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5月22日，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上，王辉耀听到习近平主席在与外国专家座谈时的这一段话时，大为振奋。
3天前，他主导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刚刚发布了《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在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移民增长了35%。
王辉耀认为，比起中国的发展速度来说，这一数字依然是太低了。“正因为中国有许多人才流出去，才需要更多人才流进来。”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不过，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移民政策仍然滞后。成为新兴的移民目的大国，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有更多的机会
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显示了一个过去一度为人忽略的趋势：由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移民(即俗称的北-南移民)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并且这一趋势愈发明显。
报告称，2010年中国有685，775个移民，10年来增长了35%。“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
来华7年的日本人大林健儿(化名)解释他来中国的原因时说，中国是个有活力的国家，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快，有很多的机会。“而日本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虽然稳定，但没什么挑战性。”这位取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外国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大林健儿说，他觉得在中国更能发挥他所学专业的价值，中国近年来的法律建设很快，法律也不断修改，但在日本，“宪法没有修改过，民法也没有大修过”。
因此，大林健儿从清华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中国，目前在专利事务所从事在华日本电子企业的专利维护工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向法治周末记者提供了他们组织翻译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全本，从这份报告中，记者看到，经济机会是北-南移民的首要动因，“北方国家近期遭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南方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加大”。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愈发显得有吸引力，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外籍劳动力的更大需求。
此外，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向中国移动的原因还包括，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机构设立国际分公司或者办事处的主要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同样也导致了移民回流，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人数在持续增加，2011年归国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数的50%。
另外一个引人注意的原因则是，北方国家的人们退休后移居发展中国家，是为了那里更宜人的气候和更廉价的生活成本，例如美国人到墨西哥，英国人到南非，日本人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报告称，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北美洲人也正在被中国的经济活力以及低成本的生活所吸引。
当然，北-南移民只是一种新兴的趋势，但并不主流。报告显示，这类移民只占全球移民问题的3%至6%(约为700至1300万之间)。
无独有偶，在去年英国汇丰银行发布的2013年度移居者调查报告中，中国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移居地，凭借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经历”得分使综合排名从第7跃升至首位。
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
即便已来华7年、并且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大林健儿仍然觉得现在中国工作生活不算方便。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果没有工作签证，不太方便，虽然在华有一定规模并且有资格可雇佣外国人的公司可以申请到工作签证，但其实要求严格，例如要求在国外有大学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等等。而且每年办理工作签证时需要上交护照，大约有二三十天没有护照，出行不方便。
“绿卡？”大林健儿摇了摇头，“中国绿卡更难。”
实际上，按照2004年颁行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大林健儿算是外国人中比较容易获得的绿卡的那类人了。该管理办法规定能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其中一种情形便是，与中国公民的婚姻关系存续满5年，并且“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中国被戏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绿卡的国家。自2004年实行“绿卡”制度至2011年年底，总共只有4700多张绿卡发放，年均发放量248张，而彼时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已达60万。
10年多了才几千张，别的国家一年就是十几二十几万张，美国一年是一百万张，差距真的很大。”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王辉耀把移民移出的巨大逆差形象地称为“移民赤字”，今年年初他主编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也指出了中国移民赤字巨大这一现象。
“赤字很大，最新数据移入中国的人口现在是80多万，但移民出去的达到近千万，多出十多倍都不止。”本世纪前10年里，中国的移民赤字呈扩大趋势。
与此相映衬的却是，中国绿卡制度实施10年来极低的绿卡发放率。
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之久的英国人唐大为也曾对媒体抱怨他在中国似乎永远只能是外国人。一直在跨国公司任高管的他在上海已买房定居、结婚生女，却每年都要为工作签证奔忙，此前在香港工作7年他却能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证。“给人的感觉是，不鼓励我们留在中国。”
第一个拿到中国绿卡的美国人寒春在中国生活了56年，时年83岁，曾是一名核物理专家，是杨振宁的同学，不过她并没有享受“国民待遇”多久，于2010年在其89岁时离世。
进和出的落差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大陆出去的移民，以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为主，数量巨大，层次也高。
而移入的人群并不完全对等。据北京一家办理移民业务的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透露，在他们接触的外籍客户中，对拿到中国绿卡或者入主中国国籍有极大兴趣的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例如前年，据新华网报道，香港自1997年后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了1.2万多人加入中国国籍，这些申请人的主要原属国籍，是巴基斯坦、印尼、印度、越南籍和菲律宾等。
虽然在中国的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抱怨的声音，但关注移民的研究者们认为，移民对一国的发展利大于弊。有观点认为，在本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接纳国外移民，是让新移民的生产劳动来补充本国老年人的生产亏空，“相当于让新移民帮助中国青年为老年人口养老”。
不过报告也坦承，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带给移居国的影响不完全是积极下面的，他们的出现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给原本稀缺的社会保障服务增加负担、抢占了当地就业机会等。
要开放外资，也要开放外才
王辉耀认为，这些年巨大的移民赤字，包括前述提及的移民差异，都是移民政策滞后造成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政策，从工作许可、签证，到绿卡，再到国籍，都没有开放。
北京理工大学移民法学者刘国福也曾多次提及这一问题。他认为人才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是一个必然趋势，“而中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移民政策，来适应这种竞争的环境。”
2012年，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也坦言，“三非”外国人管理难度较大，现行涉及在华外国人服务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滞后。“三非”外国人，指那些未经合法手续而在中国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的统称。
王辉耀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他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因为中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才流出去，才更需要更多人才流进来。像加拿大，流出一个人才，要从全世界找4个人才来补充。“其实美国也有低端移民流入，但它也大量吸纳高端移民。”
王辉耀说，过去中国是对外资的开放，下一步的开放应该是对“外才”的开放，从引进外资到引进人才。
王辉耀认为，未来的移民政策的放开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例如放开来华留学生的实习工作签证，让学成的人才能够留在中国；提高人才签证的发放率；降低中国绿卡的申请门槛，现在的门槛太高，每年没有多少人申请；开放华裔证(卡)，使海外华人免签证回国；开放中国国籍申请，“很多国家拿国籍吸引人才，中国也可以”。一旦这些方面放开，中国国际移民的巨大逆差马上就会改观。
王辉耀承认，中国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仍然不足，这也是导致十年来移民中国人口低增速的原因。
“机会多、环境好，自然会吸引人进来，如果环境恶劣，比如PM2.5肆虐，来的人自然少，去年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就下降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