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短短一个月，这15名中国留学生就完成了从启程到在法注册入学的一系列手续，各方效率不可谓不高，颇令今人艳羡。
与日本、德国一样，法国也是晚清学生留洋的热门候选地之一。驻法公使刘式训就曾向江苏巡抚陆元鼎介绍留法的好处：“法国专门校学费，岁不逾千佛郎，房饭零用约需三千，普通及预备科房膳学共不逾三千，暑假月在外另咨表。”同类学校的学费，法国比英国要便宜近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费，两者数目相距颇为可观。且20世纪初，正值法国政府大举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之际，各种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工程师乃至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还配备了较多的学制和学位种类可供选择。
刘式训/资料图
低廉的费用，多样的学科，快捷的时间，法兰西堪称是培养人才的经济之选。于是各省大员均有以官费送生员入法求学，学的还多是路矿、海防、化工这类“实学”，他们甚至还愿意赞助自费留学生转官费，负担留学生的实习开支等，只为其能“学成后回国效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现了《新世纪报》和《自由杂志》这两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中文刊物，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学生“寄稿暗助”。清政府本就担忧留学生易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响，于是马上要求驻法使馆“严敕停办，并查系何省官私费学生……即请撤回”，奈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把出版自由写入宪法的，法国官方坚称“该报未犯报律，无从禁阻”。所以即便之后查明了《新世纪报》的主笔是之前“苏报案”相关人物吴稚晖，也因“既无证据，莫由追究”。
虽然法国政府可能并不太在乎留学生对本国政治的非议，但一定会警惕留学生以这种“反抗精神”指向自身，进而形成潜在的政治威胁。在清末，一场中国学生的“窃图案”就曾给中法外交带来不小的风波。1909年3月，在法国校历春假期间，就读于法国海军士官学校的湖北籍学生向国华、石瑛两人，偷走学校的保密图纸，从学校所在的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布雷斯特逃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当地的照相馆对资料进行翻拍。后向国华回法被学校派人抓获，石瑛在逃。
一时间，法国报界各种阴谋论调甚嚣尘上，有的报纸将“保密图纸”夸大为涉嫌军事机密的文件，且一口咬定必有法方军职人员涉及，竭力将这件事渲染成所谓的“中国留学生间谍事件”；有的报纸评论认为法国政府不该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招收外国军事留学生进入军校：“我们转变思想，对他们比自己的同胞还好，我们舰队档案室也向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但后经查明，所谓的“保密资料”不过是中国学生无法研修的课程课本，根本“无关国防”，自然也没有什么被收买的法国军官充作“中间人”。向、石两人出于对校方针对留学生的“技术管制”的不忿，才出了“窃图”这一下策。海军学校发现两人窃图出逃后，坚决表示要严惩嫌犯。但在中国官方的努力下，两人很快就洗清了“间谍”嫌疑，当然这很大程度在于向、石两人均为鄂省官费生。
自两人在逃的消息一经公开，当时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就立刻发电报恳请驻法公使刘式训“公就近与法廷长官相熟，祈设法保全为盼”，于是刘使尽浑身解数，通过法国外交部竭力周全，使得这宗所谓的“间谍案”最后以两人“退学出境”结案，并深念其“志在求学，情有可原”，另安排向、石两人进入英国学校继续学业。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国迎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过渡时期。军阀的混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新的北洋政府无力向青年学生提供大规模的，类似过去那种资金充裕、体系完备的官费留学制度。于是，曾经的留法官费生李石曾开始提倡“俭学”，1912年4月，他与吴稚晖等人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该学会在其宗旨中，既肯定了前往西方留学对一个新生国家的重要性——“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又点明其困难所在——“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并提出解决办法——“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至于为什么选择法国，不得不提到李师曾也与前文提及的《新世纪》报这段公案渊源颇深，与吴稚晖一样，他也是该报的创始人之一。法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让两人都深以为其是“民智民气先进之国”，故“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
留法俭学会还得到了时任北洋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支持，他授意教育部拨出房屋供学会在北京开办预科学校，校址就设在安定门附近的方家胡同。学生只要缴纳少量的注册费用就可以就读，他们在预科学校内进行为期6个月的法语和文化背景培训，然后经俭学会安排，前往法国蒙塔日、巴黎和枫丹白露的初高级中就读。
留法俭学会提倡的留学与以往的留学有很大不同。首先，这些预备留法的学生并没有在国内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且大部分人出身并不富裕；其次，这些学生留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换言之，他们留学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通过自身劳动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逐渐接受法国共和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