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上海第一张绿卡，为什么给了她

她叫Talitha Gerlach。但在中国，她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字，是耿丽淑。这个出生在美国匹兹堡一个牧师家庭的女孩，在美国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她常常听到去过中国的传教士讲述中国的见闻：那里的女性裹着小脚。她暗下决心，要去帮助中国妇女。1926年，她如愿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但她没有料到，此后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最后，她也将自己的墓地留在了上海。

青年时期的耿丽淑。

改变她的，是她在中国遇到的人。最初来到中国，在青年会女工夜校，耿丽淑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些进步师生，其中有些人就是在青年会掩护下的共产党员。同那些进步人士的往来和交谈使耿丽淑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她开始学中文，决心尽己所能尽力支持他们。1927年4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遭到追捕，耿丽淑利用美国人的有利身份，掩护鲍罗廷娜离境脱险。时代使然，也是命运的安排，让她开始触摸到中国内部涌动的进步力量。她记得，有一天晚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邀请她去前者在法租界的住处吃饭，艾格妮丝问耿丽淑，是否愿意看一些来自井冈山苏区的材料。

耿丽淑后来记录道：“艾格妮丝马上便带我到法租界的男青年会大楼。我们在黑暗中爬上二楼，因为艾格妮丝不愿让开电梯的人知道她把陌生人带进了大楼，所以我们没乘电梯。上了楼，走过一条长廊，然后艾格妮丝取出钥匙打开一间办公室。接着我们又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找到一个铁文件箱。她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拉出抽屉，从抽屉最里边拿出几扎铅印的和油印的材料。印这些材料用的纸质量很坏，显然是用粗原料手工制成的。但却可以用来抄写文件、报告和文章。艾格妮丝接着又拿出一些纸币，是在井冈山苏区流通的货币。很明显，史沫特莱是受到委托来保管这些珍贵材料的，不是负责的交通员来取是决不打开锁的。艾格妮丝告诉我她为什么在法租界占有一间办公室。她说：‘法国当局和警察比起公共租界的治安人员来，是不那么寻根问底的。’因此，地下党员就能在法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活动，这比在公共租界里活动便利得多。”越来越深地接触到中国社会，也让她越来越深地决心为这里的人们做些什么。1938年，她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最早成员之一，任上海分会秘书，筹集、运送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为替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传递上海的消息，耿丽淑巧妙利用往返于上海、香港和美国的美国客轮“总统号”。当时，总统号停泊在黄浦江中心。上下船的客人需要坐摆渡船去江心。耿丽淑每次都把信件藏在外套里层，在岸边等待渡船的到来，等随渡船到了江心，就攀登上总统号舷梯，将信件从容投入客轮邮筒，随即坐渡轮返回岸上。

1952年回国后与宋庆龄、沈粹缜在宋庆龄寓所合影。

1940年，耿丽淑回美探亲途经香港时，她与宋庆龄第一次见面。虽是初见，却如故交。宋庆龄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通过你转送的信件，我已认识了你的坚定勇敢。”

耿丽淑说：“你的工作品质和目标，帮助我建立了新的人生理念。和你一起工作，我像投入光明的怀抱。”

1979年9月，耿丽淑在北京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见面。

1952年，耿丽淑离开美国，秘密回到中国，再次“投入光明的怀抱”，经宋庆龄推荐，她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主要从事儿童健康教育工作。在她85岁时，还每天坚持到机关工作半天。有时，她一个人到托儿所、幼儿园去了解儿童的教育情况；有时候还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去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她在外国的许多朋友知道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就常常给她寄些书刊来。凡是与儿童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有关的，她都送给《儿童时代》杂志或其他有关单位。

1957年,宋庆龄特聘美国社会学专家耿丽淑女士（右）担任托儿所托幼工作的顾问。

1981年，当记者去采访她时，在她家的墙壁四周，“看到挂着不少孩子们送给耿奶奶的画。有一个从中福会幼儿园出去、后来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八岁小孩恩戈，随家长到庐山去玩。恩戈想到耿奶奶，就在山上画了一幅山水画赠送给她。一次耿丽淑到国际俱乐部参观全国儿童画展时，广西的一位四岁女孩王亚尼，当场画了一幅猴子嬉斗的画，赠送给耿奶奶。耿丽淑特意将它裱好，挂在家里留念。”她说:“上海是我的老家，在这里住得很舒服，我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很喜爱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