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是与新能源相关的，学生们都不太听得懂。”今年7月，被研学旅行中“清华教授讲座”几个字吸引，广西高一学生李妍（化名）报名了一个为期7天、目的地北京的研学团。在这趟研学旅行中，抱着“长见识”心态的李岩在回去后表示，她不会向其他人也推荐这趟让她“困惑”的研学旅行。
在新冠疫情“乙类乙管”后的首个暑期，中小学生研学市场异常火爆。“逛清北校园”、“我在故宫上大学”、“跟着院士去旅行”……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随处可见诱人的研学宣传。与此同时，名校游览变“校门打卡”、博物馆研学变成参观游览等现象也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不满。
研学“热起来”了，部分研学旅行“名不符实”
“本来说好要去参观清华大学实验室，结果没去；参观清华校园，就是在二校门那里拍了个合照；北京大学改成了北大红楼参观……”7月底，谈及此次北京之行，李妍无可奈何。
记者了解到，暑假期间，众多中小学生踏上研学之旅。来自福建的李然（化名）告诉记者，自己给孩子报的是北京6天5晚的研学团，“孩子三年级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京，就想着能跟研学团深度游一下。”有类似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也有家长表示，给孩子报研学团主要是“有人带孩子的同时还能学习点儿东西，一举两得。”
“今年研学旅行非常热，很多旅行社快速推出了研学产品。”资深旅游行业从业者CiCi介绍，目前，涉及自然科学、体能拓展的户外类研学营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研学产品都非常受欢迎。与此同时，CiCi坦承，部分研学产品只是扣着“研学”的帽子，实际上仍是以游览为主，并没有带学生去做研究性学习。
在李妍提供的一份研学旅行宣传单上，记者看到，7天的活动，路上行程占了两天。从广西柳州到北京，坐火车单程就要20多个小时。中间五天行程几乎全部是游览，包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广场降旗仪式、环球影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锣鼓巷、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12项参观活动。
“清北（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实验室是非旅游景点，如因不可抗力或校方入校政策调整导致不能参访的，组委会将在出发前第一时间沟通置换方案。”对于写在宣传单上的这句话，李妍表示，研学开始之前承办方没说不能去，“也没有沟通，就是最后‘告知’我们去不了了。”
合规的研学产品应以课程为导向
“很累”“走马观花”“不值”，在7天的研学旅行结束后，李妍用这几个词为此次研学旅行定下了基调。但回家后，最让李妍疑惑的是——这趟旅行到底算不算“研学”？什么才是真正的研学旅行？
原国家旅游局2016年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中曾明确表示，研学旅行是以中小学生为主体对象，以集体旅行生活为载体，以提升学生素质为教学目的，依托旅游吸引物等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
中国旅游协会亲子游与青少年营地分会会长魏巴德告诉记者，从产业角度而言，研学旅行也是旅游产业的一部分，“研学是一个垂直赛道，跟旅游以‘游’为主不同，研学更多的强调‘研究性学习’和‘体验性学习’。”魏巴德表示，一个符合规范的研学产品要以课程为导向，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四大维度，“这是构成研学产品的核心。”
尚游汇文旅董事长钟晖表示，研学是以学为主、旅游为辅的，同时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达到育人目标。在他看来，研学旅行产品设计首先要有主题，其次一定是“走读结合”的，既有线路的设计又有场景的设置，再次还要用问题引导学生，“这样才能在真实的场景里，用开放的方式引导学生做研究。”
记者注意到，在人员配备上，与旅游相比，除导游、安全专员外，《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明确要求，承办方应至少为每个研学旅行团队配置一名研学导师，研学导师负责制定研学旅行教育工作计划，在带队老师、导游员等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提供研学旅行教育服务。
在李妍提供的研学宣传手册中，记者看到，大多数景点有标注并解释相应的“研学课程”、“研学思考”及“研学目标”。与此同时，在研学课程评估方案中也写着“每次研学课程的学习效果评价，包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并详细解释了相关评价的构成。
CiCi告诉记者，研学手册在研学旅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目标、如何学习，这都需要科学的规划。
但李妍表示，她实际在研学期间并没有研学导师，只有一个导游，也并没有发放任何研学手册，没有相关课程，只有导游讲解，“我们回到柳州就散了，也没安排研学结束后的总结性评价。”
研学旅行指导师缺乏、从业证书缺乏“含金量”
研学导师不专业也是部分学生和家长“吐槽”研学旅行的一大原因。
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李然选择全程跟着孩子参加研学旅行。“一共20多个孩子，配了4个研学导师、1个地接导游。但所谓的研学导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还没毕业的兼职大学生，讲解非常简单，还不如专业导游讲得明白。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孩子自己看、自己逛。”
事实上，研学旅行指导师缺乏、从业证书缺乏“含金量”也是研学机构和从业者面临的困境。
“研学旅行指导师一般是由经验丰富的导游来担任的，他们会经历一系列的培训，然后拿到研学旅行指导师的证书。”魏巴德表示，疫情期间，很多做研学的导游离开了旅游行业，部分回流的导游“三年没带团、手也生了”，暑假研学服务质量自然是很难保证的。”
“研学旅行和一般旅行的主要区别就在课程上，研学旅行指导师要负责课程研发，会增加旅行社的成本。”CiCi也指出，“今年暑期带队的很多都是导游，导游可能不懂教育。”在解决研学导师的问题上，CiCi所在的旅行社选择直接跟研学目的地的专业人士合作，“比如故宫研学，有故宫老师带领着做文物修复拓片，会先跟学生们讲解拓片的相关知识，再去动手制作。”
但CiCi透露，研学指导师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并不高，“虽然有研学旅行指导师的培训，也有参加过培训拿到证书的。但说实话，含金量、认知度都不高。”
钟晖直言，部分研学指导师培训有“圈钱”嫌疑，“研学旅行指导师证书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在业务实践中含金量不高，不像教师证、驾驶证。同时，研学旅行指导师的培训费也不低，种种原因导致旅行社不愿意派人去考证。”在他看来，培养研学旅行指导师要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以培养学校老师做研学旅行指导师，这样可以保证学生在出游的时候，导游有导游证，带队老师有研学旅行指导师的证。”
尽管目前研学旅行指导师已经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但该职业并没有更详细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出炉。
与此同时，研学旅行指导师目前也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证书，教育部发布的2022修订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显示，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导游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实施。
研学旅行管理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有待加强
钟晖提到，正规研学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学校开发的研学旅行产品，“主要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需要，旅行社之类的机构主要是作为服务商，提供一些交通、住宿方面的服务。”第二类是学校委托旅行服务机构开发研学产品，第三类为研学基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特点推出的研学产品。
CiCi介绍，正规研学旅行要跟学校合作，“学校会联系当地的文旅部门购买服务，老师负责出课程，旅行社提供旅行服务，同时双方一起打磨课程。”
但在这个暑期“暴雷”的研学产品，多数是指这三类以外的研学旅游，即既无学校背书，也无正规研学基地的参与，而是由一些水平参差不齐的旅行社、教育机构甚至个人推出。
究其原因，虽然有专家认为，研学资质最重要的是旅游资质和教育资质，这两项缺一不可。但钟晖介绍，“（在当前监管不明确的前提下）做研学没什么门槛，只要具备旅行社资质、有产品研发能力、有团队就可以。”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研学旅行”，并明确教育部、发展改革委、旅游局等负责“加强对研学旅行的管理，规范中小学生集体出国旅行”。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研学旅行发展”，促进消费升级，并提出“旅行社和研学旅行场所应在内容设计、导游配备、安全设施与防护等方面结合青少年学生特点，寓教于游。”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但上述文件并未明确市场行为下的中小学生研学产品规范。
魏巴德提到，2022年9月，人社部对外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在新增的158个职业中，研学旅行指导师位列其中，“研学旅行指导师是放在‘教育服务人员’类别里的。”在魏巴德看来，目前针对研学旅行的管理，从顶层设计角度存在一些分歧，“从行业的长远发展来说，研学旅行归属在教育服务方面，或许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
专家建议尽快厘清研学定位及监管、多部门协同加强管理
“这种火爆不代表着今后每年都如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认为，一定要理性看待“研学市场”，研学火爆是因为疫情刚刚过去，叠加“双减”因素，他不建议太多机构跟风投入研学市场中。
“现在市场混乱的情况跟没有统一管理也是有关系的。”钟晖也建议教育部跟文旅部要建立协调管理机制，在分清各自职责的同时，双方协同加强管理。
刘林认为，现在研学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监管标准和管理缺位造成的，当下要尽快厘清研学的定位。“网上有说要定位成公益事业，我感觉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他表示，研学的问题要按照市场规则和法治的原则处理。同时，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地供应普惠或非盈利的研学产品和服务。
刘林建议要遵循安全、诚信、公平和规范四个原则，他以北京大学研学相关通报为例，表示要看清研学背后涉及的利益主体，有很多研学用到公共资源，如果商家从中赚取利益，也应该向博物馆、学校等支付相应的费用，“北大事件不仅违背了校友诚信原则，从机构讲，也违背了公平和规范原则。”刘林表示，虽然研学及研学旅行没有一个特别细致的标准，但总体上应该“既研又学”，还要防止它成为校外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建议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尽快出台研学的标准，引导研学市场健康、规范、安全、优质、公平发展。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刘洋
编辑 巫慧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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