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唐人街、中餐馆无疑是中国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所谓“舌尖上的中国”，色香味俱全，最容易接触和体验。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华人并不多见的城市，突出的缺陷是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唐人街”；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中土两国交往日益增多，中餐馆少说也有20多家了，“龙”、“长城”、“凤凰”等成了中餐馆名称的标志性词汇。土耳其的第一家、也是经营时间最久的中餐馆叫“王”，取自餐馆老板的姓氏，在当地颇有影响。如今，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其他种种原因，王家餐馆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了，但这个餐馆与中土两国之间的历史交往颇有渊源，值得一提。
从燕京到伊斯坦布尔：中国最早的回民留学生
王家餐馆的创办人王曾善（1903-1961）出身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回民世家，是中国最早到土耳其留学的两位学生之一。临清曾是北方有名的商贸城市，因大运河漕运而迅速兴起，回族经济繁荣。后来漕运衰落，王曾善的父辈迁到北京谋生。父亲王葆卿曾担任北京羊行公会会长、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管寺大乡老等职，在当地回民中颇有影响。
王曾善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燕京大学修习语文，同时兼修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读书期间，他常常哀叹于中国回教的状况，立志“以振兴回教为己任”。1922年，他曾与张兆理等人组织了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大学毕业后，王曾善深受小亚细亚地区民族革命成功的鼓舞，特别钦佩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英雄行为，于是自费到伊斯坦布尔大学读书，就读于历史系。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刚刚经历了一场现代改革，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将其确立为公立大学。在这里王曾善有幸得到著名的突厥学专家泽基·托甘（Zeki Velidi Togan, 1890-1970）的指导，翻译了成吉思汗的传记。
曾经，康有为在《突厥削弱记》中将晚清同奥斯曼帝国相类比，民国时期，一反此论调，国民党人掀起了学习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潮流。身为元老的胡汉民就曾在《民报》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土耳其革命》等文章，希望当时身居党政军最高职务的蒋介石能效法凯末尔，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28年，胡汉民、伍朝枢、孙科等到土耳其考察政务，以“宣传国策”、“敦睦邦交”、“取消不平等条约”为使命。正在土耳其留学的王曾善给代表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其“口能言，耳能闻而足能行矣”。此次考察结束之后，王曾善作为非正式代表协助沟通中土通商条约等问题。1934年，中土两国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贺耀祖（1889-1961）成为中华民国首任驻土耳其公使。蒋介石还给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赠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至今仍保留在凯末尔陵墓的博物馆里。
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了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诸项变革。1929年，受国民政府委托，王曾善负责调查土耳其革命后的教育方针和实施状况，写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字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国“新政中之最惊天动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这“并非一种单纯问题”，对语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有很大影响；其强制举措在土耳其人看来是“鲁莽从事”，但中国人却对其政治手段的坚决颇为钦佩。这成为了当时中国对土耳其共和国最新鲜的报道。
学而优则仕：边疆政治与国民外交
1931年王曾善自土耳其回国，凭借学识以及同国民党要人的联系，他很快成了一位社会名流。在20世纪30年代，他同唐柯三、孙绳武一起被誉为“回教三杰”。
王曾善重视教育，认为知识的缺乏是中国回教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他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为主要目的”，并担任该学会刊物的主编。他翻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并研究回教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深厚的学识成就了他在内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
回国当年，王曾善随另一位国民党要人戴季陶宣慰西北，带了十几位新疆人到南京的中央军校、中央政校学习。1935-1946年，因胡汉民的推荐，他成为代表回民的立法委员；期间，他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考察省县自治问题。1944年，新疆发生暴乱后，王曾善跟随张治中将军赴新疆谈判，后任民政厅长。
王曾善对新疆问题有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邻国争相侵略，乃新疆危机之最大者”。英、日、俄三国虽然方式不同，“侵略之野心，则一无二致”。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立威信，正纪纲，制止纷扰，安抚人心，施行法治，宣示公道”。关于流散在近东回教国家的新疆侨民，他则指出，“均因不明国情多所怀疑，难免有离心离德之表示”。自治被看作是处理新疆问题的关键。
1938-1939年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是王曾善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
“七七事变”后，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因为日本人阴谋在中国西北地区成立“回回国”，王曾善等人深感有必要在回教国家进行抗日宣传。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由王曾善任团长。该团自1938年1月从重庆出发，先到麦加参加了朝圣，后历经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诸国，于1939年1月返回。在麦加他们参加了世界回教年会；后又依次拜访了各国国王、首相和重要大臣，开启了中国“国民外交”的先河。
对王曾善个人角度来说，此次行程最兴奋的莫过于重访土耳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奥斯曼帝国自19世纪以来的友情联系，加之，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土耳其对其十分景仰，于是，土耳其的抗日宣传显得尤为必要。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阿拉斯（Rustu Aras）在接待访问团时指出，两国非但有“宗教感情”，“实有血统之关联”。他称赞“中国之抗战精神，甚可钦佩”。另外，他还强调“土耳其国家非讲泛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土耳其始终为东方之民族，始终为亚洲之民族也”。访问期间，适逢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去世。访问团特别到多玛巴赫切皇宫（Dolmabahçe Sarayı）进行了吊唁，王曾善慨叹“回教民族失一人，东方民族失一人”。当英法诸强的国家代表都来瞻仰时，这个半官方的中国代表团无疑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身影。
王曾善指出，此次出行使近东各国人民消除了之前对中国的“隔阂与鄙视之心理”；各国的新闻界，也得以明辨是非，开始刊载“有利我国之消息”。中国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革命，被认为“深合回教之真义”，从而赢得了极大的同情。访问团结束之后，中国首先在利雅得设立领事馆，保护去麦加朝圣的中国穆斯林，首任领事即访问团的成员之一王世明。曾任副团长的马天英（1900-1982）则组织了类似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王曾善尤其重视中国与土耳其的外交，认为“土耳其是近东国际政治的枢纽”。1939年土耳其首任驻华公使抵达重庆。王曾善认为，这“对于我们抗战不无小补，对于亚洲和平更有莫大的贡献”。在陪同第二任公使访问中国西北地区时，他还建议土耳其政府每年资助10名中国学生到土耳其留学。
从教授到餐馆老板的传奇人生
1949年，中国政局变革，王曾善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辗转到了巴基斯坦。1955年，在托甘教授的邀请下，他带领全家15口人再次来到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译述中国典籍上所载有关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供土耳其学生研究——这也是土耳其历史学会研究民族历史的资料来源。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曾邀请王曾善研究中国回教问题；然而，王曾善却回复：“土耳其足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站”。土耳其汉学的奠基性人物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也对王曾善“倍为赞誉”。临终前，王曾善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回教的著作，可惜书稿在其去世时遗失。
王曾善在土耳其遇到的一个最大挑战即生计问题。伊斯坦布尔大学提供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养活15口人的大家庭。于是，王曾善萌生了开中餐馆的想法。1955年，他先跟一个土耳其人合伙，但不想餐馆在一周之内即关闭。之后，他又有过一些努力，但也不幸短暂夭折。时间比较持久的是1957-1960年他开设于塔克西姆广场（Taksim）附近的中国饭店。
20世纪50-60年代，大部分的土耳其人还好奇于中国人细长的眼睛和不那么高耸的鼻子，要开一个中餐馆可谓困难重重。各种审批程序，不但复杂，还需要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疏通。一个事情要往返几次，常常找到办公室找不到人，找了一家又要到下一家。一个普通的布标也要折腾多次，或者被公家没收，或者被私人偷去。最麻烦的还是人的问题。店里的跑堂总是因为一些小的问题突然不来上班，辞职了又想回来，家里的亲戚也会因为工资等而闹矛盾。为了生计，毕业于名牌大学又曾身居政府要员的王曾善甚至不得不屈尊做跑堂，而他的语言能力竟然讽刺性地成为了一个“优势”。
一方面有大学里的辛苦工作，一方面又忙于各种迎来送往。一个小小的中餐馆，暂时贴补了家人的生计，王曾善却也几乎被各种琐碎事情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在日记中写道：“知感主余能忍受各种压迫，但此已达极度。真主试验余之忍耐力，余觉已受够了。再增加压迫，受不了了。”短短数语，道尽了个中辛酸。
1961年1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上课时突然晕倒，医治无效去世，一位在中土交往史上的杰出人物就此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为回民的白崇禧将军在给他的悼词中写道：“紧维先生、为时之英、笃信宗教、爱国忠贞、从政任教、中外蜚声、顺明归真、永扬盛名”。这可谓是对其一生的精辟概括。
王家的餐馆成就了伊斯坦布尔一代居民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作为伊斯坦布尔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和教授，同时也是土耳其第一家中餐馆的创始人，王曾善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在近代以来最亲密、最深层的接触。在政治的风云际会下，他离乡背井，坚守民族大义；他的信仰、知识及人格都成为了中土历史交往中美丽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