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月18日，诈骗团伙已通过精准获取的个人信息联系上她。对方自称“上海虹口分局杜警官”，声称小文名下电话卡涉及跨国洗钱案，导致一名老妇人自杀 。为增强可信度，骗子发送伪造的“逮捕令”和“犯人照片”，并通过视频通话展示伪造的警服和办公场景 。当小文向母亲求助时，对方立即威胁：“已签订保密协议，泄露信息将面临更严厉处罚”，并要求其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实施实时监控 。
面对母亲“这是诈骗”的反复提醒，小文陷入极度恐惧。3月22日下午，她向母亲发送最后一条消息：“他们说要跨国抓人，我该怎么办？”随后失联。当晚10时，校方通知家属：“有学生坠楼，请速来确认身份。”
这起案件并非孤立事件。上海市反诈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22岁，最短在出国1天后即遭遇诈骗 。诈骗手段呈现专业化、流程化特征：
1. 身份伪造：冒充移民局、海关等公职人员，利用精准个人信息建立初步信任 。
2. 心理操控：通过“逮捕令”“通缉令”制造恐慌，同时扮演“检察官”进行情感安抚，形成双重精神压迫
3. 技术监控：要求下载特定软件获取手机控制权，切断与外界联系渠道 。
4. 资金勒索：以“自证清白”为由要求转账，金额从数万元到百万元不等 。
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诈骗常被称为“虚拟绑架”，骗子通过诱导受害者拍摄“被绑架”视频，同步向家属索要赎金，形成双向诈骗 。
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小文的留学之路本就波折重重：
教育机构推诿：诸城方正教育机构最初承诺对接某海外高校，临开学却以“招生不足”为由，将其转入山东艺术学院项目。机构工作人员称“仅负责咨询，不承担后续责任” 。
校方服务缺失：山东艺术学院国际本科项目宣传中承诺“实时跟踪”“行前指导”，但实际仅协助对接学校，对学生境外生活、安全问题未提供有效支持。校方工作人员称“住宿需自行解决” 。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凯指出，若能证明校方在宣传与实际服务间存在重大差异，家属可通过民事诉讼追究违约责任。例如，若招生简章明确“境外全程管理”却未履行，可能构成侵权责任 。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2025年8月发布的安全提醒中强调：“使领馆、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要求转账或提供个人信息。” 结合多起案例，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1. 建立反诈认知：牢记“三个凡是”——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的是诈骗；凡是要求下载屏幕共享软件的是诈骗；凡是以“保密协议”限制与家人联系的是诈骗。
2. 完善预警机制：留学前参加反诈培训，保存使领馆、学校紧急联系方式。建议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开启来电预警功能 。
3. 强化境外支持：校方应建立境外学生定期联络制度，与当地警方、中国使领馆形成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目前，山东诸城市公安局已于4月对该案立案侦查，反诈中队正在推进跨国协作 。但家属表示：“四个月过去，我们仍未得到任何进展通报。”这种漫长等待折射出跨境电诈案件侦破的复杂性。
此案引发舆论对留学生安全保障体系的深刻反思。有网友指出：“留学机构不应只收钱不负责，校方也不能将学生‘放养’在境外。”更有法律人士呼吁，应建立留学服务机构资质审查制度，明确境外安全保障条款，从源头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