崇园的手机，手机上显示当天早上5点多，王攀叫陶崇园陪他踢球。陶崇园的同学在宿舍楼道的监控中则发现，当天早上5：21，陶崇园披着外套，穿着秋裤走出过宿舍打电话。但在陶崇园出事后，其家人和同学再也没能找到这部手机。
师生关系的转折
陶母和陶蔓菁早就知道陶崇园和王攀关系非同一般。但当陶崇园电脑里的资料展现在她们面前时，连陶蔓菁都几近晕厥。出事后，陶崇园有七八个高中同学赶过来帮忙处理事情，电脑就是他们在3月27日一早从陶崇园宿舍里带回来的，
聊天记录显示，王攀经常以命令的口吻，让陶崇园为其买饭、打车、买车票、叫醒起床、找眼镜，甚至为其外甥打钱。王攀吩咐的事情通常都极其具体，比如让陶崇园早上6：15、6：45分别打其手机叫起床；让陶崇园18：20出发到茶餐厅帮其买一份香菇鸡丝、一份黄瓜木耳鸡蛋、一份饭，送至其家；让陶崇园立即到其家中寻找眼镜……在下达这些指令前，王攀从未询问过陶崇园是否有空，而陶的回答无一例外是“到！”“是！”。
拿到电脑后，陶崇园的同学通过修改密码登录了陶崇园的QQ，发现王攀几乎每天晚上八九点钟都会让陶崇园到其家中做家务。后来王攀对此回应称，到家中做家务是他参照中国古代入室弟子和英国剑桥大学导师制度制定的特殊语言交流系统，实际上他叫陶崇园到其家中是进行“30分钟+的面对面交流”。
陶崇园到王攀家中做家务的事情，除了陶崇园的大学同学，陶的家人和朋友无人知情。陶蔓菁对本刊说，她也是后来询问陶崇园的同学才知道，王攀的很多学生都去王攀家做过家务，但别人都是偶尔才被叫去，陶崇园则几乎天天去。陶崇园的高中同学胡玉峰则记得有两次，他叫陶崇园一起吃饭唱K，陶崇园都在8点左右离开了，说是要去导师家。胡玉峰问去做什么，陶崇园答没什么，也没有详细解释，胡玉峰以为是去做跟科研相关的事情。陶崇园曾对他说“给王攀做了4年服务”，直到看到聊天记录，他才知道服务范围远远超过他预计。
实际上，陶崇园与王攀的关系还要追溯到做4年服务之前。陶崇园是2011级的本科生，当时王攀是他的班主任。在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班主任都由科任老师担任，但通常班主任一学期只会露几次面，不会和本科生产生很多交流。
但王攀不太一样，胡玉峰记得，陶崇园刚上大学时就向他提起过，遇到了一名学术能力强、文章写得好、擅长各项运动、境界很高的大学老师，很器重自己。当时，对这个出身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大学正是一片广大的新天地。
根据胡玉峰向本刊提供的陶崇园生前的文章，王攀显然也注意到陶崇园了，因为陶崇园曾提到“老师想把我培养成人才……老师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出众，身体素质要好，成绩要好”。“前不久，老师看我接触的知识面窄，没有电脑，总是用别人的，就资助我一台，虽然是很普通的，但却够用。我只有感叹，他年轻有为，我却如一颗孤星般渺小。他心胸宽广，达则兼济他人，我却毫无能力。如若有一天，我也有所作为，定当也有助于他人。”
这名老师可以确定就是王攀，因为陶蔓菁回忆，在陶崇园入学后，王攀的确送过一台旧电脑给陶崇园。
在日志中，陶崇园还提到这名老师说：“大学扩招，问题真是多，精英太少，反而混混多。不像以前辉煌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学术自由，思想深刻。”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对本刊说，王攀讲课喜欢先用半堂课东拉西扯，讲述自己的学术成果、运动能力和文学才能，这或许也是王攀一开始让陶崇园敬服的原因，因为陶崇园同样喜欢文学，在高中就喜欢阅读韩寒和王小波。
陶崇园对王攀印象的改观在大二或大三就开始了，当时陶崇园被允许加入王攀的研究所和足球队，两者的名字都叫“C&D”，来自王攀的研究领域“控制与决策”的英文缩写。近距离接触后，陶崇园曾向胡玉峰提起过，王攀跟他最初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他理想中的大学老师当是谦谦君子，大度公正，但王攀气度却很小。根据媒体报道，进入王攀研究所的本科生都去王攀家中行过跪拜礼，陶崇园一开始却站着。
两人的关系发生更大转折是在陶崇园即将本科毕业时，当时陶崇园面临着留在武汉理工还是去外校读研的选择。在一封写给王攀的邮件中，陶崇园说：“尊敬的王老师：冒昧直言，我已经决定好了，决定报考华科或其他学校……想必这样的决定，王老师都不认同。有家里的原因，也有我的意愿，我想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无……无论老师接下来怎么安排，我都接受，无所怨言。”当时，陶崇园已经在王攀的研究所待了三年，深受器重，但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已经做好得罪王攀的决定。
对这封邮件，王攀只回复了一个字：“好。”陶崇园答：“是。”但王攀随后又在一封邮件中让陶崇园晚上10点到其家中面谈，没人知道在面谈中，王攀用了何种说辞留住了本已去意坚决的陶崇园。
在接下来的邮件中，陶崇园解释自己想要追求一位同样已保送华科的女生。实际上，这两封邮件陶崇园都撒了谎：第一，发出第一封邮件时，他已经联系过华科老师获得了保送资格；第二，那名获得华科直博保送资格的女生，当时已经是陶崇园的女友。胡玉峰认为，陶崇园向王攀隐瞒的原因是，在陶崇园看来，王攀最大的毛病是爱面子，而先斩后奏太伤颜面。
但经过面谈后，10月14日的一封邮件中，陶崇园向王攀交流了新的体会，决定留在武汉理工大学，跟随王攀读研，并称：“想不清王老师为什么这么愿意帮我……有时总不敢相信会得到王老师这样的关爱……但王老师的支持和表态让我觉得坚定了一些……所以王老师务必关注这件事，尽力争取。”邮件中陶崇园还说自己对有些事看淡了，和女孩的感情也要看缘分。
随后，10月16日，王攀给出了一份打印的纸质承诺书，承诺陶崇园读研期间每年补助他5000元生活费和优先推荐其到美国读博。最终，陶崇园选择了留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一心准备出国读博。当时他不会想到，研究生毕业时，他不会有本科时的自由选择了。
被全面阻断的读博之路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陶崇园与王攀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让陶崇园家人和朋友最难以接受的，是在日常交流中王攀和陶崇园以父子相称。通过陶崇园保存的短信记录，他曾对此有过强烈抗拒。
涉及父子内容的消息最早约来自2016年12月份，当时王攀让另外一名曾经的学生对他说“爸我永远爱你”。那名学生照做后，王攀转发给陶崇园，陶崇园回复：“刚手机没电了，已看到，向×××学习。”但他并未称呼王攀为爸。随即王攀回复：“晚安前等这六个字。”陶崇园只回了一条“您早点休息”，再无下文，但王攀紧逼不放，称这句话只有“五个字”，并再次把与×××的对话转发给陶崇园。
直到第二天一早，陶崇园才回复说依然不习惯，认为说出来很假，他的方式是看行动和表现。王攀看到后，在下午点评陶崇园在做人的灵活性上面很有问题，必将限制发展，（做人）只有50分到60分，比不过那位叫他爸爸的学生，他还表示会继续教化陶崇园。
但实际上，陶崇园频繁对身边亲朋抱怨王攀，涉及的是研究生毕业转读博士问题，而非本科毕业的情况。陶蔓菁和陶崇园的同学证实，陶崇园非常希望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出国深造，因此早在2016年9月份，他就和一位朋友说起，可能会去荷兰读博，当时他已经独自跟对方导师咨询过了，对方表示很欢迎他，但他刚刚才上研究生二年级，嘱咐他过一年再联系。
到了2017年10月份，陶崇园发现形势可能在变得更严峻。当时王攀已经有了博士的招生资格，希望他留在武汉理工大学继续跟随自己，而不是履行承诺推荐其出国读研。
10月19日，王攀让陶崇园晚上10点去其办公室面谈，并声称“保证不伤害你”。没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对陶崇园来说，确定的事实是，独自联系国外院校的希望落空了，已经为读博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他向一位好友说：“读博没戏了。”
知道陶崇园在独自联系外国导师后，王攀曾要求陶崇园三天之内离开研究所，解除其在足球队和研究所的相关职务，并称其“道德水准已滑落到最宽容的道德底线以下（后改为‘到道德线附近’）”。但不知道为什么，11月2日，陶崇园又被王攀请回QQ群。
不过，陶崇园依然在寻找缓和的机会。胡玉峰说，陶崇园不想跟王攀发生正面冲突，曾请过院里其他老师去说服王攀，但被“王攀怼天怼地怼回来了”。另外，陶崇园也试图通过CSC申请出国留学的机会，CSC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按照规定陶崇园只要能够拿到国外研究机构的offer，就可公派留学。但陶崇园在向理工大学相关老师咨询时得知，提交校内申报CSC材料的第一步就是获得导师及学校的同意。陶崇园随即将回复的截图发送给了自己的一名好友，说：“CSC也没戏了，我太年轻了。”
离开王攀去他处读博的愿望落空后，陶崇园开始偷偷摸摸找工作以摆脱王攀，这是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陶蔓菁说，陶崇园是希望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回到校园跟随其他导师读博，不再与王攀产生关联。当时，校园秋季招聘的高峰已经过去，而陶崇园之前一直做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研究，他立即自学编程，赶上中国银联补招，拿到了一份年薪17万元的offer。陶崇园的另外一名高中同学告诉本刊，陶崇园对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很怕进了国企变得混日子，还是希望进入互联网公司。但无论如何，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有了这份offer，陶崇园只需要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彻底摆脱王攀了。
但陶崇园找工作的事情很快也被王攀知晓，王攀称如果陶崇园一意孤行，将做出种种处理，其中包括请陶主动辞去多项职务，建议其更换导师。随后，陶崇园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留在武汉工作，毕业后继续为球队服务，与研究所保持联系，如果读博，也在第一时间联系王攀的研究所，王攀收下了保证书，建议陶崇园将保证书发到研究所群里。
胡玉峰不知道陶崇园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那封保证书的，如果陶崇园打算遵守承诺，那他将一直与王攀产生联系。胡玉峰可能是最早接收到陶崇园有轻生念头的人。2017年的某一次，胡玉峰曾因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向陶崇园倾诉，陶崇园说，自己的痛苦比胡玉峰有过之而无不及，痛得每个细胞都发抖，以至于一度想轻生。当时胡玉峰安慰了陶崇园一会儿，陶崇园再也没提到这件事。
陶崇园还曾说过自己要装疯卖傻装抑郁，以忍受的方法摆脱王攀，他没有提到任何攻击性、和王攀撕破脸或者放弃学位豁出去的想法。胡玉峰的理解是，“即使我们作为朋友，都知道他为了学业付出了什么，为了学位肯定都是安慰他忍一忍”。
王攀的饭费原来是按月打给陶崇园管理，在找工作的风波后，陶崇园离开了实验室，QQ记录也显示，饭费的管理权曾经移交给另外一名同学过，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出事前，陶崇园依然在给王攀送饭。甚至就在出事前几天，陶崇园还在微信群里抱怨过给王攀送饭的事情，当天大雨如注，陶崇园饿着肚子给王攀送饭，没按规矩敲门，被王攀批评，陶崇园向其作揖道歉。
陶崇园出事前不久，其实新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是在认识两天后一见钟情在一起的。陶崇园对这个女生说，想要认真地和她走向未来，也从未对她提起过自己的导师。出事前曾见过陶崇园一面的一位朋友说，当时陶崇园满面愁容，唯独在提到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开心地笑了几下。但新恋情带来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没能驱散陶崇园内心的巨大阴影，他还是选择了不归路，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再忍一忍了。
导师其人
陶崇园离世后，网络上流传着一份王攀写下的文章，标题是《我和陶崇园》，多方信源证实，这篇文章确为王攀所写。在第二段，王攀说“善良是陶崇园的第一天性”，看起来，这句话不是道德上的赞扬，更像是某种心理分析。陶崇园曾对胡玉峰提起过，他摆脱不了王攀的一个原因就是王攀太了解他了。
王攀对陶崇园的欣赏或许是真实的。两个人有诸多的共同点，王攀喜欢运动，除了他自行组建的C&D足球队，他还组建过网球队和毽球队，在校园运动会上拿过乒乓球比赛名次。陶崇园同样热爱健身，常年坚持长跑，在校园游泳比赛上获得过名次。王攀喜欢文学，经常写诗；陶崇园同样喜欢写文章，在校园文学比赛上拿到过较高的奖项，还曾加入学校的新闻网站做过编辑。
武汉理工大学的校园网站上有所有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简介，绝大多数老师的简介都只简短描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科研成果。王攀的简介则长达250行，他在20年前写下的非本专业论文、执教以来指导的本科生获奖、在校园运动会上获奖时担任的团队成员位置，事无巨细都一一罗列，其中也有署名包含陶崇园的多篇论文。
但即使在王攀引以为傲的足球领域，也很少有研究所之外的成员愿意和王攀交手。武汉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周蔚多年前曾在球场上与C&D球队踢过球，对王攀印象深刻，因为当时王攀一直站在前场边路不跑位，只等球，还一直呵骂队员不传球踢得烂。周蔚当时还纳闷，这种踢“社会球、大爷球”的人怎么没人吐槽。
陶崇园对王攀最初的印象变坏同样来自球队，早在本科期间加入球队时，他就对胡玉峰说，在球场上，王攀必须是核心，别人必须把球传给他，如果有人的球没进，也会直接破口大骂：“你妈怎么把你生得这么矮？你个小杂碎！”如果有人断了他的球，他甚至会直接冲过去踢人。球队除了日常训练后，每年暑假还要集训5天，训练在陶崇园的文件夹中被命名为“军训”。一般运动结束后，王攀还会让研究所的学生晚上去他家，为他做肌肉放松，比如捶背、揉腿。
在球场以外，陶崇园也遭受过王攀的许多责骂，他曾多次跟胡玉峰吐露，说王攀有时候会把他叫过去骂两个小时以上。陶崇园的聊天记录还显示，王攀喜欢在线上找他聊天，聊到深夜陶崇园明确提出“困了，想休息了”，依然不停止，在这一类的聊天中，陶崇园始终处于附和的状态。
除此之外，陶崇园还曾在QQ上跟人抱怨过王攀处理奖学金的问题。在那段记录中，陶崇园称自己获得了一个叫“何文蛟奖学金”的校友奖学金，共6000元，根据王攀的指示，拿到这笔钱后，他将其捐给了足球队作为日常开销。事实上，这个奖学金的获奖人员正是由王攀定夺。他对陶崇园说，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帮助陶崇园树立威信。根据陶蔓菁的说法，这种根据王攀的指示捐献奖学金的做法发生过不止一次。陶崇园离世后，其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失踪了，陶蔓菁无法整理出更加详细的奖学金来往账单。而经过王攀的指示，奖学金在陶崇园手上一进一出，他最终并未实际得到奖金，却让陶崇园感觉向王攀欠下了道德债务。
陶蔓菁还记得，在陶崇园上本科的时候，王攀在逢年过节时给陶崇园的家人赠送过烟酒茶一类的礼品。一开始一家人还非常感激，后来陶崇园不想收了，王攀还会责骂他，陶蔓菁将之形容为“不得不收、不得不感恩的收礼”。
这些事情都显示，王攀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师生教学关系，但本刊短信和电话联系了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数十位有公开联系方式的老师，包括与王攀、陶崇园有过多次项目合作的，没有人愿对此事置评。
村里的高材生
除了对文学和运动的爱好，陶崇园的性格与王攀高调另类的自我评价和处世方法截然不同。在陶崇园的高中和大学同学眼里，他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那一批。但陶崇园并不喜欢别人的赞誉，在一篇他写给朋友的小文章里，他说：“你总认为我是成功的，你真是让我惊讶伤心又害怕。”还举例说，自己想写一篇反映人生荒谬的意识流小说，却失败了，以此证明自己力有不逮。同样是在那篇文章中，陶崇园为自己在怒急之下骂了一个同学而深感意外和解脱，显然，那完全超出了他日常的处世边界。
实际上，除了在文章中偶尔吐露心声，陶崇园很少和周围的朋友聊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早从2016年，他就在电脑中有意识地保留与王攀诸多的交往细节，但除了大学同学的亲眼见证，他至亲的姐姐和最好的朋友多数只得到过“王攀控制欲强”“阻挠他出国留学”这样模糊大概的描述。如果不是海量的聊天记录，他们永远想象不到陶崇园的大学生活到底是如何度过的，这与陶崇园理想的大学生活更是天差地别。
陶崇园家住武汉市新洲区的一处偏僻农村，距离武汉理工大学只有不到60公里的距离，但蜿蜒而过的长江和星罗棋布的内湖将这里隔绝在了武汉市区以外，直到如今，进村依然要靠村民骑摩托或者搭乘农用三轮。
陶崇园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有一口小鱼塘，每年能收入两万元，他母亲是在陶崇园上大学后才去华中师范大学的食堂后勤处打工的。陶崇园的姐姐如今在华科同济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两姐弟的学历在村里绝无仅有。至于出国，陶崇园的婶婶说：“整个大队（村）里一个也没有。”
陶崇园的父亲对两姐弟教育方法的唯一总结是：“我们没管过啊，就是叫他们（学历）越读越高越好。”胡玉峰住在陶崇园家隔壁村，经常去陶崇园家玩，根据他对陶家的观察，姐弟能够学习一直超群拔尖，家里的支持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本分善良、不加阻挠的家庭环境，剩下的则是两姐弟天性中对知识的追求。
陶崇园高中时读的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新洲一中，经常都是班里第一名。他曾经最想上的学校是文理工医并重的武汉大学，因为听说这个学校美丽浪漫，还梦见自己赤脚踏着樱花，爬上珞珈山，俯览整个武大的风景。上大学前，他喜欢看《还珠格格》，看了好几遍，最羡慕剧中的主人公们逃出皇宫，那与他梦想中的自由选择有类似之处。但在高考中，他发挥失利，最终只能选择武汉理工大学这所纯理工院校。
高中毕业后，陶崇园就到武汉打工，此后的寒暑假，因为加入了王攀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基本上假期都只回家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也很少花家里的钱，对此，陶崇园的家人都很理解支持。陶崇园父亲一共两个兄弟，除了姐姐，陶崇园还有一个堂妹，他是家族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因为对陶崇园的骄傲，陶崇园的婶婶有时候还开玩笑，“等你（陶崇园）以后出来开个公司，你妹妹就指着你了”。
陶家两姐弟都希望留在高校，姐姐陶蔓菁的理由是高校环境单纯，可以沉心做科研，还有寒暑假可以做些喜欢的事情。正是这种对社会事务的有意远离，使得陶崇园出事后，陶蔓菁几乎和父母一样不知所措。坐在家里的鱼塘边，陶蔓菁对本刊记者说，她不知道如何面对记者，不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甚至，在事发后有人告诉她有国外恐怖势力混入学生群体，进入校园搞破坏时，她一开始也信以为真。
和姐姐对平淡生活的理想相比，陶崇园执着于留守校园可能有更大的学术追求，他多次跟陶蔓菁抱怨过，实验室里的条件太差，他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实验结果甚至是用自己用了多年的笔记本电脑跑出来的，因为速度慢，花费的时间远比别人多了不知多少倍。陶崇园是做人工智能研究的，阿尔法狗问世的时候，他还曾羡慕地对姐姐说，想去更大的学术团队，想要真的做出点东西出来。
上大学后，陶崇园还曾追求过一个女孩子，根据这个女生的回忆，当时陶崇园专门选了5月20日这天向她表达心意，但有一次这个女生伤心，希望陶崇园能陪陪自己，结果陶崇园说，该晚自习了，他要去上课。最终，这个女孩没能和陶崇园走到一起，但那一次的经验让她理解了陶崇园对学术本身的狂热，她认为她能够理解陶崇园为何能够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与王攀相处下去。
在一篇文章中，陶崇园曾将大学生分为两类，虚度光阴的和荣誉加身却内心平庸的，而他坚信自己早就看清了命运的方向，只需要遵循心灵的指引，就能过上更好的大学生活。他说：“我不迷茫，我喜欢大学的自由，那感觉像被风吹着一样。”
（本文除了王攀、陶崇园外均为化名）
第二卷，由不厚谈开90,搞清楚一个时间分水岭，07年瓜爷去世。然后瓜爹就从副总理热门人选被踢去重庆，然后就开始玩红歌、打黑那一个路子了。说瓜爷没党内没权利的就别YY了。太上没被太宗废了就是大总管利用瓜爹的路子找瓜爷去劝说的。倒杨事件里杨家将的落幕也就是瓜爷在十四大里作为太宗意思在筹委小组一锤定音的。太上逼政法王退休，也是请瓜爷在常委会里表态的。91,希同背景是月月鸟，京城门下的人看不惯外来户魔都太上。结果出漏子。两鱼背景是太上，敲桌子警告丞相。结果吃瘪了。92,今上是因为耀邦的事情被牵连，这个事情又是瓜爷操办的。把今上从京城共青团明日之星被踢去贵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93,瓜爹还有个问题是，太宗曾经有旨意，三种人不能入阁。这个旨意还是瓜爷拟发的。文革中的“三种人”定义 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 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 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 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 严重后果的分子。
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尽管情况十分复杂，阻力很大，实际工作还是有很大进展。
在已定的“三种人”中，整党以来发现的占50％多。在他们中，有一些是隐藏很深的甚至已经钻进领导班子或第三梯队、正在受到信用的人物。对核查“三种 人”工作，我们采取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一定要把真正的“三种人”清理出来，绝不让他们混进领导班子。有些人，“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打过人，抄过家， 但后来有了觉悟，洗手不干了，对这些人只要他们作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可以放过去，还可以给他们适当的工作做，但不能让他们做领导工作。
太子指的是某些辫子戏。老外可能没弄清楚关系。124，邓南巡的时候准备再次拿下三工，因为其改革保守。太子的爹劝过邓 经不起折腾了，还有其他元老也劝过邓。瓜爷也当时有份劝，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搞了2个，再搞一个历史会怎么说？125，影帝中办主任，侍候了耀邦，真人，太上，经历了学潮、平方而不倒台。126，现阶段国内是比外面容易赚钱多了，只有你有胆，敢去钻各种空子，搞各种关系。在国外，阶级已经固定了，人家富人就真的是代代富人，中产也代代中产，除非你 真是那少数可以改变命运的精英。为啥富人向往国外，因为在国内你的财产有可能被其他人钻空子，在国外人家已经用严格的制度限制了阶级的转换。127，IT这个很特殊。不然也不会叫IT新贵。日本的经济非常封闭，唯一涌现出新晋富豪的也是IT业。128，影帝谁也不得罪，而且善于处理关系。太上刚进京的时候，很多人不看好太上，都不怎么鸟太上这外来户。只有影帝带着太上熟悉工作，拜会各路大佬。那时候大鸟控制国务院，根本不鸟太上，有些文件根本不过太上手，太上有时候非常急。只有影帝去找罗干周旋，帮材料拿给太上。太上当时带了大总管进京。把大总管安插进来影帝这里，影帝安排大总管工作也处理的很好。而且不与大总管争风头。大鸟不喜欢影帝，但是影帝都把工作做得好，让大鸟没法挑剔。129，影帝不单止那几件，只是说起来太长了，都是类似的情况，按照我们说法就是非常会做人，非常圆滑。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运气，当年耀邦要求中组部挑选一个年轻人 来担任中办第一副主任。两个候选人：吴人大，影帝。吴当时是魔都常委，魔都书记陈国栋不愿意他离开。而影帝所在的地矿部部长孙大午很爽快的放人。如果吴当 时答应的话，影帝很可能也就只能到个部级领导了，然后去人大、政协混个副职养老。130，吴英事件可以理解成树大招风，又没有抱对大腿，然后别别人屠宰的肥肉。131，如果太子是上海帮的，那么今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太子接班的。太子等于是太上和今上都能接受的中庸人选，派系色彩并不浓厚，能保证双方的未来利益。太子进 魔都不过是大总管选中太子后为太子铺路而已。两鱼倒台后，大总管在常委会里对人选的意见提出了两点，第一，人选要立场可靠，政治过硬，能稳住上海形势。第二，HZ不适合担任书记，他在魔都和两鱼搭档几年，难保不牵涉社保案里，人选要从外地选调。所以最终选了太子，让太子登上政治舞台。132，上海帮还有人，太上一系的人马还不少。133，黄菊是人品最不咋样的一个，大鸟好歹在官僚系统有些口碑。孟建柱、黄奇帆都是可堪大用的能吏，在魔都都被耽误了，出去才有另一个天地。另外有传闻菊花是信产业幕后老板，就是因为其生病后才有信产部和合并和电信系统的改组。也有后来电信被广电各种打脸。134，魔都的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是太上的侄子，如果太上不行了，必然要去帝都。但是那段时间吴志明都在魔都正常工作。135，太上帝都住院那阵子。太上身体那时确实有些问题，但是没有外界传的那么严重。136，孟是大总管看好和栽培的人，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所以才说给菊花耽误了。137，黄奇帆，孟建柱都是不错的能吏。现在重庆这种高财政投入的资本运作模式，估计也只有黄奇帆才能运作。如果被瓜爹牵连，下台的话。重庆这堆屎别人还真没办法吭。138，不厚被调去重庆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瓜爷去世，另一个就是和吴仪关系处理不好，吴仪退下去前专门找了今上投诉瓜爹，还反对瓜爹做副总理。某年不厚还是商务部长的时候陪同老大访美的一个插曲，夺旗事件。139，吴仪有很大的能量，是因为国务院系统的老资格，而且工作干练，为人和蔼，非常受尊重。
标题：联系人说中国高层领导通过协商一致，利益来驱动
摘要1. (C) 使馆与领导层有接触的联系人说，维持意见一致和保护既得利益是政治局常委决策的主要动机和中国总体领导管理的根本驱力。根据联系人的描述，中国党国体制顶端的关系如同大型集团总裁套房之中的领导结构，利益集团的斗争决定了其走向，靠与党内元老裙带关系上位的太子党与靠逐渐升迁上位的“团派”（原文：shopkeepers，待重译）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其基本格局。摘要完。
胡锦涛是董事会主席？2. (C) 两个有密切接触的联系人说，中共政治局的决策机制与大型公司的行政决策类似。xxxxx说党总书记胡锦涛可以与大型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或者CEO类比。xxxxx在五月十八日与PolOffs的会晤中也采用了同样的类比。xxxxx说常委决策机制与股份公司类似，股权越大话语权越大。“胡锦涛持股最多，所以他的意见最有分量”，等级关系以此类推，但常委并不进行正式投票，xxxxx说，“那是一种共识机制”，他解释道，“每个成员都可以行使否决权。”
3. (C) xxxxx之前告诉PolOff他从“非常权威的来源“了解到，“重大政策”比如国家对于台湾或者朝鲜的核心政策，都需要由政治局25人全体决定。他还说，其他一些具体的事项是由九人常委会单独决定。有些事项会进行正式的投票，而其它的就只需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对这两种方式，xxxxx讽刺道，政治局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组织“，这里存在着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xxxxx说，虽然有“某种“观念认为江泽民上海帮和胡温团派之间的派系平衡并不均匀，但两个派系都不占上风，重大事项仍然需要由一致意见决定。
6. (C) xxxxx之前告诉Poloff，领导人与经济领域的权贵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和集团领导，而有些领导人直接身兼二职，在地方上情况也是这样。他声称这些利益网络对于政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地方领导“买”官之后都急于获得对投资的经济“收益”。他们一直支持快速发展政策，反对损害他们利益的改革努力，xxxxx说。既得利益集团特别倾向于压制媒体开放，他说，以免其土地转让背后的灰色交易被曝光。结果就是，”发展第一”的支持者的势力总是压过那些提倡控制通胀和扶贫的势力，xxxxx说。
7. (C) xxxxx说领导政治的中心特点就是要保护自己及其家庭在其退位之后不受打击。所以现在的领导人细心扶植了大批党羽在其退位之后维护其利益。这是自然而然的，xxxxx说，像习近平这样的低调、不具威胁、从不树敌的人才能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提拔。习应该确保江不被骚扰以及江的儿子不因腐败而被捕，xxxxx说。
太子党对局团派8. (C) xxxxx另外还描述了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格局：太子党与团派。在近几个月的多次会谈中，xxxxx说中国的“太子党”，共党高官的子女，建国者的子孙，为共产主义革命流血的革命者的后代，认为他们有权继续领导中国并保护革命的果实。这种思维可能让“太子党”卷入与其他没有类似血统的党员之间的争斗中，xxxxx说，比如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有共青团背景的成员。他们被嘲讽为“掌柜的儿子”，xxxxx听过一些太子党家庭斥责那些没有革命血统的人：“当我的父亲在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你的父亲在卖鞋带。”
Goldberg
Priscilla Ahn，女，韩美混血，1984年生于美国，美国独立民谣原创歌手，是捧红如Lenka, Meiko, Sara Bareilles等众多新人的LA’s Hotel Café的台柱。
2006年发行EP，自2008年6月由美国鼎鼎有名的Blue Note Records发行专辑《A Good Day》以来，Priscilla Ahn的才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美国评论界出现的频率颇高。之后先后在Itunes推出多首单曲，如In a tree, Willow Weeping, Boobs Song等，几首翻唱曲目，以及EP《Live Sessions》。
由于其高人气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从2009年夏天起，开始在全球巡回演出，足迹踏遍全美、日、韩、芬兰、英国等其他欧洲地区，受到粉丝的狂热欢迎。2009年，与全球第一DJ Tiesco合作，献声演唱I am Strong，Tiesco的大碟Kaleidoscope于同年10月发行。
清澈的嗓音，出众的创作才华，以及清新脱俗的风格旋律是她的特点。与其它歌手不同，Priscilla Ahn的每一首歌曲都旋律动人，经典耐听，才女之名由是而来。歌词充满想象力和抒情性，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