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您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这是您的公众身份。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的学习、研究经历吧！
郑炯文：我在中国出生，很小就去了香港，在香港长大。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毕业以后，就马上到芝加哥大学去念研究院，我念的是东亚研究和图书馆学。念完书以后，刚好我的老师钱存训先生他就退休了，我就接了他的班，做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那时候很年轻，我27岁就做了馆长。
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做了12年。1986年，我就离开芝加哥大学，转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做了12年。1998年，我转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做馆长，一直就做到了现在。
澎湃新闻：您27岁就做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能不能谈谈您的老师钱存训先生在图书馆事业上给您的提醒或者帮助？分享一下您师生二人的一些交往故事？
郑炯文：钱存训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学者和老师，他对自己、对学生都很严格。钱存训先生通常每天工作要12个小时，生活非常规律。他不爱应酬交际，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很少，是一个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我的职业发展生涯中，他一直是个很好的榜样。
澎湃新闻：哈佛燕京图书馆原来叫“汉和图书馆”，怎么改名成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郑炯文：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我们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一个私人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就收中国和日本的资料，所以就叫“汉和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发展得很快，所以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就决定把整个图书馆捐给哈佛大学，然后哈佛大学就把我们放到文理学院里面的一个分馆，于是，1976年我们就变成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变成“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个名字呢，我要讲一讲，我们是不可以改的。因为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大学有个协议，就是名字不能再改。
郑炯文：我们哈佛燕京图书馆收的主要就是中文、日本、朝鲜文、满文、藏文、蒙文。但是满文、藏文和蒙文的资料收藏的量还是很小的。我们主要还是中文、日本和朝鲜文。但是我们收的这些满文、蒙文、藏文收的都是比较珍贵的资料，是善本书的一部分。这部分都是以前做蒙古史、满清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收集过来的，是他们捐给图书馆的。
澎湃新闻：在所有馆藏中，您最为看重的是哪部分馆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否有“镇馆之宝”这样的概念？
郑炯文：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中国本土之外，在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和最好的中国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另外，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拥有重要的个人收藏，私人信件，历史照片，拓片，卷轴和档案收藏。我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
郑炯文：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藏书将近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超过80万册，日文文献将近35万册，朝鲜文文献将近20万册，而且我们每年的增量不小，大概有3万到4万册左右。
我刚到哈佛燕京去的时候，我们有七十多个工作人员，现在只剩下二十几位了。为什么呢？有些人年纪大了，退休了；有些人就是离开了。以前很多工作都需要手工作业，现在都是电脑、技术手段完成，做事情比较快，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所以空出来的岗位我们也不添补了。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目前的工作人员都来自哪里？
郑炯文：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为学术服务的，给学者、研究者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掌握中文、日文、朝鲜文等相关语言，要有一定的中文研究、日文研究、朝鲜文研究基础之外，还要有图书馆的学位。
现在我们图书馆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等各地的工作人员。
澎湃新闻：吴文津先生在做馆长的时候，收集了一批“文革”的图文资料，在时间上，这几乎是与国内“文革”同步的，可以介绍一下这批资料的来龙去脉么？
郑炯文：我们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到现在有将近90多年的历史，我们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每一位馆长的任期都很长。第一位馆长裘开明先生从1927年开始做馆长，一直做到1965年他退休，任期38年。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先生，他从1966年一直做到1997年退休，也有30年的时间。我是第三任的馆长，从1998年开始做到现在。
吴文津先生做馆长的时候，国内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图书馆收了一些红卫兵小报。这些小报是复制的，不是原件。
美国有个机构叫“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它有个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当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了这批红卫兵小报，就交给了这个中国研究资料研究中心。那么，他们把这批资料复制之后，就卖给不同的东亚图书馆。我们是通过这个渠道买进来的，前后一共有三批。
这个资料不止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北美其他大的图书馆也有收藏。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专业是图书馆学，又做了这么多年的东亚图书馆馆长。能否介绍一下美国或者北美的东亚图书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郑炯文：到目前为止，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有90个规模大小不同的东亚图书馆。我们哈佛燕京图书馆还不是最早开馆的，最早的是耶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第二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他们开馆也比较早。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那个时期，他做完了江南制造厂的事情后，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中文，就把他翻译的书带了回去。（注：傅兰雅曾受聘，任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同治七年，受雇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哈佛燕京图书馆算是第二批次的，我们是1928年开馆。但是绝大部分的东亚图书馆都是二战以后，1945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我们知道汉学图书馆起源不在美国，是在欧洲。那么，我们中国16、17世纪，明代时候就与外面有很好的沟通。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爱好中国文化，学了中国文字，就在欧洲建立起汉学中心。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甚至苏联都有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美国一些重要的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还有《时代》周刊创办者卢斯也建立了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投资了很多的钱给不同的大学鼓励学生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政府也大量投资支持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越南研究。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老早就有了。日本在二战以后，到60年代、70年代发展得很快。因为我们中国跟美国在韩国打架，那么，要了解韩国的事情，所以，美国就鼓励学生学习朝鲜语，了解韩国文化。所以，大部分的东亚图书馆，特别是美国州立学校的东亚图书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发展汉学最早的，是美国的几个私立学校，然后到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因为要理解几个国家的国情，才发展出大量的东亚图书馆。
郑炯文：现在来哈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有二十名左右的哈佛燕京访问学者，费正清中心每年也请中国学者过去。另外，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也都请学者过去利用哈佛大学的资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源从事研究，加起来每年有二百位左右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现在也扩展到新加坡、香港、台湾、越南了。他们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进行他们的研究。
另外，中国国内的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奖学金支持越来越多的学者往哈佛进行研究。我们图书馆是一个服务机构，我们的观念就是，越多学者来利用我们资源，我们越高兴、越欢迎。
澎湃新闻：那么，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自己的经费支持学者的交流活动么？
郑炯文：有的。这几年我们每年都请一两个访问馆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比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请他们的图书馆馆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学习、交流，了解图书馆是怎么运作的。很多前往交流的馆员回来都成了副馆长，这是我们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