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类研学游蔚然成风，古代虽然没有直接以研学游名义开展的活动，但是类似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由最早的周游，到壮游，逐步演化成为研学游。
游学博闻，周游列国与遍访名师
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某种程度上说是研学游的肇始，可以说，孔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声。
当时，孔子在曲阜招徒讲学，为了进一步开阔视野、求知解惑，他决定率弟子们周游列国，遍访都邑，寻求名师。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孔子从鲁国出发，周游卫、陈、宋、齐、郑、蔡、楚等诸侯国。他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宗旨，沿途拜访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师。据《大戴礼记》载：“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是说孔子在游学途中，向老聃学习礼制，向苌弘请教乐律知识。
除了孔子，当时赫赫有名的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全都是著名的“游士”，他们通过游学获取更多的学问，个个学识渊博，著作甚丰。
“周游”一词最早见于《管子·匡君小匡》中：“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可知，管仲笔下的“周游”，应该是游历和游说的意思。而“游学”之词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最早出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是说游学可以增长见识，学到广博的知识。
到汉代，游学之风更为盛行，西汉的司马迁就是典型代表，据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及名山大川，他从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觅古。然后登庐山，考察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抵达沛县，发掘汉高祖发迹前的轶事；他又来到鲁国，参观了孔子的故居和礼器，随后在邹地和峄地学习先秦乡饮和宴射之礼；他还到过孟尝君和春申君故地，最后经过魏国旧都大梁，搜集了夷门监者侯嬴与信陵君的典故，从大梁返回长安。司马迁这次游学，为他撰写千古名著《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邴原，他是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人，也曾搞过游学。邴原很喜欢喝酒，自从游学之后，害怕耽误学业，游学途中滴酒不沾。通过多年四处求学，他学识大有长进。回来后，他办起了学堂，广授学徒，留下了“邴原戒酒”的佳话。
以周游带动游学，远游异地，拜访各地名师，或当面请教，或投身门下，求知如渴，这已经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
壮游十万里，用脚步丈量祖国
所谓壮游，就是谓怀抱壮志而远游，另外一层意思是这些人大都在壮年时代，恰此时外出旅游和游学，壮游使他们真正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游这一名词，最早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同名诗歌《壮游》，其中写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杜甫通过这首诗，是说他出身于世家大族，七岁就能写诗，9岁编过诗集。大约20岁那年，他从洛阳出发，东游苏州、南京、绍兴，还曾经泛舟东海，梦想去最远的海岛上探险。在江南与浙东遨游了四年，杜甫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却落第。他整理行装，再次出游，北上河北，东至山东，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在洛阳见到了李白，与李白、高适一起游玩开封，登上古吹台，饮酒赋诗。40岁那年，杜甫结束漫游生涯，抵达长安，获得了一个小职位。然而命运弄人，适逢安史之乱，朝廷西迁，杜甫依然不能尽情施展才华。
唐代大诗人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一生喜好游历，访友问道，饮酒赋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24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蜀地离家远行，开始长达18年的游历生涯。他出三峡，游历江陵、武昌和长沙、岳阳等地，接着东游至南京、扬州、绍兴等地，再北上方城、临汝，不久到安陆结婚，后至襄阳、洛阳、太原。35岁后，迁居到任城(今山东济宁)，继续南下北上，游学不止。
李白畅游于祖国的大江南北，梦想建功立业，可是现实很骨感，屡屡碰壁，始终不得志。最终，他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未能融入官场的圈子。但或许正是在漫漫壮游中，李白结交名士，形成了豪放、洒脱、仙逸的诗词风格，成就了他一代诗仙的大名。
除了杜甫、李白，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都有着丰富的游学经历，他们的成名成家也离不开游学的支撑。宋代沈括，少时随父宦游州县，出仕后他更是重视游历研究，使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写就了集科技之大成的名著《梦溪笔谈》。
明代徐霞客游历生涯更是长达35年之久，他壮游祖国山川十万里，自22岁起外出开始旅行，足迹遍及今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河北、广西、贵州、云南等21个省区市。徐霞客硬是用双脚丈量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观察了许多自然现象，记录了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知识和资料，最终撰写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
唐代壮游的兴起，与当时的科考制度有关，那时科举必考诗赋和策论，必须搜集素材，增长阅历，所以学子们一般都要作长途旅行和游学。
显然，壮游和旅行学习之风，让众多士子走出书斋，进行郊游、远行、交友、边塞之旅。他们访古问俗、寻幽探胜，在旅行中学习知识、体悟人生，写出了众多的传世诗篇，更成就了当时文化的空前繁荣。
素质教育，研学游顺理成章
正是在周游、游学和壮游的基础上，古代的研学游呼之欲出。宋代到明清，书院文化盛行，使得士人旅行制度化，游学热情持续不衰，在全社会形成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浓厚氛围。宋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就极力主张：“学子不应居于一隅，而应出四方游学一遭。”
当时的书院名师硕儒云集，每一所书院都是一个地方的教育、学术中心，学子趋而往之，有远见的书院老师，更是研学游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带领学子走出校门投身大自然和社会大课堂，游历山川、观察社会、开阔视野。
胡瑗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俗称安定先生。因屡次科举不中，绝意科场，在吴中以教书谋生。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迁知苏州，创建了“苏学”，聘胡瑗任教授。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胡瑗应滕宗谅即滕子京之邀出掌湖州府学，在湖州9年，教学有方，其所订学规还被朝廷取为太学法。
胡瑗为师责任心很强，关心和爱护学生，“视诸生如其子弟”。他的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结合起来，教导学生要开阔眼界。他还指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为了引导学生走出去开阔眼界，畅游大好河山，胡瑗曾率湖州的学生不远千里，游览关中，真实感受北方的雄伟山河跟南方的秀丽风景迥然不同。胡瑗应该是我国古代真正的研学游创始人。
受胡瑗教育过的学生，都有较好的修养，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欧阳修曾评价：胡氏门生，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胡瑗弟子中最出名的是北宋理学大师程颐，他也说过：“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
明代的教育家吴与弼，6岁入学，19岁赴京师金陵求学。偶然读到宋代理学创始人朱熹的著作，当即放弃科举考试返回家乡闭门钻研。21岁开始讲学，从学弟子甚众，其中不乏学有大成者。吴与弼通过教育实践认为，劳动对培养学生勤奋进取的品格非常重要。他的教学活动很特别，经常率领学生来到郊外田野，参加劳动实践课，他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授课，并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生。他把研学游融入了劳动的元素，意义非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理论的人。
而清代教育家颜元提出了实学教育思想，主要内涵是“实行、实文、实体、实用”，类似于今天的素质教育。颜元重视六艺的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他认为“学自六艺为要”，意思是，六艺是实学的根本。用之身，可以强健体魄、陶冶情操、高尚道德；用在世间，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颜元不仅在课堂内教授学生六艺知识，还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开展类似研学游活动，并趁机把六艺之射箭比赛加入其中。他带头参加比赛以便检验研学效果，不仅学生们兴趣大增，也使研学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颜元把外出研学实践纳入了常规教学，后来，颜元的学生李塨成了著名学者，他继承并发展了颜元的教学理念，被称为颜李学派。
从周游、壮游再到研学游，脚下走过的是路程，心里留下的却是知识。如今，研学游如火如荼，也需要加强管理和规范，避免流于形式或全以营利为目的，真正达到开阔视野、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