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一小步是人类一大步吗？给技术乐观主义和成功学狂欢泼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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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移民的政治与未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和美好。
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4点45分，人类现役运力最强的火箭“重型猎鹰”（Falcon Heavy）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首发，并实现了一级火箭的顺利回收。而当太阳从东八区升起的时候，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Roadster跑车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照片已经开始在朋友圈刷屏，驾驶这辆特斯拉的，是身着宇航服的仿真人“Starman”，他开车时喜欢单曲循环大卫·鲍伊的成名曲《太空怪咖》（Space Oddity）。由于缺乏声音传播的介质，《太空怪咖》可能无法真正响彻太空，但在这个普通的星期三早上，它想必回荡在了许多人睡眼惺忪的通勤路上。平凡人的梦想再一次被英雄点燃，这一次，英雄是SpaceX公司的CEO——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不仅是一位超级极客，大概也是一位营销天才。他用一辆跑车、一首歌、一本《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和一句“Don’t Panic”，将一次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植入了普通人对太空漫游的浪漫想象——一个智商超群又有点文艺的霸道总裁带“我”在太阳系兜风的故事。于是很多人大呼浪漫，公平地说，这浪漫确实不止于小情小爱，因为兜风座驾电路板上的一句“made on earth by humans”，还让它沾上了几抹普世主义的人类荣光。
探索新技术，开拓新疆域，的确是一件值得与有荣焉之事。然而，除了意淫一个理工男的浪漫之外，或许我们应该先实际盘算一下，自己有没有那张登上飞船的船票。现阶段，无论是已经成行的太空旅行服务，还是尚未实现的太空移民计划，都是只有极少数超级富豪才能消费得起的极限体验；而在地球上进行过的几次模拟太空移民实验也向我们证明了，这种体验绝对称不上浪漫，而是对人类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严酷考验。
早在人类涉足太空之前，海洋是探险家的乐园。德国哲学家Hans Blumenthal曾在《海难的旁观者》（Shipwreck with Spectator）一书中指出，人类——这里主要指的是海洋文明的后裔——喜欢将自己在世界中的总体生存境况比作一段海上航行，包括远航和回家、陌生的目的地和安全的港湾，也包括迷失和海难。而哲学家对于这种生存境况的理论化，则往往采取了一种岸上旁观的抽离视角。
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远航一直被视为一种对自然疆界的僭越，这一自然疆界是神划定的，一旦超出了人类本分的活动范围，就会受到惩罚，就像奥德修斯归家之旅注定遭遇海难，驱使人们探索海洋的欲望被等同于一种超出人类自然本能之外的贪婪。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虽然海难仍然时常发生，但是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了一种征服海洋必须付出的代价。
换言之，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是人们的首要考量，因此要将充满不可控的邪恶力量的自然世界安置于恰当的距离；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我确认”（self-assertion）成为了比“自我保全”更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人们征服、统治自然的野心和行动之中。远航并非没有风险，但人们自信自己有备而来。于是，在现代文明中，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不再是一种被谴责的妄念，它被正名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这种乐观很快被证明是一种虚妄。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生如远航”的比喻也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安全的港湾被取消了，同时消失的，是哲学家的上帝视角。不仅没有人再有隔岸观火的特权，人们甚至没有权利决定何时起航，“我们一直都在海上，四下望去望去没有陆地和港湾”，这就是今天的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
于是，在这场“永恒的远航”中，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它象征着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自然环境中人类活动的边界，一个绝对自足的、去语境化的封闭空间，一座没有邻居的房子。船将它内部的空间标记为安全和理性的，与外界非理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隔绝开来。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宇宙飞船或者潜水艇成为了船的延伸，这意味着人类活动的边界已经超出了地球表面的海洋，正向着深海和太空出发。
宇宙飞船是更加严格的封闭空间，它的封闭性为一种灾难中的集体生存提供了可能。但同时，这种封闭性的另一面是排他性，它暗含了一种选择的逻辑，这种逻辑从诺亚方舟开始就存在了——即当灾难发生时，只有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人能够拿到船票，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存活下来。他们的生存以大多数人的毁灭为代价，与此同时，又非常矛盾地承载着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希望。用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的话说，这是一种“伪装成普世性的排他性”。
今天，无论是太空技术还是基因技术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它的造价只能满足极少数的富豪或权贵去体验的时候，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往往被冠上了某种“探险家”的光环。没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在引领人类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另一重现实是，在技术主导的生存境况下，权力和财富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甚至将我们与他们彻底变成两个物种（假如第一批人类代表已经在火星定居，我们真的还是同一个物种吗？）。另外，不要忘了，对外太空的开发同时还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攫取，宇宙的商品化可能导致的利益争夺甚至战争，也可能为人类带来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于是，在我们为SpaceX的一小步狂欢的时候，不要忘了，这还远远不是人类的一大步，更需警惕的是这其中虚假的“代表性”，就好像大卫·鲍伊的歌似乎也并不足以代表多元人类文化之万一一样。
在生产重型运载火箭之前，马斯克的梦想是在火星上种树。他的移民火星野心的第一步，是一个叫做“火星绿洲”（Mars Oasis）的计划，即从地球发射一个搭载着“生态饲养箱”（terrarium garden）的着陆器到火星表面。所谓的“生态饲养箱”其实就是一个玻璃密封的温室，其中的植物在火星表面的生长情况会被记录下来并传送回地球。
后来马斯克发现，他当时的全部身家只够向NASA购买两次发射服务，将地球生命送上火星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但同时，这也让他发现了商业火箭发射的潜在市场，转而专注研发可回收并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在地球上建造了这样一个“生态饲养箱”，名为“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因为它是除了地球本身之外，第二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态圈。“生物圈二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圣卡特琳娜山山脚，占地面积1.27公顷，包括7个生态群系：热带雨林、珊瑚礁、红树林、热带草原、沙漠以及两个人类栖居的生态群系——农田和生活区；地下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包括冷热水循环系统、太阳能系统和电力系统等等。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维持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是“生物圈二号”的设计者们想要知道的，为此，他们甚至进行了两次长期的真人实验。在第一次实验中，八位参与者在其中足足居住了两年。这八个人是第一批在地球上体验太空移民的人。
太空移民的生活究竟好不好过？饥饿和缺氧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虽然生态圈内部的农业能够提供83%的食物，但这些食物大多是低卡路里、高营养的，并且种类单一，大部分实验组成员都在持续的饥饿中度过了第一年。另一方面，由于微生物消耗掉了大量的氧气，16个月后，生物圈内的氧气含量就降到了海拔4000米左右的水平。医疗小组不得不破例从外界向内注氧，才缓解了实验组成员的缺氧反应。
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也并没有生活得更好。由于这个“微缩地球”上的有机体和生物密度太高，这里的生地化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s）也比地球上的真实情况快得多，并且更加不稳定。因此，随着实验的进行，大量的脊椎动物和几乎所有的授粉昆虫都相继死亡，而蟑螂和狂蚁（一种热带蚂蚁）等害虫则大肆繁殖，成为了优势物种。在地球之外再造一个自给自足迷你生态系统的设想，在“生物圈二号”这里宣告失败。
同时，幽闭环境中的心理变化和八位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让真空胶囊里的生活危机重重。实验进行过半的时候，八位成员就已经彻底分裂为两派，曾经的好朋友也成了相对无言的敌人。同时，他们又必须精诚合作，完成实验，因为任何危害到“生态圈二号”的行为，都会最终危害到他们自己。所有的实验组成员都感到了一种与生存环境之间强烈的本能的纽带——“生存环境”本身也包括了其他人类同伴——在他们看来，这种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的状态既构成了一种“日常的美学”，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现实”。
今年1月2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网站发表了德国物理学家Christiane Heinicke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在“火星”上的一年》。文章讲述了她与其他五名同伴在位于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半山腰的一座网格穹顶建筑中度过的一年，这是由NASA出资、夏威夷大学实施的一项模拟火星移民实验。这次实验主要想探究的，就是火星移民可能对人类的心理、行为和情绪产生的影响。
与“生物圈二号”不同的是，Heinicke和她的队友们生活的穹顶只有区区110平方米，类似一个宇宙空间站或者潜水艇，但他们被允许外出走动，前提是要穿着全套宇航服。穹顶的外墙和厚厚的宇航服隔绝了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的“栖居地”内部，一切也很快变得庸常而乏味：每个角落、每种气味、每个声音都是那么熟悉。“一些队员带来了芳香精油，想给我们的嗅觉放个假，然而，这样一来只会提醒我们从前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如今是多么孤独。我们只能靠着VR程序来回味坐在海滩或穿行在城市街道上的感觉。”Heinicke写道。
火星与地球之间的通讯延迟更加剧了这种孤独感。两颗行星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从地球上发出的一则消息，20分钟之后火星才能收到，几乎没有任何亲密或安慰或鼓励的话语，在延迟20分钟后依然能够保持情感的温度。于是，团队成员主动选择放弃日常交流，只在紧急情况下与地球联络。但时间一长，他们就失去了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情感纽带，感到被抛弃和遗忘，在第三季度快要结束时，整个团队都陷入了情绪低潮。
在对可能的外太空殖民地的研究中，火星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想要登陆这颗太阳系中对人类生存最友好的行星，也并没有这么容易。除了技术和资金的局限之外，孤独、乡愁以及幽闭空间带来的焦虑和人际关系危机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或许，特斯拉上天带来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成功学狂欢需要被及时地泼个冷水，在国家甚至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还壁垒重重的今天，我们对太空移民的兴奋，可能还来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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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移民的政治与未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和美好。
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4点45分，人类现役运力最强的火箭“重型猎鹰”（Falcon Heavy）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首发，并实现了一级火箭的顺利回收。而当太阳从东八区升起的时候，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Roadster跑车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照片已经开始在朋友圈刷屏，驾驶这辆特斯拉的，是身着宇航服的仿真人“Starman”，他开车时喜欢单曲循环大卫·鲍伊的成名曲《太空怪咖》（Space Oddity）。由于缺乏声音传播的介质，《太空怪咖》可能无法真正响彻太空，但在这个普通的星期三早上，它想必回荡在了许多人睡眼惺忪的通勤路上。平凡人的梦想再一次被英雄点燃，这一次，英雄是SpaceX公司的CEO——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不仅是一位超级极客，大概也是一位营销天才。他用一辆跑车、一首歌、一本《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和一句“Don’t Panic”，将一次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植入了普通人对太空漫游的浪漫想象——一个智商超群又有点文艺的霸道总裁带“我”在太阳系兜风的故事。于是很多人大呼浪漫，公平地说，这浪漫确实不止于小情小爱，因为兜风座驾电路板上的一句“made on earth by humans”，还让它沾上了几抹普世主义的人类荣光。
探索新技术，开拓新疆域，的确是一件值得与有荣焉之事。然而，除了意淫一个理工男的浪漫之外，或许我们应该先实际盘算一下，自己有没有那张登上飞船的船票。现阶段，无论是已经成行的太空旅行服务，还是尚未实现的太空移民计划，都是只有极少数超级富豪才能消费得起的极限体验；而在地球上进行过的几次模拟太空移民实验也向我们证明了，这种体验绝对称不上浪漫，而是对人类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严酷考验。
早在人类涉足太空之前，海洋是探险家的乐园。德国哲学家Hans Blumenthal曾在《海难的旁观者》（Shipwreck with Spectator）一书中指出，人类——这里主要指的是海洋文明的后裔——喜欢将自己在世界中的总体生存境况比作一段海上航行，包括远航和回家、陌生的目的地和安全的港湾，也包括迷失和海难。而哲学家对于这种生存境况的理论化，则往往采取了一种岸上旁观的抽离视角。
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远航一直被视为一种对自然疆界的僭越，这一自然疆界是神划定的，一旦超出了人类本分的活动范围，就会受到惩罚，就像奥德修斯归家之旅注定遭遇海难，驱使人们探索海洋的欲望被等同于一种超出人类自然本能之外的贪婪。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虽然海难仍然时常发生，但是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了一种征服海洋必须付出的代价。
换言之，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是人们的首要考量，因此要将充满不可控的邪恶力量的自然世界安置于恰当的距离；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我确认”（self-assertion）成为了比“自我保全”更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人们征服、统治自然的野心和行动之中。远航并非没有风险，但人们自信自己有备而来。于是，在现代文明中，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不再是一种被谴责的妄念，它被正名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这种乐观很快被证明是一种虚妄。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生如远航”的比喻也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安全的港湾被取消了，同时消失的，是哲学家的上帝视角。不仅没有人再有隔岸观火的特权，人们甚至没有权利决定何时起航，“我们一直都在海上，四下望去望去没有陆地和港湾”，这就是今天的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
于是，在这场“永恒的远航”中，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它象征着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自然环境中人类活动的边界，一个绝对自足的、去语境化的封闭空间，一座没有邻居的房子。船将它内部的空间标记为安全和理性的，与外界非理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隔绝开来。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宇宙飞船或者潜水艇成为了船的延伸，这意味着人类活动的边界已经超出了地球表面的海洋，正向着深海和太空出发。
宇宙飞船是更加严格的封闭空间，它的封闭性为一种灾难中的集体生存提供了可能。但同时，这种封闭性的另一面是排他性，它暗含了一种选择的逻辑，这种逻辑从诺亚方舟开始就存在了——即当灾难发生时，只有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人能够拿到船票，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存活下来。他们的生存以大多数人的毁灭为代价，与此同时，又非常矛盾地承载着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希望。用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的话说，这是一种“伪装成普世性的排他性”。
今天，无论是太空技术还是基因技术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它的造价只能满足极少数的富豪或权贵去体验的时候，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往往被冠上了某种“探险家”的光环。没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在引领人类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另一重现实是，在技术主导的生存境况下，权力和财富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甚至将我们与他们彻底变成两个物种（假如第一批人类代表已经在火星定居，我们真的还是同一个物种吗？）。另外，不要忘了，对外太空的开发同时还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攫取，宇宙的商品化可能导致的利益争夺甚至战争，也可能为人类带来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于是，在我们为SpaceX的一小步狂欢的时候，不要忘了，这还远远不是人类的一大步，更需警惕的是这其中虚假的“代表性”，就好像大卫·鲍伊的歌似乎也并不足以代表多元人类文化之万一一样。
在生产重型运载火箭之前，马斯克的梦想是在火星上种树。他的移民火星野心的第一步，是一个叫做“火星绿洲”（Mars Oasis）的计划，即从地球发射一个搭载着“生态饲养箱”（terrarium garden）的着陆器到火星表面。所谓的“生态饲养箱”其实就是一个玻璃密封的温室，其中的植物在火星表面的生长情况会被记录下来并传送回地球。
后来马斯克发现，他当时的全部身家只够向NASA购买两次发射服务，将地球生命送上火星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但同时，这也让他发现了商业火箭发射的潜在市场，转而专注研发可回收并重复利用的重型运载火箭。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在地球上建造了这样一个“生态饲养箱”，名为“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因为它是除了地球本身之外，第二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态圈。“生物圈二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圣卡特琳娜山山脚，占地面积1.27公顷，包括7个生态群系：热带雨林、珊瑚礁、红树林、热带草原、沙漠以及两个人类栖居的生态群系——农田和生活区；地下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包括冷热水循环系统、太阳能系统和电力系统等等。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维持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是“生物圈二号”的设计者们想要知道的，为此，他们甚至进行了两次长期的真人实验。在第一次实验中，八位参与者在其中足足居住了两年。这八个人是第一批在地球上体验太空移民的人。
太空移民的生活究竟好不好过？饥饿和缺氧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虽然生态圈内部的农业能够提供83%的食物，但这些食物大多是低卡路里、高营养的，并且种类单一，大部分实验组成员都在持续的饥饿中度过了第一年。另一方面，由于微生物消耗掉了大量的氧气，16个月后，生物圈内的氧气含量就降到了海拔4000米左右的水平。医疗小组不得不破例从外界向内注氧，才缓解了实验组成员的缺氧反应。
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也并没有生活得更好。由于这个“微缩地球”上的有机体和生物密度太高，这里的生地化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s）也比地球上的真实情况快得多，并且更加不稳定。因此，随着实验的进行，大量的脊椎动物和几乎所有的授粉昆虫都相继死亡，而蟑螂和狂蚁（一种热带蚂蚁）等害虫则大肆繁殖，成为了优势物种。在地球之外再造一个自给自足迷你生态系统的设想，在“生物圈二号”这里宣告失败。
同时，幽闭环境中的心理变化和八位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让真空胶囊里的生活危机重重。实验进行过半的时候，八位成员就已经彻底分裂为两派，曾经的好朋友也成了相对无言的敌人。同时，他们又必须精诚合作，完成实验，因为任何危害到“生态圈二号”的行为，都会最终危害到他们自己。所有的实验组成员都感到了一种与生存环境之间强烈的本能的纽带——“生存环境”本身也包括了其他人类同伴——在他们看来，这种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的状态既构成了一种“日常的美学”，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现实”。
今年1月2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网站发表了德国物理学家Christiane Heinicke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在“火星”上的一年》。文章讲述了她与其他五名同伴在位于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半山腰的一座网格穹顶建筑中度过的一年，这是由NASA出资、夏威夷大学实施的一项模拟火星移民实验。这次实验主要想探究的，就是火星移民可能对人类的心理、行为和情绪产生的影响。
与“生物圈二号”不同的是，Heinicke和她的队友们生活的穹顶只有区区110平方米，类似一个宇宙空间站或者潜水艇，但他们被允许外出走动，前提是要穿着全套宇航服。穹顶的外墙和厚厚的宇航服隔绝了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的“栖居地”内部，一切也很快变得庸常而乏味：每个角落、每种气味、每个声音都是那么熟悉。“一些队员带来了芳香精油，想给我们的嗅觉放个假，然而，这样一来只会提醒我们从前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如今是多么孤独。我们只能靠着VR程序来回味坐在海滩或穿行在城市街道上的感觉。”Heinicke写道。
火星与地球之间的通讯延迟更加剧了这种孤独感。两颗行星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从地球上发出的一则消息，20分钟之后火星才能收到，几乎没有任何亲密或安慰或鼓励的话语，在延迟20分钟后依然能够保持情感的温度。于是，团队成员主动选择放弃日常交流，只在紧急情况下与地球联络。但时间一长，他们就失去了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情感纽带，感到被抛弃和遗忘，在第三季度快要结束时，整个团队都陷入了情绪低潮。
在对可能的外太空殖民地的研究中，火星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想要登陆这颗太阳系中对人类生存最友好的行星，也并没有这么容易。除了技术和资金的局限之外，孤独、乡愁以及幽闭空间带来的焦虑和人际关系危机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或许，特斯拉上天带来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成功学狂欢需要被及时地泼个冷水，在国家甚至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还壁垒重重的今天，我们对太空移民的兴奋，可能还来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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