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学习强国号
作者：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相比，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新增了以下两点十分重要和引人瞩目的内容，这就是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两个评价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好评。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这一评价，就充分肯定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而又辉煌的成就。
在一个较长时段甚至直到现在，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又搞闭关锁国，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一观点根本站不住脚，误导了不少人。
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在十分艰辛的探索开创中，毛泽东时代包括毛泽东本人，在经济建设上确实出现过失误，对此，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在会议上谈话中，包括在外交场合对外宾谈及。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决不是事实。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评价，同时完全包含了毛泽东同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这一本质事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讲求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并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眼前、局部甚至是个人的极少数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而是长远和眼前，全局和局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规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无疑是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27年中，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著作主要体现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这一重要著作，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把新中国经济建设搞得一团糟，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不变质思想正确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相比失误，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而又辉煌的。我们仅从经济建设上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期间，我国对外共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巨额财富。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15.8万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用品，比如钉子叫洋钉，点灯的煤油叫洋油，还有新疆牧民所用的马掌等，几乎全部都要靠进口。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形容词。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政府所压迫的剥削的结果。”新中国一成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还在我国进行解放战争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即对我国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对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多出500多项。只有放入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才能真正体悟到新中国成立后27年经济建设无比伟大且辉煌的成就。
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有力捍卫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先后打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又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为改革开放和7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做出出兵援朝的决策何其艰难。出兵朝鲜后半个多月时间里，除极少数吃饭、睡觉时间外，毛泽东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高负荷工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整整用两个章节篇幅反映毛泽东这一巨大历史贡献。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都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都是不得不打的，都是与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打的，也都是在境外打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反围剿”斗争，是把对手放进苏区打，反对“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开赴敌人后方；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挺进蒋管区；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我们基本上都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极大减轻了国力、财力、民力的伤耗，特别是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我们与美国、美军斗智斗勇，都打赢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而是这两场战争打出来的。2004年，笔者到德国访问，一位华侨告诉我，说父亲告诉他，他们在海外总受人欺负，每天邻里各家的垃圾总是先堆放在他家门口。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往日要堆放的垃圾不见了。他感到很奇怪。一位邻居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呀？！昨天中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位华侨说，他父亲此时激动不能自已，长跪东方，泪水滂沱。
“随着1994年美国一批档案期满30年的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以及中国方面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逐渐形成了轮廓：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1969年，苏共政治局中确实存在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三线建设形成的两次高潮，都是由此而来。”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等
（三）自力更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四）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
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代所做之事，往往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如搭积木垒底盘，一时很难显出高度。而改革开放后所作之事，往往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之事，这恰如在毛泽东时代所垒好的硕大底盘上往上搭，积木高度比较容易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短短27年，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作用。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都是那时修建的，其中仅密云水库目前的蓄水量最高能达到43.75亿方，相当于南水北调年调水量的22倍。1966年到1976年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中国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总体呈现降低趋势，尤其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成效显著，成灾占受灾比例由1952年的54.1%降低到1974年的16.9%，年均下降5.2%。这些都没有计入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那时没修，现在去修，会有不少困难，如成本太高，回收回报周期太长，等等。
（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这一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所有的财富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所有财富之母。离开土地，我们一无所有。除非将来能到月球或其他星球上拿资源。改革开放40余年来，除实行了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之外，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奥妙之一，就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种物质财富进入数据化、货币化领域。这是毛泽东时期“一化三改”、土地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奠定的根本物质基础。这样，搞经济特区、高新科技开发区，吸引外资，扩建城市，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出让土地，产生地租、级差地租、超级地租。另外，还可以把油田、煤田、稀土、金矿等种种矿山租赁出去，一租就是六七十年，这其中释放了多少“红利”。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代人，享受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红利释放的结果，这也极有可能把自己子孙后代应享受的财富提前消费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可能也必须要找另外一条谋生之路，寻找这样一条谋生之路，过程可能会十分艰难。70多年了，台湾历届当局，都想修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始终无果，因为成本太高，公共财政无法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营城市”即经营土地，成就巨大。但现在土地财政与我们的粮食战略安全发生了冲突，2017年，我国仅进口大豆就多达9500多万吨，折合成耕地便有8亿亩左右，而我国只有18亿亩左右耕地。因此，如何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我们的饭碗里必须盛着自己生产的粮食”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重要论断，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维持经济增长的周期即将基本结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如再不下决心壮士断腕，结束土地财政，主动实行转变，将来就会被迫转变，代价就会更大更多，甚至经济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习近平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首位便是“创新”。现在必须排除一切干扰，认真扎实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可能打开崭新的局面。
（六）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升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指标。毛泽东时代，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我国整整晚了35年。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口的急剧增加，摊薄了本应快速增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人民可以享有的福利，也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并释放了十分丰厚的劳动力红利。
（七）努力争取开放，进口外国技术，吸收外国资本
（八）从横向比较看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据世界银行统计，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与中国对照如下：中国工业为12.5%、农业为4.0%。苏联工业为8.6%、农业为3.1%。美国工业为4.0%、农业为1.6%。西德工业为5.8%、农业为1.9%。英国工业为2.3%、农业为2.3%。法国工业为5.0%、农业为2.5%。印度工业为5.9%、农业为2.6%。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另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78年26年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2倍多，远高于美、英、法、意多国。
（九）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
（十）毛泽东时代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但从客观情况看，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而现在相当数额的地方和企业、私人债务，是压在我们头上甚至是压在我们子孙后代头上的大山。可以说，真正要启动内需，亟须从需求侧即全社会的分配入手。
以上十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必需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良好的国际环境，真正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赢得我国70多年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上十条，还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换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
二、如何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中的失误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甚至还经常用轻谩、嘲弄的口吻谈论他。这不符合历史真实。请看如下权威史料。
如果认真读读以上相关的确切史料，有谁还能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都堆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呢？这里，请允许笔者再说一遍，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最早察觉这些偏差乃至错误，不仅纠正态度坚决，而且也甚为苦口婆心。
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明，一是在“大跃进”中特别是“大跃进”初期，毛泽东与全党一样头脑发热，犯过不切实际的“左”的错误，但是，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一直认账，并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二是毛泽东所犯错误远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大、那么多。现在，一些人仍把“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荒唐现象，包括各级领导其中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都堆放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甚至肆意进行嘲弄、辱骂，这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吗？
对于自己的“祖宗”，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祖宗”错了，我们当然要勇于承认，不能因为是自己的“祖宗”甚至是自己的“亲生老子”，就为尊者讳，或盲目为“祖宗”辩护；但也不能因为“祖宗”有过一点错误，就无限夸大，甚至把他的伟大业绩和功绩都要涂抹得漆黑一团。实际上，人们的生理血脉，只能是一条纵线，承接历史、伸向未来；而人们的思想政治上的血脉，只能从后天获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祖宗”会影响着不同的人，甚至一些人会去刻意寻求着不同的“祖宗”。“文化大革命”中所泛滥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错误思潮，伤害了不少人甚至几代人，一些人至今仍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是这一错误思潮泛滥并造成恶果始作俑者。这也是至今仍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抱有偏见的缘由之一，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真实。
有人误认为毛泽东仅有诗人的浪漫，缺乏科学的求是精神，因而将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便难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笔者不赞成这一说法。理由有三：
一是如前文所列举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极力纠正浮夸、“共产风”、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左”倾错误的大量事实，应该可以澄清不少人对此的模糊认识。
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失误辩护，但失误和错误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更不能把毛泽东的功绩甚至是伟大贡献当成失误甚至错误对待。我们不能把这27年艰辛奋斗与改革开放40余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成立27年后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重要结论，深得党心民心。
笔者与新中国同龄，是河南省豫西北黄河北岸温县人。笔者家乡南滨黄河，北依太行，土地肥沃，光照充盈。新中国成立后，温县与其他省市县一道大力兴修水利，几乎年年风调雨顺说丰年。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笔者和乡亲们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吃过草籽、榆树皮、玉米芯甚至观音土。那时年少不知因何故，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加上自己对党史、国史的酷爱和一些可靠资料的披露，逐渐认识到，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重灾区之一，这其中确有“人祸”的因素，但直接原因是有其他一线领导同志明确指示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河南搞“一平二调”、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试验区。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这亦恰恰是毛泽东发现后所要尽心竭力纠正的。
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而必须打破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因为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4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至今仍为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以吾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乃至最终形成而作出的微薄贡献而自豪。笔者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和工作在毛泽东时代的几代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就否认我们当年为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过的辛勤汗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