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我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帝国会从现代世界中消失》，其间谈到帝国的成本与收益，脱口而出：“从总体上看，帝国主义似乎是一件赔本买卖。”场下不止一位翻起了白眼，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掠夺获取了大量财富，怎么可能亏本呢？一位与会者建议我去看看经济史。
以下是我阅读经济史并自我修正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位经济史学者将各帝国的具体成本与收益做一通盘详细对比。我比较熟悉的，是英帝国，所以此处所谈论的只是英帝国主义的成本与收益（对英国而言）。考虑到英国在长期以来都被人看作最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似乎可以把英帝国当作标杆使用：假如英国做得还不错，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其他的国家也许有同样的机会，假如英国在帝国主义事业上折了本，那么其他的国家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英帝国主义的成本与收益究竟为何呢？
首先讲近代学者的认知。亚当·斯密承认，帝国为英国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从而扩大了分工的范围。但是殖民地也给英国纳税人带来了沉重而不公平的负担，扭曲了可投资资金的分配，增加了战争威胁和国内政治腐败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成本可能会抵消帝国产生的收益。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和约翰·密尔既赞成斯密对帝国负担的说法，同时也认为帝国通过自由贸易和海外开发来获取新的自然资源，可以将英国的经济回报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避免经济停滞。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是那个时代一位著名的殖民地管理者，他持更正面的态度——殖民定居和投资为英国提供了更高的资本回报，从而为英国提供了摆脱周期性衰退和停滞的途径。卡尔·马克思同意上述这些人的看法，但是也指出，殖民化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一旦到达最后的边疆，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会到来。约翰·阿金森·霍布森则在《帝国主义》一书中用各项数据表明，由于英国国内消费失衡，资本遂通过帝国主义寻求出路。霍布森承认，帝国主义可能会给英国带来一些好处，但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坏处也是当下可见的。他坚信，英国财富和实力的源泉是自由的国内市场，繁荣的关键是改善和扩大国内市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过是代价高昂、转移视线的行为，由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当，它们对长期经济稳定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构成了严重威胁。
《帝国主义》书封
总的来说，前人的意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看低帝国的经济价值，认为它更多地为特殊利益集团提供好处，由于它从英国国内转移走了资源且鼓励高水平的国防开支从而增加了税收，对英国本身不利。另外一种则认为帝国是国家力量的积极来源，在提供市场和创造投资机会方面都是合理的。
现代学者依然继承了前人的这两种看法。认为帝国在经济上无益于英国的典型学者主要有戴维斯和胡滕贝克（Davis & Huttenback,1986）、奥布莱恩（O'Brien，1988）等人。反过来不以为然的则有奥弗尔（Offer，1993）和埃德尔斯坦（Edelstein，1982，1994）等人。
先说背景——大英帝国因美国革命可以分为第一帝国（十六世纪至1783年）、第二帝国（1783年至二战之后）两个阶段。在第一帝国时期，英国政府以重商主义手段（贸易垄断与产业管制）从其殖民地获得经济收益，也尝试过向北美殖民地直接收税。美国革命本身迅速打消了英国向帝国各领土直接征税的念头。史学家的一个共识是，“与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帝国不同，英国并没有系统地将税收从殖民地转移到本部地区，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税收再分配几乎没有发生过。英国殖民统治的首要原则之一是殖民地国家必须在财政上自给自足”。到了1849年，英国又转而摒弃了重商主义政策（以废除《航海条令》为标志），转而遵循自由贸易政策，这样殖民地的经济意义就只体现在身为英国的商品与投资市场上。由于各殖民地（印度除外）的防务经费基本上都是伦敦支出，因此，大英帝国赚不赚钱，就看英国在殖民地的贸易与资本收益是否大过英帝国的军事和其他开销。
戴维斯和胡滕贝克两位经济史学家在《财富与帝国的追求》一书中，用计量的方式评估了1865年至1914年间英帝国给英国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的结论是，帝国对英国来说是笔亏本买卖。
先说开销。戴维斯和胡滕贝克指出，数据显示，从1860年代到一战开始，英国人均国防开支是世界最高水平。在1860年至1912年间，英国人年均每人缴纳二点四英镑税收，其中一点一四镑用于国防，还有零点七镑用于偿还之前帝国战争中积累的债务。相比之下，德国的人均税负水平是英国的三分之二，法国是英国的四分之三。如果把其他发达国家都拿来比较，那差距就更大，英国的人均国防开支与他国之比达到了二点五比一。英国国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七，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各自的防务支出只占其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四（本应达到三分之一）。这中间的差额，自然是英国来弥补。印度虽然是唯一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它的人均防务开支水平也只及同时代相同发展水平国家平均支出的一半。戴维斯和胡滕贝克计算得出，假如大英帝国在彼时解体，那么英国将会节省约八分之一的国民储蓄（税收减少四分之一）。
防务开支并不是英帝国直接成本的唯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英国给殖民地的所提供的贷款优惠，以及财政拨款和补贴等等。首先，根据两位学者的计算，相对于英国本地的贷款利率而言，其他发达国家从英国贷款的利率要高两个点以上，不发达国家要高四个点以上，而英国的自治殖民地（如加、澳）只高一个点左右，而附属殖民地与印度都在一个点以下。这中间的利息差，自然是英国本土承担下来的；其次，英国给殖民地提供了相当的财政援助。比如说在1880年至1914年间，英国给其殖民地的财政援助达到了两千五百万镑以上，在有些殖民地，该款项达到了政府收入的八成以上。
当然，上面这些成本也很好解释，欲戴王冠，先承其重嘛。问题在于，帝国在经济收益上也并不是那么醒目。
首先，英国在十九世纪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银行家，对内对外输出了大量资本（在1900年占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在1860年代至一战爆发这五十年里，百分之四十五的英国资本输入到了国际上（又主要是给了美国和墨西哥），约百分之三十留在了本国市场，剩下的给了帝国。在投入帝国的资本中，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自治殖民地又获得了大头，印度和附属殖民地只占很小一部分——如果把英国资本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白人自治殖民地拿走了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印度拿走了百分之五，其他殖民地拿走了百分之二。换句话说，英帝国并不是英国金融的主要客户，霍布森及其他一些人的金融帝国主义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如果大英帝国扩张的缘由是为了夺取投资市场，帝国本身代表了一套有效的政治安排，保证了英国资本家的剥削利润。那为什么在1860年到1914年间，输出到那里的资本如此之少呢？即使英国人对帝国进行了投资，又主要是投向了白人自治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在相当程度上自主，不可能受到英国的强制剥削。
其次，英国从帝国身上获得的投资利润也很可疑。戴维斯和胡滕贝克找了四百八十二家英国公司的财报，来观察英国工商业在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如果帝国的回报高于英国本土和国际贸易，那么帝国就是盈利的，反之则否。他们的答案是，在英帝国主义的鼎盛时代（1860-1910）里，在多数时间里，帝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低于英国本土的投资回报率的。
两位学者的结论是，“总的来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投资）的回报似乎约为英国国内的三分之二和国际市场的五分之四”。帝国并没有提供可以取代国内、国际资本积累的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给英国投资者提供的回报又主要来自白人自治殖民地，而不是亚非拉的附属殖民地）。“在早些年，帝国可能有所不同，但对1880年后的潜在英国投资者来说，帝国在经济上是一个陷阱、一个幻觉、一个得不偿失的火焰。”
戴维斯和胡滕贝克进而论证了霍布森的观点，他们发现存在“两个英国”。在英国的各社会阶层中，有一些人——精英阶层和伦敦的商人——对于投资帝国有特别兴趣，其他的人群则更愿意投资本国。两位学者分析了英国的税收结构，发现在十九世纪中、晚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税负是上层阶级（贵族、地主、政府公务员和银行家）的数倍以上。他们的结论是，帝国的收益主要归于上层阶级，帝国的成本则主要由中产阶级负担。
据两位学者估计，每年英国政府向帝国提供三千一百万到四千一百万英镑的（有形或隐形）补贴（来源于英国本土税收），这些补贴会兜兜转转转化成各种帝国收益（转化率姑且不谈）。用此收益减去其负担的税收，上层阶级每年纯利两百万到七百万镑，但是在最保守的估计下，中产阶级每年的净损失也在两百万镑以上（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大若干倍）。简而言之，英国的中产阶级不成比例地负担了帝国的重任。因此，两位学者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最好被视为一种将收入从中产阶级转移到上层阶级的机制”。在这个帝国游戏中，帝国的精英阶层和白人自治殖民地是赢家，中产阶级、印度和附属殖民地则是输家。
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也指出，绅士阶层倾向于把钱投到有帝国政治机器保驾护航的海外去，而不是对国内新兴产业进行风险投资。英国南部的金融服务业赚得盆满钵满，但相对而言，英国的新技术、新产业却因此受到了拖累。这是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奥布莱恩的结论同前两位学者相当一致。他认为，帝国对英国商业的重要性还是有的，但远非特别重要。英国进口商品中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来自其殖民地（而这些商品都具有国际市场可替代性），出口则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中又多半流向了白人自治殖民地，如加拿大）。即使没有帝国，英国产品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轻易找到替代。官方的移民统计数据也讲述了大致相同的故事，从1853年到1910年，离开英国的移民中约有三分之二前往殖民地以外的目的地（绝大多数前往美国）。奥布莱恩在资本收益问题上大量借鉴前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指出，由于英国资本的输出，导致英国金融机构的僵化，英国本地工业所需要的风险投资被面向帝国的“安全投资”所排挤，导致英国经济发展乏力，因此他的结论是，从1846年到1914年，用于帝国统治的巨额公共开支对于英国的经济增长既不充分也无必要。“（大英帝国是）一种华丽而炫耀的器具，不是帝国，而是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而是金矿的计划。”
在反方这一边，经济史学家埃德尔斯坦（Michael Edelstein）力辩帝国的经营对英国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长期投资。
埃德尔斯坦做了一个反历史事实的假设——假如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就不复存在，那么会对英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他假设英国放手让其殖民地独立，而这些殖民地都各定关税，对来自英国的商品和服务收税。他首先假定这些殖民地会继续如常参与国际经济（进出口水平不发生变化），且新关税将达到国际同等国家水平，再评估英国应对这些关税的经济弹性，看会产生多少损失——这些损失就等价于英帝国存在时的贸易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870年，帝国贸易收益相当于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六，到了1913年，则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九（因为各国的关税在十九世纪末是越加越高的）。
他接着假定这些殖民地不会以同等的程度参与国际经济（以较低的程度进入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之的贸易量将会下降到实际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在这种情况下，在1870年，帝国贸易收益将会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三，1913年达到百分之六点五。
当埃德尔斯坦把英国的海外投资、直接援助与国防开支也代入这一计算过程之后，其结果如下图。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采取埃德尔斯坦的前一个标准，英国从其帝国中获得的收益就并不大。英国的贸易与投资收益被各种有形、无形的补贴所抵消，到1913年，帝国的意义可能相当于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如果我们采取第二个标准（即没有英国的统治，世界经济的范围就会萎缩），那么到1913年，帝国的意义就相当于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
阿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则质疑了戴维斯和胡滕贝克的数据统计方法，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司会计规则还不规范，所以戴维斯和胡滕贝克对帝国投资收益的评估未必准确。不过，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的主要反驳意见，还是集中在戴维斯和胡滕贝克对英帝国国防开支的评估上，他们认为帝国的花费并不像戴维斯和胡滕贝克所叙述的那么大。
首先，他认为戴维斯和胡滕贝克低估了法国和德国的军事开支。较新的统计方法显示，法国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军事开支比英国多；其次，也不能说英国的军事开支就是对帝国的纯补贴。因为各殖民地对帝国防务的贡献有时是以非货币的方式呈现的（比如说优越的地理位置），此外还有印度这个特例——印度负责自己的防务，还在印度边境之外部署军队以支持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有补贴，也是印度在补贴英国；再次，作为海洋国家以及最大贸易国的英国本身就比欧洲国家更暴露，本身就应该花更多的钱，这个锅不能让帝国来背——因为英国的国防开支并不只是为了保卫帝国，也是为了保护全球贸易和通信网络；最后，不能只看英国人的绝对支出来评估英国国防支出，也要看相对比例。在1870年至1914年间，英国国防开支占国民所得的百分比为百分之二点九五，长期而言和德国（百分之二点八六）相当，比法国（百分之四点五二）还少三分之一。
最关键的是，奥弗尔认为戴维斯和胡滕贝克是只算经济账，不算总账。他认为，帝国除了是一份荣耀和地位之外，还是一份战略资产，这在一战期间显露无疑——是加拿大的小麦使英国免于挨饿，是加拿大的炮弹为英国提供了必要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军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动员了近二百二十万人，为英国而战，是平时为了维持一个海洋帝国建设起来的海军保障了原料为其所用，而封锁了对手。所以，从长期看，帝国的长期政治回报绝对抵消了短期经济亏损。
以我有限的经济史阅读来看，这两派学者虽然意见冲突，倒也不是没有可以调和之处。
首先，“帝国有益”派说要算总账、算政治账这件事，让我觉得有点耍无赖的感觉。因为人家一开始就算的是经济账，正儿八经的回应还是应该在经济上做文章而不是其他；其次，这两派也都承认，无论英帝国盈亏如何，贡赋或者其他超经济强制都不是帝国财源的来源（不像比利时在刚果），帝国要盈利，靠的是殖民地给母国提供了商品和投资市场，而不是赤裸裸的掠夺。这点是英帝国同古代征服帝国的一大不同之处；再次，关于英帝国赚不赚钱这事，双方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拿埃德尔斯坦的研究来说，他也承认，英帝国在弱标准下也是亏损的（即使按照强标准，帝国的价值相当于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这个份额当然挺大，不过也说明英国的财富主要还是来自自己）；最后，大家都同意，大英帝国中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的部分是白人自治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恰恰是大英帝国中管制最少、自由最多、“帝国统治”色彩最淡的部分。
至少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总体上是赚钱还是赔本，一眼是瞧不出来的。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凯恩（Peter Cain）是这么说的：“在整个漫长的十九世纪，帝国在英国的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太大而不容忽视，但也没有大到足以支配任何事件或政策的程度。”我只能说，这个口径很微妙。
又，文中各派学者对大英帝国成本/收益的考量大多都局限在1860-1914年间，即大英帝国的鼎盛时刻。按照一般的组织规律，如果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存活，它大概在早期扩张阶段还是能盈利的，所以早期大英帝国对英国人来说大概还是利好消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国家高歌猛进的时候，帝国主义的经济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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