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12年3月，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工作坊选取2011至2012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
其中，每一个案例都犹如一枚透镜，帮助我们勘探这个叫“新媒体”的利维坦已经，或将要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从“微博时代”进入到“微信时代”，以历史切片的方式，即以“微博时代”之剖面来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却更加迫切。微博时代的终结，对于今天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1)中国新媒体简史
回顾中国新媒体简史，2005年曾被称为博客元年。所谓微博时代起始于2009年8月新浪推出的“新浪微博”内测版，2010年即被称为微博元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沸沸扬扬的谷歌“退华”。2011年是微博爆发年，媒体宣布中国进入“微博时代”。有意味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东、北非地区的“mlh革命”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连锁爆发，境外社交网站Twitter、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访问。在此背景下，微博作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崛起。至2014年，网易微博关闭，新浪微博衰落，媒体再次集体宣布：微博时代终结，微信时代到来!微博从最初兴起到迅速衰落，黄金时间不过五年左右，与博客的衰落周期几乎一样。而2017年的今天，微信时代的媒体已经开始讨论“5年之痒，微信公众号拐点已至”?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正如当年的“mlh”革命在今天却以潮水般涌向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为结果，它成为2016年英国退欧、2017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的先兆;曾如日中天的微博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今天中国新媒体的现状、发展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微博时代的后果和延续。因此，为这个时代留一份备忘，也是以回望的方式去探知中国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做一个未来的“考古”报告。
但是，媒介融合涉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产权属性。传统媒体属于国有，新兴媒体是私企;传统媒体立足的是内容生产，新兴媒体抢占的是出口平台——谁“融”谁?如何融?四年过去了，新媒体从微博时代转向微信时代，虽此消彼长，但平台和渠道的霸权却变本加厉。而紧锣密鼓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完成传统媒体做强做大的目标，由于传统媒体的广告份额被新媒体褫夺，利润呈断崖式下跌，从报业到广播电视业，整个传统媒体的基业被危机深刻震撼。传统媒体正处于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媒体融合”的前前后后，中国媒体改革与发展经历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国家推动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带来传统媒体的春天，而是严寒依旧?新旧媒体与中国社会政治究竟呈现怎样的张力?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的媒体改革究竟会走向何方?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学者，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和忧虑的严峻问题。
(2)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
新媒体的诞生与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动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是中国政治场域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任何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同时也必然是新媒体的关键词。
如何研究今天的新媒体?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式的舆情监测方式和研究方式是以事后追认为前提，它无法研判议题设置背后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它是建立在对既定事态的承认与合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无法排斥操控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的解释与决策，即便是客观上，也往往会承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更多聚焦在舆论事件的发生机制上，它包括舆论的主体、议题的话语框架、议题的政治诉求，及其究竟是如何怎样发生的，也就是传统新闻理论的五个W在新媒体时代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并没有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理论，而是相反，经典的新闻理论恰恰可以成为驱散迷雾的航标灯。事实上，所有新媒体的舆论事件，都是线下、线上联合发酵的产物，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激荡的结果。新媒体本身并不是只虚拟的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发展和变形，它就是现实本身。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才能击破新媒体的神话。
微博，这个曾被寄予民主理想的新媒体平台、中国政治舆论的策源地究竟是如何架构的?从今天披露的“微博时代”的“教父”、前新浪总编陈彤的故事可以看到，2009年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是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接手微博的陈彤，在上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制定了新浪微博名人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新浪所有部门每人每周最少要完成20人的工作量，而且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否则部门主管领导和个人都会受到罚款。如果拉到顶级的明星，则会给3000到10000数额不等的奖励。
在一次采访中，他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其中，媒体人和明星被陈彤看作是首要公关的对象，前者拥有话语权，后者拥有号召力，“你不会因为你的朋友注册微博，但你会因为你喜欢的明星注册”。新浪辟谣小组前组长谭超认为，明星和媒体人的进驻，确保了微博平台上足够多的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活跃度。
但对于刚上线的微博而言，说服名人加入并非易事，尤其是明星和企业家。一方面，陈彤提出以新浪门户强大的推广资源作为拉拢条件。另一方面，他提出要给用户提供最快速最全面的服务，在内部，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店小二”。
……
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名人，陈彤则会自己出面，约饭局，潘石屹、任志强、刘春都是他饭局上的常客。前媒体人刘岩(化名)曾多次参加陈彤组织的媒体人聚会，他印象中，陈彤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每一次聚会招待的最低规格都是五星级酒店。餐桌上的陈彤，除了“感谢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使用”之类的祝酒词，极少谈及新浪微博和舆论管制的问题。更多时候，他在喝酒交朋友，跟大家聊足球、聊人生、聊最热点的话题。每一次，大家都会收到陈彤准备好的礼物，大多都是一些最新的电子产品，Iphone、Ipad或者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在新浪微博工作人员河马(化名)看来，陈彤跟潘石屹、任志强这种大V的一次会面价值千金，“这些公司的老大一句话，下面几万员工都要注册”。
在多次这样的饭局后，陈彤和这些大V成了很好的朋友，微博线上大家互相调侃卖萌，线下互相鼎力相助。
摘抄这些内容，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出微博架构的阶级性：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的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它其实是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微博时代，水军泛滥成灾，并很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就是其豢养和纵容的结果。谣言野蛮生长，无法追溯，无法杜绝，也正是对政府管理和整治的召唤。2012年6月微博在政府压力下开始实名认证，2014年，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对一些“大V”进行收治，呼风唤雨的大V失去了庇护的基础。至2015年，作为政治议题策源地的微博基本偃旗息鼓，其标志就是微博“教父”陈彤2014年底离开新浪。炙手可热的微博时代为什么会终结?今天的反省多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或者归咎于政府的打压，但是从“公民社会”的想象及其民主失败的角度，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王维佳、杨丽娟在《“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的研究证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重要渠道，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其实是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和自觉地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以影响现实政治决策、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一平台上提供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派性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想象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与之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微博等新媒体的政治讨论空间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在由微博引爆的舆论事件中，涉及司法问题的案件往往会是其中最劲爆的一类，这其中“死磕派”律师作为“公知”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往往会一方面强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但另一方面则积极支持和参与网络舆论干预司法过程。
同质化舆论领袖现象在吴畅畅《去邻避化、素朴的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的“表演式书写”—以“7•23”动车事故为例》也同样获得了印证。该文分析了2011年“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触发的数百万条微博的舆论旋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的同质化“表演”，以及与“南方系”媒体的积极互动，其中也不乏律师的身影，其鲜明的政治诉求就是借此拆分、取消或“私有化”铁道部。再次重复或“表演”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这一几乎是所有微博事件中的主导型叙述模式。其实，该事故带有偶然性，极端雷电天气是事故的主要触因， 但是此一事故迅速激化成质疑中国高铁发展的惊涛骇浪。新浪微博特别开辟长达十天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专题，铁道部作为“国有垄断企业”遭到了最严厉的抨击：“反自由化表明反右运动还在反，大干快上建高铁说明大跃进还在跃，唱红歌表明文革还在革，铁道部存在表明计划经济还在转!总之，中国还行走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计划经济的延长线上!告别这条路线，就从撤铁道部开始!”，凡是不同意见都遭到系统性歼灭，典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中国高铁出口面临毁灭性压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是什么心情，我是很苦涩的”，被大规模围攻和辱骂。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却被视为其在体制内“孤立无援”的“我方”代表被“同情”与“理解”，而被解救于诋毁的口水之外。2012年7月，财新《新世纪》刊出：《中国高铁被指花费巨大代价没有买到核心技术》一文， 认为“7•23”动车事故暴露的中国高铁技术问题是铁道部“没有尊重科学规律”。
建立在中产阶级想象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一再与中国现实产生错位，它也体现为微博事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错位的榫点就是“民主”。
(3)国家、舆论与民主政治
“郭美美事件”是一个肇始于微博并连续至今的故事。 2011年6月，拜金并晒富的年轻女性郭美美，因为微博认证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导致公众对郭美美财富来源强烈质疑，并引爆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公益慈善事业持久不灭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年，正是微博刚刚进行实名认证，虽然红十字会一再辟谣，事实上郭美美的确与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但是舆论的龙卷风已经排山倒海，迫使中国红十字会不断进行“应激式改革”。罗慧在《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一文中，探讨了新媒体与民主的关系，网络舆论引爆的民主实践在中国的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深层矛盾突出，社会情绪积压严重，如地下熔岩会沿着任何打开的缝隙喷发，因此，对舆情的掌控成为官方对新媒体控制的主要方式，舆情监控由此成为一门新兴产业，急救式扑火也成为常规的治理方法。但是，监控与灭火的过程往往被指控为对民意的钳制和对“民主”的压制，官方话语总是无力回应这种舆情与民主的关系，这是因为“民主”本身已经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被褫夺。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代议制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并席卷全球的“民主浪潮”，一时成为历史终结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的人民民主之政治合法性被边缘和空洞化，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也内在于与世界接轨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作为国家的“中国”被转化为“专制”符码，而“公民社会”则被建构为唯一能够反抗专制的力量——在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任何民主运动都必然成为对国家的抗争。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被推向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作为公民社会的NGO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则获得道义上的高位，成为民主在中国的象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壹基金，这一由马云、王石等豪华民营企业家班底担任理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10年12月与中国红十字会完成切割，获得独立从事公募的法律资格。在红十字会丧失信誉之后，“要捐就捐壹基金”成为网络流行语。但是，2014年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也在网络上被严重质疑，除了被指控贪污三亿善款， 被质疑的还有远高于红十字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与境外某些组织的关系。2016年7月，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两度愤怒地提及郭美美事件，按照他的表述，不仅少数大V是当时的主要推手，他们背后还有推手，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舆论斗争，是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
正如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都不是技术问题，新媒体技术本身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民主是政治问题，它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人民”被“公民”取代本身是中国民主危机的一个表征，而非解决。对微博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质疑，主要体现为：舆论领袖何以可能作为民意的代表?民意是否“被代表”和绑架?被卷入参与的民众是否拥有自主性?真相能否被及时揭示?是否存在系统性操控的力量?在这些问题面前，微博其实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水军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用键盘投票的“直接民主”理想被金钱选主所代替，金钱可以购买民意，民主就走到了反面;另一方面，水军使得微博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迅速完成，水军作为媒体暴力的极端表现，导致新媒体治理迅速恶化，微博的黑社会化与政府如影随形的强力整治是一个逻辑的不同面向。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末“颜色革命”到2010年开始的中东、北非“mlh革命”，NGO组织成为境外不同势力进入的管道，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微博时代，它们的确拥有不能被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社交网络革命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微博时代并不只属于中国。吴畅畅在《“由内而外”与“由外向内”：基于社交媒体的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与网络抗争》一文通过2011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2011年在中国流产的“mlh革命”与推特中文圈的故事、2012年薄熙来事件和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描述了一个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他们由亲资本的国家官员、新兴资本家、及其媒体和知识界的支持者组成，与海外媒体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密切互动，以微博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政治大戏，戏里戏外、国内国外，各类角色纷纷出场，构成了2012年十八大前后最叵测、危险的政治乱象。
2011微博爆发年，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中，“wk事件”名列第一，它当然也是微博时代的重大事件。熊琦《被置换的政治主体与微博政治——微博内的广东“wk事件”》一文，梳理与分析了wk事件中舆论焦点转移的过程和原因，这其实是一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它涉及村集体土地流转与利益分配问题，此类案件在广东已经屡见不鲜。然而，作为微博事件的“wk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国内、国际媒体热点关注的议题，却是因为议题迅速从土地问题转向选举，也就是民主问题。在微博时代，任何“民主”议题都会迅速引爆舆论热点，需要生产出自己的“抗议者”。在此意义上，wk成为“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直选是201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在中国乡村已经实践了十年以上。但是，被解读为开创“村民自治”、“选举”的“wk事件”却被认为是继小岗村之后，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中国激进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所依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化，是中国普世派积极推进的政治过程。它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巨变，其利益重组与再分配不断引爆村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构成中国最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这远不是一个村庄的民主选举所能承担的解决之道。有意味的是，为wk民主“自治”摇旗呐喊者，同样也是积极推动中国走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的群体，“程序民主”成为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被推上前台的并高票当选为村党总书记的村民林祖恋，成为“wk事件”的英雄被中外媒体所拥戴。但是，wk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 新上任的村委会同样被腐败和宗族问题所困扰，并陷入中国基层选举中的普遍困境。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wk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没解决，“产权改革不到位，民主政治就搞不好。……土地产权理清了，wk村的民主政治才能前行得更顺畅。” 在此逻辑下，土地私有化才有民主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民主”不过就是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巧取豪夺的遮羞布了。
至此，两个舆论场成为官方承认的事实。在这个承认的背后，是传统党报媒体话语主导权的旁落，它成为十八大之后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危机。这正是“媒体融合”政策出台的背景：打通新旧两个舆论场，在新媒体平台实现整合。从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吹响集结号开始，短短四年时间，媒体改革风云变幻、惊心动魄。今天，一个无法回避的局面是：媒体公信力和生态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相反，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经营状况相继呈现崩溃之势。对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不信任，到今天新媒体平台上新闻公信力的普遍跌停，是否到了应该总结三十年中国传媒市场改革之成败得失的时候?当市场既是病，又是药，如何重新构建(新)媒体的公信力?为什么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媒体公信力较之传统媒体时代，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是今天中国传媒学者必须严峻关切的焦点。
(4)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
微博时代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曾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力量的称呼从褒义变成了贬义。这其中，“韩寒造假事件”是这个群体内部分裂的标志。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一文，从早期反教育体制的“差生”韩寒现象出发。韩寒以超越同龄人的文史知识获得市场认同，其成功建立在中国高考制度的利与弊之上——不得不屈从于严酷的高考指挥棒下的一代年轻人，需要从“差生”韩寒的成功中汲取反叛的想象。但是“重返政治”的韩寒却是以反智的形象定位市场。2005年，韩寒开通博客，成为与博客时代同步的淘金者。2008年之后，是他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期——这一时期正是从博客到微博，新媒体开始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动力。并不奇怪，韩寒获得海内外媒体的高调赞美与推波助澜，先后获得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真是眼花缭乱。依靠新旧媒体与市场化相互激荡的火花照亮自己的弄潮儿，依靠“竖牌坊做知识分子”的商业策略，韩寒创造了在中国以“消费政治”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黄金法则。石力月从市场与“启蒙”知识分子关系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了“韩寒”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符号，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其实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既是韩寒“成功”的原因，也是其遭遇滑铁卢的定数。“韩寒事件”使得自由主义内部的困境得以暴露，市场作为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来源和信仰，造假本身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对“韩寒”的符号拆解，对市场更为彻底的批判却会带来自由主义自身的政治危机。这一困境使得“韩寒事件”中“真相”或曰“造假”本身是否重要与合法成为争论的焦点，正反双方都是以维护“公民社会”的“启蒙理想”为出发点，却因为无法跳出市场自由主义的紧箍咒，使得这场绵延数月的大混战在彼此倾泻的语言暴力中陷入深牢。
姬德强《谁的权力场域?——从“方韩之争”观微博的政治经济学》更进一步通过“韩寒事件”探讨了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化传播体系中“公共利益”虚无化的局面。新浪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曾表示微博商业化的六大模式为：互动精准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无线增值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数字内容收费等，也就是最大可能地获取交换价值。因此，微博在结构上必然是：符合商业模式的传播才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这是微博名人战术的缘由。文章探讨了英国学者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从道义经济学角度展开的分析，即资本、国家与社会为主导的三种传播模式在社会权力关系上的异同。中国的微博时代的确是以“公民社会”的想象为召唤，传播作为一种礼物，以互惠性为价值，所有权共创、共享，这些网络乌托邦的来源，感染和动员了加入微博的人群。但是很快，这些想象都在资本褫夺和操控下破产，以地产商和大资本家所代表的“公知”群体在微博上呼风唤雨，使得微博越来越陷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淖，也使得“公民社会”的网络社区实质成为资本主导的传播飞地。
在此意义上，重新想象一下默多克描述的图景：资金支持来自税收，由国家或国家设立公共互联网服务机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创立自己的微博账户和社交网络，是否会有不同?我们是否应坚持让互联网成为全体公民共有共享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否应该任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电信基础上发展的互联网沦为资本的狂欢?正是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把赢利为目的的私营网络公司摇变为想象中的“公共领域”的创造与维护者，在这个幻象破灭之后，国家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按照默多克的框架，“公共利益”的传播形态应该建立在税收财政的基础上，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和保证社会每一个体的表达自由，由此传播才能够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不被任何人或组织私有。而私有化的企业行为必然与媒体的公共性产生冲突，牺牲的只能是公共性——由此，微博与微信的此消彼长，就只是市场行为的起伏了，事实上，大部分主流的分析也正是这样着眼的。
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以左右之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为视角，探讨了网络暴力下社会化媒体的“正义”是否可能。网络暴力在微博时代越演越烈，污名化作为区隔和贬损的方式，是网络媒体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持自由主义立场之新旧媒体的政治偏向，正是导致与此立场相左的北大教授孔庆东采取“粗骂”的结构性原因，即为了博取媒体与传播的话语资源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采取的方式。但是，依靠这种方式本身即是加入这个结构性的逻辑。污名化和贴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开放，而是更多地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网络空间丧失了理性对话的可能，只能依靠“粗骂”作为不同阵营对话的方式，这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丧失。但是，对于公共话语建构富有特殊使命的知识分子为何卷入这种“互相污名化”的逻辑，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其实，污名化现象并不始于微博时代，而是从网络时代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据笔者的观察，早在2000年创始、2006年被关闭的“世界中国”论坛，一个以学术为定位的“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网络社区，“以传播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为关注中国发展与前途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可以参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积累与建设的公共平台”，里面就活跃着一群以“粗骂”为常规武器围剿异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同时也是南方系和都市报媒体副刊版的专栏作者。网站不仅鼓励而且纵容，培养了靠谩骂来吸引围观的惯习。而在当时华人论坛中极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凯迪社区、“天涯社区”等在极盛时代，依靠豢养媒体暴力来吸引眼球和排除异己，更是常规做法和“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势力在新旧媒体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原因。这一本身极大地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做法，却被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媒体上的成就。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从没有真正严肃的反省，这才是问题所在。直至最后，这些语言暴力也转而倾泻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由褒入贬，是其结果之一。从社区媒体到社交媒体，微博时代不仅复制了这个逻辑，而且将之推向极致，也即推向了反面，即“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覆灭。这在结果上是隔绝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除非放弃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进入这套既定的媒体策略和逻辑，否则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它的危险却是公共空间沦为暴力角逐的场所。
恐怖主义来源于西方的全球霸权，是其结构的循环与衍生，正如媒体暴力正是霸权结构的合谋与表现。在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结构的新变体，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因此，如何寻求打破，而不是重新落入这一结构中，才是世界，包括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衰落与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不断暴露出来。
已经有西方学者指出启蒙理想的衰落与恐怖主义的兴起是一体两面。鲍德里亚在针对美国911事件所撰写的《全球暴力》一文中，通过区分“普世化”与“全球化”来描述暴力的来源，前者涉及的是人权、自由、文化和民主这些价值观念，后者则意味着技术、市场、贸易和信息。当全球化势不可挡，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下发展出的普世化价值体系却开始败退。非西方文化是因为独特性被消灭而消亡，欧洲文化则是因为对独特性的消灭而导致自身的消亡。启蒙运动的普世化本身正是危险所在，市场与贸易“交换”的全球化终结了价值的普世化。“全球化的成功传播已经根除了一切差异的形式和过去倡导差异的那种普世价值”，其结果是全球化与普世化的区别消除了，普世化被全球化。因此，歧视和排他正是全球化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恰恰为全球暴力打开了大门。这一暴力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病毒，它通过碎片化的“独特性”而复活，通过传染而运转，通过连锁反应而前进，并逐渐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抵抗能力。因此恐怖主义不是别的，乃是对我们社会自身的审判和惩罚。作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普世化”与作为经济过程的“全球化”之间的悖论，正是恐怖主义的渊薮。
这一价值体系被市场交换体系所置换的过程，尤其体现在媒体的市场化，体现在全球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它的霸权形式就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命名的：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它指称的是美国对全球的电子入侵。这一现象在美国批判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更广泛的描述中是“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的新表现，它指称所有以媒体的方式制造的霸权形式，并特别体现在以帝国的政治、经济过程所维护的媒体霸权，以及媒体自身从其利益出发而谋取的霸权形式。
有西方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社交媒体用户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对于暴行的反应，而是一种出于常见的消费主义习性的情感参与：“将Facebook资料、推文和博客作为暴力的证明文件可能正是ISIS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存在依据。如果进一步延伸我的论点，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生产视频，摩苏尔的亚述和帕提亚雕像才遭到破坏。我们不能也不该将这种电影化的再现视为一种证明文件。相反，它跟真人秀一样，主要的目的在于展示的生产：在其中发生的是彻底真实的，尽管完完全全是演出的。”“相对于认为ISIS是一个过时的、中世纪式的实体，我恰恰觉得它是一种超现代(super-modern)的现象，吸收了超真实(hyperreality)最有力的工具来扩散自己的暴力行为”。 正是媒体的嗜血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和支持了ISIS的极端暴力，使之从相反的方向成为当代社会的镜像。这也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观点：“媒体具有导向性的、对人的冲动进行爆炸性挖掘的体系，会对社会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很多年轻人今天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也能看到美国大片，也能通过媒体知道，当年美国、欧洲怎样掀起伊拉克战争，挑起中东冲突。他们的仇恨，加上美国大片的冲击性，综合起来，就会去追求大场面、冲击性效果，把斩首放在网上等等。”
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北约所发动的现代战争，从“外科手术”式的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战争，同时也都是规模浩大的新旧媒体表演：真实版的好莱坞大片。在这个意义上，ISIS极具特色的媒体现象把鲍德里亚描述的逻辑推向极致，推向西方世界自身的内爆。不可忘记一点，很多在欧洲进行袭击案的其实是出生于欧洲的公民，而不是叙利亚或伊拉克公民，而且每天欧洲还不断地有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ISIS。
这就是今天中国批判的传播理论界必须面对的课题，即一方面是全球霸权(特别是冷战话语在后冷战时代的延续)在中国的内嵌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常识”，它构成了网络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媒体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暴力本身的恶变和内爆，也在打破这一旧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批判的知识分子面前。
今天的(新)媒体已经进入“入口平台的霸权时代”。 在中国，就是BAT(百度、阿里和腾讯)所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霸权。因此，有必要简短回溯一下这一霸权在中国形成的机制和历程。
其实，“微博之父”陈彤的“玩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玩法，只是放在了新媒体上。微信的不同在于，“微信之父”张小龙似乎是个技术理想主义者，技术乌托邦的信仰者。而微信之所以能够取代微博，成为最活跃的社交媒体，正在于他的技术设计建立在微博的前车之鉴上。
首先，它以相互隔绝的“朋友圈”，屏蔽了微博污名化暴力威胁，用户可自行清理污秽，补救了微博陷入的暴力恶性循环;其次，用“公平”的设计理念来抗衡微博的“名人战略”，按照张小龙对“微信文化”的表述：“我们更希望的是平台有一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规则来对待用户”，反对用户的特权与攀比， 这恰与陈彤的微博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严格屏蔽卖粉和水军。 笔者把它称为微信三原则，很清楚，这三原则都是反微博之道而行。之前，重复新浪微博路数的“腾讯微博”已经完全败北。在此基础上，张小龙作为技术工程师的理念其实体现了新媒体技术乌托邦的思想，为这个乌托邦献祭的最著名人物是少年天才“互联网之子”述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信仰网络开放和自由，以黑客技术反对美国政府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知识产权法案，深陷司法困境，最终以自杀的形式杀身成仁。
我想跟大家分享微信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产品是一个用完即走的，就是用完了我就走了，可能大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一个好的产品不是黏住用户，而是尽量让这个用户离开你的产品。……事实上我们认为任何产品都只是一个工具，对工具来说，好的工具就是应该最高效率的完成用户的目的，然后尽快的离开。
在我们对公司的一次培训里面，有个同事问我微信的战略是什么?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说微信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应当想如何做好这个工具。但我认为微信是一个工具，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我并不认为一个工具是一个很低层面的东西，事实上人类从原始人进化智能人类的过程，就是因为人会制造工具，我们所用的绝大部分的产品本质上来说都是工具，但是工具有好坏之分，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台，我会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一个好的工具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属性，就是提高效率，用完即走。
对于马化腾来说，2013年下半年从“叫好不叫座，增量不增收”的微信困境中走出来，正在于他发现了其赢利模式的奥秘存在于与“传统产业”的结合， 即可以不断地把商业模式搭乘在急速扩张的微信用户群的基础上，以此获得的商业前景不断走向清晰。2015年3月全国两会，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由马化腾提出并竭力宣传的“互联网+”的理念，同时成为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战略”。 7月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使互联网+成为全局性的经济政策。
微信开始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无限扩张和涵盖能力的魔盒，或者说黑洞，从而把所有的经济生活包容在内。即便是2016年张小龙罕见露面公开讲话，也是因为微信策划晒好友、红包的一次活动出现链接失效引发谣言，用户开始解绑银行卡。而微信红包的社交功能要靠绑定银行卡打入新媒体金融圈，才能成为马云帝国支付宝的强劲竞争对手。所以，解绑银行卡是严重危机，这才是张小龙露面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解释微信的四个价值观时，其实能够承诺的最大限度就是“尽可能让商业化存在于无形之中”，希望微信做“好的商业化”，即与“用户的价值、用户的体验并不矛盾”的商业化。但是，商业价值与用户价值的重合是有边界的，什么时候这种边界会被逾越，并不掌握在张小龙的手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掌握在马化腾的手中，而是取决于资本发展的逻辑，即微信的利益延展链条是否触底。只要微信还能够不断地产出金蛋，就不会杀鸡取卵。但是，当交换价值在市场上无法兑现的情况上，卸磨杀驴就是常态，在这个逻辑下，张小龙“小程序”的电商化也就是必然的趋势。小程序上线一个月后，观察者纷纷讨论的已经是微信小程序失败了吗?若小程序不能带来流量变现，“张小龙所致力于打造的健康微信生态与开发者的急功近利形成了抗衡”， 最终妥协的只能是张小龙。
至此，不难发现，前述张小龙反微博之道的微信三原则都面临瓦解的危险：朋友圈被商业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大，用户平等的原则已经被流量优先的广告原则所置换，而严控水军的防波提也出现管涌，“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微信公众号刷量行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0月，短短3年内，微信公众号“刷量” 市场规模从215亿元升到378亿元。” 而所谓的“社交机器人”的“群智能机器人”正在代替微博时代的“水军”，“社交机器人是自动控制社交媒体账户的计算机程序，它们可以表现得像真人用户一样，在社交平台上就某一话题发帖或转发其他账号的内容，给这些内容评论、点赞，甚至还可以参与网络对话和讨论”。 如此情景已经与微博时代的水军现象等量齐观，张小龙的技术乌托邦还能走多远?
目前张小龙“用户第一”的原则是符合腾讯商业利益的。只有提供更多的使用价值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才能召唤更多的用户进入微信。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阐述，用户使用微信的过程也就是为腾讯做工的过程。用户使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张小龙呼吁用户投入必要劳动时间去获取使用价值，但是腾讯实质是尽可能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即制造用户黏性。用户黏性是新媒体的生命线。这就是马化腾提出“互联网+”的驱动力，其实在他的战略中就是“微信+”一切。腾讯最终可与“马云帝国”外向扩张式的“章鱼模式”或者说“病毒式”模式媲美或抗衡的，不是别的，正是微信开启的这种“黑洞模式”，但是，它却起源于张小龙的技术乌托邦的民主思想，这一点需要先记住，后面再讨论。今天，它们已经是两种典型的新媒体平台垄断模式。
正如微信的口号是“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百度的理念按照其CEO李彦宏的阐述就是：“让人们最平等便捷地获取信息”;“马云帝国”的阿里巴巴则宣称“帮助小企业成功”，其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为旗帜。但是，淘宝等电商依靠价格战极大地冲击了实体销售行业和线下销售行业，引发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也是事实。其实，无论是腾讯还是马云帝国，其成功首先靠的都是平台，在此基础上才有金融与数据。“马云帝国”靠的是顺应中小企业的发展欲求，在一个垄断的市场条件下，这一主张具有伸张“企业民主”的意义，这是马云获得成功的现实条件。但是，一旦帝国打造完成，其本身就会转变成新的霸权力量。一旦消除了外部挑战它的威胁力量之后，平台就会转化为地租，任意剪羊毛，那些跨国连锁超市凭借销售渠道霸权打压供货商的故事，是否会在电商巨头中重演呢?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知网的故事就在眼前。2016年4月，媒体报道《知网涨价论文贵 北大吃不消》，引发众议，知网作为学术论文数据库从2010-2016年，涨幅均超过18%，多地高校图书馆曾因价格问题不得不中断与知网合作。知网在始创阶段，得到了大量国家给予的行政支持。其获得的论文是以作者和期刊的免费/低价让渡为前提的，这是建立在学术资源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理念上的，而学术论文的生产成本是由高校薪资和国家项目支持完成的，这也是因为中国高校体系基本是国立，而非私立。知网的“市场”赢利模式是两头插在由国家买单的公共资源中汲取利润，然后反过来绑架公共利益。2014年，知网的两家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法人独资企业。这其实是JSTOR与亚伦•斯沃茨故事在中国的一个翻版。
资本的逻辑就是把使用价值转成交换价值，把日益庞大的用户变现，作为隐藏在BAT背后的利益动机，从未消失过。认清并高度警惕这一点，对于我们判断今后新媒体的发展走向至为关键。比如，百度搜索竞价排名被诟病已久，“百度贴吧”其实是依靠用户自组织与互动的“民主”理念，但是市场环境下的“民主”恰恰可以成为最大的生意，其出卖白血病“吧主”就是臭名昭著的例证。2016年1月，网友发帖称百度贴吧的血友病吧主被百度单方面撤换，经营权被卖给某医疗机构，新换上的吧主“血友病专家”竟然是不断被吧友举报的“声名狼藉的骗子”。由此，网友再爆“百度40%的热门疾病吧已经被卖，而大多数用户都会通过百度搜索医疗信息甚至完全信任这些信息”。这也是因为占中国民营医院近八成的“莆田系”客户主要来源就是百度。根据百度2015年第三季度财报，该季度总营收为人民币183.83亿元，其中有176.80亿元来自网络营销的营收，占总营收的96%，是百度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莆田系医院也抱怨说，高昂的网络竞价导致医疗机构“为互联网打工”。“莆田系”医院广告投入的60%给了搜索引擎，有医院在搜索引擎上的推广费占到营业额的70%、80%。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竞争激烈的城市，有医院一年收入1.2亿元，有1亿元投给了搜索引擎，用在病人身上的医疗资源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莆田系医院2014年在百度上花费的推广费用高达34亿，占百度在推广上获得的所有收入的三分之一。百度公司财报显示2014年网络营销营收为人民币484.95亿元，比2013年增长52.5%。企业老总抱怨“莆田民营医院被搜索引擎公司绑架了”，很多大城市的医疗竞价达到每次点击999元，却又不得不依赖搜索引擎推广模式，这也使得百度面对莆田系抗议事件时很强硬。另有外界人士猜测百度在此事件中强硬，是为了与301医院及北京、湖北、广东等多地公立医院合作“让路”。据百度自称，除民营医院外，百度也和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开始合作，开始进军移动医疗的“洗白”措施。
应该看到，BAT宣称“用户第一”，马云强调其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解决问题——对使用价值的强调，超越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商业广告基本摒弃使用价值的宣传模式，即建立在对交换价值的依赖上。在这个意义上，BAT的成功是一种物极必“反”。但是，其“反”动却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征召更多的“用户”作为“数码劳工”。新媒体时代的发现或者说发明，就是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资本化，人自身的再生产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按照年轻的阿里巴巴数据科学总监闵万里在一次名为《数据化带来的遍地黄金》的演讲中说：“人是一切数据的总和”，也就是“人”本身的数据化可以带来“遍地黄金”，“就是非常自然的推论”。
任何媒体都必须用使用价值来积极地征召和建构用户。在其扩张和发展的阶段，“用户至上”即使用价值需要优先。这是因为：
首先，拥有“用户”才能将之打造成广告的目标受众。传统媒体的赢利模式，即把受众出卖给广告商——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石(虽然关于传播商品化的形式尚有争论)，是传统媒体从市场化走向垄断化，即媒介帝国主义霸权——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毋宁是这一资本的“旧”逻辑在更深刻基础上的推衍。不同只在于新媒体公司不仅把受众卖给广告商——这一部分固然还是新媒体获利的源头，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新媒体自身吸纳了广告业，凭借对用户的占有即大数据，把广告业变成自身的延伸，从而不断延伸其帝国版图。
第二，“用户”使用过程即劳动过程产生的劳动价值，是赢利的源头。因此，“用户为第一”只说出了一半，另一半是：有了不断“做工”的“用”户，才能把他们的“劳动力”卖钱：不仅卖给广告公司，卖给“市场”，也卖给政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延伸。让用户以免费(微信)或相对便宜的虚拟地租(淘宝)的方式进入，构建尽可能大的用户“劳动”平台，然后凭借庞大的“劳动力”为抵押，以金融的方式，剪国家的羊毛，既褫夺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的势力范围，也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以此获得赢者通吃的市场霸主地位。其实质是，以拥有“用户”为资本，以政府购买为方式，挪用主权国家背书的政府信用为自己利益扩张保驾护航。
图2：支付宝“扎心”文案的部分图文展示
通过不断翦除外部竞争势力的同时，使自身获得无限扩展的能力，以支付宝和蚂蚁金服为核心的阿里金融帝国已经完成。但是，帝国版图并不止于金融，而是把金融变成血液或石油，成为帝国扩张的方式和动力。这些海内外上市的互联网股份制巨头通过金融、商业、媒体、流通、物流，全方位地渗透国家与社会，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和秘密。它逼迫出的问题正是：政府公众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交集与边界到底在哪里?
“阿里帝国”模式，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把零售业掌握在它的手上，迄今为止已经至少涵盖了电子商务、金融、游戏、视频、音乐、影视、智能终端、健康医疗、本地生活服务、体育、物流、搜索、移动社交、IM工具、在线教育、商业零售等近20个领域，旗下关联企业不胜枚举。被管理学所奉为经典的互联网时代创造出的“长尾理论”，即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小市场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少数热销产品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已经不足以描述新媒体时代资本的赢利方式，不是长尾，而是头尾倒置，才是今天的现实。而超级帝国一旦形成，成为“国中之国”，其与主权国家层面上的管理或治理的博弈就会越来越复杂，这个格局前所未有。
阿里运营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可以作为典型案例。2015年3月两会，“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给出“关于将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交由国家食药监总局统一管理，确保信息安全”的提案，认为电子监管码信息既是企业秘密，让市场竞争的一方去监控另一方，无法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它同时也是国家战略资源，一旦流失则威胁国家安全。201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收回阿里健康药品电子监管运营权; 2016年2月19家连锁药店再发声明要求取消药监码，认为阿里健康介入到药品信息监管当中，既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又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涉嫌绑架公权利用数据牟利。 这一具体而微的案例涉及的敏感问题正是，作为私营企业巨头所获取的大数据，不仅仅是商业性的，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公民权益和国家主权。
不无意味的是，其实早在2013年4月，阿里就开始收购新浪微博18%的股权，“双方将在用户账户互通、数据交换、在线支付、网络营销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并探索基于数亿的微博用户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的数亿消费者有效互动的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 请注意阿里购买的时间点，正是微博最后的黄金时间，阿里购买不是别的，正是作为商业价值的微博用户，交易完成后阿里巴巴成为新浪微博第二大股东。2014年4月，微博在美上市，“在拿下微博18%的股份后，阿里先后主导了微博与淘宝的导流合作、支付宝对微博的接入，最终，这一系列动作共同指向了“微博电商” 战略，微博也顺理成章的被纳入阿里导流策略的一环，并通过阿里实现了初步商业化”，观察者认为如今的微博已经转型为营销服务平台。
笔者认为微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是就它作为新闻议题或者说政治风暴议题策源地的功能而言。但它恰恰是凭借之前翻云覆雨积累的用户资源，才能够出卖给阿里，阿里把用户和它的电商对接，实际上是把微博的用户转化为电商用户——今天它在资本市场上的活跃，恰恰是来自于这个市场化逻辑，既把政治资本转换为商业收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确实是出卖民主的好生意。在微博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整改之际，2016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文件，拟向微博相关高管团队成员购入后者所持总计300万股微博股票，交易总价为1.35亿美元，阿里将持有微博股权31.5%。 阿里主导微博的时间，正是微博由盛而衰的关节点，相较之与卖粉、水军，把用户卖给最大电商阿里，新浪微博成功实现了最大变现，也就是作为社交媒体的历史使命。好一大单出卖“民主”的大生意! 根据微博2016年9月的股价，阿里在微博的投资已获得3倍收益，阿里在资本市场已经大赚。它借此与腾讯微信决战，好戏还在后面。
这其实正说明寡头争霸的市场竞争下，BAT的“大数据”都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在私人资本利益掌控数据的时代，并没有所谓的“大数据”，即数据的社会共享，今天不断爆出新媒体巨头们围绕大数据的圈地大战就是其表现。大数据为谁的利益所用，是更关键的问题。对于大数据的使用与安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框架如何确立?迫在眉睫。
互联网乌托邦的一个响亮名头是“共享经济”，它被称为是数字共产主义。曾经甚嚣尘上的P2P诈骗正是在“分享经济”的金子招牌下获得合法性。但是，如果以“共享经济”之名执垄断之实，“共产主义”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从“共享经济”的乌托邦蓝图走向新媒体帝国，其实是把“民主”予以出卖的大生意。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为王”倒逼社会重组和绑架政治，才是需要警惕的。
第三，建立在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基础上的新媒体经济对新的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对正规劳动雇佣的排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和消费主义营销模式已经触及到它的天花板：剩余价值的耗尽，导致资本主义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的排斥。雇佣劳动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不稳定。新媒体经济导致：一方面非正式就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和养老日渐从企业责任中被排斥出去，丢给社会与国家去承担。人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与人自身的“数码化”，正相辅相成地成为数码时代的生存方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则全面沦陷，或者说被吸纳。由此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服务压力越来越大，这反过来驱使得国家通过新媒体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再次使得公共服务私有化。这同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或许会比它能解决的问题更多。这特别体现为失业率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癌症，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痼疾。
被压抑的民主需要新的出口，这既是新媒体崛起的政治背景，也是新媒体旋即沦为资本新征场的原因。资本需要靠不断地购买“民主”来活命，一如好莱坞电影中的吸血鬼，爱恨情仇皆系于此——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新媒体至为关键。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新)媒体的利润来源——劳动价值论才能得其所在。劳动，唯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新媒体时代将更深刻地证明这一点。新媒体本身并不是魔法世界。
以社交媒体的方式，以公平分享的乌托邦理想，召唤对民主的渴求，使得用户心甘情愿地去平台垦荒，为的是建设一个共享共创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数码共产主义者宣言(The dot Communist Manifesto)”就是代表，它包括“保护创造性劳动的尊严”。但是悖论在于新媒体时代创造性劳动本身也是自我出卖的过程，人的自我数码化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大数据”，而人/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以数据的方式成为新媒体时代剩余价值的来源，人的彻底的数据化正是“信息资本主义”最深刻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无产阶级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
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彻底瓦解。阿伦特曾经对财产、财富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做了区分，在她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私有财产与自由的公共领域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已经随着财富的流动性而改变。财富的社会化过程，即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以牺牲私有财产为代价的，这也是城市消灭乡村的过程。近代对隐私权的发现原本是对消失的私有财产的替代，人的自由从依靠私有财产的庇护，过渡到在个人隐私的“主观性”中栖息。与此同时，则是不动产转变为动产，财产变成财富，即失去其由于物理空间位置而决定的私人使用价值：财产失去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特性。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导致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力”作为价值的来源。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剥夺私有财产而得以实施的。而私人领域之所以需要与公共领域并存，是因为人自身的生存，需要有些东西隐藏起来，有些东西则必须公开展露：
有史以来，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隐匿于私下的东西一直都是人类存在中身体的部分，即一切与生命过程的必然性相关联的东西，而在近代以前，生命过程囊括了服务于个体的生计和和种族的延续的一切活动。……更能说明这些现象的是，即便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的少数几个参与也仍然是与“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类需要带有其原初的含义，即：它们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人有身体的缘故。
今天急速推进的新媒体时代，与阿伦特叙述的时代相比，正是身体/肉体及其再生产作为最后的私人领域的消失，一如这个世界上不断退缩的冰川——这两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转喻，暴露的都是世界的非生命性。传统隐私权不断被突破，而网络上的隐私权则面临难以界定的复杂和棘手的困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数据时代的新闻伦理处于雪崩般的严峻局面。而直播平台上的网红往往要依靠出卖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和作为欲望的身体，就是这一逻辑的极致。
理解直播平台的兴起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是自我隐私的市场化，很多直播以主动出卖个人隐私的方式来获得关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直播却能获得很高关注，比如直播吃饭、发呆、睡觉等。当巨大的人群从传统的社会中被甩出来，进入快速城市化过程，个人需要在原子化过程中寻求认同——通过共享孤独与“无聊”，有互相安慰的感觉。“无聊”其实就是意义丧失的状态，当大量的人进入无聊状态，就会形成一个虚拟社区，以各种无聊的方式分享作为“现代人”的真实感受。第二是民主压抑的非正常出路。特别是直播平台上的“喊麦”文化， 它们代表着一种来自底层的能量，在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时代都没有他们的位置。这部分社会能量和需求需要一个出口，因为直播平台基本没有门槛，就为社会底层无法排解的能量提供了一个出口，所以呈现出一些野性、盲目、讽刺、黑社会化和自我嘲弄——自我嘲弄是在向外抗争不可能的情况下，把矛头对准自己，以实现曲折的抗议，这就是中国独特的直播平台“喊麦”江湖形成的原因。这是理解直播平台的基本判断：它让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没有出口的人——能够有自我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因为受着种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压抑，因而是扭曲的，需要从扭曲中仔细辨别其民主的诉求。而自生自发的社会能量无论政治上的左右、价值观念上的正负，一旦被新媒体平台释放出来之后，都会遭到资本的收购、征用和驯化——再重复一遍：所有的新媒体都有购买民主的欲望，都是吸血鬼。这就是为什么直播平台成为资本赤裸裸围猎的对象。
当代自由主义论述把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视为对公共领域破坏的时候，忽视的正是公权力与整个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内生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到最本质的问题。“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是今天的国王已化身为资本的金雨，从天庭降落，这种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姻——它被视为民主唯一合法的形式，却被视而不见。为什么当魔鬼身着七彩布衣吹着保护私有财产的迷笛，自由主义的守门人就心无芥蒂地打开大门拱手相迎?这个问题更需要从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予以阐述。当私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信息资本主义凭借大数据的魔杖，摧毁一切公民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自由主义彻底破产的时候。今天，不是别的，正是私有化本身，及其对政府的绑架，成为自由主义的杀手。今天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与挑战。
当私人领域全部汇入公共领域的时候，也就是公共领域消失的时候。它意味着人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从物理世界、现实世界到今天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化生存;从人的肉体生存到“主观世界”，从财产、财富到劳动力的再生产，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正在汇入资本流动的滚滚洪流，这一逻辑的终点是世界的毁灭。正是这一绝境在地平线上的逼近，重新召唤马克思幽灵的归来。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
由于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水落石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5年9月的一次智库论坛上认为互联网+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并不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工匠意识”。 2016年3月的两会上，“工匠精神”成为李克强总理政府报告中的新词汇。对互联网如何加制造业，以及互联网和制造业的主次关系问题，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互联网+制造业”中制造业应该是主体。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究竟为何?从2015至2016年，马化腾提交的议案一直大力呼吁政府全面提升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16年两会上，马化腾的提案是《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的建议》，“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下，电信业、制造业、软件业等一齐参与到“互联网+” 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共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马化腾呼吁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战略角度投入更多资源，“推动电信运营企业加大互联网接入网宽带化、骨干网高速化建设力度，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改善互联网间互联互通的质量，在建设4G网络的同时，积极加大WIFI布局，不断满足互联网业务发展对基础网络资源的需求”。据报道， 截至2015年底，微信城市服务项目已上线16个省78个城市，共提供包括公安、交管、社保、医疗等在内的2611项服务，平均每座城市提供33项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6881万。与此同时，全国开通的政务微信公众账号超过10万，可实现包括水、电、煤、宽带、话费的费用缴纳、出入境业务办理等在内的多种政务民生服务。 上述“服务”其实也是阿里和百度竭力推进的领域。依靠巨大的用户量，再渗透至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这既是腾讯公司起死回生的战略转折点，也是BAT获得霸权的基本逻辑。但是，这一霸权恰恰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国家对基础电信服务的公共投入上，按照原中欧国际商学院院长朱晓明的总结，BAT是电信孵化出的鸠占鹊巢，具有寄生性——虽然他是从肯定的市场角度来描述， 却是一个基本事实。舍此，则无BAT的崛起，而其扩张，也同样必须建立在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另一方面，则需要政府让渡公共服务作为市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由此开启。
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电信运营商的发展情况已大为不利，利益大规模被新媒体公司分流。此时，新媒体公司的掌门人呼吁国家资源投入在此意义上该做何解?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国家为私营互联网巨头做补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还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与保驾护航，才会有BAT在中国的崛起。但是，它也带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依赖产权复杂的民营新媒体企业巨头，这就是从2015年开始全面推广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BAT跑马圈地的过程将给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重新考量?当“互联网+”一切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候，BAT是否就是国中之国，甚至富可敌国?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政府为BAT服务?基于用户使用而“生产”的大数据作为BAT拥有的商业资源，在市场开发过程中公民的隐私、国家利益如何保护?是否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要求其开放数据库来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系列问题已经逼迫到我们面前。
不无巧合的是，恰好在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后，习近平2016年“419”讲话公布，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说到：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上述每一句话都有针对性，而且很明确。这应该是魏则西事件爆发后，网信办等联合调查组迅速行动的根据和原因。习近平的“希望”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政治上设立了透明天花板。这也是因为，没有中国政府对谷歌、Facebook和推特等海外互联网巨头的限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筑坝养鱼，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BAT的壮大。按照习近平的表述：“脱离了国家支持、脱离了群众支持，脱离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企业难以做强做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开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以国家会加大投入农村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的电信运营商严格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的，电子商务则对民营放开。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媒体经济必然是“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用”，“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BAT作为中国市场培育出的民营经济同样负有在全球竞争市场占据重要份额的使命，在国企海外进军遭受种种打压、限制和歧视的前提下，鼓励民营企业作为海外发展的生力军，自然也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决策。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正是BAT作为中国企业的政治生命线。在此，是“天花板”，还是“生命线”?其实取决于企业自己的理解和作为。
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另一方面的挑战，或者说更严重的挑战是就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国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败、官僚化、权钱交易、利益集团化的过程中驶入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海，重新锻造“国企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使命。毛泽东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动员方式在今天已经丧失其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其导致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和数千万工人被买断工龄下岗的沉痛“经验”，也被宣布为不能重蹈之覆辙，深化改革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国企发展与改革的曲折与艰难，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演绎，成败届系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是国企能否批评——国企当然应该接受监督和批评，而是需要警惕以国企私有化为诉求的批判。这类批判往往对私企普遍存在的、更严重的、不受制约的腐败、家长制和等级制度视而不见。事实上，企业组织的民主问题不仅仅是国企改革的问题，同样，或者更严重的存在于私企。
今天对民主的讨论多局限在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多被看成是经济组织，而不是社会组织。通过剥离企业的社会性以获得单纯经济功能的过程，也正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事实上，市场因素正是企业组织走向垄断和专制的动力，而不断扩大的等级制的员工结构(CEO的高薪制)和军事化的管理机制(以富士康为代表)正是其表现。据2015年的报道，全球十大最高薪CEO中，媒体大亨占6名。 今天的媒体大亨更是非社交媒体巨头莫属了。在此过程中，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和组织民主问题就落在了传统的“民主观”之外，成为其理论巨大的盲点，房间里看不见的大象。作为广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借此金蝉脱壳，逃脱民主的控制，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化外之地。与此同时，中国舆论聚焦的却是国企(国家控制和专制)/私企(民主和市场)这样的二元对立，它模糊了国企改革应该关注的焦点，即管理的民主化和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之间的互相促进，而把改革引导到国企向私有化企业组织看齐这一歧途。当效率成为唯一的目的，资本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被遮蔽和取消了。
这一问题，也正是作为国企的中国传统媒体组织今天面临的危机。媒体改革的关键词早已是资本运作，运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媒介组织，但是媒体组织做大做强的目的和诉求是什么?却不再被追问。当传媒体制改革以私企的组织结构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话语权旁落和从业人员理想主义、专业主义的丧失就实属必然了。改革目的与途径之间的背离与悖论，今天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收拾旧山河的境地，“媒体融合”既是一个应急式反应，也是一个战略性布局。但是它的成功，却取决于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上述的背离与悖论。
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传媒已经被强有力地吸纳到上述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的逻辑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检讨和反思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在捍卫社会公正和民主意义上的失败，新媒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全面失败也必将会到来，迟早而已。当中国的主流媒体把头版拿来做广告，当软文、植入性广告、权钱交易、敲诈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其实已经开始自我毁灭的过程。媒体公信力的丧失并不始于新媒体时代，却由于新媒体时代而加剧了轰毁的速度。三十多年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放置在这个框架下考察和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依赖商品销售体系的有效完成，这也使得广告成为连接传统媒体帝国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枢纽，由此走向媒体的全能化。即媒体公司以版权为依托，实现从物质产品到文化产品的全覆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这一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得以完成的动力或燃油，并由此绑架政治。新旧媒体之间的转换，是此一逻辑的加深。只要这一媒体的市场化动力依然是主导性的，媒体的脱缰之势就会继续拖跨所有既存的框架：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中国三十年媒体改革之路，始终处于事业单位与企业管理的高强度张力之下，而市场化之维不断被强化，由此建立了高度依赖广告的生存模式，与之相配套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价值观，而与之相对的“事业”性削弱，也使得在张力中求平衡的努力被打破，政治话语主导权失落就并不为怪。今天，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已经是既定的国家战略。但是如果融合发展的路径依然是市场化的延续，全方面接入/融入BAT作为逻辑后果就是必然，而这则意味着媒体所有权的最终易手，即所有的党报和市场化媒体都要靠接入私营的BAT获得生存权。由此，BAT的资本属性跟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敏感的区域，换言之，BAT将拥有足以倒逼中国政治的资本。当然，这一过程并未完成，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政治天花板的设定就是证明。但是，这一逻辑已经启动，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需要在充分估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面对。而政治和资本的博弈，也势必在此基础上激烈展开。
2017年，“后真相”(post -truth)被评为英语世界2016年度关键词。“后真相时代”与社交媒体时代同时降临，它的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这也是因为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把关人失去了效力。无论是依靠“专业主义”背书的西方主流媒体机构，还是依靠国家信誉背书的中国主流媒体系统，作为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把关人”都处于一种失守的状态。它描述的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真实和虚假无法区分的社交媒体新闻生产机制，更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紊乱的全球政治危机。当世界图景变成碎片式的万花筒，操控的可能性不是减少，而是更加复杂。
在中国，它体现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忧患意识，具有公信力的新闻真实性生产失控是这一忧患的核心。而新闻生产力的萎缩，与传统国有媒体的式微与社交平台的崛起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使得一个社会公共空间遭到消减，而不是相反，其表现在于：
首先，从微薄到微信，其平台霸权都是建立在由传统媒体支付新闻生产成本的基础之上，是另一个典型的鸠占鹊巢。因此，新媒体平台抢走广告市场之后，其“倒逼”的后果就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新闻生产机制。与新媒体“剥夺式积累”的急速发展相伴随，新闻记者从民工化到“短工化”，再到失业潮，传统媒体哀鸿遍野，媒体公信力一败涂地。但是，这个时代目睹的悲剧是：传统媒体生态断崖式崩溃并没有换来新的良性传媒生态，而是相反，微博时代的故事就是证明。更严重的问题是，犹如没有实体经济，新经济平台最终会是无源之本;一个社会丧失了具有公信力的新闻生产能力，则意味着新闻的死亡，和社会民主的严重危机。平台本身并没有任何对新闻责任的承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从来不是平台的理想，新闻之死与它无关，但是新闻之死与主权国家的命运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生活有关，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息息相关。
第二，微信最受诟病的是投诉制度，与用户可以直接@老沉去抗诉的微博时代相比，老沉(陈彤)负有在线调解纠纷和解决问题的职责，而陈彤也的确是用这个方式掌控大局。但是，微信时代的@老沉已经被计算机的算法和敏感词识别设置所代替，一旦被屏蔽和封号，就无任何情面、道理可讲。与微博时代的政治“抱负”相比，微信时代的“去政治化”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政治上的“安全”在任何意义上都高于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为自身利益而设置最高保护的审查制度就是必然选择。因此，微信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其实是一个寄生的、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公共空间。
第三，朋友圈作为媒体化的公共空间，是同质和单一视点的，在屏蔽暴力的同时，也屏蔽了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它强化了既有的认同，或者偏见，而不能有效地建构对话和辩论的效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不是公共空间。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寄生”在新媒体平台上?其实，新媒体的成功，恰恰是传统媒体自身失败的代价。很大意义上，不是新媒体打败了“旧媒体”，而是“旧媒体”自身的失败为新媒体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一“失败”必须获得新的阐述，才能为新媒体的诊断打开空间，新旧媒体的“融合”才有可能不重蹈覆辙。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媒体唯利是图和恶性竞争，各种报业和广电集团进军房地产、金融和一切有利可图的行业。与此同时，广告和营销部门的重要性压倒了采编部门，导致对新闻生产成本的一再压缩，记者的劳动价值不断贬值。记者一步步沦为计件工，记者的“民工化”过程一旦开启，就如滚石下坡，无可阻挡，直至今天出现机器人写稿代替记者——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启用机器人写稿，而在于出现了视之为值得欢呼的科技“进步”，而看不到其背后的问题。其实，作为平台的新媒体，不就是“广告和营销部门”的集成平台吗?在此意义上，作为新媒体的“微信”不过就是以外部的营销平台置换了传媒内部的营销平台。当传统媒体本末倒置，把自己转变为营销平台，而不再依靠记者的劳动价值为生存之道，其被更强大的平台替换，不就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过程吗?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角度看，强调传统媒体“内容为王”，试图以此抵挡新媒体平台的倒逼。但是，内容为王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内容?谁来生产?在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劳动价值被贬低和抹杀的生产体系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已经失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往往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平台之别，逻辑却是同一的。在实质上已经是资本为王的媒体生产体系下，“内容”本身是依照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来制造的，即满足市场的交换价值成为衡量新闻价值的唯一尺度，新闻价值的其他尺度已经被吞噬，这时候的传统媒体已经为自己铺平了死亡之路——在中国，这一道路更是以“普世价值”为自己的合法性开路的。当市场化媒体以鼓吹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赢得“市场”，并压倒性地碾压了传统党报的话语权，其实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逻辑恰恰是中国传媒市场化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必然。
1910年，马克斯•韦伯在创建德国社会学家大会发表倡导开展新闻业实证调查和研究的演讲时，就敏锐地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新闻公共性的影响。媒体的资本化、私有化以及媒体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依靠订户，也依靠广告业。新闻业希望富于教育性地和客观地建立“公共”，而企业向公共性索要的是对其广告的反映，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媒体工业，媒体企业的商业性质必须予以重视，资本主义发展在媒体企业中的表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从韦伯的追问到现在，世界新闻传播业已经从两条腿走路发展到完全依赖广告业的独角兽。新媒体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用广告业来喂养新闻的生产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新闻之死。但是，一个社会对公共性的需求，对一切不公正抗争的民主欲求却不会消失，反而会因为受阻而怒潮拍岸。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传统媒体自身的失败把受众驱赶到了新媒体，并以迅猛的速度喂养了新媒体平台的人气和流量，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微信媒体化的内涵，以及“微信时代”的重要性。
如果按照《制造共识》的作者赫尔曼、乔姆斯基对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媒体市场化的分析和总结来看，西方媒体的审查制度，第一重其实就是大众传媒的规模、所有权分配和利益取向。比如柯伦(James Curran)和希顿(Jean Seaton)研究表明，为了击败曾经如火如荼的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报刊，政府通过立法增加高额保证金，征收旨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各种税负。后来则宣扬市场会让媒体承担责任的自由主义理念，由此成功地终结了地方性的工人阶级报刊再崛起——市场能够做到政府干预所做不到的事情。当20世纪后半叶，媒体并购大规模爆发的同时，也是国家管理“去规制化”的过程。媒体企业集中和垄断化、产权交叉覆盖不同性质的企业，并受控于非媒体企业的现象得不到法律和法规的制约，其融入市场体系的步伐就已经不可逆。当商业广告开始不受限制地侵入广电系统，对不健康的娱乐节目和违背“公平原则”现象的国家控制也就被拆除了。这其中，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不仅与大型媒体企业有业务往来，而且也是媒体股份的主要持有者。与此同时，则是行业外人士在媒体董事会中的比例不断增加。
以下这段对1986年控制美国媒体的24家媒体巨头的描述，完全可以拿来描述今天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现状：
这些媒体企业的大部分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而其余的企业也处在强大的来自股东、董事和银行的压力之下——后者要求这些企业必须保证最基本的盈利水平。随着近年来媒体企业的股份成为股市的新宠，这样的压力便被逐渐强化，而报纸和电视机构资产的实际和预期的所有者看到，规模日渐庞大的观众群和增长的广告收入可以被资本化并使之产生媒体连锁与巨额财富结合的多重价值。这一点吸引了投机者不断加入并因而增强了媒体企业的赢利压力和诱惑。
赢利导致并购，并购导致风险，风险导致举债，“迫使其精力更加集中于对经济效益的坚定追求以便抚慰企业股东”，“这样的结果是媒体失去了针对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较大的个体投资人群的独立性——因为这些机构和个体说不定谁会成为救人于危难的“白马骑士” ”。 今天中国的BAT正扮演着“白马骑士”的角色，这也是因为BAT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和金融市场中的霸主，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不再是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对象，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渗透到媒体的日常运营中。与此同时，大型媒体企业也跨向媒体外的多元投资领域，在中国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冲媒体利润的下降，这也使得新闻生产在整个媒介组织运营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直至被视为拖累——因此最大限度地削减新闻生产成本就已是必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卫星电视的白热化市场竞争都集中在娱乐性节目。
对于西方媒体巨头来说，“在有利的第三世界投资环境下，媒体巨头、广告代理商和跨国企业巨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它们与政府的种种关系都具有生物学上的共生性质。”在很大意义上，正是为了与之抗衡而进入对方的逻辑——这是中国出台鼓励中国媒体企业进行市场化垄断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使得这一市场逻辑在三十多年的中国媒介改革“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被内化了，寰球从此凉热。
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二重审查：广告。当广告成为媒体唯一支柱性经济来源，首先击垮的是单纯依靠发行量的报纸，如工人阶级的报纸。广告的目标受众受消费能力的限定，这使得媒体日益服务于富裕阶层的利益。在中国，则表现为九十年代都市报的崛起，以及媒体城市中心主义的转型，在此意义上，正是微博逻辑的预演，即媒体权贵化的开始。广告商及其相关利益方成为决定媒体生杀予夺命运的“金主”，文本表现形式上则是广告与新闻的界限消泯。至此，媒体的市场化过程已经与为其合法性开道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而“金主”这个词语在后来鱼龙混杂的直播平台上更是以赤裸裸的方式亮相，金主打赏，网红叩谢，金钱主宰一切的丛林原则丢开了一切道德伦理的遮羞布。
《制造共识》描述的第三重审查，则是新闻获得渠道日益暴露在政府和大型企业强势“公关关系”的侵蚀和攻占之下(有意味的正是中国的新传学院中新闻教育与公共关系并存的现象)，新闻机构即便出于节约成本的考量，也越来越愿意与之合谋，由此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其后果则是对所有相关利益方负面报道的屏蔽。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会生产出自己的“专家”，媒体知识分子。在中国，它的名字是“公知”。
第四重审查制度，则是由大企业及其继承人，和企业系统资助的各种基金会平台所催生的新闻批评组织和媒体研究所。它既来源于前一种审查制度，也服务于后一种，即第五重审查制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共意识形态”：
发生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的革命给西方精英阶层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持续的冲突和被广泛宣传的针对共产主义国际的诋毁导致了西方意识形态和首要原则地位的上升。这个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动员大众对抗任何一个敌人，而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无论何人，只要为损害有产者利益的政策辩护或赞同与共产党国家及所谓的激进派进行合作，都可以用这一概念对付他。
这种麦卡锡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借“普世”之力进入中国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复杂课题，也是一个仍在发酵的漫长故事。
霸权式的市场与霸权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符合其扩大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即市场、人权、自由、民主一整套自我循环的叙述。它以反政治专制主义为旗号，突破了从市场到意识形态的所有防线。它不仅绑架国家政策，并且把所有政策调控都吸纳到自己的运作逻辑中——所有的政策都导向做大做强的市场垄断逻辑，由此导致公共政策内部无法自洽的悖论。至此，西方主流媒体已经陷入了民主政治危机的泥淖，无法自拔。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三十年来的传媒改革需要新的反思。
2015年，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强力驱动下，“两微一端”成为政务发展新模式，政务微博账号爆炸式发展达24万，政务微信账号逾10万， 传统媒体也争先恐后抢占“两微一端”新阵地，这些都被看成是“媒体融合”的成就。但是，这些政策客观上加剧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的不平衡，事实上是把失衡的天平指针挪到了新媒体平台这一边，驱使优质新闻资源导入新媒体平台。正是在此之后，从报纸到广播电视，传统媒体迅速衰落，滑入雪崩状态。
其实，微信不能取代媒体，即便是从平台的角度。今天把作为社交媒体的微信等同于媒体，恰恰是媒体之殇。首先，从张小龙的角度来看，他说得很清楚，微信从技术设计的角度并不是作为媒体，微信的“媒体化”更像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公众平台现在看起来确实更像是一个媒体化的平台，是对于自媒体、一些写作的或者一些传播内容的人特别有效”，“但是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出发点不是仅仅针对媒体的，我自己也是很多年的程序员，我们觉得2016年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面向开发的团体。……我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做成一个只是传播内容的平台，我们一直说我们是要做一个提供服务的平台”。
对于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张小龙来说，他看重的微信功能是为新媒体技术创新和创业提供孵化，是立足于程序员立场的，变成“媒体”实属意外。事实上，他对政治议题、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微信很多功能设置，对于传播来说，并不友好。每天一次的推送制约，排版的繁复，字数的限制，等等，不一而足。而微信内容及检索在PC端上的屏蔽，更是强制性建构移动端的霸权地位，从PC端到移动端的霸权转移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事实上，微信并不遵循任何媒体传播的规律，而是强制性给出必须遵从的规则。微信的媒体化，其实是对微信的挪用，或者说“占领”。但客观上，正是微信的“媒体化”过程，倒逼了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成功——这是它能够迅速超越其它社交媒体的秘密，是用户的付出，而不是别的，是创造奇迹的根本力量。
但问题在于，微信平台只是平台，它本身并不承担任何内容生产的成本。而传统媒体作为丧失了平台优势的内容生产商，只能免费把内容交给别人的平台，而在平台上售卖广告的权利却被剥夺了——自己辛苦种下的庄稼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收割。于是，今天的平台商成为虚拟空间的大地主，不生产任何产品，靠营造级差地租就可以获得垄断利润。传统媒体成了苦大仇深的杨白劳，不仅要交租给地主，还要把女儿卖给他，否则就活不了。但即便卖了喜儿，杨白劳还是喝盐卤死了，喜儿最终也出逃了，变成白毛女。杨白劳之死，是为了论证制度的剥削性、革命的合法性，否则，死了也是白死。今天网上的另一个叙述版本，就是杨白劳吃喝嫖赌，黄世仁收养喜儿，是个大善人。今天的新媒体平台故事，该如何讲述?是在虚拟空间进行新圈地运动的封建主义，还是以“新封建主义”为表现的“新媒体垄断资本主义”?抑或是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一体的“信息金融资本主义”?
从传统媒体里出逃的喜儿们，在新媒体“大善人”的平台上筑巢为洞，经营起“自媒体”的公号，做着勤劳致富的小农经济的梦，但是这样的“中国梦”终究无逃于平台商的佃农命运。自媒体的分散和原子化，使得最起码的议价功能都没有，除了一点可怜的“打赏”，也就是讨饭的功能放给了自媒体，所有的广告经营基本都与“佃农”/ 码农无关，据了解，点击达到上万的公信号，可以获得象征性的广告分成。媒体公信号自不例外，甚至西方媒体也铩羽而归。 张小龙为了保护用户体验，杜绝微信公信号的所有自营行为，但是对于腾讯来说，这正好制造了无可比拟的高端广告稀缺资源，可以独家垄断、天价销售——只有资本雄厚的企业才能做得起，等级制和权贵逻辑在广告端得到了复制和再生产。把上游用户端对于“平等”的诉求与渴望最终转换为下游市场专制的维护和再造，这就是微信出卖“民主”的生意经。它逼死的不仅是传统媒体，陪葬的还有寄生于传统媒体的广告商，更是“革命性”地重塑了广告生态。而被杜绝了广告收入的自媒体公号，就只剩下出卖版面这一出路。笔者从调研中获知，今天多数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公号发出的文章，特别是与行业信息相关的，都是需要付费的，付费数额取决于公号的订阅数，这已经是公开的潜规则。这类“软文”与“正文”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读者根本无法区分。就此隐形广告而言，它在新闻伦理和学术伦理上比传统媒体沦落得更深刻，对读者的欺骗性也更强，也使得新媒体生态变得更加恶质化。
其实新媒体平台威胁的不仅仅是新闻，更是倒逼所有文化生产的机制。影视娱乐节目的IP化和“小鲜肉”现象实质就是影视生产“平台化”的体现，它逐渐形成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系统，按照中国知名剧作家们对“娱乐资本论”的批评：“IP买手，IP产品、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数据平台，整个一趟线，内封闭的。应该说我们电视剧的市场百分之七八十被他们控制了”。正是作为影视节目的广告代言人导致明星演员畸高报酬，演技被“颜值”取代不过是另一个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表现。2016年被称为IP扑街、“烂片当道”的一年，是因为影视内容的普遍“广告化”，他们拍的已经不是电影，而是面向粉丝的广告，被剧作家们讽刺为 “你们写的都不是作品，你们写的连产品都不是了，你们写的是理财产品”，这就是所谓IP经济和“粉丝经济”的市场逻辑。
电影《激荡三十年》由阿里影业、华世盛典、蓝狮子文化担任出品方。《激荡三十年》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经典作品，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纪录了柳传志、张润敏、马云、王石等企业家的艰辛奋斗历程。
是的，读者没有看错，为以马云为代表的资本家树碑立传，并以此重述改革三十中国的历史，正是阿里影业要干的事情——资本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它通向的是消费主义狂欢。在众声喧哗中，资本家则俨然成为今天的当代英雄——从微博时代作为大V的房地产商，到微信时代的互联网巨头指点世界，江山代有英雄出。
可资类比的是卫视血拼的娱乐类节目。因为明星动辄千万、上亿的高报酬在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最多竟然达到60%，制作成本只占30%， 胜出的制作方也只能勉强保本，甚至亏本。2016年 9月广电总局终于出台限制令：“不得在电视剧购播工作中指定明星演员、划定明星演员范围、以明星演员为议价标准。尤其是上星播出的频道更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 但是，只要这一整套的市场逻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纸限令终究有限。今天高度市场化的上星频道，其生命线已经维系在这类娱乐类节目上，即便不赚钱，也必须尽全台之力推娱乐类节目——就这样，国家电视台争先恐后沦为替明星赚钱的产业机器，何其荒唐乃尔!
2017年，以《朗读者》为代表的综艺节目逆势回归，为此，笔者策划主持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6月11日举办的“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对于那些动辄要几百万的明星们，主持人兼制片人董卿的回答是：你爱上那儿上那儿!只有明星的市场价及其逻辑失效，嘉宾不再是节目预算的杀手，而转变为对节目精神价值的认可与证明，《朗读者》才能够把投资和精力主要放在节目生产与制作的专业考量上。《朗读者》由此打破了对市场神话的刻板想象，翻转了既有的综艺节目市场的逻辑，打破了恶性循环的市场怪圈， 这与《战狼2》现象异曲同工，值得放在一起讨论。这不是说它们多么完美，而是它们不约而同的出现，说明建立在所谓“大数据”基础上的市场拜物教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市场”需要重新被理解。
我们或许需要从上述视角来理解今天中国政府的悖论式角色。因为垄断性平台市场霸权的倒逼，从国家的层面上说，一方面站在新媒体的立场上鼓励新旧融合，通过上市、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等资本运作行为就是必然，这也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却痛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为此不惜投入更多资金去打造平台，这包括鼓励传统主流媒体打造属于自己的平台。但是平台是大资本的聚合，当传统媒体把资本汇聚到新平台打造上，以己之短去搏彼之长，消耗了却是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实力，势必造成对新闻生产投入的缩减。传统媒体通过再造平台进行突围的困境不断显现，看上去似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消耗战。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被“平台崇拜”的市场霸权逻辑所挟裹，失落的关键环节正是：具有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生产成本已经无人买单。它由两方面构成：记者自身的劳动价值，采制新闻本身的成本。因此，记者的劳动报酬下降，优秀记者大批流失;新闻采访不去现场，记者下基层沦为政治表演，键盘党横行，其后果就是危言耸听、以讹传讹，谣言遍地，导致今天传媒生态的恶质化前所未有，触目惊心。
自2009年9月国新办下发《关于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方案》，10月长沙会议对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10家全国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进行部署，“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运用上市融资等经济手段，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综合实力”，并提出争取在2010年内实现一家至两家试点网站在国内成功上市。作为主流媒体突围之举，2012年“人民网”作为“官网第一股”上市。如果结合2009年作为微博元年的背景考虑，可以发现主管部门未雨绸缪不可谓不及时。但是在人民网“十家重点新闻网站试点转企改制”的新闻专题中， 最新动态仅仅停留在2011年5月，也表明主流新闻媒体转企改制的困难与挫折。
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的情况看，情况不容乐观。转企上市并没有效改变中国主流传媒生态的跌势，尤其考虑到其上市时间正值微博如日中天之际。笔者在调研中惊讶地发现，人民网上市后筹集的大量资金，非但没有反馈主流新闻生产，反而需要各省、直辖市地方频道上缴高额经营利润，交纳的费用从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各地方频道压力巨大，许多频道完不成任务。而各分社对地方频道的前期资金、设备投入及房租等费用均未得到清算。目前，各分社负责地方频道内容把关与日常管理，而财权和人事权却都不属于各分社，而网站记者、编辑的编制则需要分社以30万一年的费用来购买。人民网上市后，设备与后台操作系统均未见改善，与商业门户网站相比，技术水平差距明显。
在这个意义上，上市后的“人民网”对于新闻生产来说，没有减负，反而增负，不仅没有扶植和培养中国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能力的提升，反而加重了对其市场化的压力。如此打造出的平台，不仅在平台技术优势上与商业平台无任何竞争力可言，更加深了新闻生产既有的困境，扬汤止沸，进一步压缩了新闻生产的投入，而不是相反。“官网第一股”并没有在中国传媒生态中起到涤污荡浊的关键作用。
2009年，依托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资源优势，人民网与证券时报社合资成立了专业的网络舆情监测、研判、预警、处置、修复及信息增值服务机构——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班人马，两块牌子”。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作为“是国内起步最早、产业链最长、业务最全的舆情服务机构和信息增值服务机构”的专业机构，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是把舆情推向信息服务市场化的始作俑者。只是这种市场化的服务对象是以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为主，其主推的产品是《网络舆情》内参，订阅的目标对象为：
中央党政军领导，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单位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社团组织，开发区管委会，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领导、管理层等，以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参阅对象，经批准现扩大到县处级领导干部。
《网络舆情》(周双刊)的价钱是3800元/年，《网络舆情》移动终端版(含一年信息费)是 9800元。 “人民在线”2012年收入约1.8亿，2013年收入约1.9亿，2014年收入约2.4亿，2015年收入约2.7亿，2016年收入为3.04亿， 的确是不断攀升中。如果把这一情势与2012年以来纸媒自身的广告与发行收入剧烈下滑的境遇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其蕴含的意味就更深远了。“人民在线”的市场化服务包括“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一体化舆情解决方案”：将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处置”、“修复”贯穿一套方案，为领导层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助力政府、企业掌握信息时代话语权。
当新闻已经不赚钱，而成为赔钱的买卖，“信息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就转向“舆情”信息的市场(有偿)服务。根据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对网络舆情市场的调查报告，即使是十分保守的估计，今天舆情信息服务市场已经达到数十亿至上百亿的规模水平。省级部门舆情平台和服务约1000万元每年上下波动，市级平台约200-300万元每年不等。而政府采购网上显示的往往只有几十万元，其中大部分的舆情服务采购没有走政府招标采购的方式。 说明在这个已经堪称暴利的新兴“市场行业”中，尚未形成基本规范，有大量的灰色地带和暗箱操作，孕育着腐败和寻租的可能。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一被创造/催生出的新兴“市场”中，购买方主要是基于处理“公关危机”的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王维佳在研究中把它称为“媒体化政治”的产物。而这个“媒体化政治”时代正是自微博时代开启的，也就是说，微博时代对中国政治的严重挑战，与舆情市场化之间根本就是一个相互的逻辑关系。占据新媒体传播制高点的政治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转变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购买舆情服务的市场化，也即政府危机的“外包化”，来应对自上而下的越来越严厉的政治问责。在催生巨大的舆情市场的同时，也催生出火爆的各类媒体公关、风险传播类课程培训在各类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中的“政府公关培训”市场。其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政府买单，消耗的是公共资源。依靠国资背景的企业投资建立的上市公司，其市场生存又依赖于政府的买单，左手出，右手进，其市场化意义究竟何在?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应?这些都需要追问。
【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
说得很清楚，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与舆情的市场化之间并不等同。相反，今天需要警惕的恰恰是用看似“客观”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式取代群众路线的真正践行。“第三方”的外购服务能买来群众路线吗?靠“舆情修复”来解决问题不正是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吗?
当“微政务”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从微博时代的大V到微信时代的市场化公众号，就成为“群众”的代表——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舆情监测”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和维护的正是此一逻辑，通过政府买单来获得“群众路线”，“去政治的政治”获得了新的表达。更严重的问题恐怕在于，这样的市场化轨道和逻辑，无可避免地隐含了寻租的动力。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有偿新闻”，其寻租行为体现为利用官媒的版面特权，而今天的寻租更可能大范围存在于这个被改革催生出的新产业，即通过制造或者控制舆情，寻租可以更直接，也更隐蔽。如果舆情变成一门生意，而且是通往权力的渠道生意，其上下游统吃就是市场逻辑的必然：“有些网络营销公司和舆情调查公司逐渐勾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一边鼓动谣言、发动水军，借机营销，一边为政府提供监测服务和联系删帖服务。而在行政系统内部，那些掌管网络信息的部门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成了其他部门于公于私争相公关的对象。”
如果通过操控舆情绑架权力，形成相互共生关系，一个闭合的循环，这一逻辑与微信的平台逻辑其实是相通的，“舆情”不过是“大V”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此，“舆情监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民意”?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前述微博时代“民主”意义的质询，也完全可以用于对“舆情”的质疑，即舆论领袖、民意、真相、操控之间在“舆情监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是暧昧的，是基于“舆情”而做出的行政作为，如何能够避免盲人骑瞎马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群众路线能够用舆情的监控与“修复”来代替吗?通过行政力量发展和“购买”另一种意义上的“水军”能够解决“舆情”问题吗?这难道不是陷入同样的市场霸权的逻辑中吗?
2014年民政部把“舆情监测”和“政务微博运行维护”纳入《2014年民政部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中， 承接主体的要求是：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文化企业、中介机构等单位。今天的舆情市场主体，根据中标企业估算达到三百多家，不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形。很多舆情企业无法在网络上找到官方网站，或官网常年不更新，其专业“资质”无法评判。 但即便是龙头老大的企业，其舆情监测的“专业”评判本身也是问题。舆情监测在方法论上是否能站得住脚?能否经得起检验?检验过程能否透明、公开，可验核?是否有规范可寻?如果上述问题都没有满意的结论，舆情监测在多大意义上是可信的?
“舆情分析遵循“三结合” 工作模式，即定性与定量、软件与人工、分析师与专家会商结合。”刘鹏飞说，“网络言论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走势预测是舆情分析师的五大基础技能。……”
“舆情分析师可以说是‘一专多能’ 的‘’ ，反应快，不僵化，点子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如是总结。“而在特定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的舆情分析师，就像一位量身聘请的‘私人保健医生’ 。”他们针对具体舆情热点“望闻问切”，根据舆情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两个方面“开出处方”。如何给舆论漩涡中的政府和企业“消炎止痛”，如何帮助他们在长效机制上“治病除根”、“强身健体”，这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舆情分析师这个新职业群体中，虽然不乏搜索引擎专家、网络调查专家、统计高手、图表专家等“高技术”人才，不过，分析师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
舆情监测软件和平台提高了效率，但人工分析仍是重点。……
单学刚认为：“舆情分析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树立稳定的价值观至关重要。目前看来，网络舆情监测主要还是通过行业自律来进行规范的。”
这篇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负责人为唯一采访对象的报道，很像是自我推销的广告，但也披露了不少行业信息：作为第三方的“私人保健医生”、主要靠人工分析、靠行业自律进行规范等等。如果回顾这一职业的发展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它的兴起与微博时代正是同步进行的。从微博时代到微信时代，传统媒体中唯一的胜出者却是舆情公司。
2016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招聘舆情分析师、智库研究员”的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能相对独立完成网络热点事件的分析解读”，“具有一定的网络营销策略与话题策划能力，了解如何拓展粉丝量与阅读量”，“撰写相关分析报告”。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韩长青的统计和披露，至2013年，“网络舆情分析师”全国大约有200多万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一开始的20余人，发展到今天300人。
在这个庞大且暴利的市场中，国家主流媒体所代表的公司更有市场地位，当然是因为国家主流媒体乃至国家信用的背书。但是在一个主流新闻生产能力不断流失的生态环境下，舆情公司一枝独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主流媒体丧失对舆论的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主流媒体上市做强做大的却只有舆情监测，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当近日河南周口警方盘丝剥茧，将幕后积极煽动、策划谣言的人民在线网副总编辑郭某根等4人刑事拘留后，媒体却一片寂静，不屑报道。至今全国老百姓可能也不完全知道该轰动全国的“强奸”案，其实是莫须有的;办案民警其实是被冤枉的。最后该案尽管公安打击谣言有力，无奈媒体宣传不力，导致政府破损的公信力无法及时修复。
这一现象极具症候性，它以事实证明舆情市场化与恶劣的媒体生态之间的共谋。
除此之外，更需要正视的是：今天数万亿至百万亿的政府舆情市场中，数以百万计的“第三方”舆情分析师所撰写的舆情分析报告被递交给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这些报告对于中国的政治走向、决策过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该如何评判这些作用?这难道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面对的中国课题吗?今天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舆论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开展?是试图分市场一杯羹，还是应该在方法、伦理与政治层面上有更多反思?联系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中的西方民意公司的失败，舆论、民意与政治之间该如何建立一个比较研究的视野?
从业绩的角度看，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看，上市及其赢利模式并没有直接而显著地对“国际影响的一流新闻网站”产生贡献。但是新华网在新闻生产制度的改革中，对市场设置了防火墙。根据调研，2016年7月起，新华通讯社实现国内分社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垂直管理模式。各个分社的主要采编任务依然归属各分社，网站建设的投入与管理归属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的任务也不再交付各分社自营。这一方面从内容生产层面上杜绝屡禁不止的寻租现象，杜绝新闻腐败;但另一方面，公司的营运压力也相对升高，其赢利模式需要更多依靠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平台而获得。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而形成公共服务民营化，正在成为改革趋势，也构成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智慧城市”项目正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展开，它既是BAT的主攻目标，也是上市后的主流媒体公司希望分肥的领域。在广电改革中寄以重大希望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也把智慧城市服务作为赢利的希望，尤其在2016年广电行业面临“断崖式下跌”的危机情形下。但是，其注册资本45亿元，远远不足以整合全国范围内利益交错复杂的国网公司，与电信的竞争已经处于下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其实无论是广电还是电信，在今天的市场格局下都沦为替BAT打工的“管道工”。媒体融合的广电改革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容另文再说。这里只希望指出，即便是在争取“智慧城市”的市场份额中，国字号的主流媒体公司并不具有优势市场地位。那么，希望以市场来反馈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可能性何在?通过市场逼迫主流媒体公司在技术层面上与BAT比拼，难道不是一场舍本逐末注定要失败的阵地战吗?
上述表明，主流媒体“国家队”在资本市场上市，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之间的关系并不自明。作为政治基础的新闻业，与作为市场和信息服务的传播业，两者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和错位。用传统的广告市场来“养”新闻的模式因为新媒体平台的霸权而无以为继，而通过转型为新媒体技术服务公司同样存在着抽空新闻业之政治性基础的危险。在今天中国的传媒格局中，能否允许作为政治基础的新闻业被抽空?新闻业和执政党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置?谁来为严肃的新闻业买单?危机已经是逼到大门口的黑熊，就要破门而入了。
一家媒体的命运，就这样握在他人之手。生杀予夺，毫不留情，没有尊严，这不能不说是所有媒体人的悲哀。但是，我还是决定去做。没办法，环境如此。“两微一端”，现在都被官方认可，也成为转型融合的标志，各种官方的排名，都用微信说事(我只能说，新浪的微博还可以)，你不从，行吗?毕竟，我们还都端着饭碗，要养家糊口，要活下去。
…………
这两年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批评腾讯。大致是两件事，第一，我反对腾讯到处掠夺公共数据资源。大家知道，DT时代，公共数据资源是巨大的财富，既是公共资源，那它就是属于全民的。公共资源的重要性，不亚于过去的矿产水利等实物资源，所有的资源的出让，都应该有对价。但是，这两年，你马先生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客”，轻松地将许多本应属于全民的数据资源，以各种高大上的名目，纳入旗下，最要命的是，这种交换，并没有评估和对价。腾讯是一家什么公司?你的资本结构是什么?将全民的资源，没有对价，就收入口袋，是不是对全民利益的侵害?因此，我在许多场合，建议依据反垄断法，拆分腾讯。一个一统天下的腾讯，对国家绝对是一种危害。不信走着瞧。它今天可以对媒体露出狰狞威权，明天就会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
…………
这写这封信，我很犹豫。许多人劝我，还是算了，息事宁人吧，毕竟《新闻早餐》还是要活下去，东方网还有一堆的公号，要待在微信的平台上，你的业绩，还需要数据的支撑。等等。但是，我最终还是想明白了，我是媒体人，媒体人应该有尊严，不应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媒体，都成为腾讯的走卒，我们还会有“中国梦”的美好期许吗?
公开信既真实反映了目前主流媒体的困境和危机，也体现出主流媒体上市对于解决新闻业危机并无直接助益。它在新媒体平台上遭到嘲笑和抨击是可以想见的，徐世平的“犹豫”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在新媒体平台上，只要是“官方”就天然失去合法性，此一生态来自微博时代。官媒“弱势”地位在公开信中表述得很充分，也很复杂。在《企鹅帝国惯用手法：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致马化腾的第二封公开信》中，徐世平就腾讯“微信安全团队”的说明再度呛声，“你们无非是想挑动普通网友对官办媒体的不满，你东方网怎么了?你有关系?你有地位?就可以不守规则了?这不是很有善意的做法。” 他质疑微信举报和“第三方”认定：“还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具象的人，用技术的手段，按钮的方式，就下刀子了呢?如果这样，中国的媒体生态就太危险了。我们的媒体地位，就被一堆粗鲁的算法决定着，而且是你腾讯的算法。如果真是这样，算你狠”：
我从来不是喜欢闹事的人，职业习惯和新闻道德，让我明白，媒体有尊严，新闻人有人格。没有人愿意在一种不讲道理、而且是单方面制定的“算法”规则下生活。
他甚至怀念起微博时代，“陈彤先生是我朋友，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的，他说，处理机构的号，至少要慎重一点，不能一个副班长，就决定把一家机构给处理了吧?!”
作为体制内新媒体平台媒体掌门人第一个公开说出皇帝新衣，徐世平强调自己的个人身份，“我就一个人，一支笔，挑战腾讯，而且不和解，准备战斗到底。”客观地说，政府出台的改革各项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地支持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和转型，他的两封信也是明确地对国家主管部门隔空喊话，“希望国家主管部门关心，防止腾讯没有估值和对价，掠夺公共数据资源。” 以这样“非正常”方式，冒着污名化危险，既是一种义勇，也说明“正常”渠道是此路不通。他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制作反唇相讥：
可不可以我们也委托一个第三方机构，专门调查一下你旗下的腾讯新闻和天天快报。这两个号称很牛的APP，每天有多少比“19元鸭子”更脏的信息。你如果愿意，我每天可以给你提供一百条，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也可以提供给有关部门。你想试试吗?有时候，我很天真，以为你们公司上市了，也有社会责任了，可是真实情形并不如此。
BAT的门户网页充斥着“黄赌毒”和虚假新闻，是不争的事实。上市并不意味着社会责任，这不仅适用于腾讯，也适用于主流媒体。就此而言，徐世平是对的：“它关系到中国的舆论生态和新闻尊严。不能不说。”
新媒体逼死的第一批媒体必然都是市场化报纸，是大鱼吃小鱼的市场逻辑的结果。但是，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却不能死。这也是因为，今天党报的政治性还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然而，当“党报”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发现自己也必须寄生在新媒体平台，成为平台商的“佃户”，为私企免费打工，甚至受其“算法”的暗算，故事是否会有一些不同?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新闻单位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新闻单位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控股是指出资额、持有股份占企业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或出资额、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已足以对企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
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以上内容，按照徐世平的读解，舆论导向更加鲜明、主体资格规定更加具体、新媒体不再是新闻“自由王国”、网信办监督管理执法权得到体现，因此是主流媒体的政策性利好。“中国大陆目前基本垄断流量入口的互联网企业，大都不符合相关规定，按规定，他们只能转载新闻，而不能从事新闻内容的生产，或者说是变相的新闻内容生产。我们可以相信，今后的处罚与管理规定，将更加具体和严格，任何人都不可能“法外处理” 。”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变化，是主流媒体公司舆情市场的流失。今天，以微信监测服务为主打业务的两个主要榜单分别是“清博”和“新榜”， 它们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市场格局。这也是因为微信的后台数据不需要依赖国企背景的主流媒体来背书，由此带来了多重悖论：
首先，独家掌握微信后台数据的腾讯公司越来越成为舆情市场的决定性因素，第三方公司无论是依靠爬虫抓取技术、黑客技术，还是某种默契或者交易，数据的主导权都在腾讯手中。逻辑上，腾讯可以决定微信监测公司的生死，也使得后者需要更多地依附于这一生存权;第二，政府管理需要的监测数据必须依赖这一市场化的第三方服务，这使得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更多地暴露在市场逻辑之下，而不是相反。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也正是这些舆情市场公关的对象。调研中发现，他们的手机号码不断受到各类舆情推销的围堵。第三，政府公关危机管理作为市场的卖点，扭曲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关注焦点，当“公关”代替了“群众路线”，就只会是更多公关危机的温床。第四，主流媒体的市场化策略与目标进一步遭到打击和削弱。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清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微信公众号第三方评估平台，为中央网信办、新华社、孔子学院、万达集团、海尔集团、蓝色光标、腾讯、新浪、今日头条等机构和单位提供大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和舆情监测服务，涵盖舆情、新闻发言人、媒体融合、新媒体培训等业务。2016年4月份，清博大数据完成了2100万 Pre-A轮融资，估值2.1亿。2016年12月“清博”自身遭遇了一场“公关危机”。12月16日，《中国教育报》两位记者在黑龙江调查时被当地公安局打伤，一些主流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清博研究院院长、清博大数据公司副总裁、前传统媒体调查记者、舆情高级分析师傅文仁在“清博舆情朋友圈”中为地方政府“危机公关”的微信截图流出，引发争议。他在微信中的“支招”包括：“把火引到这个记者身上，把舆情长尾引向记者的职业规范……”、“这两个SB记者该见好就收了”、“让社会、网民来跟记者和报社撕”。19日，“清博”发出公开致歉信。之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在微博中批评“公立大学的全职教授，校内吃财政，校外开公司，借用我母校清华的声誉，搞一个清博数据公司”，牵涉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 沈阳是2014年清博公司的创始人和投资人，清博指数系列评价指标的创建人，2015年股权变更后从股东名单上脱离，现在是首席荣誉学术顾问。其最早的产品新媒体指数的宣传是以“清华大学新媒沈阳团队打造”为标榜的。 据报道，2016年清博大数据加入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志在打造中国的 Palantir(一家硅谷的大数据公司)，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由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发起指导。 从依托“主流媒体”到依托“主流高校”的舆情市场格局，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逻辑需要更多的观察和讨论。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其间的角色和作用，也需要在这个框架下检讨和反思。
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视角看，扶助主流媒体的思路已现端倪，这一趋势势必会进一步加强。但是，面对社交平台数据霸权的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舆情市场化的乱象横生，调控的路径和有效性却并不清晰，也值得进一步观察。市场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的张力需要新的厘清，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首先承认主流媒体融合在策略上已经遭受挫折，如此，才能有新的方向性的突围。
面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迄今为止，我们观察到的国家宏观调控的走向，无论对BAT设置政治天花板调控其市场发展，还是通过界定、规范和保护主流新闻媒体生产主体的资质，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社交媒体平台霸权与主流媒体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实质性解决。主流媒体自建的新媒体平台，比如东方网，的确不好看，也是事实。
在此次与阿里巴巴成立合资公司之前，新华网的主办单位新华社早在2009年11月就曾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新华社将长期跟踪研究阿里巴巴集团的发展，充分利用遍及海内外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和强大的信息加工、处理、传输能力，为阿里巴巴集团提供包括国内外宏观信息、产业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服务。
根据当时的报道，新华社将组建专业的分析师队伍和技术研发团队，开发相应的数字化分析研判系统，对阿里巴巴生成的实时海量电子商务贸易数据进行有效的储存、整理、加工和分析研判，通过新华社的渠道和新华网、“新华08”、价格监测分析报告、经济分析报告等发布平台，及时发布市场景气、中小企业景气分析和经济形势走向判断，为政府机构、经济部门以及中小企业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7月24日，中国联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中国联通集团正计划以A股为平台筹划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重大事项，已获发改委对混改试点方案的批复，正与潜在投资者进行谈判。 媒体普遍猜测BAT会进入投资。7月26日，《上海证券报》发文称：“作为首批国企混改的试点，尤其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最终能否参与股权投资的悬念，让中国联通的一举一动都带有了非常强烈的示范意义，成了观察民企参与国企混改成效的风向标。”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则消息是：联手阿里腾讯，中国铁路总公司混改提速。 在新一轮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BAT进入几无悬念。
【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新闻单位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新闻单位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控股是指出资额、持有股份占企业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或出资额、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已足以对企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广电部门等。
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我们还会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更多的生态环境——包括小程序等——来帮助各行各业的开发者以及他们所在行业的传统企业，和互联网进行对接。
他强调“腾讯有所为，有所不为”，“最重要的还是提供一个底层的基础能力，比如像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他表达了腾讯的志向是新媒体的基础技术服务，就这个意义上，它已经具有公共性。而一旦往公共性发展，就必然要受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约，也需要政治上的保障，保障/制约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今天，也需要在这个框架下思考微信：不仅是作为社交媒体，同时也是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出路——客观上，微信平台已经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它是一千多万公众号以及超过8亿用户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空间不仅仅属于腾讯，也属于数亿付出努力的劳动者和使用者们，这正是其公共性所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点，腾讯的高层管理者更应该明瞭。
另一方，既往的改革的路径已经证明，与BAT相比，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转型在技术服务上几无市场优势，如果继续按照市场竞争的策略与思路，两败俱伤的结果并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彼此合作其实是最好的解局，也是唯一的出路。腾讯有所不为的，应该是主流媒体所为;或者反过来说，属于主流媒体应该做的事情，BAT应该辅佐和支持。而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新闻生产的能力。通过传统媒体集团的市场化收益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尽头，国字号媒体公司为市场化而市场，往往本末倒置，也脱离了媒体改革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目的。今天，需要在反思三十年的市场化过程中，在更宏大的国家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首先，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能力必须加强，无论媒体如何改革，只要是损伤这一根本，均可视为失败，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正本清源。不是新闻没有市场，不是中国不需要新闻，而是新闻的广告市场被新媒体平台拿走了。但是，没有内容商，平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犹如马化腾所认识到的那样：没有作为制造业的主体，新媒体的连接就失去了对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其实是共生关系。没有主流媒体的内容提供，微信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功能就会瓦解，社交媒体也会随之塌陷——没有前者，其实就没有今天的微信。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平台商都应该反哺作为内容生产商的主流媒体。而只有渠道和平台反馈内容生产商，渠道和平台才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不是重蹈“五年之痒”的覆辙。而传统媒体作为内容生产商也需要在此倒逼过程中洗心革面，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修正对市场逻辑的唯利导向，冲破各种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对新闻议题的绑架，重新回到新闻公共性和政治性的议题，才能够真正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一过程并不容易，需要花大力气，这才是主流媒体应该倾注全部精力的立足之本。
因此，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具备可能性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由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的视听税，这一政策可以类比欧洲用票房收入的一部分进行电影扶植政策。是税而不是费，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转移支付给内容生产机构，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机构。目前的一些做法是内容生产商与平台逐一谈判版权费，但是，一方面，版权会导致内容传播的限制和独占，新闻作为追求最大限度传播的事实，它所具有公共性与版权的私有性之间也会形成了冲突。另一方面，面对平台巨头，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对等的谈判能力。既便有些媒体能够通过谈判获得一些版权费，比如上海的澎湃新闻，根据笔者从非官方渠道得来的没有证实的消息，每年可以从新媒体平台获数千万的版权费。但是，更多的中小媒体单位不具备起码的谈判资格，这就会再次复制不平等的“媒体接近权”，鼓励新形式的媒体垄断。而一些地方媒体联盟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往往会因为某一个利益环节被分化瓦解而导致联盟失败。新闻生产具有公共性和在地性，在地性也可视为公共性之一种，媒体生态需要多元化，在地性是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就必须避免恶性竞争，寻求最大程度的互利共享的解决方案。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来实现。
第二，中观层面上，社交平台或渠道作为新闻内容聚合平台，为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可以占比的方式回馈平台作为租金。这样既是对公平原则的一种维护，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第三，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国企和民企互相进入，既是互补，也是互相制约。这也正是目前主流的改革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一方面内部协调的成本极其高昂;另一方面，核心的新闻生产能力也并非其目标所在，所以这种改革的效益尚有待观察。
总之，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时，我们事实上都不是利益无关的旁观者。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仅仅只是暴露在广告营销大数据市场中的小白鼠，而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付出，才有互联网的兴盛。因此，只有当使用者和劳动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改革才能体现公共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内涵和诉求也需要从此中求得。
2014年习近平在“8•18”讲话中强调：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今天再读，体味已经不同。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无论是对于主流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不应该是以己之短搏彼之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各自发挥其优势，在此基础上方可共建互享共赢的中国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正如任何改革总是要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行，问题不在于“试错”，而在于试错本身能否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其实是确定的，路径则需要调试，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要并辔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二十一世纪，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世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世界的改变本身呼唤了社交媒体的出现。作为对于全球化导致的“去地域化”过程的反动，社交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社区体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无法消除的对社群的需求。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去地域化”，以及与此伴随的城市化过程、乡村社区的迅速消失、城乡关系的重构，以及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的兴起，都在导致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不安，这些都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交网络兴起的动因和沃土。
但是，当网络社交媒体构建的是单一认同的“社群”，往往又正是现实危机的新起点。对于这一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过程，需要新的思考。汪晖指出：
不是族群或宗教差异，而是促成认同的多面性或多元认同向单一认同转变的力量(例如将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视为唯一的身份标记，进而在不同的方向上产生出人为界定的“我们”与“你们”)，即让差异向冲突性方向转化的要素，才是冲突的催化剂和社会基础。
按照詹姆逊的表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成功地与个人分离，政治是作为一种缺陷而存在的。” 这里的政治可以理解为民主政治。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一书中，他写道：乌托邦“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加上其所保存的过去一切世代的遗留物)所制约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最多达到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 作为新媒体的社交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实世界消极面的镜像。詹姆逊阐述道：
乌托邦想象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在乌托邦空想开垦过的土地上劳作，也就是试图构想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没有竞争或忧虑，没有异化劳动和对他人及其特权的羡慕和嫉妒。……空想改变了它的思想，开始思考新的系统性方案……但是，这两者间的对立，以及它们在张力上的形式合作和互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种政治上的现实。
这就是作为理想的乌托邦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搏斗。在中国，作为乌托邦的新媒体时代的降临，如神启般许诺的流奶与蜜之地，在今天，已经变得苦涩，这就是现实的味道。它是新政治的开启，也是旧政治的延续。未来并不安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合作与互补的展开过程，就是政治的全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将决定今天中国的命运，以及世界的命运。
2017年8月，中国一位年轻的程序员宣布：《互联网完蛋了，已经》。在他看来，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中心化”在最近的十年内不断加剧，用户创造出的数据却不属于他们：
企业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个帖子，他们控制的是数据，并且是用户创造出来的，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数据。再看最近苹果下架应用的这件事，这里我们不讨论苹果在此事中的态度，只看本质。从本质上说，苹果提供了设备和通道，真正的购买关系是最终用户(使用iPhone的人)和开发者之间(开发App的人)形成的，苹果商店提供了一个通道。但现在问题是苹果这家公司，可以在买卖双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使得这个生意做不成。最终用户愿意花钱，开发者甚至愿意免费提供，但就算买卖双方都同意，只要苹果不同意，用户就得不到这个app，因为iPhone是封闭系统，除了通过app store，用户没办法把app装到自己手机上。
一家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利，这是计算机发展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甚至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到了这个地步，企业除了决定人们能看到什么，还可以用更巧妙的方式决定如何看，最终可以微妙改变人们对很多事情的态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用户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的。普通用户和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一起，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笼子，并且成功把自己关了进去。从这些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我赞同中心化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并且我相信，无论Tim Berners-Lee还是Evan Williams，或者Mozilla实验室…所有人试图扭转这一切去发明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因为他们难以找到一个体面又是用户必须的应用去支撑这种系统。想来想去，我觉得人类能摆脱这一切最后的希望，是被妖魔化最厉害的暗网。
但是，这篇宣言同样是从微信公号中推出的，拔着自己的头发并无法离开地球。从对互联网霸权的批判，到把希望寄托在暗网上，犹如因为对西方普世主义的批判，从而把希望寄托在黑社会或者恐怖主义之上，都是亚努斯的同一张面孔，只是相反的面向。互联网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其实是詹姆逊所阐述的现实政治的另一个面向——作为“缺陷”的政治，它是现实政治的负面表达，根源于一个共同的现实。作为乌托邦的互联网死了，死于现实，但互联网理想作为批判现实的精神则如不死鸟，与人类共存。
马克思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说：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革命总是在不断的死去中得以复活。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全球霸权正在占据世界历史舞台，前所未有的人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已经开启，它也预示着新媒体作为不断扩大的全世界网民和“码农”的栖息地和劳动场所，其政治意义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权、主体、族群、阶级和人民等等一系列塑造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历史动力呈现，权力的动态拓扑图会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全靠我们自己——这依然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