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苏黎世的天阴沉沉的，我去家附近的邮局取一封挂号信。
我从去年二月初开始在瑞士苏黎世访学，一年期满后，我和导师都倾向于把访学时间延长三个月，合作完成一篇新论文。只要居留卡延期成功，我可以继续学业，四月底再离开瑞士。
去邮局的路上，我还在想一定是居留卡到了。拿到信封一看，写着“瑞士苏黎世州移民局”，但隔着信封，我没有摸到居留卡的形状。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拆信，手有点发抖。
是签证出问题了。这封信中列出了我的延期申请“不合法”的多方面理由，明确拒绝了我。信中还说，我可以在3月2日前提出异议，否则移民局会默认我同意这个拒签决定。
我站在原地，感觉被一阵猛烈的海浪拍翻，把我和瑞士的朋友、导师和同学都剥离开来。我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被贴上“过期”的标签，等待着被随时扔出这个国家。
所以，移民局会给我多长时间，一周，两周，还是马上就要走？我开始想象一群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咚咚咚”地敲我所在的公寓门，监视我打包行李，逼我马上离开的样子。
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合法”。
申请时，我按照延期程序，请导师开了邀请信，让行政秘书帮忙填了学校的证明表格，把所有材料准备齐全，提交给了街道办公室。当时，街道办的人还说，居留卡之后会直接寄到家里，如果一直没收到，不要担心是不是申请出了问题，可能是移民局节后繁忙，等待时间比平时更长。
我去学校找到导师，把信拿给她看。导师是美国人，德语不是她的母语，而信是德语写的，她借着翻译软件，艰难地读着其中的法律专有名词，然后建议我去找行政秘书解决。但她也对我说，让我做好被迫提前离开的准备。
行政秘书从我来时就负责我的各项手续办理。她是个话不多的中年女人，个子很高，一周只上三天班。每次她在走廊见到我的时候都会笑着跟我打招呼，但从没有多寒暄过一句。
我去找她那天，她又没来上班，我只好把信的扫描件用邮件发给她。那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刷新邮箱，但是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收到回信。我又去办公室找她，她的同事说她去Coffee break了，一会儿应该就会回来。
我有点羞愧于我的急躁。行政部门就像一个由一摞摞打印文件和复杂流程堆叠起来的幽深山洞，这里最讨厌急躁的人。
半小时后，秘书跟我说，她收到我的邮件了。今天早上，她给移民局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所以她写了一封邮件向移民局解释了我的情况，希望移民局告知我需要补充什么材料。三天过去了，那封邮件像扔进海里的石头，没有任何回应。
我又在走廊里遇到秘书，她像往常一样，只是对我笑着打招呼，好像没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过，我也只好把询问她新消息的冲动又吞了回去。
第二天就是周六了，周末一过，十五天就过去了一半。我突然恨透了这个周末没有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海面风平浪静，只有我一个人在焦虑的漩涡里旋转。
也许我真的应该做好提前离开的准备。那样的话，目前最棘手的事，是如何尽快转租出去我现在住的公寓。
有人说，在苏黎世租房比找一个博士生offer还难。一年前，我就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幸运地从一位中年瑞士女人手上租下了这个位于市中心15平米的小房间。她叫Eli，成为了我的室友兼二房东，我们共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我到第一天，她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Welcome （欢迎）" 的手绘画，同一天晚上，当我准备洗澡的时候，她拉开浴室的门，严肃地跟我说：“瑞士有晚上十点之后不能洗澡的规定。”我悻悻地走出了浴室，觉得她好像不是真的很欢迎我。
“找公寓难，租公寓应该很容易吧？”我这么想着，把移民局的拒信也发给了Eli，告诉她我现在的处境，为了让双方都不会有很大的损失，我希望尽早把这间房子转租出去。
我编辑好了租房广告的草稿，配上几张公寓的照片，只等Eli回复，就准备发布在网上了。几个小时后，她回复我可以，但只能把广告挂在学校的平台上，并且其中每一个字她都要亲自编辑，照片也要用她发给我的。我同意了。等我再编辑好，截图给她确认，她又说那个词语欠考量，这个标点不合适。
“是……是啊。”我有点被她吓到。
“能请你现在马上改掉吗？谢谢。”她又开始用那种看似礼貌，实际很强势的句势对我说话了。
我像蜗牛一样缩进我的房间，说，我这就改。
但她还站在我房间的门口，继续念叨：“我就知道着急肯定会出错。你知道你挂了真实的地址，会有奇怪的人来按门铃吗？你还说挂广告是为了我，根据瑞士的法律，你不提前三个月告知房东你要离开，把公寓转租出去就全部是你的责任。我做这些都是在帮你。我下午本来要着急出门的，因为你一直催促我要马上发广告，我都把我的其他事情放下了。”
她的话好像一直挣脱不开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拎起来，一把摔在墙壁上。此时，她不再是我那个在门上张贴着欢迎我的室友，而只是一个把法律条文扔向我的冷漠的二房东。
我站起来想争辩，告诉她我没有想要催促她，但一激动就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全身发抖，话都说不清楚。
她看到我的样子，气焰又一下弱下去，说，“那可能是我们下午交流有误解。”说完，过来抱了我一下，告诉我没关系的，一切都会解决的。
后来，她咨询了她的律师朋友，给我转述说这封信并不代表移民局已经做了决定，如果按时回信还是有机会扭转局面的。说完，又推荐给我一家专注解决移民问题的非营利性法律援助中心。
我很感谢她，但下午的争吵还是像在心里烫了个疤。我告诉她，我还是觉得学校可以帮我解决，先不用找外面的法律援助。她也认同，但还是建议我周一马上去找秘书，再给移民局打一次电话。
我一边笑着点头，感激她的建议和帮助，一边觉得她也踩在我的脚上，像推小车一样，把我推回到行政部门那个山洞里去。
周一上午，我还是没有收到移民局的回复。
Eli给我发消息，“你去找你们的秘书了吗？”我没有告诉她，我在秘书办公室门口周旋了一阵，但腿上就像绑了石头，怎么也走不进这个门去。
但我转念又想，下午我和导师还有个例会，也许她出面帮忙找秘书去打电话会更合适。但没想到，后来她只对移民局还没有回复的事实说了一句“I am so sorry”，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做。
Eli很生气，“所以你今天都没有找她吗？我不知道你到底想不想解决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你这周必须要寄出回信！”
我害怕极了，她像高中的教导主任一样，拿着教棍指着我的鼻头。我忍不住撒了个谎，说自己给移民局打过电话了，但一直没人接，所以不好意思再麻烦秘书浪费时间做同样的事情。
我恨我因为害怕而撒谎。移民局、人事秘书和Eli，就像三堵一直向我逼近的水泥墙。我想，秘书那里我是非去不可了。
但等我找到秘书，她面露难色，再一次解释上次打电话没人接，她会再打试试，让我回去等邮件消息。一个小时后，她发来邮件，说等了半小时终于播通了移民局的电话。但接电话的人态度很强硬，表示他们已经在信件里解释得很清楚了，我的延期申请就是不合法的，不用再打电话去了。
我赶紧跑去秘书办公室。她看着我摇了摇头，说，“I am so sorry"。我更加沮丧，感到移民局和秘书这两堵墙轰然坍塌。
我没想到Eli的那堵逼迫我的墙，此时竟成了我最后的依靠。
她真的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有条不紊地让我打电话给学校的国际办公室，确认以往申请延期成功的案例，然后在草稿纸上罗列出和接下来要向移民局提出的问题。她说，我们要一开上来就证明有人成功过，这样对方就无法简单回复一个“不可能”。
在狭窄的单人会议室里，Eli一手拿着那台摔烂了一半屏幕的老款手机，一手拿着圆珠笔梳理了一遍她的对话草稿，手机里循环播放着移民局电话的等待音。她在准备一场战斗。我屏住呼吸看着她，觉得她绝对是行政办公室的克星。
电话接通了，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见Eli从表情凝重到向我竖了个大拇指。最后她笑着以“Super! Vielen Dank! (真好！十分感谢！）结束了通话。我知道事情有了进展。
移民局指出两点问题。第一，我原有的签证是“访问学生”，签证时间最多只能12个月，不能延期；第二，我签证延期申请中学校出具的那份表格显示我在瑞士工作，但我没有工作许可证，所以也是不合法的。我想了想，当初申请时，确实有文件解释“访问学生”的签证最多12个月，如果我想延期，就要把身份转换成“客座学者”，而“客座学者”也不属于受雇者的范畴，所以无需工作许可证。我以为学校那份表格可以表明我身份的转变，又是由行政秘书全权负责准备，我当时没有多想，就直接提交了。
我翻出那张表格给Eli看，果然在身份那一栏，赫然写着“执行项目”。我又翻出导师给我写的邀请信，满篇反复出现“延期”、“工作”、“访问学生”等字眼，倒也不怪移民局一直强调我延期申请的“不合法”了。
我拿着表格和邀请信，去找秘书和导师更正。他们刚好都在办公室，反馈得很快。然后Eli和我一起检查新的文件。她就像之前能发现我编辑的租房广告里有语法错误一样，这一次也发现了秘书填写的表格里，有一处大学名称拼写的大小写不一致，而导师返回的邀请信中，也还是存在一些表现我是在瑞士“工作”或保持“访问学生”身份的词语。
这些对于移民局来说无比重要的属性名称，像台球杆一样把我推来推去，最终在Eli的火眼金睛和秘书及导师的疏忽大意间周旋。两张纸的文件，周旋了三个来回，终于，我赶在下班之前把更正的材料发给了移民局。此时竟有种台球终于进洞的疲惫的畅快。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想让眩晕的头脑清醒一下。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我发现我左边下眼睑的肌肉还在不受控制地跳动，简直像恐怖故事的女主角。
但我还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帮我拟一封正式的回信。
我终于去了Eli推荐的法律援助中心。网站上写他们9点上班，我在门口等了一个小时，值班的律师才姗姗来迟。她说她这周已经被预约满了，但她可以抽时间先看一下我的材料，然后通过电话教我怎么写回信。我们约定了周四通话。
也许是我发现等待往往不能解决问题，我也开始学着踩在别人的脚上办事。我同时也写了一封邮件给学校的法律部门，希望他们也可以帮我。结果直到周四下午快下班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才打来电话，说我的情况看起来比较复杂，可能要先预约一个工作时间，才能帮我回信。她让我写信给移民局，请求把回信截止日期延期。她说根据她的经验，这样的延期请求一般都会被批准，因为移民局工作量繁重，他们往往愿意把事情往后拖。
我按她说的发送了申请，但我知道移民局几乎从不回复邮件，如果他们坚持说没有通过我的回信延期申请，那我和律师的会面就毫无意义。律师的电话好像把她之前给我的那颗充满希望的糖果又拿了回去，现在我只期望学校的法律部门能有积极的回复。
过了一会，我也收到了学校法律部门的回信，他们表示只对学校的部门负责，而不对个人负责，请我告知部门的人事秘书，再通过部门的人事秘书，经由学校层面的人事部门向他们提出法律咨询。在行政部门的山洞里径直走到出口往往是不对的，穿行迷宫才是现实的规则，我叹了一口气，又走向了那位跟我说“爱莫能助”的行政秘书。
学校层面的人事部门回复说，我不是正式的员工，应该是由国际学者部门负责我的事件，并“友好”地附上了国际学者部门联系方式的链接。我点开链接，发现联系人正是我们最开始延期申请时咨询过的国际办公室，她回复说国际学者部门这个部门已经不存在了，“客座学者”由所在部门的人事秘书直接负责。我像一颗被动旋转的陀螺，没有人想要我停在他们的脚边。
那天去食堂吃午餐的时候，我路过一张巨幅海报写着：“国际学者部欢迎你来到苏黎世大学”。海报像是冲着我挑衅地哈哈大笑，我真想要用马克笔在上面写上几个大字，“该部门已取消，苏黎世大学不欢迎你。”
好像除了我自己，学校这些部门里没有人在意我的签证申请成功与否。我只是一个短期访问学生，像一粒尘土在他们密密麻麻工作里一闪而过，发完那封“不该我负责”的邮件，他们按时上下班，和朋友聚会，休计划好的假期，见到我时还是会对我说一句，我很抱歉，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助。
周五，离回信的截止日期还有两个工作日。午餐时，我和同事愤愤地诉说我的经历，我说，他们也很惊讶和愤怒事情迫在眉睫，却没有人愿意帮我。一位年长的同事说，“我带你直接去找院长吧。”我说，“这会不会太越级？”他回答，“越级是中间层级不作为的必要手段。”
我被领到院长的办公室。院长很积极地表示愿意和部门的人事部门沟通帮我获取法律部门的帮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越级的“魔法”，过了一会儿，我就收到法律部门的邮件，说他们可以帮助我在下周一前拟好回信。
于此同时，Eli也告诉我，她收到了一封移民局寄给我的信。信里让我补充两份材料：毕业证书和一份我国内单位证明我在休假的信函，补充材料的截止上交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对于第二份材料我一头雾水，询问了瑞士同事才知道，有个单词直译是“假期”的意思，但这里大概表示需要国内单位证明他们同意我在这段事件前来访学。
信是三天前就寄出的，从移民局到我家坐电车需要15分钟，移民局用最便宜的平邮让这封重要的信在苏黎世市区兜兜转转了三天才到我手里。但无论如何，截止日期的延后，还是让我有了喘息的机会。
移民局的回复像一只有力的手，又扼住了我的呼吸：第一封信的回信截止日期仍然没有改变，之前我按律师的方法用邮件提交的延长截止日期申请也没有被通过，我仍然需要按时回第一封信。我其实没有喘息的机会。
而后被问到那封证明我“休假”的信函，是否需要明确出现“休假”这一词语，移民局只是告诉我先把材料寄来，有问题他们会再联系我的。我真想揪着接电话的这个人的耳朵，朝她大吼，“就现在告诉我‘是’或者‘否’有那么难吗？”难怪移民局总是很忙，原来他们擅长把“是”或“否”的回答转化成冗长的材料审理和又一轮兜兜转转的信件交流。
一上午快过去了，法律部门还没有任何消息。没等Eli说什么，我就径直去秘书办公室告诉她，我今天下午必须要准备好第一封信的回复，请她帮我用电话联系法律部门的人员，如果没有人接，请务必帮我多打几次。我站在秘书的办公桌前，像发表演讲一样郑重地说完这番话，觉得自己变成了Eli一样的战士。
学校的法律部门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发来拟好的给移民局的回信，我打印、签字，加上新增的两份补充材料，赶在在邮局下班之前，买了最贵的邮票，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我寄出了这封回信。就像在考场敲钟前一刻交上了答卷，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过去半个月，我无数次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提出延期的申请，把自己扔进签证问题这黑暗的深井里。晚上因为过度焦虑下眼睑肌肉抽搐的时候，我真想第二天就不顾一切打包行李回国了。
而现在，我走出邮局，像个凯旋的战士，再没什么可以让我害怕的了。我看着蓝色的14号电车从黄昏里驶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春天慢慢地靠近，利马特河边的树开始冒出绒绒的绿色，苏黎世还是很美。我仍然感谢自己申请了延期，才能再看到苏黎世春天的样子。
回信寄出之后，大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的签证有消息了吗？”一个月过去了，我也被问得烦了。我像Eli一样，写好要和移民局对话的草稿，大步迈向移民局，决定直接去窗口咨询签证的办理进度。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居留卡已经办理完成，前天已经通过邮局寄出了，我草稿里的高枪大炮都没用上。
新的居留卡又在移民局和我家之间兜兜转转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通过街道办公室到了我的手里。街道办的人对我说，你的在瑞士剩下的停留时间已经少于八周了，你同时也可以办理离境注销手续了。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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