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PIE News引用市场调研机构Bonard的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中国国内的留学市场和留学机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该报告调研了南京、沈阳、青岛、杭州、成都5个新一线城市的2000多家留学机构，发现仅有412家还处于运营状态；其余则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陆续停止留学业务。
具体而言：
沈阳共有3245家从事留学业务机构，Bonard调查了414家，其中14%的机构表示还在从事留学业务，35%的机构表示不再从事留学业务，51%的机构无法联系上。
青岛共有3515家从事留学业务机构，Bonard调查了536家，其中10%的机构表示还在从事留学业务，53%的机构表示不再从事留学业务，37%的机构无法联系上。
南京共有3219家从事留学业务机构，Bonard调查了409家，其中35%的机构表示还在从事留学业务，20%的机构表示不再从事留学业务，45%的机构无法联系上。
成都共有4348家从事留学业务机构，Bonard调查了427家，其中20%的机构表示还在从事留学业务，31%的机构表示不再从事留学业务，49%的机构无法联系上。
杭州共有2441家从事留学业务机构，Bonard调查了548家，其中14%的机构表示还在从事留学业务，26%的机构表示不再从事留学业务，60%的机构无法联系上。
Bonard的中国区负责人Grace说，目前无法得知这些停止留学业务的机构时候还会重新回来。
这些参与调查的机构从机构规模来看，大多数机构仍旧是仅有一家办公室的小型机构（77%），另外16%为中型机构，拥有2-5处办公地点，大型机构仅占7%。
受疫情困扰，仅26%的机构表示2020年其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为10-20人，极少数机构超过30名学生，43%的机构表示这一年没有学生出国。
从其经营的留学项目来看，95%的机构从事高等教育相关的留学项目或服务，31%的机构从事K12低龄项目，短期项目虽然在疫情期间大受影响，但是仍旧有29%的机构坚持相关业务。
具体到不同学生年龄段，报告显示：
本科和研究生留学市场正在恢复中，但是还没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低龄留学市场受到冲击较大，一些原来准备将子女送外海外读中学的家庭，选择了国内的国际学校就读，而且表示中学阶段不再出去留学。
Bonard的调研还表明，过去一年，留学机构的具体留学业务没有发生变化；绝大多数留学机构表示目前的“双减”政策，对留学行业没有太大负面影响。
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Bonard调研了其BOSSA会员机构，这些机构有1/3-1/2位于北京。这些成员机构绝大部分还在继续运营，有些机构甚至业务还出现增长。
留学机构的竞争力，很大程度还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市场定位、运营模式和实力。
非常时期，对于出国留学的家长而言，选择一家靠谱的中介十分重要。在过去一年，留学机构“卷钱跑路”的新闻时有发生。本次调查结果，可以说是对市场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很多大中型教育公司/留学机构的运营模式是“寅吃卯粮”：根据提前预支的学费以及对下一财年的预期，进行场地投资和人员调配。因此，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或不可控因素，就出现现金流问题，轻则关门转行；严重的则拖欠员工工资和学员学费，出现“跑路”或者“崩盘”。
面对疫情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突发情况，如何加强留学机构自身抗风险能力，值得认真思考。
留学机构需优化经验模式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的留学中介机构数量已经超过1500家，且近年来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但同时也出现机构众多，鱼龙混杂，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消费者遇到了合同文本不规范、退费难、投诉无门，甚至机构卷钱跑路等诸多问题。
疫情期间，一些濒临倒闭的机构无法向员工及时支付工资，导致部分负责文书模块的员工被迫中止服务，严重影响了整体申请进度，给客户造成了不良体验。这些负面因素经过扩散传播进而影响到了很多潜在客户对整个留学行业的认识与信任。
尽管国家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资格认定，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不需要监管了。
恰恰相反，机构应当秉持自律原则，行业协会也应当不断强化对本行业的规范，明确服务标准，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并完善投诉流程及惩戒制度。
从长期来看，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留学机构应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不断细化例如背景提升、文书、签证申请等服务内容，满足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留学机构应对内部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加强对相关各环节老师的培训，从而在咨询、规划、选校、文书构思与修改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以增进客户的满意度，树立良好口碑，提升转介绍率，实现客源的可持续化。