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发生针对议员的枪击案之后警察封锁了现场。
特朗普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时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这一衰落趋势。
文／《环球》杂志记者 张月
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迎来在白宫的第一个生日。同时迎来的，还有一声枪响。
当天早上，美国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为国会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时，被人开枪射伤，紧急送医。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大概都心有余悸，在场的还有二十几名共和党议员，开了80多枪的枪手差点实现一场屠杀。有媒体评论说，“共和党险些就成了少数党。”
美国似乎正在变成一个怒气冲冲的国家。占据媒体头条的是频繁发生的枪击案、愈演愈烈的“通俄门”，社会的沮丧和愤怒，政治的角力和撕扯……政治精英在白宫和国会山争吵不休，重要议题被延宕在漫长的程序里等待未卜的命运。焦虑的民众则走上街头，举起了抗议的口号。
美国的一些媒体和精英抱怨特朗普撕裂了国家。他当选之后被有的人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然而，这似乎有点倒果为因。从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错综复杂的原因，让美国在走向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极化。正是这样的大气候，产生了特朗普这样一位“非典型总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评论说，特朗普的上台，是自由民主中“民主”那部分发动起义，开始报复“自由”部分了。
“当‘民主’开始报复‘自由’”
美国政治似乎在走一段弯路。
2016年，美国创造了价值18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排名世界第一，创历史新高。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政治上的痛苦和创伤：2016年大选毁掉了“山巅之城”的声名，以至于美国外交官在推广美式价值观时失去了底气和说服力。
这一创伤巨大且难以治愈，撕裂的社会两极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迄今没有冰释前嫌的迹象。或悲伤或愤怒的美国人不停地问：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说美国政治已经衰败，“否决政治”导致了决策低效，可为何20世纪人们还可以就罗斯福新政和里根减税法案达成一致，现在却举步维艰？有人说闹剧般的选举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后果，那为何民粹恰恰盛行于此时而非彼时？……
过去40年间，美国变得更加富有了，但其增长的利益却并没有得到公平分享。数据显示，1980~2014年，美国人税前收入平均增长了61%，但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流向了最高阶层。2014年，顶层10%的富人拿走了当年创造的一半的财富。但美国家庭收入却和20年前几乎一样，维持着零增长。“经济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社会结构性的不满。”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刁大明说。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总成年人口的比例为50%，远低于1971年的61%。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2%大幅降至2014年的43%。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似乎不是美国梦应有的样子。
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橄榄状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美国二战后繁荣的基础。这个结构正在发生令人担忧的变化，中产阶级向两端转移，而向下滑落的数目可能远远超过了向上晋升的数目。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作者彼特·特敏写道，美国当今在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面表现得像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
“过去二三十年中，富人变得更富有，中产阶级的负担更重，穷人也看不到特别光明的前途。”旅美政治法律学者张军说。
在这个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工薪阶层的白人，也就是后来帮助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力量。经历了经济上的边缘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出于复杂的原因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没有为这个阶层提供保障。
“大部分自由派，特别是民主党，应该看看国内，了解目前国内政治的糟糕状态。民主党精英忙于参加TED演讲、在玛莎葡萄岛度假，而抛弃了该党对工薪阶层的传统承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造成了对政治的绝望和愤怒，这是今天右翼兴起的核心原因。”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弗利·盖奇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
于是有了2016年大选这场所谓的“民粹主义暴动”。福山说：“这就是美国的代议制一直存在的问题：两党都未能很好地帮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会有这场暴动，而应该问这场暴动为什么没有来得更早些。”
放眼全球，福山从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的背景分析认为，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如果继续下去，人们将在一个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第四权力中心”
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在中产阶级数目减少的同期，美国经历了庞大利益集团的兴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美国的政策议程，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和国会大厦中间有一条“K街”，这条街上集合了大批专业游说公司，被称为美国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这些专业的游说者谙熟国会的运作方式，与很多议员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有些说客还在很多向政客提供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近百个议员竞选委员会内任职。他们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国内庞大的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及企业。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固有的政治制度很难回应更多的诉求。目前这种制度以及依托于制度的政治生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的操纵，是精英之间利益的互换和互动。看似以民主选举的形式实现了民意表达，但其结果并不是民意的有效表达。”刁大明说。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总统提出的法案必须要经过国会通过才能正式生效，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很多时候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案，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
“美国政治体制具有灵活性。现在看来，这种政治体制存在灵活性过剩的问题。尤其是在一种分裂和失衡的背景下，政治利益被固化，精英层持续考虑的是政党或背后的特殊利益诉求，这种灵活性就变成了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势力的博弈，结果有可能是比较好的制衡和妥协，但更有可能是奥巴马时期的‘凡是奥巴马支持的都反对’的否定政治。”刁大明说。
他认为，美国灵活性过剩的结果，就是代表任何利益的诉求都可能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体现出来，但最后产出的政策并不符合那个最重要的民意诉求，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他代表的民主党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从而确保了奥巴马顺利施政。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地位，但共和党人在众议院重夺控制权。之后他的六年任期，民主党再也未能重新同时占据两院多数，在医改、税改、移民、预算拨款等重大问题上，奥巴马都经历了和国会的艰难博弈，遭遇了不少政治挫折。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福山在《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一文中写道。
破而不立
那么，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之后，美国可以变得更好吗？人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吗？特朗普能不能收拾一地鸡毛和社会创伤？
目前来看，在执政5个月之后，尚未出现这种迹象。在共和党在两院占多数的情况下，他甚至陷入了和前任奥巴马相似的国会困境。
“若论了解体制，则非我莫属，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单独把它整治好。”2016年的夏天，特朗普站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欢呼的人群面前，痛斥特殊利益群体如何操纵国家政治与经济，让美国人被无能的官僚、弱势的领导人和不公正的贸易协定伤害。
然而现实多艰，“限入令”搁浅，医改和减税方案尚在国会“闯关”，自己陷入妨碍司法的调查。不到5个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4%。
“他（特朗普）确实把握了美国当前一些问题的所在，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暂时驾驭了民怨，但目前为止他没有拿出让公众信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属于破而不立的状态。”刁大明说，“医改和减税的方案很难让民主党和中间选民接受，也很难说他有意愿来弥合这种分歧。他最近的表态，包括调整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政策等，其实是在回应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这不是在弥合政治光谱，而是在固化本来的一些立场。”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次极化选举或者说分裂选举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更加极化、更加分裂的国家发展方向，无力实现社会团结。”刁大明说。
对于工薪阶层的困境，特朗普的方案是重新拟定贸易协议，同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这种做法能否阻止中产阶级滑落还不得而知，而已有分析指出，其“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对于特殊利益劫持华盛顿政策议程的情况，他也尚未提出任何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自1月20日就职以来，外界目睹了特朗普在华盛顿政治生态下的水土不服和“莽撞”试探：幕僚们提出的政策屡屡受挫，白宫的对外口径时不时出现自相矛盾。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公开说：“白宫已经运作失灵，没有人知道谁在负责，也没有人知道谁在制定政策。”
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这一衰落趋势。
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未来，福山持悲观的观点：“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华盛顿就像在踢儿童足球”
对于特朗普来说，推进政策的窗口期正在收窄。
有观察家预见，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国会两党的争斗会越发激烈，“通俄门”即是例子。“希望拿回众议院的民主党会把‘通俄门’作为一个抓手，用它来收聚民众的注意力，动员选民。民主党也知道启动弹劾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样可以让特朗普政府分神应对，很难专注于推行政纲、兑现政治承诺。”刁大明分析说。
有人曾这样评论，在如今的美国国会中，最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政治上所寻求的最大公约数，不但两党之间难寻，两党内部也莫衷一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两院共和党都占多数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在立法方面依然建树寥寥。
首先会导致僵局。随着两极化的加剧，国会通过的法律越来越少，导致重要问题无法解决。此种运转失常状态会削弱公众对各项政治制度的信任。反过来，僵局会促使总统采取擦边球的单边行动。感到受挫的总统会绕过国会行动。他会通过行政命令和其他单方措施扩大自身权力。
与此同时，两极化增加了国会对白宫进行监督的难度，因为其成员难以对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作出两党集体反应。在同一党派控制国会和白宫时，议员们几乎毫无对总统进行严格监督的动机。两极化降低了国会中共和党人约束特朗普的可能性。
对于华盛顿陷入党争毫无作为的情况，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本·萨斯说：“华盛顿就像在踢儿童足球赛，疯狂却毫无战略可言……所有的领导人，共和党、民主党、国会以及政府，都有必要超越新闻周期，做长远思考，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政策挑战进行筹划。我们是打算重建公众信任还是进一步消解它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问的问题。”
6月8日，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美国国会出席关于“通俄门”的听证会。
“美国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夫·范达维尔在《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红蓝美国会开战吗？》一文中曾写道：“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人中重新出现了激烈和日益扩大的分歧，这是美国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没有为了团结的共同努力，有着共同遗产却观点不同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对立的利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是这样，美国人中的红蓝阵营也在出现这种情况，最糟的情况（战争）并不是全无可能。”
“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政党利益上的撕裂和极化，正在下沉到美国社会大众阶层，在很多问题上势同水火。比较温和的中间选民数目确实越来越少了。”刁大明说。
他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金融危机以来，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发展议题重要性不断上升，就业、移民、医改、税改等议题更多地触及到了大众切身的利益，利益的相关导致了选民的极化。二是在美选举中，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过度动员民众，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并极化选民立场的作用。
选民立场的极化投射到上层就是议员立场的极化，旅美政治法律学者张军从选举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他认为，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包括选区的划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角力，两党存在激烈的竞争，最终很可能产生一名具有极端立场的议员。很难想象一名这样获得权力来源的议员，到了华盛顿会采取一个温和的立场，那下次选举他可能就要失去选票了。
人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在国家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分裂，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很艰困的环境，或者到了一个选择的当口。”刁大明说。
面对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新现实，还有那些曾经被忽略的问题，美国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